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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一个新国际秩序的进程中，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消息突然席卷了整个欧洲，奥地利所面临的问题几乎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奥地利坐落于欧洲中部，受到怀有潜在敌意的各国包围，既无天然屏障，国内又有德意志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民族构成非常复杂，所以成为了欧洲的地震仪。战争只会加速肢解一个只靠同一个王冠维系的国家，因此奥地利必然会是任何大规模动乱的第一受害者。正因为奥地利如此需要稳定，而法律是对现状的表述方式，奥地利代表了限制的观念以及平衡的重要性，代表了法律的必要性和协议的神圣。正如塔列朗所说：“奥地利是欧洲的上议院。”
但比起地理位置，奥地利的国内格局更是欧洲困境的缩影。直到十八世纪末，奥地利帝国仍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即使到一七九五年，普鲁士爱国人士施泰因还认为奥地利帝国比普鲁士更团结兴旺。但如今随着俄国部队向西进军，首先波及的就是奥地利帝国，将其变成了一所“各民族的监狱”。并不是政府体系变得更具有压迫性，而是它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监狱不仅可以是物理建筑还可以是一种心理状态。十八世纪的时候谁也不会仅仅因为哈布斯堡皇帝代表了一个德意志人统治的王朝就认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到了十九世纪这却成了一条常理，且防备情绪造成了适应调整困难，所以奥地利的政策注定越来越僵硬。奥地利帝国没有变，但历史却开始抛弃它。
一八一二年冬天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残余部队出现在中欧，在奥地利看来代表着一种预兆，既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危险：成功的是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溃败，奥地利终于能够在三年后首次实施真正的独立政策，摆脱了生存有赖于某个人的意志这样一种意识；危险的是不知法国瓦解后的混乱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对于这个封建时期最后的残余，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甚至是微妙的社会结构，民族主义与合理化行政管辖的新思想只能是一种消解力量。更何况不能肯定来自西方的压迫是否会被来自东方的同样的威胁所取代。如何避免软弱无力和灭亡？如何同时实现和平和均势、胜利和合法性？
当帝国命运危在旦夕，政治家的信念是帮助帝国生存下来的媒介，成功取决于这些信念与国家特殊需求的一致性。奥地利注定在其危机年代听命于一位集中体现国家最紧要需求的人物，这是奥地利的宿命而不是幸运，因为就像是希腊悲剧，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成功导致了他长期努力维持的国家最终无法避免地走向灭亡。
正如他所代表的国家，梅特涅是一个时代变革进程中的产物。他生于十八世纪，关于这个时代，塔列朗曾声称法国大革命后的人将永远不会知道生活可以多么美好恬静。梅特涅始终保留了年轻时代的坚定自信。同辈人或许会嘲笑他援引表达常识的箴言，讥笑他肤浅的哲学思维和圆滑的隽语，他们不懂是历史意外地将梅特涅置于完全背弃其性情的变革时代的争斗，因为就像这个造就了他的世纪，他的风格更适于操作现成的因素，而非意志竞争，更适于通过均衡而非权衡获得成就。他是个洛可可式的复杂人物，八面玲珑，像精雕细琢的棱镜。他的脸精致但线条柔和，他的谈吐精彩却少了一份严肃。不管是在家中的会客厅里，还是在内阁，举止优雅温和的梅特涅都是十八世纪贵族的理想典范，高人一等并非因为拥有真理，而是与生俱来。他从不让步于新时代，那不是因为他不理解其严重性，而是他对此不屑，因此他的命运也是奥地利的命运。
正是此人运用着他年轻时学到的几乎漫不经心的行事风格，统治了奥地利，而且时常是整个欧洲的一代人。但无论梅特涅如何委婉周旋都无法掩盖的是，他的确置身于一场革命性竞争，这使他最不露声色的策略也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张力。他或许能获得胜利，却无法获得理解，因此，他使用了启蒙运动中最骄傲的主张，即相信理性准则是普遍的，将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武器。若梅特涅早五十年出生，他仍会是一个保守派，但那时无需撰写关于保守主义本质的迂腐论文。他会踱步穿过充满时尚气息的客厅，带着毋庸置疑的魅力和优雅气质，巧妙而冷漠地运用着他那迂回却象征着自信的外交手段，身处一个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模糊之事的世界。他仍会摆弄哲学，因为这正是十八世纪的流行风尚，但他不会考虑将哲学作为政策手腕。但在一个看似将永远变革下去的世纪中，哲学是唯一能从未定权益诉求中挽救普遍性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梅特涅才那样坚持反对将他个人的名声等同于他的时代，这种态度看似与他的虚荣心相当不一致。如果有“梅特涅体系”的话，那他的成就将是个人的，他的战斗将失去意义。他坚称：“将一种理念个体化，那会导致危险的结论，好似将个人看做一项事业，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假使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会表明事业并不存在，而只不过是虚饰。”
保守主义的困境是必须以它的实质而不是它的说辞来匿名地对抗革命。
因此梅特涅在他永不停息的对革命的对抗中再次回到他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的教义，但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来演绎这些教义，此种方式在这些教义仍是理所应当的时代是没有必要的，在应用它们时则曲解了其实质。他仍然属于认为“伟大发条”或“黄金时代”不是虚幻梦想的一代人，宇宙中总有一处可以容纳人类最高尚的志向，对有序机制的理解确保了成功，违反机制的规律必会受到惩罚：“国家就像人类一样，经常违反规律，唯一的区别是受到的处罚更严厉。”
“社会同自然和人类一样也有法则，旧的体系就像老人一样，不可能再恢复年轻……这就是社会秩序的运行方式，因为这也是自然规律，所以不会例外……就像物质世界一样，道德世界也会有风暴。”
“没有人能让废墟覆盖世界，却使废墟下没有尸体。”
梅特涅使用这些十八世纪哲学的老生常谈来反对革命和自由主义，不是因为革命和自由主义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反自然的，不仅因为他不想生活在其对手图谋建立的世界里，而且因为这样的世界是注定要灭亡的。革命是对欲望和权力的要求，但存在的真髓是均衡，它的表现形式是法律，它的机制是平衡。
因此，这位保守主义政治家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对手则是“空想主义者”。梅特涅在他的政治遗训中坚持说：“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诗人。”
“我的出发点是沉静思考这个世界的事务，而不是别的我不了解的世界的事务，那个世界是与知识截然相反的信仰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抛开仇恨或偏见，通过观察审时度势果断行事……我生来是为了开创历史，而不是创作小说，若我猜对了，那是因为我知道。发明创造是历史的敌人，因为历史只知道已发现的事物，并且只有已经存在的才会被发现。”
这就是哲学王的传说，理想的十八世纪统治者，超越受个人情感支配的领域，冷静，沉着，至高无上。治国之道是有关国家利益的科学，
服从与物质世界规律完全一样的规律。这位政治家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哲学家，他执行着他的任务但并不乐意，因为这些任务使他偏离了唯一真正的乐趣所在——对真理的沉思。
他只对自己的良心与历史负责——前者是因为包含了他对真理的观点，后者是因为历史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途径。
认为梅特涅自鸣得意和死板守旧的反对声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如今发展成否认他的成就。但一个人能在他参与的每个联盟中都占主导地位，被两位外国君主认为比自己国家的大臣还要可靠，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首相，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喜欢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其学说教义的道德优越性，但无疑更多是因为他杰出的外交手腕。他的才华是功能性的，不是创造性的；他善于操纵，但不善于建树。受到十八世纪秘密外交术的熏陶，他更愿意使用委婉迂回的策略而非正面进攻，而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常常使他错把优美措辞的声明当做才智过人的行动。拿破仑认为梅特涅将政策与阴谋诡计混淆了。在维也纳的汉诺威公使哈登贝格分析了梅特涅于一八一二年危机最尖锐期所采用的外交手法，他写道：“他自信才能杰出……喜欢在政治中施展巧计，并认为这很关键。既然他没有足够的精力来调用奥地利的国家资源……他试图通过用阴谋狡诈来代替实力和品格……如果有某个幸运的意外事故——例如拿破仑的死或是俄国的伟大胜利——能营造出一种世界局势，使他得以让奥地利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对他来说就再适合不过了。”
弗雷德里希·冯·根茨是梅特涅长时期的亲密伙伴，对梅特涅手腕和性格的描述可能是最为概括的：“他不是一个激情洋溢、大刀阔斧之人，不是天才却极具才华；他冷峻、冷静、沉着，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精明人。”
于是，一八一二年的奥地利就把命运托付给这位政治家了。他是教条主义者，却以十八世纪博学多才者的方式行事。他善于周旋，因为有极度坚定的信念而能够非常灵活地施展手段。他客观冷静，沉着地追逐治国才能这门艺术。他的性格特征是老练圆滑、敏感细腻。这样的人或许主宰的是十八世纪，但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敬畏。虽然他是位能力平平的战略家，却是一位伟大的战术家，非常擅于在有既定框架的时期或有外因强制目标的时期展开固定的战役。一八一二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梅特涅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解放欧洲，不如说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恢复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