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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临被肢解威胁的战败国家有两大选择：公开反对或者劝说。若认为战败反映了民族决心不够坚定而不是国家实力不济，它将动用更多资源，聚集更高的士气以弥补其在战场上的缺陷，直到有其他或更好的时机允许它再次尝试武力竞争。这正是一八〇五年后奥地利的态度。或者战败国相信的确是自己实力不够，从而努力顺应胜利者以保存国家资产。这不一定是一个英勇的政策，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这是最英勇的选择。合作却不丧失灵魂，协助却不牺牲自我，为了解救而伪装奴役，忍气吞声，还有比这更艰难的道德考验吗？
不管怎样，这正是一八〇九年后奥地利的政策，至少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实力而被迫如此。为了和平，使奥地利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防御堡垒和沿海地区。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的法国新省伊利里亚成了以后匈牙利的雏形，同时，北邻的华沙公国代表了奥地利顺从听话的抵押物。由于奥地利帝国财政危机非常严重，拿破仑甚至都没有去限制其军队力量，因为他很清楚奥地利没有足够的物资来维持一支实在的军队。梅特涅在给奥地利皇帝的第一份政策陈述中指出：“如果说一八〇五年后奥地利仍有足够力量来寻求全面解脱……现在却将被迫在适应法国体系中寻求安全。我几乎不必重提我们是如何不适应这样一个所有原则都与正确构想的政策截然相反的体系……但是我们再也不应该在没有俄国的帮助下考虑反击了。那个犹豫不决的俄国朝廷，如果再也无法利用其卑劣的政策获得特权，也许能早日清醒过来……我们只剩下一条出路：以更温和的手段开展行动，储备实力，等待良机，并且不要回头。”
在此梅特涅政策的所有主张都汇聚在一起：确信一个通过武力建立的体系与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是相悖的，还有俄国的背信弃义，同盟的失败，为达成一个目标而采用的灵活政策，然而因为这个目标反映了普遍的法规，必然看似遥不可及。梅特涅所主张的政策，如今我们会称之为“与敌合作”。只有确信自身道德力量的国家或因深感缺乏道德力量而不得不如此的国家，才会采用这种政策。该政策会对国内责任原则施加某种压力，因为它永远不能由其真正的目的来证实合理性。正如梅特涅曾经说的，该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表面诚信，取决于有能力佯装成傀儡而实际并非如此。表露自己的目的就是惹祸上身，过分成功则会导致崩溃。在这样的时期，区分流氓和英雄、叛徒和政治家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的目的。与敌合作到什么程度将损害国家实质，或在哪个环节成为找个简单出路的借口，这些问题不是抽象推理可以解决的，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才能知道答案。唯有一个具备高度凝聚力和旺盛斗志的社会有机体才能成功地与敌合作，因为这样的社会有机体是以对领导阶层的信赖为先决条件的，这才能使得背信弃义似乎难以置信。梅特涅曾指望依靠奥地利的道德力量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没能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这种力量却在屈辱的和平时期拯救了奥地利。
于是，梅特涅实施了如下政策：始终开放所有可能性，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但限制所有需要履行的义务，以赢得法国的信任。奥地利参加了反对英国的欧洲大陆体系，但从未与英国断绝关系。梅特涅与汉诺威公使哈登贝格保持紧密联系，从而间接地同大英帝国摄政王保持联系。通过哈登贝格，梅特涅甚至表达了希望奥英两国不仅继续交好，而且关系升级至相互献计献策。
与俄国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明确表示法国的容忍而非俄国的援助才是奥地利对外政策的基础。奥地利幸存的条件是法国缓和对它的压力，但缺乏信任的大环境，压力就无法真正释放，谈判也毫无意义。信任的前提是拿破仑认为可以认同的一项原则，也就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奥法两国的利益相同。如何协调一统天下的诉求与均势平等的诉求？对于认为所有限制都是挑战的国家，以及限制就是生存条件的奥地利帝国，如何协调它们的诉求与一统天下的诉求？
然而，拿破仑格局存在一个弱点，梅特涅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合法性应建立在接受的基础上，而不是能够强加实现的。尽管征服的战果辉煌，法兰西帝国的命运却维系于拿破仑一人之身。因此，梅特涅利用了拿破仑作为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建立了一种联盟，这种联盟是拿破仑唯一会认可的“诉求”。他牺牲了合法性来交换喘息的时间，放弃永恒的希望换来生存的承诺。他安排了奥国公主与拿破仑的婚事，她是弗兰茨一世、使徒国王陛下及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该皇族统治了五百年，而拿破仑只是个才当了十年统治者的科西嘉人。一八一〇年，梅特涅在给奥皇的信中写道：“无论拿破仑何时展开摧毁行动，他都会声称是为了保障，但这个词通常的意思与他的行为几乎完全不匹配。保障通常有赖于政治关系的状况……但拿破仑并不赞同政治意义上的保障，他的目标是现实，是保证。于是在他看来每一次掠夺行为都是他的实力和存在的保障……在这层意义上，他发动的每一次推翻皇位的行动……都披着自卫的外衣……但是通过与奥皇陛下公主的婚姻，拿破仑得到了无法从推翻奥地利王权中……获得的保障。”
因此，梅特涅超越了革命形势下特有的相反合法体系间的障碍，大胆采用拿破仑所主张的合法概念（他唯一认可的概念）来对抗他。正如拿破仑的征服成果是由于他的对手无法想象一个有着无限目的的政策，拿破仑最终的失败是因为他本人没能领会王朝关系的不稳定性。
梅特涅不久就利用了其新职位的优势，前往巴黎协助新皇后适应新的环境，并预测拿破仑的下一步行动。他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让步：略微降低奥地利的赔款数额，允许在比利时发行公债，调停教皇与拿破仑的关系。但他离开时已经非常确信：法国对俄国的进攻是无法避免的，可能会在一八一二年夏天发生，至少奥地利可因此获得喘息。虽然奥地利利用战争间隙来恢复经济，但迫在眉睫的战争也造成了新的进退两难局面，因为长久以来迫切渴望获得的同俄国的联盟现在似乎唾手可得，欧洲大陆的均势再次有了希望。甚至在蒂尔西特战役之后退至次强国的普鲁士也开始试探结盟的可能性。但梅特涅很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了一八〇九年的战败，奥地利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他清楚任何一场失败的战争或一场持久战都可能导致奥地利瓦解，并且他既不信任普鲁士的实力也不相信俄国的道德力量。另一方面，梅特涅在给奥皇的备忘录中提出：与法国结盟是绝不可能的，这会动摇奥国实力的根基及其所声称的道德优势；而中立的态度既会招致俄国的敌视，也得不到法国的好感。在未来的和平协定中奥地利将失去任何发言权，迫使它沦落至二等国家的地位。
一系列的悖论或许会使哲学家很感兴趣，但对政治家来说却是一场噩梦，因为政治家不只是思考还要解决矛盾。与俄国结盟或许能打败拿破仑，但同样可能把战火引向奥地利，使它最终落得个再次被俄国出卖的下场。与法国结盟会有损奥地利的名声地位，同时维持军队保持中立会耗尽国家财力物力。因此，奥地利恰恰到了与敌合作的回报率开始减少的关头，站在了或者消极斗争或者丧失意志的边缘。当其他强国扩大承诺的时候，梅特涅则试图通过限制其承诺来绕开面临的困境。他希望为奥地利恢复一部分自由行动的空间，并利用危机来发展国力。梅特涅选择进一步迎合法国，但所采取的方式表明了他内心的保留态度。奥地利与法国磋商结盟，答应投入三万奥地利后备军直接由拿破仑指挥，享受法国的补给。作为交换条件，拿破仑保证奥地利帝国的完整，不仅许诺按照奥地利的付出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领土补偿，还答应给予奥地利额外、甚至可能“超常”的土地添附作为见证法奥两国永久和平的“纪念”。
无论世人如何看待走这一步的道德性，但梅特涅无疑达到了目标。奥地利武装军队不仅不会受到法国的反对，还会得到法国的鼓励。奥地利确立了在和平调停中的一席之地，象征着它在这个法国体系中已占据了优先地位。土地添附取决于法国的战胜情况，如果法国战胜，就能起到抗衡法国的作用，如果战败则毫无意义。梅特涅描述奥地利的参战既不是征服之战也不是防御战，而是以保护实力为目的的战争，这并非没有道理。
这是一个极其有限的联盟。
现在只剩下澄清奥地利承诺的有限程度。梅特涅告诉哈登贝格，奥地利没有选择余地，也从不会忘记自己作为抵抗拿破仑的核心的身份。但他也补充说，在奥地利更有实力前公开反对法国是有勇无谋的，并督促英国加速在西班牙战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他向俄国保证奥地利不会有真的进攻意图，并提出了令人吃惊的建议：奥地利与俄国就双方在战争中的行动达成一致，保证奥军后备军的安全，使其避免在主战场上参与厮杀。梅特涅建议俄军将主力集中在加利西亚地区来掩饰奥军的消极参战，并作为再建立一支新部队的借口。
但他避开了俄国关于将这些提议付诸文字的要求。梅特涅打定主意不想让奥地利在首次战役中冒灭国之险，他施展浑身解数保持中立，以获得更多支持，直到他能够完全了解各路军队的力量，并且能让奥地利扮演其真正的和传统的角色——组织联合，使和平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