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以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及战后影响为研究范围,在这十年时间里,上文提及的问题尤为显著。很少有哪个时期可以如此充分呈现革命的国家出现后引发的困境:词语倾向于改变其涵义,甚至最熟悉的关系也倾向于改变其意义。一种新的思想大胆声称它将重塑现行的责任格局,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展开行动来实现这一思想。“是什么使得权力合法化?”被卢梭定义为政治的关键问题,而无论他的对手如何努力,都没能消除这个问题。此后,争执不再是在被接受的框架下的差异调整,而是框架本身的有效性;政治竞争成为学说辩论:贯穿十八世纪复杂运行着的权力平衡瞬间失去了它的灵活性,面对声称其政治准则与他国不相容的法国,欧洲均势对大国来说貌似不再是充足的安全保障。但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心二意地试图恢复法国合法统治者原先地位的努力,只是加强了革命的干劲。一支建立在甚至连最专制的王权神授统治者都无法想象的征兵制度上的法国军队打败了侵略军并迅速占领低地国家,接着出现了一位征服者,他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道义诉求变为现实。在拿破仑的影响下,不仅十八世纪的合法体系支离破碎,就连至少在同时代人看来作为稳定先决条件的实体防护都被毁于一旦。
尽管拿破仑帝国幅员辽阔,却证明了不被屈从的人民所接受的征服是多么脆弱。尽管拿破仑成功推翻了现行的合法概念,但他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欧洲从涅曼河至比斯开湾得到统一,但武力代替了义务,法国革命的物质成就超越了道德底线。欧洲是统一了,但只是消极的统一,敌对一个被视为异类(这是缺少合法性的最确凿的征象)的强国,“他者”意识很快被赋予了道义诉求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
当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构建一个新合法秩序的难题最直接地摆在欧洲人面前。反抗情绪可能制造广泛的共识,或许甚至成为规模最广泛的共识,但这个因它们讨厌的因素而联合起来的共识体的成员却可能会为该用什么来取代它而争论不休。正因如此,本书以一八一二年作为研究的起始点。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从对民族自决的道德辩护到英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已经有了许多诠释——一八一二年记录了这样的时刻,证明欧洲不能依靠武力组织起来,然而其他手段远不是如此显而易见。显然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新势力呼吁民众参政议政,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些势力要为这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乱负责。法国大革命或许对君权神授观念给予了致命一击,但也恰是该观念的代表被召集起来结束杀戮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令人惊奇的不是解决方法显得多么不完美,而是多么有理智,不是如十九世纪史学自以为是的学说所评论的那样多么“反动”,而是多么平衡和谐。它可能无法满足理想主义时代人们所有的希望,但它或许给予了这代人更为宝贵的东西——稳定,使人们有机会去实现希望,而不至于受到一场大战或长时期革命的阻挠。本书研究范围以一八二二年为终止年,因为此时从革命冲突中浮现的国际秩序逐渐成形,并维持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随后的稳定时期最好地印证了一个所有强国都接纳的“合法”秩序已经建成,因而此后它们都在此框架下寻求调整而不是推翻它。
欧洲之所以能从似乎混乱的局势中稳定下来,主要是由于两位伟人的努力: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使这种和解合法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并非说国际秩序产生于个人的直觉判断。每位政治家必须要在什么被认为是合理与什么被认为是可能之间进行协调。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他的国家的国内体制;什么是可能的则取决于国家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源、决心和国内体制。因此,卡斯尔雷因英国的岛国优势而深感无忧,故倾向于只反对公然的侵略行为,但梅特涅作为位居欧洲大陆中央的大国政治家,尤其力图预先防范动乱。英国深信其无懈可击的国内机制,提倡互不干涉内政的对外政策,而面临民族主义时代本国脆弱体系的危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则坚持拥有普遍干预权,无论何地出现社会动荡时都有权出兵镇压。由于英国只担心欧洲为一国独霸,卡斯尔雷首要关心的就是建立均势。但均势只能限制侵略的规模却不能防止其发生,所以梅特涅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合法观念并使自己成为该合法观念的监护人来维持这种均势。
两人都各有得失:卡斯尔雷使英国永远成为欧洲舞台的一员;梅特涅始终坚持其呕心沥血建立起的合法原则。但他们的成就不容忽视:一个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时期,稳定安宁如此普遍,甚至于可能部分导致了灾难。在这长期和平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惨剧的悲伤,忘记了国家可能灭亡,忘记了动乱的损失可能无法挽回,以及恐惧能成为社会团结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歇斯底里的兴奋席卷欧洲,这是一个愚昧时代的症状,但也同样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代才会产生的现象。它表达了一个太平盛世的信念;希望世界都沐浴在爱德华时代的恩泽之下,人们安居乐业,没有军备竞赛也没有对战争的恐惧。若是早知道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格局,更不用说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哪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宣布开战的首相不会因为恐惧而退缩?
如此世界面貌在一九一四年是不可想象的,这恰好印证了两位政治家的作为。本书将对此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