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恨与自卑

目前我们已追溯到神经症的一种发展过程——由“自我理想化”开始，借坚定不移的法则，一步步地演变，将价值转变成神经症的自负。这种发展实际上要比我至今所陈述过的更为广泛，因为它被同时所产生的另一自动过程——一种似乎相反的过程，但它们同样因“自我理想化”而生——所加强并复杂化了。

总之，当个人将其重心转至“理想的自我”后，他不只会赞扬他自己，而且必定会就错误的知觉来看待他的实我——包含他在某段时间内所具有的情况，身体的、精神的、健康的以及神经症的等方面。荣誉化的自我不仅变为被追求的幻象，而且也变成他用以衡量自己真实情况的标杆。他的“实我”的情况若就神一般完美的观点而言，将是一种相当令人困窘的情景，因此他不得不轻视它。此外，从动态上说更为重要者，他作为人类的实存状况却继续——严重地——干扰他飞向荣誉。因此他必定会憎恨它，同时憎恨他自己。因为自负与自恨乃是同一实体，所以我主张将所有相关的因素统称为 自负系统 。现在由对自恨的了解我们把一全新的过程纳入考虑，这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自负的观点，直到目前我们经由深思熟虑，暂时放下了自恨的问题，以便先得到一种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直接驱力之清晰图像，现在我们要拾起自恨问题，以得到整个事情的全貌。

无论皮格马利翁是如何激昂地尝试将自己塑造成为辉煌显要的人物，但他的驱力依旧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他也只能有意识地忽略掉某些阻碍性的矛盾，虽然如此，这些矛盾仍旧会继续存在。事实显出他仍须与他自己共同生存；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沐浴，不管是工作还是做爱，他永远都须如此。有时他会以为如果与太太离婚，改变另一种职业，搬到另一公寓或去旅行，则事情将会有所好转；但事实上，他必须永远伴随他自己过活。即使他运作得毫无瑕疵，一如上了油的机器，但他仍旧存在着精力上、时间上、权力上或耐力上的缺陷——即人类的缺陷。

这种情况的最好描述方法，无过于借着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其一为独特而理想的人；而另一个则为如影随形的陌生人（实我），这个陌生人总是干涉的、烦扰的、令人困窘的。利用“他与陌生者”来描述长期的冲突似乎是较为恰当的，因为它较接近个人的感觉。此外，即便他能将实际的阻碍忽视掉，且视为与自己无关，但他依然不可能远离他自己且遗忘了他们。虽然他可能会成功、会顺利发挥他的能力，或者甚至于沉迷于独特成功的巨大幻想，但他依然会感到卑下或无安全感。他也许会有成为骗子、怪物的痛苦感觉——一种他无法说明的情感。当他接近他自我的真实性时，他内在的感觉会确切地呈现在他的梦中。

他自己的实况经常明确而痛苦地来袭；想象中自己是神圣的，但事实上却拙于社交场合。每当想要带给某些人难忘的印象，他的手便会不自主地发抖，或变得结结巴巴、面红耳赤；或许他会感到他自己乃是世上女子唯一的爱人，但却会突然变得性无能；当他在想象中自己正像个男人一样跟老板谈话时，却只会现出一番傻笑；在想象中他会用一番精彩演讲结束大家的七嘴八舌，但绝佳的句子只有第二天他才能想出来；他永远无法得到轻灵修长的体态，因为他强迫性地使自己变得贪吃无餍。亦即实际的、经验性的自我变成具攻击性的陌生人，理想的自我乃因偶然因素而不得不与之捆绑在一起，后者因此以憎恨与轻视去抵抗这个陌生人。实我于是变成为“自负的理想自我”的迫害对象。

自恨使人格的裂缝更为明显，此一裂缝开始于“理想自我”的创始。它意味着一场战争，这乃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主要特性：他在与他的自我战斗。实际上在这一基础上有二种不同的基本冲突，其一在于自负系统本身之内，这一点以后我们将详尽说明。是介于夸张驱力与自谦驱力间的冲突。另一项，乃是介于整个自负系统与真我（real self）间较深的冲突。虽然当自负被提升到至高无上时，战斗可能就已退居背景中或被掩盖了；但它仍具有相当的潜力，在适当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完整地发挥出它的威力。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其发展之特性与时期。

这第二种冲突较为深刻，在心理分析之初虽尚不明显，但是当自负系统濒于倾覆而个人更接近他自己时；当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赢得选择的自由以及能自作主张并自我负责时，反抗的力量就会因此而复苏。自负系统与真我间的激战会被更明显地引发，这时自恨对抗真我所拥有的建设力之烈度远非其对抗实我（actual self）的缺点与缺陷之烈度可比。它是一种比目前我们曾讨论过的任何神经症冲突还要更激烈的冲突，我主张称此为 核心内在冲突 。

我很想在此加入一理论性的评注，因为它有助于将“冲突”的意义弄得更清楚。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我曾用过“神经症的冲突”一词，乃意指一个人在两种互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中求存。而“核心内在冲突”则是指介于正常的与神经症的，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此我必须扩大我们的定义，而说神经症的冲突可发生于两种神经症的力量之间，或正常的与神经症的力量之间，此种差异在术语的解释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介于自负系统与真我间之冲突，会较其他冲突更能使我们的精神分裂？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于“完全卷入”与“不完全卷入”所涉及的差异；拟于国家，好比个人团体间的利益冲突与发生内战的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另一理由，则在于我们生命的真正重心，即具生长力之真我，在为求生存而战。

憎恨真我远比憎恨实我的缺陷更不可被知觉，但它却构成了自恨不可或缺的背景——或是提供主要精力的潜流，尽管憎恨“实我的缺陷”可能更为显著。因此，憎恨真我显得是一种纯粹的情节，而憎恨实我总是一混合的现象。譬如，如果我们的自恨是以残忍地责备自己之自私此一形式出现——包括为自己做的任何事，这一形式可能既是因自己无法达成神圣的绝对性标准而产生的憎恨，也是一种压榨真我的方法。

德国诗人莫根斯特恩，在他的一首诗《成长之痛》中简明地表达了自恨的性质：

我将屈从，因被自己所摧残

我生而为二，理想的我与实况的我

最终其一必消灭另一

理想似匹奔腾的骏马，现实附托于骥尾

理想似一转轮，现实束缚其上

像一暴怒者，曲勾着十指欲伸入牺牲者的发中

像一吸血鬼，盘踞其心，吸之又吸

诗人只用几行字就表达了此种过程，他说我们可能用一种充满打击性与虐待性的怨恨来憎恨我们自己——此种怨恨是如此地具破坏性，致使我们无力去抵抗它，只能等待精神上的自毁。他又说我们并不因为我们是无用的而憎恨自己，而是因为我们被驱策去超越自己。他说这种怨恨乃是因“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这不只是一种分裂，而且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残忍战斗。

自恨之力量与固执性是惊人的，即使对一个甚为熟悉其运作方式的分析师亦然。当我们试着去说明其奥妙时，我们必须了解在其中的每一个步骤中，自负本身都会因感到被实我侮辱及压制而产生愤怒，我们也须知道此种愤怒说到底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尽管神经症试图将它自己视为远离肉体之精魂，但它为了要得到荣誉却必须依赖实我。如果它杀害被憎恨的自我，则它必同时杀害它荣誉的自我，一如道林·格雷撕毁足以表现他的堕落的画一样。一方面，这种依赖性通常可避免自杀的行为；要是没有此种依赖性，则自杀势必成为自恨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杀较少发生，它是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而自恨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另一方面，这种依赖性使自恨变得格外残酷不仁，就像任何其他无力的愤怒一样。

此外，自恨不只是自我荣誉化的结果，而且还能够维持此种荣誉化。更明确地说，它可被当作一种驱力，用以实现“理想的自我”，并借着除去冲突的元素，而在一个更高的层级上寻求自我的完全统一。对缺点之非难更承认了神圣的标准，他凭此标准以辨认自己。在心理分析中，我们可观察到此种自恨的作用。当我们揭露病人的自恨后，我们或许会天真地期待他渴望除去它，此种正常的反应事实上有时也会发生；但更常见的，他的反应会形成分裂，虽然他势必会认识自恨是一个不可克服的负荷与危险，但他却又感到反抗此种支配会导致更大的危险。他会以看来更为合理的说法来解释他的崇高标准的好处，同时强调试图对自我更加宽容会导致自己变得松懈的危险性。或者，他会渐渐地表露出他坚信轻视自己乃是应该的，这正表示只要他仍坚持他夸张的标准，他必无法接受他自己。

第三个因素我们已暗示过了，它给自恨以残忍不仁的力量，它是对自我的一种脱离，简单地说：神经症患者对他自己并无感情。认识到他在打击自己，并不足以促使建设性的行动诞生。在此之前，必先有对痛苦的自我的些许怜悯或对痛苦的实际体验。或者，就另一方面而言，想让他因认识到“自我挫伤”，或者甚至于使他对此感兴趣之前，他首先必须先做到坦承他私人愿望的存在。

对自恨之知觉究竟如何呢？在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戏剧中或此处所引用的诗句中所表示的，并非专指诗人对于人类心灵痛苦的真知灼见。很多病人在短期或长期内，都会经验到自恨与自卑，他们也许会有“我恨自己”或“我轻视自己”的感觉，他们也可能对自己恼怒。但此种自恨的生动感觉只会发生于悲痛之际，而当悲痛消失时也就跟着消失了；通常他们只会认为这种感觉——或思想——系对“失败”、“愚蠢”、犯错感或因了解了某些心理障碍而引起的暂时反应。因此他们对于自恨之破坏性与持续作用并无知觉可言。

一般以自责的形式表达自恨的病人对其知觉的程度过于千差万别，我无法对其做任何一般的叙述。那些将自己封锁在“自以为是”之壳内的神经症患者，完全抹杀了自责的声音，以致他们对此无法知觉。与此相反的是自谦型，他们坦白地表达出自责与罪恶感，或由其愉快的歉意或自卫行为中，可看出他无意中所显示出的此种感觉。这种个人在知觉上的差异的确是有其意义的，后面我们将讨论它们的意义何在以及是如何发生的。但这些并不能证明自谦型的人可知觉到自己的自恨情形；因为即使是那些知道“自我控诉”的神经症患者，也不知此种控诉之强度与破坏性有多大，他们亦不知其内在固有之无效性，而易于将其视为他们高度道德感的证据。他们并不怀疑其正确性，而且事实上只要他们还用一种神圣完美的眼光来判断自己的话，就无法如是怀疑。

然而，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晓得自恨的结果：罪恶感、卑下感、束缚、痛苦。但他们对于这些痛苦与自我评价来自他们自己这一点毫不知情，同时即使他们有一丝知觉，也会被神经症的自负所遮蔽。如此一来，他们并不因感到被束缚而痛苦，反而以能“不自私”“节欲”“自我牺牲”“责任感太强”等为傲；这些词汇能掩饰他对自我所犯下的众多恶孽。

我们从这些观察中所得到的结论乃是自恨本质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过程，在上次的分析中，我们曾注意到病人并不知晓这种冲突的存在。其根本理由是大部分的过程都已被“外移”了，例如，自恨的表现被认为并非产生于个人与自己之间，而是产生于个人与外界之间。我们可以约略地区别自恨的积极与消极“外移”作用：前者乃是力图将自恨导向外界以对抗生活、命运、习俗或人们；后者之憎恨乃停留于对抗自我，但却又被觉察与感受为系来自外界。在这两种方式中，内在冲突的紧张性均因转变为人际间的冲突而告消减，下文我们将讨论此种过程所可能表现的形式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此地之所以介绍它，只是因为有了“外移”作用作媒介，对自负的许多形式可以很好地加以观察和描述。

自恨的表现实与人际关系中憎恨的表现相同。用我们尚记忆犹新的史例来说明后者，即如希特勒对犹太人之怨恨，我们知道他邪恶地威吓与指责他们、侮辱他们、公开地贬低他们、用各种形态与方式剥夺并挫败他们，他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最后则全面折磨并杀害他们。在日常生活、家族或竞争者之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憎恨以更公开或更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将研究 自恨的主要表现 及其对个人之直接影响，这一切的表现都已被大作家们观察到了，而大部分个人身上出现的情况，自弗洛伊德以后，在精神医学文献上都有记载，被描述为自责、自贬、自卑感、无能享受快乐、直接之自毁作用、被虐狂倾向，等等。然而，除却弗洛伊德“死欲”的观念及弗朗茨·亚历山大与卡尔·门宁格的附加阐述外，似无一普遍的理论可以说明所有的这些现象。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面对的也是这些临床现象，但它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因此，它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以及有关的治疗也就随之而完全不同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迷失在细节中，我们先区别自恨所产生的六种样式，或曰表现，但需时刻谨记它们彼此间有重复之处。简言之，它们是对自我冷酷的要求、无情的自责、自卑、自我挫败、自虐与自毁。

在前一章里，当我讨论对自我的要求时，我们将此视为神经症患者为修正自己，使自己变为“理想自我”的手段。然而我们也已经说过，“内心的指使”构成了一种强制系统，一种暴君行为，而当人们无法完成它们时，可能就会报以休克或惊慌的反应。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能让我们更完全地了解何者制造了此种强制性，何者迫使他如是激昂地顺从内心的指使，以及为什么对于“失败”的反应会如此的剧烈？“应该”之被自恨所催生，一如其被自负所催生，当无法达成时，自恨之愤怒就会因此而爆发。这一情形可比之为拦路抢劫，其中抢劫者持左轮手枪指着被抢者说：“将你所有的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然而就抢劫的行为本身而言，可能还比“应该”要来得更为仁慈些。在抢劫中被威吓的人借顺从而自救是可能的，但“应该”却无法被满足。同时，被射杀的所有结果不过是死亡，似乎没有终生苟活在自恨的痛苦中那么残忍。在这里引用一封病人的信：“他的真我被神经症所遏制，此种神经症就像是他原先为了保护自己而设计、最后却杀死主人的巨兽。而且活在极权国家里与活在个人的神经症中是几无差别的，无论哪一种方式，最后你都必丧生在集中营内，这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尽可能痛苦地破坏自我。”

事实上就其真正本质而言，“应该”乃是自毁的，至今我们只知道其破坏性的唯一一点：“应该”将人置于狭窄的紧身衣之内，剥夺人内在的自由。即使他想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也只有当他牺牲了他情感与信仰的自发性及真实性时方有可能实现。实际上“应该”就像政治专政一样，目的在泯灭个性，他们创造了一个类似司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所描述的神学院或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的国家一般。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人的思想与情感都受到怀疑，它们需要绝对无疑的顺从，甚至连这种顺从都不被觉知。

此外，许多“应该”在它们的内核里表现出了自毁的特性。我很喜欢举出三种“应该”作为说明，它们都是在病态依赖性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其上下文吾人皆可详尽地加以表达如下：我应该伟大得足以完全忽略发生于我身上的事，我应该能够使她爱我；以及我应该为“爱”而完全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在一起，势必会使病态的依赖性长存不灭。另一种“应该”，要求一个人为其亲戚、朋友、学生、雇工等负起全责。他应该能解决每个人的问题，而使人迅速获得满足。这暗示着只要任何事情出了毛病都是他的错误。如果有位朋友或亲戚因某些理由而烦恼、诉苦、批评、不满或想要获得某些事物，则这种人会被迫而变为无助的牺牲者，他必定会感到自己有罪且必须将每件事妥善办好。引用一位病人的例子来说，他就像是盛夏旅馆受困扰的经理：客人永远是对的。任何不幸之事，是否真是他的过错都已无所谓了。

最近有本法文书《目击者》将这种过程描述得真是淋漓尽致。主角与他的弟弟出航；木船漏水了，又赶上暴风来袭，他们因此不幸翻覆并沉没了。因为弟弟有条腿受了重伤，所以无法在汹涌的海浪中游泳，他注定要被淹死了。书中的英雄（主角）于是便拖着弟弟力图游向海岸，但他很快地就发现他无法这么做。因为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两人都淹死或者英雄自救。他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局势，于是他决定自救。然而他同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谋杀者一般，对他而言这念头是如此真实，以致他确信别人一定会将他当作谋杀者。他的辩解毫无益处且不实际，因为他依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负责任的这个前提而行。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势，但这位英雄的情绪反应准确地说明了当人们被此种特定的“应该”所驱策时心中所怀藏的感觉。

个人也可将对自己有害的任务加诸自己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一书中便可找到此种“应该”的例子。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证明他具有拿破仑的能力，遂觉得他应该有能力杀掉一个人。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明确表示的，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人有各种愤怒，但没有哪件事会比“杀害”更使他仁慈的灵魂感到可厌了。然而他必须强制他自己去完成这件事。他在实际上所感觉到的则出现在一个梦中，梦中他看到一匹瘦弱饥饿的驴，正被几个醉酒的农夫逼迫着去拉动它不可能负担的重载，而且它被那些农夫残忍不仁地鞭打着，最后被打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了此种情形，马上匆忙而充满同情地奔向那头驴。

这个梦出现于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处于强烈的内在挣扎之时。他觉得他应该杀人，但也觉得那是件极度令人厌恶，以至于他简直就无法真的去做的事。在梦里，他了解他逼迫自己去做对自己而言乃是不可能之事，一若要那头驴拉动重载一样，乃是残忍不仁的。于是他对于强迫自己去做的此一事件，从内心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同情。在如此感受着他那真实的感觉时，梦醒后他觉得自己统一到了一处并决定放弃杀人计划。但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希求不久又占了上风，因为那时他的真我已无力抵抗了，一若饥饿的雌驴无力反抗残忍的农夫。

使“应该”变为自毁的第三个因素乃是自恨，这个因素比其他的因素更能说明“应该”的强制性。当我们违背自己时，可因自恨而转变为对抗自己。有时此种关系甚为清晰且易于推断。一个人如果无法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全知全能，他就会像《目击者》此一故事中所述的一样，充满了无理的自责。更常见的是，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违背了“应该”，只是无形中感到低落、不适、疲倦、焦虑或急躁易怒。我们可以想想此前所举过的例子，一位女士，因为无法爬到山顶而突然变得怕狗。其前后关系如下：首先她先感觉到放弃继续往上爬这一明智选择乃是一种失败，因为她必须要能支配一切（这种要求乃是潜意识的）；其次，她继续潜意识地自责，于是表现出了自责的反应，亦即感到无助与害怕，这里她第一次对此种情绪的过程有所知觉。如果她未曾分析她自己，那她对狗的害怕会是一件让人迷惑的事，因为此种害怕与先前所发生之事并不相关。在其他的例子里，在个人的意识里只能知觉到他用以保护自己免于自恨的特殊方法，就如解忧的特别方法（疯狂购物、酗酒或暴饮暴食）。他常觉得自己被他人欺骗（消极的“外移作用”）或是他待人暴躁（积极的“外移作用”）。我们有充分的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了解这些自我保护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仍想先讨论另一种类似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易于被忽略，而且可导致无可治疗的绝境。

这种（努力）企图乃是当一个人在潜意识里了解他不可能达成他的“应该”之时所发生的。于是一个富理性且相当合作的病人，也许会变得激动而陷于如同感到被一切人与事所侮辱的境域里。譬如，他会觉得他的亲戚剥削他，他的老板不公平，牙科医生弄糟了他的牙齿，精神分析对他无益等。他也许会在心里暗骂分析师并在家里大发脾气。

在了解他的烦恼的过程中，使我们震惊的第一个因素，乃是他对某些特别照顾做出坚决的“要求”。依其特别情势，他可能强调在办公室里他应得到更多的帮忙，坚持他的妻子或母亲要让他独处，要他的分析师给他更多的时间，或者坚持他的学校要格外厚待他。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乃是他疯狂的“要求”与对挫折怒骂的冲动。但当他注意到自己这些“要求”时，就会增加他的暴怒。他也许会变得更公开地表现出敌意。只要我们细心地听，就会发现贯穿他的谩骂中的主题。他仿佛在说：“你这个蠢猪，你不知道我真的需要某些事物吗？”如果我们记得“要求”乃是因神经症的需要而生时，则我们可以发觉，他的“要求”之突然增加乃是意味着一种相当紧急的需要的陡增。由此出发，我们便有机会可了解病人的悲痛何在。分析结果往往是虽然他并未意识到，但他已经了解他不能完成某些他急需的“应该”。譬如他或许已感到在某些重要的爱情关系上他就是无法获胜；或者明白工作远超过他的负荷，就是他尽全力也无法胜任；或者他已认出在心理分析中所产生的某些问题，令他退缩甚至于无法忍受；或者，他们正在嘲笑他欲借意志力的绝对努力排除那些问题。这些认识——大部分是潜意识的——使他感到惊慌，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能够克服所有的这些障碍。然而在此种情况下他仅能在二者中选其一。第一，他要认识他对自己的那些“要求”乃是虚妄的；第二，他激昂地要求他的生活情况必须如此地被改变，而后即可不必面对“失败”。在激动下，他选择了第二条路，而治疗的任务就是向他提示还有第一条路。

了解病人如果认识了那些无法实现的“应该”，可能会产生急切“要求”这一情况，在治疗上将是无比重要的。因为这些“要求”可产生甚难控制的激动情况，就理论而言它也是重要的，它帮助我们更了解许多“要求”所具有的紧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提示病人之感觉要符合他的“应该”的紧急性。

最后，即使病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他无法——或即将无法——满足他的“应该”，都会产生极端的绝望，进而产生一内在的需求以避免此种认识。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用以避免此种认识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在想象中去完成他们“应该”（用某些方法我“应该”能变为或能做——因此，我现在即能变为或能做）。现在我们更可了解这种似乎巧妙的逃避真相之路，事实上乃是由于他不敢面对“他现在不行而且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指使”这一潜伏的恐惧所决定的。因此这一说明即解释了第一章中我们提出的论点：想象乃被用来给神经症的需要提供服务。

在许多潜意识的自欺方法中，此地我仅提出两项，因为它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其一，降低自我的知觉的敏感度。有时狡猾的神经症患者，也许会固执地使他自己的情感、思想或行为无法被自己知觉，甚至于在心理分析中，他也可能用“现在我并没意识到那个”或“我并不如此以为”而中断更进一步的讨论。我要提的另一种潜意识的诡计，乃是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特点——认为自己只是一种反应物，这比责备他人更为严重，这等于是在潜意识内他们将自己的“应该”也否定掉。于是他们觉得生活的情势就像是在接受外界一系列的推拉一样。换句话说，“应该”本身已被外移了。

用更普通的话来总结就是：任何蒙受暴政的人，必衍生出一些对残暴命令虚与委蛇的办法。他被迫变得言行不一，面对外在的暴君，这种表里不一是有意识的；而面对内在的暴君（由于它本质上也是潜意识的），一连串的欺骗行为则只会变成潜意识的自欺性的虚伪。

所有的这些他使用的方法避免了自恨的涌出，而自恨的发觉会让他意识到“失败”。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主观价值，但这却会导致“真实感”的普遍损伤；如此一来，它们确确实实地促成了“脱离自我” 而且促成了自负系统的独立运转。

因此，对自我的“要求”在神经症的结构中占有了极关键的地位，它们构成了个人为实现理想自我形象的企图。它们利用两种有效的方法增加他与自我的脱离：借着强迫自己去曲解他自发的情感与信仰；以及借着酝酿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欺骗行为——它们也被自恨决定；而最后，当他认出了他无法顺从它们时，自恨于是而发。某种意义上说，一切自恨的表现乃是对于其无法完成“应该”的一种惩罚——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他真能变为超人，则他一定不会感到自恨。

处罚性的自责是自恨的另一表现。它们大多是依着我们心中既定的前提所进行的残酷推理。如果个人无法达成无惧、慷慨、镇静、意志坚强等的绝对要求，则其自负必会对其下达“有罪”的判决。

有些自责乃是针对存在于内心的障碍而发，因此看来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病人自己总觉得自责乃是正当的。毕竟它符合了高标准，难道这不值得称赞吗？事实上他断章取义地把障碍从环境中切割出来，并对障碍加以猛烈的道德谴责。那些障碍承担了所有本该由人承担的责任；他是否能有不同的感觉、思考、行动，甚至于他是否了解这些困难都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于是一个本该为人所检视与研究的神经症问题遂转变为令人可憎的污点，它玷辱了人，使人变得不可救药。譬如，他也许无法防护他的兴趣与意见，他注意到当他应该发表异议及防护自我免于被剥削时，他却心平气和。能够公正地观察到这一点，不只值得表扬，而且是他趋向渐渐认识那种抑制他，而不是激发他的强制的力量之首步。然而在破坏性的自责下，他将会因为自己“没种”、是个令人不齿的胆小鬼，或因为觉得周遭的人轻视他这个弱者而丧胆。这种自我观察的结果乃是使自己感到“内疚”或卑下，这种自贬身价的影响，将会使他在下次的场合中更难以大声地发表意见。

同样地，某些显然怕蛇或怕驾车的人，也许会被劝说这种恐惧乃是起因于他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力量。他的理智告诉他有关“胆小”的道德谴责是无意义的，他甚至于会反复地与自己争论他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但这不可能得出结论，因为它是一种介于不同层次生命的争论。作为人类，则他可允许他自己受制于恐惧，但如果他是神，则他应具有绝对不畏惧的德性；所以当他有所恐惧时，他只能憎恨与轻视他自己的无能。另一方面，一位作家无法创作作品，因为存在于他自身的许多因素使写作变成一种痛苦的折磨，因此他的工作进行得很慢；他虚度光阴且尽做无益的离题之事。他并不因这种挫折而怜悯自己，反而称自己是个懒惰的无用者，或者是个对这份工作缺乏真正兴趣的骗子。

最常见的，这种人常会责备自己是个虚张声势者或是个骗子，这种自责并非全因某种实质事件而袭击他。更常见的，神经症患者常为这个理由——怀疑（这并非一定会附加在任何事情上，它有时是潜伏的，有时却是意识得到的痛苦）而感到模糊的不适。有时他只意识到恐惧，而这恐惧乃是对自责的一种反应，这种恐惧是唯恐被发现真相的恐惧：如果人们更进一步了解他，就会发觉他是个废物。于是，他便会暴露出无能，人们便会知道他只会炫耀，而在神气的表面下并无任何真才实学。在更密切的接触下或在任何的测验的条件下，还有什么会被“发现”又是非常模糊的。然而此种自责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所有存在着的潜意识伪装的总和——伪装的爱、公平、兴趣、知识或谦逊。而这种特定自责出现的频率与这些伪装在每一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出现的频率乃是相同的。此地它所表现的破坏性乃在于它的目标是带来罪恶感与恐惧感，而不是促成对潜意识伪装的建设性的探索。

还有些自责更多针对做某事的动机而较少针对现存的障碍。这些看上去就好像是良心自察。而只有就前后的关联综合来看，方能显出一个人是真的在反省自我，还是只是吹毛求疵，或是两种驱力都存在。这种步骤之所以最具欺骗性，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动机很少是纯金的；它们常会混合着一些较不名贵的金属。然而，如果大部分是金，我们仍旧会称它为金。如果忠告朋友的主要动机是出自具建设性的帮助的善意，我们就可以感到满意。但这种置身于“吹毛求疵”的掌握中的人则不如是。他会说：“是的，我给了他忠告，甚至是非常好的劝告；但我并不乐意这么做，因部分的我憎恨受到打扰。”或说：“或许我忠告别人只是为了觉得比他优越，或者为了讽刺他无法将某种特别情势处理得更好。”这种托词都是骗人的，正因为其中真实的成分太少了。有智慧的局外人，有时也许能够驱逐此种幽灵。他或许会答道：“就算有所有你提到的这一切，但你给你朋友充分的时间以及关心，希冀对他真有帮助，对你而言难道这不是格外的光荣吗？”遭到自恨所害的牺牲者绝不会这样正视这种事件。当他罩眼睇视他的缺点时，他就像是为了某些树木而看不见整个森林一般。此外，纵使是牧师、朋友或是分析师以正确的角度为他介绍这些事，他可能也会不相信。他也许会很礼貌地接受明显的事实，但他心里却想着，他们只是为了鼓励或恢复我的勇气才这样说。

这些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显示了要让神经症患者由自恨中解放出来是多么困难，他对事件整体性的错误判断也很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他也许会发现他过分地注意了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不过他仍会固守着他的决定，其原因乃是他的推理方法与其他正常人的前提不同。因为他给予朋友的忠告并非绝对有用，所以他全部行为在道德上而言都是可憎的；因此他开始打击自己并拒绝任何免于自责的可能，这些观察结果有时会驳倒精神医学专家的假定——自责只是为重建勇气或逃避责备与惩罚。此种假定当然确有发生，在小孩或成人方面，当他们对付那些咄咄逼人的权威人士，这也许只是一种策略。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对我们的判断保持谨慎，而且应该检查此种极欲恢复勇气的需求。将这些例子一般化并将自责视为只是为了一种战略性的目的，这都意味着人们未能重视它们的破坏力。

此外，自责也许会集中于个人所无法左右的灾难上，这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最为明显，他们或许会将他们所读到的谋杀案，或将六百英里外中西部的水灾责任归咎于他们自己。近乎荒谬的自责通常是抑郁症的最显著症状。在神经症中，自责虽然显得较不古怪，但也许更不真实。举个例子，有一位聪明的妈妈，有一天她的小孩与隔壁的小孩玩耍时，从邻居的阳台跌了下来，小孩受了轻微的脑震荡，除此之外没有大碍，但这位妈妈在此后的好几年中都以不谨慎而自责，认为那完全是她的过失；如果她在的话，小孩就不会爬上栏杆，也不会摔下来。这位妈妈承认过度保护小孩是不智的，她当然也知道就是一个过度保护小孩的妈妈也不可能时刻都在看着孩子，然而她却依旧固执于她的看法。

同样地，有一位年轻的演员为了职业上的暂时失败而痛苦地责备自己。他完全知道他在对抗超乎他能力所能左右的障碍，当他与朋友讨论这种情况时，他指出了这些不利的因素，但他却采取了一种防卫的态度，一若为了减轻其罪恶感及反驳自己的无辜。要是朋友询问他当时他还可能怎么做时，他却无法说出任何具体的事物。没有细察，没有勇气的振作，没有鼓励可用以对付他的自我谴责。

此种自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与此相反的态度较多且较常发生；神经症患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罪，通常都贪婪地攫取情势上的困难或灾祸以为口实，他为此竭尽所能；简言之，他本应该令人惊服，然而整个情势或意外的不幸却将此完全破坏了。虽然这两种态度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但其相似性却出奇地大于相异性。在这两种方式中，注意力都由主观的因素被转移到外部，这些外部因素对于幸福与成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二者之作用都在于抵挡那种因自己并非是“理想自我”而带来的自责的猛攻。在前述的例子里，其他神经症的因素也干扰了“要做个理想的妈妈”或“做个具有辉煌生涯的演员”此一想法。那时那个女人因为自身的困扰太多而无法一切时候“做个好妈妈”，而那位演员对于必要的交往与职业竞争具有某些自我抑制。这两个人对于这些精神障碍都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但他们却常在提到它们时过于随意，还会忘掉它们或巧妙地润饰它们。就一个快乐走好运的人而言，这样做不会使我们感到稀奇，然而在我们的两个例子中——两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一方面他们战战兢兢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却残忍、无理地为自己无法左右的事自责不已。在此二者之间，存有一惊人的矛盾，只要我们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意义，它们就不易被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矛盾包含了一项有助于了解自责的动力过程的重要线索；它们指出病人对于自己缺点的自我反责十分严重，因此病人不得不寻找自卫之法；病人可能会利用这两种方法：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并将责任推到周遭。问题在于为什么借此种责任之转移，在他们意识中竟然还无法除去自责？答案在于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外在的因素能够超出他们的控制。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因素不应超乎他们的控制之外。因此每一种毛病的产生都仍归咎于他们自己，而且也揭示了他们那“可耻的有限性”。

虽然已提过的自责大都集中于某些具体的事情上——存在内心的精神障碍、动机、外界等——但还有一些部分仍旧是模糊不清的。病人或许会不能将自责归于某一特定事物，却觉得罪恶萦绕于怀。在探求理由而遭失望之余，最后，他可能会认为自责也许关系到某些前世的罪恶；然而，有时一种更具体的自责也会产生，而这使他相信他已找到何以憎恨自己的理由。譬如，让我假定他已发现他不关心别人而且不会帮助别人，于是他会力图改变此种态度，并且想借着这种努力除去自恨；但是，即使他真的面对自己的缺点，而此种努力——虽然对他而言值得赞扬——也无法除去他的敌人，因为他已本末倒置。他不憎恨他自己，因为他的自责有些是正确的；但他会更加控诉他自己，因为他憎恨他自己。于是自责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而生。他没报仇，因此他是个缩头乌龟；他是具报复心的，因此他是个残暴者。他对人是有所助益的，因此他是个蠢货；他对人是无所助益的，因此他是一头自私的猪，等等。

如果他将自责外移，则他会感到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别人怀疑有隐秘的动机。诚如以前所提过的，对他而言，这可能真实得足以使他愤恨他人之不公正。为了防护，他也许会戴上坚固的面具致使他人无法由其面部表情、声调，或其姿势来猜测他的内心。或者，他甚至于可能会不知道这种外部化，而在意识里感到每个人都是良善的。而且只有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他才会了解到他真的感到长期受人怀疑。就像达摩克利斯（Damocles）一样，因害怕严重的谴责将会随时降临其身，而生活于恐惧之中。

我认为没有一本精神医学书籍会比卡夫卡的《审判》一书更能对这些模糊的自责做出更透彻的陈述。正如卡夫卡一般，神经症患者也许会为自卫而战斗，倾其全力徒劳地反抗其不了解且不公平的裁判，因而在过程中变得格外绝望。此地之自责也构成了卡氏在真实生活中失败的主要基础，诚如弗洛姆在他对《审判》的分析中说明的一样，主要是因为卡氏的生活已完全麻木，他盲目地前进，他缺乏自主性与成长力。简言之，弗洛姆说的“他无果的生活”可谓一语中的。弗洛姆指出任何如此生活的人，必定会存有罪恶感；这有其妥善的理由：因为他就是有罪的：他总是在寻求别人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求助于自己和他自己的已有资源。在此种分析中具有一种深广的智慧，我也确实赞同其中所应用的概念，但我觉得它仍不完全。它未曾考虑到自责的无益性——它们只是具有责备的特性。换言之，它遗漏了一点，亦即卡氏对自己罪行的真正态度本身，在其所处的阶段中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其原因乃因为他在自恨的情境下看待这个问题。这也是在潜意识中的；他并不觉得他正残忍地在责备着自己，因为整个过程都已被外移了。

最后，一个人可能会为从客观上看来无害、正当，甚至于良好的举动或态度而自责。他也许会将“照顾自己”看成是娇养；将好食视为贪婪；将考虑自己的愿望而不盲从别人视为顽劣自私；将接受他需要而且负担得起的分析治疗视为自我放纵；将坚持自己的意见视为胆大妄为。这里我们也必须询问哪种内心的指使或自负已为该追求所触犯。只有自傲于禁欲的人才会控诉自己“贪婪”，只有自谦的人才会将提出主张的举动视为是任性；但与这种自责最有关且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病人常欲与即将出现的真我一战。自责大都明显地产生在分析的末期，它们是一种诋毁和阻碍自我向健康人格发展的企图。

自责的邪恶（就像各种形式的自恨之恶性）使自卫之道变得必要，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病人一碰到心理障碍，就马上会寻求防卫，他也许会反映出义愤、感觉被误解或变得好辩。譬如，他会指出：虽然过去自己真的是那样，但现在已改善了很多；或指出要是他太太不那样做，障碍就不会存在；或要不是他父母，则它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也许也会采取反击，而且时常以一种求全的态度批评分析师——或相反地，变得满意与逢迎。换言之，他的反应就像我们已经很严厉地责备过他，他因惊吓而无法镇静地审视这责备一般。他遂听任自己以能支配的手段盲目地还击，譬如千方百计规避谴责、借着归罪他人、借着服罪或借着继续攻击，等等。这里我们面临了一项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主要阻碍因素，但它除了影响分析外，它还使人们逃避客观地面对问题。必须“避免自责”的内在需要，使人们无法对自我做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由错误中学习的可能性。

我想借着与正常的“良心”相比较，来总结这些对神经症式自责之评论。正常的良心会随时警惕地卫护着真我的利益。引用埃里希·弗洛姆的佳句，它乃是“人类对自我的召唤”，它是真我对我们整个人格的适当作用或不当作用之反应。与之相反，自责乃起源于神经症的自负，它对个人无法符合自负本身的需求表示不满。它们并非为了真我，而是与真我直接冲突，且意味着对真我的毁灭。

因良心而产生的不舒适或懊悔是可以具有明显建设性的，因为它可对错误的特定举动或反应，甚至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做一检查。因我们的良心觉得不安，而启动的过程一开始就与神经症的过程不同。依着良心，我们会试着公正地面对我们所觉察到的错误行为或态度，不任加扩大，也不故意缩小。我们会试着找寻何者应对此事负责，并最后以可行之法努力改正错误。相较之下，自责会借着宣布整个人格之不良而发布一责备性的判决，自责乃因此种判决而告停滞，这一停滞的意义在于一个积极前进的行动将证明这一自责是无效的。更通俗地说，我们的良心乃是一个服务于我们人格发展的道德机构，而自责在起源上与道德无干，在结果上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们使个人逃避了严正地去检查他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干扰了人格的发展。

弗洛姆用“极权主义者”的良心来与正常的良心相比较，他将前者定义为“内移的极权恐惧”。事实上，“良心”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暗含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其一，为惧怕被发现与受惩罚，而对外界的权威所产生的下意识屈服；其二，谴责性自我控诉；最后，还可意指对自我感到建设性的不满。我认为“良心”的名称应仅用于最后一项，而我也将在此种意义下使用“良心”这个名词。

第三，自恨还可表现于自卑上。我将此一表达用作毁损自信之多种方法的总称：自贬、自轻、自疑、自辱与自嘲。这与自责只有细微的差异，我们往往不能肯定地区别出某人因自我谴责或卑劣无用才自觉有罪，还是因蔑视自己而感到可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能确定地说，这些都是打垮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方式。但在这两种自恨形式的运作方式间尚有一可资认识的区别：自卑主要是在于对抗任何为求改善或成就的奋斗，但个人对它的认识在程度上却有极大的差异，这理由我们以后会了解。它也许隐藏在那种冷静又一贯正确的自大外表之下，然而，它却会被直接地感觉或表现出来。譬如，一位到卫生间补妆的迷人女孩，会发现自己的心在说：“多么荒唐啊！丑野鸭，装什么美！”另外，有一位知识分子，醉心于一个心理学课题，他想就此写一篇论文，不过他竟会自言自语道：“你这个自大的蠢驴，凭什么你能写出论文！”即使这样，如果吾人就认为如此明确置身于这些嘲弄声之中，代表他们会了解这些想法的全部意义，这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些平白的自我嘲弄也许较不具恶性——也许真的是机智而幽默的。就像以前我说过的，这些更难于评价；它们也许是一种较少受到愚蠢自负控制的自由的表现，但它们也可能只是潜意识里为求保全面子的诡计。更明白地说：它们也许是为了保护自负，以及保护自己免于毁于自卑。

自辱的态度可容易地观察到，尽管它们可能被他人嘉许为“谦逊”，或他自己如此认为。这种人在尽心照顾生病的亲人后，也许会想道或说道：“只做了最微不足道的。”另外，一个演讲者，听到别人的褒扬时他可能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令人印象深刻。”医生或许会将痊愈归之于幸运或病人的活力，但相反的，要是病人没有好转，他必定会认为是自己的失败。此外，虽然自卑可能不被感觉到，但有一些“对结果的恐惧”却相当明显——对观察者而言。许多见闻广博的人在讨论中并不高谈阔论，因为他们害怕显得愚蠢。无疑地，此种对自己的才能与成就的否认与自辱，对于自信之发展或恢复都是有害的。

最后，自卑还以巧妙或粗鄙的方式表现于整个行为中。人们可能对他们的时间、他们所做的工作或将做的工作、他们的愿望、意见或信念做不足的估价。下面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似乎已经丧失了那种庄重地面对自己所说、所做或所感之事的能力，要是别人认真对待它们，则会令这些人感到震惊。于是他们发展出一种对自己冷嘲热讽的态度，通常会接着扩展出愤世嫉俗的世界观。更清楚地，自卑在怯懦的、谄媚的或道歉的行为中更为明显。

正如其他的自恨形式一样，自骂可能会出现在梦中。有时它会在梦者的意识对其相当陌生时出现。他也许会借着粪池、一些可厌的东西（蟑螂或大猩猩）、盗匪或可笑的小丑等象征来代表自己。他也许会梦见一幢外观堂皇而内部却秽如猪栏的房子，或已经烂到无法修理的破屋子，或与下流的异性发生性行为，或某个公开侮辱自己的人，等等。

为了对问题的剧烈性做更深入的了解，此处我们将考虑自卑的四项结果。第一是，某些神经症患者会将他们自己的不利之处与他们接触到的每个人相比，而觉得别人比他更光鲜、更精明、更有趣、更迷人、更会穿着；他人享有妙龄或青春，或较好的职位，或较显要的地位。然而即使这种比较打击神经症患者，使他失去平衡，但他也不会彻底地去弄清楚它们；或者即使他思索了，卑下感也依旧会存在。这种比较非但对他自己不公平，而且也常是无意义的。为什么一个足以以他自己的成就而自傲的中年人应该要与一位擅长跳舞的年轻人相比呢？或者，为什么一个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会要与音乐家相比并感到卑下呢？

这些事项只有当我们想起那种各方面都要优于他人的潜意识要求时方有意义。此处需附加说明的是，神经症的自负也是需求他应该在任何事上都优于所有人。于是别人任何“优异”的特长或能力必定都会成为他的眼中钉，而且必定引起自毁性的责骂。有时候这种关系也会是相反的：一个已处于自骂心境的神经症患者，会利用别人“显赫”的能力而加强与支持他责备性的自我批评。在此我们用两个人的比喻来说明它：它就如一位具野心与虐待狂倾向的母亲，利用吉米朋友的好成绩或清洁的指甲而使吉米感到羞惭。但此仍不足描述由竞争中退缩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从竞争中退缩毋宁说是自卑的结果。

自卑的第二种结果乃是在人际关系中的“易受攻击性”。自卑使得神经症患者对别人的批评与拒绝极度过敏。在些微或毫无挑发的状况下，他感到别人轻视他、严重地攻击他、不在意他的陪伴，或真的在藐视他。自卑极大地加深了他对自己的不确定感，因此使他更加怀疑别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不可能相信那些完全了解他缺点的人会以善意的或欢喜的心情来接受他。

他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东西更是猛烈，而且坚定地认为别人很明显地是在轻视他，且此种猜疑将长存于他的心中，尽管他并不曾有意识地察觉出任何自卑的迹象。盲目地假设他人轻视他以及相对或完全地觉察到他的自卑，这两项因素都指出了大部分的自卑都已被外移。这也许会导致他人际关系上的微妙毒害。他也许会变得无法接受他人“表面上的”积极情感。在他的心目中，恭维乃是意味着讽刺的评论；同情则是屈尊的怜悯；某些人之所以想要了解他，乃是因为他们在希冀他的某些东西；别人表示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不十分了解他，或他们自己也是无用的或“神经症的”，或因为他对他们有用，或将来有用之故。同样的，事实上毫无敌意的事件都可能被当作自卑的证据。某人在街上或戏院内没向他问好，没接受他的邀请，或没立刻回答他——这可以说只是轻微的屈辱。某人对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这却会是明显地在羞辱他。对于他的建议或行动所做的反对或批评，非但不会成为就事论事的真诚建议，却反会成为轻视他的证据。

诚如我们的分析所见，个人本身既不知道他以这种方式与他人相处，也不晓得其中所包含的扭曲现象。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认为别人待他的态度“果真是这样”，甚至为自己能“面对现实”而自傲。在精神分析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病人认为他人轻视他乃是当然的，且这一看法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在经过一连串的分析后，病人会和善地对待分析师，会不经意且无掩饰地提出：分析师看轻他乃是不证自明的，因此他觉得不必要提它或更进一步去想它。

所有这些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知觉扭曲都是可理解的，因为他人的态度确实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当它发生的背景被切掉时。然而他却觉得他那被“外移”了的自卑是真实无误的。这种转移责任的自卫性质是很明显的，然而与永远清醒而尖刻的自卑感相伴生活，即便并非不可能，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由此观之，神经症患者在潜意识里乃有兴趣将他人视为罪犯。虽然感到被轻视或被拒绝对他而言是痛苦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但是这痛苦却比直面自卑较为轻微。明白他人既无法伤害个人的自尊也无法建立自尊，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门长久而困难的学习课程。

因自卑所引起的人际关系中的“易受攻击性”，常与因神经症的自负所带来的反应相伴而生。往往很难说一个人是因为自负受损，还是因为他的自卑的“外移作用”，而感到被羞辱。它们是如此地难以断然分开，因此我们需就两个角度来解读这种反应。当然，在某一特定时候，二者之中必有一种较易观察到和较易接触到。如果一个人对于“轻视”报以报复性的自大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自尊受损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要是由于同样的激怒，但他却转变为卑躬屈膝而试图逢迎他人，则自卑就会是较为突出的理由。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其相反一端也在发生作用，这是应该谨记于心的。

第三项，受自卑支配的人，通常会遭到别人过多苛待。他甚至不能察觉那些公然的苛待乃是屈辱或剥削。即使愤愤不平的朋友使他对此引起了注意，他也有减低犯罪者罪行或将犯罪者行为正当化之倾向。这只发生于某些情况之下，譬如病态的依赖性，而且是一种错综的“内在情愫群”的表现结果。但产生此种结果的因素中，主要的还是因病人“怀疑自己不配受到任何更好的对待”而引发的“自卫无能”。譬如，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以跟其他女人谈情说爱为炫耀；对此她无法诉苦，甚至于无法感到意识上的愤恨，因为她可能会觉得这乃是因自己不可爱的缘故，且会认为其他女人较为迷人。

最后要提到的一项结果，乃是他需要他人的关心、敬重、赞赏、崇拜或喜爱以减轻或平衡自卑。对这些关心的追求乃是强迫性的，因为逃离自卑的掌控之需要乃是十分急切的。它也可以是由胜利的需求所决定的，也可能成为一种纯消耗性的人生目标。结果是他对自我之评价完全视他人而定：随他人对待自我的态度而升入天堂或坠入地狱。

如果沿着广阔的理论线而思考，这些观察便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如此固执地依附于自我荣誉化的影像。他必须维持它，因为他觉得除此之外只有一条路：死于自卑的恐怖中。在自负与自卑间产生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其中一项总是会更加强另一项。只有当他对自己的实况感兴趣时这一切才会改变，但是自卑却使他难以发现他的自我；只要他自我的堕落影像对他而言依旧是真实的话，则他的自我就会显得卑劣。

神经症患者究竟是轻视自己的哪一方面呢？有时是每件事：人类的缺陷；他身体的外观与功能；他的领悟力——推理、记忆、批评、计划、特殊的技艺或天赋；任何由个人行为到公开表达之活动。然而轻视倾向的普遍性则多寡不一，它通常较明显地集中于某些区域，这乃是依据对于解决神经症而言某种能力或态度所具有的重要性而定。譬如富攻击性之报复型人，将深深地轻视他身上所有他自认是“懦弱”的东西，这包含了他待人的积极情感、报复的失败、任何顺从（包括合理的屈从）、无法操纵自己与他人。囿于本书之体系，无法对所有可能做详细的讨论，而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研究问题的原理是永远相同的。为了说明，我只想讨论两种常见的自卑表现——都是有关于吸引力与智慧的。

关于容貌与仪表，我们可以发现五花八门的自贬，从普通的“无吸引力”到“令人作呕”。尤其是突然在一个比普通人更迷人的女性身上发觉到此种倾向，真是让人震惊；然而我们不可忘却在此更重要的，并非客观事实或别人的意见，而是那个女人的理想影像与她真实自我间的落差。因此，即使对一般人而言，她是个美人，但由于她并非是个“绝对的”美人——过去及未来都绝不可能如此，因此她就会注意到她的不完美——瘢痕、手腕不够细长，或头发卷得不够自然——因而她在这方面贬低自己，有时候甚至到了憎恨揽镜自照的地步。或者她唯恐别人觉得自己是令人作呕的，而这种感觉又十分易成为“事实”，譬如在看电影时坐在她身边的人偶然更换了一下座位。

依据其他人格的因素，对仪表的自卑心态可能会导致要么过度关注如何抵消强烈的自骂，要么“毫不在乎仪表”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她必定挥霍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思想在头发、裙子、肤色、帽子之类事物上。如果自卑是针对某些特别方面，如鼻子、乳房或是过胖，则也许会导致她采取极端的“治疗法”，像手术或强制减肥。在第二种情况下，自负干扰她对皮肤、姿态或穿着做合理的关注。那女人可能会确信她真的是丑恶或可厌的，因此任何为求改善容貌的企图对她而言似乎都是荒谬的。

就“容貌”的此种自责而言，若个人能了解它其实是由更深远的来源所酿成的，就会发现这一点非常深刻。“我吸引人吗？”这个问题与另一问题“我可爱吗？”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这里我们牵涉到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暂不详谈，因为“可爱”的问题在另一章节里讨论将更为适合。这两个问题在很多方面都相互关联，但它们并不相同。一个意思为：我的仪表足够美丽得去吸引爱情吗？而另一个意思是：我具有值得人爱的特质吗？虽然第一个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但是第二个问题却涉及我们 生存的核心 ，而且与从爱的生活中获得幸福有关。而值得爱的特质则与人格有关，只要神经症患者远离他自己，则他的人格必模糊得使得他对其不感兴趣。另外，吸引力之不完美对于所有实际的意向并不重要，但是“值得爱”之特质在所有的神经症中却确切地被损伤了。很奇怪的，分析师所听到的有关第一项的抱怨较多，而有关第二项的却甚少，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在许多发生于神经症中的“重心转移”中，不正是这一点使他的从内在转移到边缘，从完成自我到关注显赫的外表吗？这种过程不也是与追求魅力相一致的吗？在拥有或发展“值得爱”之特质这一点上是不伴有魅力的，但是适当的体形与合适的衣裙却是具有魅力的。就此点而论，所有仪表的问题具有过分的意义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自贬”之所以会集中于这些问题上，也是可理解的。

有关对智力的自贬，及其带来自觉愚钝的结果，乃与万能理性的自负相匹配，它要看就此点而言是自卑还是自负居于显著地位而定。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神经症中，有许多障碍可以构成对领悟力不满的正当理由。怕变得激进可能会阻碍批评性的思考；不愿束缚自己可能使他难于提出确切意见。为显示自己是全能的，这种强迫性的需求可能会降低他的学习能力，遮蔽个人隐私的倾向，也可能阻碍清晰的思考；正如他们使自己看不见他们内心的冲突一样，他们也许会忽略了其他种类的矛盾。他们也许会过度沉湎于自己未来的荣誉，而对他们目前的工作感到乏味。

记得有一阵子，我以为此种真实的困难，能完全说明这种愚钝感，而且希望所说及之事能对愚钝感有所助益，譬如我提醒病人道：“你的智力是完全正常的，但你的兴趣，你的勇气呢？你的所有其他构成工作能力的元素又如何呢？”对工作来说当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病人却对在生活中自由使用智慧不感兴趣，而他所感兴趣的乃在于“主宰者”的绝对智慧。当时我不了解自贬过程的力量，有时这种力量会占巨大比例。甚至于已获得真正智慧成就的人们，还是喜欢强调他们自己是鲁钝的，而较不承认他们的高度热望，因为在任何代价下，他都必须避免那种被嘲笑的危险。而在十分失望之余，他们会放弃一切相反的证据或证明，而接受此种判决。

自贬的过程，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阻碍了对任何兴趣的主动追求，其效应在活动之前、当时或之后都会显现出来。一个屈从于自卑的神经症患者，也许会十分胆小，因而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换汽车轮胎、说一门外国语或对公众演说。或是他在从事某些活动中，一旦碰到困难就随即放弃了；或者他在公开表演前或公开表演时会感到恐慌（俗称怯场）。此外就像关于“易受攻击性”一样，自负与自卑都控制着这些抑制与恐惧。总之，它们乃是左右为难的结果；一方面需要全场喝彩，而另一方面却主动地自辱与失败。

当他克服了所有的这些困难而完成了或成功地做好一件工作时，自卑还是未曾终止过。“任何人都可以做好与这工作相同的事”；譬如在钢琴演奏时有一章节弹得不尽完美，他就会自忖道：“虽然我这次勉强过了，但下次必定会溃败的。”反之，如果他失败了，就会唤起自卑的全部攻击力，而他则受到比其实际意义更大的打击。

在我们讨论自恨的第四种表现——自我挫折（self-frustration）之前，我们必须先借区别与其看来相似或具相似效应的现象，而将此一题目缩减至某一适当的范围内。首先我们必须区别自我挫折与正常的自律之不同何在；一个内部健全调适的人会放弃某些活动或满足，但他这样做只因为对他而言有更重要的目标存在，所以他需要追求价值阶层中的那些更高部分。因此年轻的夫妻可能会放弃他们自己的享乐，因为他们更需要省钱买下自己的居所；一位专心于工作的学者或艺术家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宁静与专心对他而言具有较大的价值。这些戒律必以对于时间、精力与金钱上之有限性的认识为先决条件（在神经症中，则缺乏此种认识）。同时他也必先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何在，而且具有舍弃较不重要之事而追求重要之事的能力。这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是颇为困难的，因为他的“愿望”大都是强迫性的需要，而且其性质决定了每个愿望都同样重要，因此没有一种愿望可被舍弃。在分析治疗中，正常的自律通常是一种可被接近的目标而非现实。如果不是从经验中我了解到神经症患者并不懂得主动的自制与自我挫折之间的差异，则我就不会在此提到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事实上是个遭受摧折的人，虽然他自己并不觉得。他的强迫性驱力、他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假解决以及对自我之疏离，都阻止他去了解他所具有的潜能。此外，他经常会感到被摧折，因为他为求“无限权力”的需要依旧无法达成。

然而这些打击——真实的或想象的——都不是因自我挫折的意向而导致的。譬如，为求喜爱与赞成之需要，事实上造成了对真我或自发情感的挫折。神经症患者会产生这种需要（姑且不管他的基本焦虑），乃是因为他必须应付他人。自我剥夺虽然残忍，但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此一过程的不幸的副产品。在自恨的背景下，此处吸引我们的，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过由自恨的表现所引发的积极的自我挫折。“应该”的暴政实际是对“自由选择”的一种挫折，而自责与自卑则为对自尊的挫折，此外，还有把自恨的主动自我挫折特性表现得更为清楚之事，那就是对享乐的禁忌与对希望、志向的压制。

享乐方面的禁忌，使希冀或实际去做任何符合我们真正兴趣的事以充实我们生活，变成一种罪过；一般言之，病人愈了解自己，就会愈确切地体验到这些内心的禁忌。他想去旅行，但他的心却说：“你不配去旅行。”或在另一种情况下：“你无权休息，或看电影、买衣服。”或是一种更普通的说法：“好事并非为你而准备的。”当他想自己去分析他怀疑为不合理的那种暴躁，但却感到“宛若有一铁腕去关重门似的。”他遂因厌倦而终止了明知会对他有益的心理分析工作。有时围绕一个主题，他会产生一些内心的对话；在他做好一天的工作后，感到疲倦而想休息时，内心会说：“你真懒。”“……不，我真的很累。”“喔，不，那纯粹是一种自我放纵，这样你将会一无所获。”在如此一来一去的对话后，他可能会带着犯罪感去休息，也可能会强迫自己继续工作——但这两种方式都无利益可言。

当一个人贪求享受，他会如何严厉地打击自己的过程通常会呈现在梦中。譬如，一个女人梦见自己置身于充满佳果的园子里，只要当她一想摘取或已经成功摘到一个果实时，很快地就会有人从她手中抢走。或者，失望中的梦者，力图打开一扇重门，但却无能为力；或是他赶着去搭火车，但火车恰好开走。他想吻一位女孩，但女孩却消失了，同时他还听见了一阵嘲弄的笑声。

享受上的禁忌还可能隐藏于社会责任感中：“只要其他人还在贫民窟，我就不该住好的公寓，只要有些人仍遭受着饥饿，我就不该花钱买食物……”当然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必须省察这些反对是否起于真正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或者是否只是禁制一种享受的障眼法。通常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澄清它并揭露出那虚假的荣光：这个人会把那份不花在自己身上的钱用来寄包裹到欧洲吗？

我们也可从抑制的存在而推论出这些禁忌的存在。譬如，某种人只能够与他人共享事物，的确，就许多人而言，分享喜悦是种双重的享受。但他们却强迫性地主张别人应该与他们一道听唱片，不管别人是否喜欢那些唱片，因为他们无法单独地享受任何事物。还有的人可能过分吝啬于用于自己的开支，以致自己也无法为它找出任何合理化的理由。这在下面的情况中事实更为显著：对自己小气的同时，在那些能增加他们威望的事情上，他们过度慷慨；像以明显的方式施舍、举办舞会或购买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古董。他们的行为宛若被某种法律所限制住了——他们只可以做荣誉的奴隶而不可投资于任何“只能”增加他们舒适度、幸福及成长的任一事项。

像其他任何禁忌一样，挑战心理禁忌的代价乃是焦虑或其相等物，一位病人没有胡乱喝下一杯咖啡充饥，而是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美好的早餐，当我大声地赞赏这是一种好表现时，她全然被惊吓住了，因为她以为我会为她这种“自私”的行为而责备她。再如一个人搬到更好的公寓，虽然这一行为在各方面都理由充分，但是却可能引起他极端的恐惧。享受一场宴会，也可能会招来恐慌，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内心可能会说道：“你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一位买了一些新家具的病人，听到自己自言自语道：“你将无法活着去享受这些。”就这位病人的特殊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她不时怀有的对癌症的恐惧正在此时击中了她的心坎。

希望的压制在心理分析中可清晰地被观察到。“决不”这字眼，带来令人战栗的终结感，会不断出现。虽有实际的改善，但总会有声音对他说道：“你决无法克服你的依赖性或你的恐慌，你将无法自由。”对此，病人将会表现出恐惧，狂乱地要求对治愈他或帮助他等的一再保证。即使病人有时不得不承认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他还是会说道：“是的，精神分析已帮助了我很多，但却无法进一步帮助我；因此它究竟有何益处呢？”当希望的粉碎是如此剧烈时，毁灭的感觉将会由是而生。各位或许会记得但丁的地狱吧，在入口处刻有：“所有进入此地的人，抛弃你们的希望吧！”对已有明显改善之后产生的反复通常都是这样，因此是早在预料中的。有一位病人感到情形好转，已经能够忘却恐惧，知道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可以指示他逃离恐慌的途径——但后来他却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显得更为气馁与抑郁。另一位在所有意义上已经放弃了生活的病人，每次当他发现自己内在实有的资源时，就会发生恐慌并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如果使自我挫折这种潜意识判决渗透得十分彻底，病人就会用讽刺的语气拒绝所有别人给他的一再保证。在某些例子里，我们可以探寻出故态复萌的过程。当病人已经晓得某种态度是理想的——如放弃不合理的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已改变了，而在他的想象里，他登上了绝对自由的高峰。然后，他又会因无法真正做到而憎恨自己，于是他告诉自己说：“你一无所用，也绝无法达成任何目的。”

最后一项且是最隐伏的自我挫折，乃是对任何希望的禁忌——不只是针对狂妄的幻想，而且针对通过开发自己的才能而成为更强壮、更优秀的人之各种奋斗。此处自我挫折与自卑间的界线特别模糊。“你想做、想唱、想结婚吗？你将会一无所成的。”

在一个后来变得颇为精进且有所成就的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到这些因素。大约是在前一年他的工作忽然颇有起色——在外在的因素毫无改变的情况下——他与一位年纪较大的女人交谈，她问他希冀怎样过他的一生，以及他渴求或期望完成什么。结果他发现自己虽有智慧、有思想，也很勤勉，但对于未来却未曾考虑过。他所能回答的只是：“喔，我相信我将永远谋求生存。”虽然他向来被认为是有前途的人，但是成就重要事业的想法却全然找不到。通过外在的刺激以及自我分析的帮助，他变得更为精进，但对于他在研究中的发现，他自己都不晓得其重要意义，甚至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成就，因此无法增加他的自信。他可能会忘却他的发现，其后再意外地重新发现它们。最后，当他主要为了工作上的禁忌而开始寻求心理分析时，才发现那些关于他自己所希求之事、所渴求之物，或了解自己的特殊禀赋等方面的禁忌，已大到难以克服。显然地，他所具备的天赋与驱策他追求成就的壮志过于强烈而无法完全被阻止，因此他完成了某些事（即使是在痛苦下完成的），但他却无法了解此一事实，无法拥有且享受它。就其他人而言，结果就更不如意了，他们退却，而不敢冒险去尝试新事物，对生命无所期望，而过于降低他们的标的，因此他们生活在一个低于他们能力与心灵工具的水平上。

像自恨的其他方式一样，自我挫折也可在“外移作用”中表现出来。一个人常抱怨要不是他的太太、他的老板、缺钱、气候或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用说，我们也不应该趋向另一极端而认为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不相干。的确，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但在对它们的评价中，我们应该细察它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内心所涌起的思虑有多少转向了它们，毕竟常常有人也会因对自己较为友善而感到宁静与满足，而不管外在的困难是否存在。

自虐就某一方面而言，乃是自恨的必然的副产品。不管神经症患者是试图鞭策自己追求无法获得的完美，还是激烈地谴责自己、轻视自己、摧折自己，他都真确地是在虐待自己。使自虐在自恨的表现中成为独立的另一类，是因为它包含了使自己受苦的意向。当然对于每种神经症的痛苦病例，我们必须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譬如，要考虑自疑，它们可起于内在的冲突，而且表现为无目的与无结论的对话，此种对话乃是病人用以防护自己以对抗自责行为；它们也可能是自恨的表现，目的是捣毁他所置身的地基。事实上，它们可以是最痛苦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或甚至于比他还差——人们可被“自疑”吞噬。无疑地，虽然我们必须分析之所以发生此类情况的理由，但它们是不是也构成了一种对自我折磨的潜意识意向？

另一种与此相同之特性是拖延。就我们所知的，许多因素都会造成某种决定或行动上的迟延，如一般的惰性或一种彻底渗透的无能力做主感都是。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这会将极多的痛苦加诸自己身上，在此我们有时会匆匆一瞥而忽略了一些未确定的问题。当他因拖延而导致不悦或到了带来祸患的地步时，他将会满怀喜悦地告诉自己：“你活该。”但这仍非意味着，他因被驱策折磨自己而致有所拖延，而是代表一种“幸灾乐祸”，这是对使自己蒙受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虽然至今吾人仍无法从中发现主动折磨自己的迹象，但却可看出那种宛如袖手旁观别人之羞愧与苦恼时所表露出的喜悦之情。

要不是有其他观察足以显示主动自我折磨的驱力真实存在，则吾人所谈的这一切都将无法成为定论。在某些自我吝啬的方式中，譬如病人发觉他的琐碎节约不只是一种“抑制”，而且特别能满足自己，有时几乎已近于是一种爱好。还有一些有臆想症倾向的病人，不只具有真实的恐惧，而且还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来恐吓他们自己；于是对他们的感觉而言，轻微的喉痛变成了结核症，胃不舒服成了胃癌，肌肉痛变为脊髓灰质炎，头痛变为脑瘤，焦虑变为精神错乱；这种病人经历了她所谓的“中毒过程”，在初现轻微的不安与失眠时，她会告诉自己现在她又进入了一种新的恐慌循环中，于是以后的晚上这种症状变得日趋严重以致无法忍受。将此种最初的恐惧与雪球相比，就像她自己连续不断地将雪球滚大，最后因崩陷而掩埋了自己一样。在她那时所写的诗里，她说道：“甜蜜的自虐乃是我满心的喜悦。”在这些患有臆想症的病人中，一项导致自我折磨的因素可被分离出来；他们觉得自己应拥有 绝对的 健康、镇静与勇敢，任何些微与此相反的病状，都会使他们转为残忍地攻击自己。

此外，当我们分析一个病人的虐待幻想或冲动时，我们会发觉这些可能是因他对自己的虐待狂冲动所引起的。有时某些病人会有折磨他人的冲动或幻想，其对象大多数是小孩或无助的人。例如，有位驼背的女仆名叫安，她与病人一同住在公寓中。病人一方面因强烈的冲动，一方面又因感到被这些冲动所困扰而烦躁，安相当友爱且未曾伤害过他的情感。病人在虐待幻想发生前，常常对她的身体畸形感到厌恶与同情，而他认出这两种情感乃因他将那女孩看成是他自己所产生的。他的身体强壮且健康，但当他遭到精神纠葛变得无助或心怀轻蔑时，他就觉得自己形同跛子一般。当他第一次注意到安正过于殷勤地服务且有一种做受气包的倾向时，他就开始产生那种虐待的冲动与幻想。虽然安可能一直都是如此，但他却只有在他即将意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以及自恨在耳际隆隆作响时，他才会观察并感觉到这情形。

因此，折磨他人的这种强迫性欲望可被解释为一种折磨自己的冲动的积极外移，这将使他产生一种凌驾弱者的刺激感。此种积极的欲望后来减弱为虐待幻想，同时当他的自谦倾向以及对此种倾向的厌恶感变得更为明白易见时，这些幻想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我不认为一切虐待性的冲动——或行为——都只是源于自恨而产生的，但我认为“自虐”驱力的“外移”现象必定是促成这一情形的一个因素，无论如何，这种关系出现得非常频繁，因而值得我们时常注意它的可能性。

在其他病人身上，对自我折磨的恐惧有时虽毫无外在的激发原因，但当自恨增加时，它们也会发生，且他们会对自虐驱力之消极外移表现出恐惧的反应。

最后，还可由此发现被虐狂与性行为及性幻想。我所指的范围系从自贬到残酷的自我折磨等各种手淫幻想：手淫常会伴有猛抓或掌击自己、拔发、穿小鞋走路、摆出痛苦且扭曲的姿势等行为；而此种人在进行性行为时，他便必先受叱责、鞭打、捆绑或被强迫做低贱的或令人恶心的事，方会达到性的满足。这些实例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我相信至少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种类，一种是病人由折磨自己而取得报复性的快乐；另一种则是病人自认为是堕落的，而只能循此途径以获得性满足（理由以后将会讨论）。然而，有理由相信这种区别只对意识的经验而言才是正确的——事实上病人常是折磨者也是被折磨者，他既可从被贬低之中，又可从贬低自己的行为中获取满足。

自恨最后必会到达纯粹或直接的“自毁冲动或行为”的极端。这些可以是急性的或是慢性的，公开而激烈的或隐蔽、缓慢且苦恼的，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表现于行为中或只在想象中实现，它们可能是有关极小的或极大的问题，最后的目标则在于身体上、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自毁。当我们考虑了这些可能性后，则自杀并非是难解之谜。我们可用很多方法毁灭我们生活中极重要的事物，自杀不过是自毁的最极端且最终极的表现。

针对身体的自毁是最易观察到的，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实际伤害的案例多少与精神病有关。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可发现轻微的自毁举动，这些举动大部分被认为是“坏习惯”——如咬指甲、抓挠、拔发等，突发性的严重伤害冲动有时也会有。但与精神病患者相反，它们只停留在想象中，而且似乎只发生于那些生活在想象中的人身上，这些人轻蔑现实（当然也轻视他们自己的一切实况）。这些冲动通常出现在瞬息的意识之后，整个过程有如闪电般快速，因此我们只能由心理分析了解其过程进展的顺序与结果：他们在突然敏锐地发觉自己的某些缺点后，随即（爆发性而且迅即消逝地）产生一种伤害双眼、刺破喉咙或用刀刺胃或将肠子切成碎片的剧烈冲动。这种典型的人有时也会有自杀的冲动，譬如从阳台或悬崖跳下的冲动。这些冲动似乎也是突发性的，因为可能很快便会消失，所以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高处往下跳的冲动也可能是突发而强烈的，以致他必须紧抓住某些物体以免如此行动，否则此种冲动可能会导致实际自杀的企图。尽管如此，这种人并没有对死亡的真实理解。相反的，他想由第二十层楼跳下，然后爬起来回家去。自杀企图是否会成功，通常依突发因素而定。假设我用一个怪异的表达，那么对“他已经死亡”这件事一定没有人会比他自己更惊讶。

对于许多更严重的自杀企图，我们有必要很快地联想到深度的“自我疏离”现象。然而，通常那种“死亡并非真实”的态度，在自杀的冲动或失败的企图中所表现的，会比一般有计划的或真正有企图的还更具特征性。当然导致自杀总有很多理由，自毁的倾向乃是这些理由中最常见的一项。

自毁的冲动也可能是潜意识的，它可能以鲁莽地驾驶、游泳、攀高或不顾身体之无力仍横冲直撞而表现出来。我们已晓得病人本身并不觉得这些举动是鲁莽的，因为他具有“不可被侵犯”的“要求”（没有一件坏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很多例子中，这都是一项主要的因素。然而，我们要了解还有自毁的驱力也会作用于其中，特别是当“罔顾实际危险”的心理占了极大的比例时。

最后，我们还可发现有些人潜意识地，但却有计划地借着狂饮或药物来损害自己的健康，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如定期需要麻醉剂。在茨威格所作的《巴尔扎克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悲剧，他因极端渴求魅力而用过度工作、减少睡眠与纵饮咖啡来损害自己的健康。的确，巴尔扎克对魅力的需求使他负债累累，因此他的过度工作部分是因错误的生活方式所致。但我们必须确认，在这一例子里，自毁的驱力是否也加入作用并导致了他的早夭。

如同前例，在其他的例子里，身体的损伤偶尔会发生。我们都知道在“恶劣的情绪”下，我们更可能割伤自己，走错阶梯而摔下，或捏痛自己的手指，而如果我们过马路而不当心车辆，或驾车而不注意交通规则时，就会造成伤亡。

最后，自毁在官能疾病中的附带作用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对于心身之间的关系已了解得更多了，因此我们便很难完全准确地将自毁倾向的特殊角色分离出来；当然每一位好医师都会知道，在严重的疾病中，病人对于康复、活着或死去的“愿望”是极其重要的。但精神力量被导向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可为很多因素所决定，目前我们只能断言：不管是在康复期、病发期或疾病恶化期，都需慎重地考虑身体与灵魂乃是一体的，以及自毁可能会产生的附带作用。

针对生活方面的某些价值所做的自毁，可能会造成不幸的灾祸（或意外）。在《海达·加布勒》一书中，Eilert Lovborg遗失了珍贵的原稿就是一例。易卜生通过对Lovborg的描述写出了破坏的反应与行为的高潮。最先，他对他的忠实朋友Elvstedt太太略有怀疑，接着他试着借狂饮以破坏他们的关系。但当酒醉时，他遗失了他的原稿，后来遂在妓院里自杀了。就较轻微的一面言之，这种自毁也可能使人在考试中遗忘答案，或在即将进行重要的面谈之前迟到或醉酒。

精神价值的破坏，最常经由其反复性令我们吃惊。一个人正当即将成功之际，却放弃了该职业，我们姑且认为那种职业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但是当同样的过程三次、四次或五次地重复发生时，我们就必须找寻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自毁常是这些因素中较为显著的，虽然它比其他因素更为隐匿。他对它全然不知，只是一味地想要破坏他的每一个机会。这也适用于解释他放弃一份份工作，或结束一个个处境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后二者的情况中，他似乎总像个“无辜”的牺牲者或是个对别人而言愚笨的忘恩者。事实上他所做的，乃是一方面长期对于这段人际关系的过分操心，而另一方面得偿所愿又让他十分恐惧的结果。简言之，他常会将他的老板或朋友逼到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后，我们就可了解此种重复的事件。他可能会很礼貌地表现出合作行为；他可能常企图带给分析师各种好处（这是分析师所不想要的）；不过，到了关键的部分，他的攻击行为相当严重，因此甚至让一度对其反感的分析师涌出强烈的同情。简言之，病人会一直试图使别人成为他自我破坏意向的刽子手。

主动的自毁倾向，究竟会逐渐将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与深度破坏到何种程度呢？不管就粗略或精巧的方式而言，一个人的完整性多少都会遭受损伤，这也即神经症的发展的结果。脱离自我、不可避免的潜意识借口、未予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潜意识妥协以及自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道德的削弱，亦即会降低了真诚待己的能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是否会沉默但却主动地与他德性的堕落妥协？某些观察会促使我们肯定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急性的或慢性的士气消沉或道德败坏现象。譬如，一个忽视外表的人，会使自己变得草率不洁或肥胖；他纵饮而少睡；他不注意身体——譬如不看牙科医师。他吃得很多或很少很少，从不散步；他忽视他的工作以及他最感兴趣的事，且变得十分怠惰。他可能会变得一团糟，至少他会较喜欢与一些肤浅的人或坏同伴交往。他会变得不可信任，他会打他的太太与小孩，开始撒谎或偷窃，这种过程变化在酗酒者中最为显著，就像《失去的周末》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但它们同样可以以非常隐匿或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明显的情况下，甚至于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也会发觉这些人在努力“粉碎他们自己”。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知道此种描述并不足够。这些情况只有当人们被自卑与无望所压倒，而致使他们的建设力量无法再压制自毁驱力的冲击时才会发生，此种自毁驱力由此具有了自由无碍的支配力，而表现于积极地使自己道德败坏的潜意识决定中。在其所表现出的形式中，会具有主动且有计划地使自己堕落的意向，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此情形已做了描述；每个有经验的分析师都会从他的描述中看到神经症患者究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他们的梦境也表示了他们可能主动地将自己抛入阴沟里。

神经症患者对于这种内在过程的反应个个不同，可能是高兴，可能是自怜，可能是惊骇。这些反应在他的意识中，通常与自我堕落的过程不相连贯。

自怜的反应，在一个做了下述这个梦之后的病人身上显得特别强烈。这位病人过去都是浑浑噩噩地过活，她已变得怀疑人生的价值而将理想置之不理。虽然在她做梦的那个时期，她在很勤奋地工作，但她还是无法要求自己做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事。她梦见有一个女人（她代表良好与可爱的事物）即将进入教团，但却被告知说她犯法。她被责难而且被拖去游街，虽然梦者确信她是无罪的，但她确实出现在游街的行列里。另一方面，她企图恳求牧师帮忙，虽然这位牧师亦表同情，但却对被告爱莫能助。后来被告在农场里，不只是极其潦倒，而且显得麻木与痴呆。梦者依旧在梦中，她心如刀割地怜悯着这位受害者，而且在醒来后哭了好几个钟头。详情在此姑且不提，梦者此刻会对她自己说道：在我身上亦有某些美好或可爱之处，由于我的自责与自毁，我可能真的会破坏了我的人格；我用以反对这些驱力的方法是无效的，虽然我想自救，但又想避免实际的战斗，因此在某些意义上，我与我的自毁驱力妥协了。

在梦中我们会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个特殊的梦似乎是来源颇深的，而且也提出了对于梦者个人自毁的危险性之深广见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怜的反应，就与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就当时而言都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使她改变到转而去做有益于她的事情。只当无望与自卑的强度减轻时，非建设性的自怜方会转变为建设性的“同情自我”，而且这对于任何在自恨掌握下的人而言，都会是深具意义的前进推力，它会引发真我的感觉，并兴起“拯救内心痛苦”的愿望。

对败坏过程所表现的反应也可以是全然的恐惧。当我们考虑自毁所无法克服的危险性时，或者只要个人仍继续感觉到他只能对这些残忍力量苦苦哀求时，都会表现出此种反应。在梦与联想里，这些残忍的力量可在很多简明的象征里显现出来，譬如杀人的疯子、巨兽、白鲸或魔鬼，等等。这些恐惧是许多至今仍无法解释的恐惧之核心，譬如，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深海的恐惧，对魔鬼的恐惧，对神秘事物的恐惧，或对任何体内所进行的破坏性之恐惧，如中毒、寄生虫、癌症。它乃是许多病人对于潜意识的或神秘的事物感到恐惧的一部分，它可能是那种并无明显理由的恐慌之中心，如果这些恐惧长久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此种恐惧共存，他必须找寻方法以抵挡它们。这些方法有些已提过，尚未提到的在以后各章中将会讨论到。

在讨论完自恨及其破坏力后，我们必定会发觉这其中存有太大的悲剧，也许是人心的最大悲剧。人类之外求无限与绝对，却会同时毁灭了他自己。在他与那个答应给他荣誉的魔鬼达成协定时，他就已注定要堕入自己的心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