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神经症的自负

虽然神经症患者费尽苦心，努力以求完美，同时对已得到的完美深具信心，但他们仍未得到自己衷心渴求之物： 自信与自尊 。即使在想象中自己如神一般，但他还是缺乏天真的牧羊人所具有的纯朴自信。高贵的地位，满载的名誉使他感到自傲，却没带给他内心的安全感。他依旧真实地感到自己不为人所需要、易被伤害，而且需要不断地证实自己的价值。只有他支配了权势，具有影响力，而且被赞美与敬重时，他才可能会感到坚强而有意义。但这种兴奋的感觉，当他在陌生的场合中失去扶持时、在他遭遇失败时或当他独处时都甚易崩溃。天国的大门不会为只会表演的人打开。

让我们观察在神经症的发展中，“自信”这一领域内发生了什么。明显地，为了自信心的发展，小孩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感到受欢迎、被照顾、被保护，以及有信任氛围的环境、对他的行为的鼓励、建设性的纪律。被给予这些因素，则他可发展出对人的“基本信赖”，利用玛丽·拉塞精选的术语而言，这包含了对他人及自我的信赖。

但如果有多种伤害性的因素同时出现时，必然就会阻止小孩个性的发展，这些因素及其一般的影响吾人已于第一章中讨论过，此地我想进一步说明使他特别难于获得适当的“自我评价”的理由何在。盲目的溺爱也许会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他会因此而感到为人所需要、被人喜欢及赏识，但这并非由于他自己，而只是由于他满足了他父母亲对崇拜、特权或权力的需要所致。一种力求完美的生硬纪律，或许会使他因无法达成这些需求而产生自卑感。譬如，在学校的恶劣行为或坏成绩会使他遭受到严厉的惩戒，而善行与良好成绩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趋于自主与独立的行动可能被嘲弄。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普遍缺乏真正的温暖与关心，带给他一种无价值与不被爱的感觉——或始终让他觉得除非改造自己，否则他一文不值。

此外，因早期众多不恰当的因素而形成的神经症发展会削弱他的生存重心。他会因此变得与自我疏远（脱离）而且感到分裂，他的“自我理想化”乃是一种企图，想通过提升心目中的自我，以超越有关他自己或别人的残酷现实来补救这一切所造成的损害。于是就如“魔鬼协定”此一故事中所述的，他在想象中（有时是在事实上）获得了所有的荣誉，但他所得到的并非自信，而是其价值颇受怀疑的一项辉煌礼物： 神经症的自负 。这两样，感觉上和看起来极其相像，以致大部分人对它们的差异常有着理解上的混淆。例如在韦伯斯特（Webster）旧著中的定义是：自负乃是一种自尊，基于真实或想象中的自我价值而产生的。区别就在于真实的与想象的优点之间，但它们却都被称为“自我尊重”，仿佛此种差异乃是无关紧要的。

这种混淆也是因大部分病人将“自信”认为虽无来源，但却最为大家所渴求的一种神秘特质而产生的。如此一来，他们会期望分析师利用某些方法将它缓缓灌输到他们心中，就非常符合逻辑了。这使我们想起了一部卡通，其中有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打了勇气之针；而后它们长成平常体形的五倍大，勇敢而充满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病人所不知道（以及因焦虑而变成真的不了解）的乃是个人所具有的优点与自信感间的严密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比下面所述者更为明确，即一个人的金融状况乃取决于他的财产、他的积蓄或他的谋生能力，如果这些因素都满足了，那这个人将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另举一例，渔夫的自信乃基于下列这些实质性的因素：拥有形态良好的船只，拥有改良的渔网，具有有关天气与水性的知识以及强壮的体力。

个人的优点多少因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而有差异。如西方文化中，个人优势包含有下列这些性质或特点：有自主的信念且依此行事，有因开发我们的潜能而生的自恃与自我负责，对自我的资产、负债与局限能予以真实的评价，有强大的力气以及坦率的情感，有建立与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因素完善作用的结果可以主观地表现出自信的感觉，若它们无法健全地作用，则自信必会因之动摇。

同样地，正常的骄傲也以坚实的品行为基础，它可以基于一种特殊成就；就如，以有正义感的勇敢行为为傲或以做好一件工作为傲；或者，它也许是我们对于自身价值的一种普遍感觉，或对尊严的一种静默的体察。

就“神经症的自负”对于“伤害”的极端敏感性而论，我们易于认为这乃是正常的骄傲的极端发展。但它们的差异乃在于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上。神经症的自负较为空幻，且完全以不同的因素为根据，这些因素都属于或支持个人自我荣誉化。它们可以是外来的东西——如威望——或者也可由个人所自称具有的品行与能力组成。

在“神经症的自负”的种类中，“威望”的自负似乎是最接近正常的。譬如在我们的传统中，一般人都因拥有迷人的女友、来自有声望的家庭、生于本地、身为南方人或新英格兰人、来自有威望的政治或专业团体、谒见过显要人物、人见人爱、拥有好的汽车或住在好的社区而引以为傲。

这种自负乃是神经症中最不典型的。对于具有大量心理困扰的多数人而言，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与它们在正常人之中所代表的并无相异之处；对于其他人而言，若真具有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有些人却将神经症自负的重心置于威望的基础上，这种威望对他们而言乃是至关重要的，以致他们的生活老围着威望打转，而将大部分的精力耗费在增加威望上。对于这些人，参加拥有威望的团体及加入著名的事业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事。当然，他们的汲汲以求以真正的兴趣与上进的合理愿望为借口，完全被“合理化”了。任何能自然增加这种威望的事物都能引起他们衷心的喜悦；如果他用以增加个人威望的团体遭到任何失败，或团体本身的威望发生削减，都会激起自负伤损的反应，这些我们都即将加以讨论。例如，如果某人家族中有一人不成器或有精神疾病，则他会觉得对他的自负而言这乃是一大打击，虽然他会给这位亲戚以表面上的关心。又如，有很多女人宁可不上餐馆与戏院，却不可没有护花使者伴随出游。

所有这些看来都与人类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某些所谓的原始人的行为相似，他们个人主要是而且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于是自负并不只局限于个人的事件上，而且遍及组织与团体的活动。然而虽然这些过程看来似乎是相同的，但它们之间仍有重大的差异存在，这即是： 神经症患者基本上与团体无关 ，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没有团体的“归属感”，而只借着团体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虽然一个人或许会为想象与追求威望而耗尽精力，虽然在他心目中他随威望而浮沉，但是通常这并不会清楚地使他认为这是个该被分析的心理障碍问题，这乃是因为它极其普遍地存在，同时也因为它看来就酷似我们的文化模式，或者由于分析师本身也无法免于此病所致。然而它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于可以毁灭一个人，因为它使人变成一个投机者，从而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它绝非是正常的，相反地，它代表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它只会发生于以下这些人身上：他们与自我极其疏离以至于自负的焦点都大部分投注于自身之外的事物上。

此外，“神经症自负”的依据在于其在想象中认为自己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他那特别的“理想自我”所拥有的一切上。在这里“神经症自负”的特性变得格外明朗化了，神经症患者并不以他作为人的特质而自傲。当我们知道他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他的自负抹杀了他的困难与有限性而感到惊奇了。他甚至于多半不以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为傲，他或者只模糊地觉察到它们；或者真的否定它们，但即使他真的认出自己的某些优点，这些对他而言也不具重要性。譬如，如果分析师吸引他注意他工作上的优越能力，或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性格，或者指出——纵使他具有心理问题——他写出了一本好书，病人也许会真实地或装模作样地耸耸肩，带着明显的漠不关心，将赞美轻描淡写地置之度外。他特别不赞赏一切劳而无获的奋斗。譬如，他宁愿放弃为求深究烦恼根源的真诚努力，虽然他曾经一次次严肃地表示出愿意进行心理分析及自我分析。

文学家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Peer Gynt）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他并不特别强调他自己有很多的资产、高超的智慧、冒险精神以及坚强的生命力，他却以并不存在的一件事——“他是真正的他自己”为傲。事实上，在他的意念中他并非是他自己，而是他“理想化的自我”，它具有无限的“自由”与无限的权力。（他将无界限的自我中心升格为高尚的生活哲理，如易卜生所指出的，他把女妖的信条“有你自己就够了”进行了美化，变为“你即是真实”。）

在我们的病人中有很多像培尔·金特的这一类人，他们渴望能将自己造就为圣人、举重若轻的人类导师，等等；但只要他们与这些估价稍有偏差，他们就会觉得仿佛失去了“个性”一般，不管“想象”应用于哪方面，它本身必会具有无上的价值，因为它能使得它的背负者（想象者）得以高高在上地俯视那些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谨小慎微的芸芸众生及行人。病人当然不会谈及“真实（truth）”，而只会含糊地使用“实况（reality）”一词。譬如有一个病人，他的“要求”便相当绝对以至于他期望整个世界都是为他服务的，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要求”，他认为这乃是荒谬甚至是堕落的。但隔天他又恢复了他的自负：认为他的“要求”才真是“宏伟的精神杰作”。如此一来，不合理的“要求”的真正意义被淹没了，而想象中的自负取胜了。

更常见的是，自负并非特别附着于想象，而是附着于所有的精神过程：智力、理性和意志力。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力量，归根结底，是“心思之力”，所以必然的，他为它着迷而且引以为傲。理想化的形象乃是他想象的产物，但绝非在一夜之间就产生的。智力与想象（大都在潜意识里）不断地作用，以维持个人的虚构世界，它们经由合理化、正当化、外移作用以及冲突意念间之和解——简言之，即想方设法以使事物看上去与原来不同。一个人与他自己愈疏远，他的意念则变得愈真实（一个人离开了我的思想就不复存在；我离开我的思想，我也不复存在）。就像夏洛特夫人一样，除非是经由镜子，否则他无法直接望见现实。更确切地说：在镜子中他只看见他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世界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智力或主宰思想方面的自负并不只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工作的人，而且也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神经症患者“自觉有权要求”的能力与特权，也会产生于这种自负。譬如，他会以一种虚幻的“不能被害”为傲，就身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从不遭遇任何疾病或身体的损伤；就精神方面而言，意味着从不感到被伤害。还有些人可能会因幸运、“为神所眷顾”而骄傲。又如，在疟疾区域未曾得病、赌赢了、远足时天气宜人等，都是这种人引以为傲之事。

在神经症中，有效地维护他的“要求”的确是个有关自负的问题。那些觉得有权不劳而获的人，要是他们能操纵别人借给他们钱，为他们驱驰，免费提供医药治疗，则他们会引以为傲。有的人觉得自己能支配他人的生活，因此要是他们所保护的人不马上遵从他们的忠告，或不事先经过他们的许可而擅依己意行事，则他们的自负便会受到打击。还有一些人，觉得只要他们表示出自己正处于困境，则有权旋即获得解脱。他们会以他们之能得到同情与宽恕而自傲，如果其他人仍旧对他们吹毛求疵，则他们马上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神经症患者为了满足“内心的指使”所产生的自负，表面上看来似极坚实，但事实上却如其他自负一样虚弱，因为它必定包含着借口。一位以完美的母亲自居的妈妈通常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感到完美，一位以自己独特的诚实作风为傲的人，或许不会明显地说谎，但却常会被潜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欺诈心念所侵蚀。那些以不自私为傲的人，也许不会公然地提出要求，但却会利用他们的无助与痛苦欺骗他人，且将他们那种针对正常的自我主张的抑制误以为是“谦恭”的美德。此外，他们自己的“应该”只具一种主观的价值，因它可以为神经症的目的服务，然而它却无客观的价值；比如神经症患者会以不要求或不接受任何帮助为傲，却不顾这样做是否较为明智——这是社会工作中一个被人熟知的问题。有些人会以极力讨价还价为傲，但有些人却正好相反，以不讲价钱为傲——这乃看他们的心意是必须永居于获胜的一方，还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应求私利而定。

最后，它也许只是代表着那些支撑着自负的“强迫性标准”所具有的高级性与严肃性。了解“善”与“恶”使他们自觉变为如神一般崇高；正如蛇告诉亚当和夏娃吃下苹果后，就会像上帝一样能辨善恶一般。神经症患者那种相当崇高的标准使他不顾自己的现状与行为，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可资为傲的道德神童。他也许已经在心理分析中了解他对威望的极度渴求，对事实的钝感以及他自己的报复心；但这些丝毫也没使他变得更谦恭，或稍微减低他那种自认为是高超道德者的感觉。这些真实的缺点对他并不算数，他并非以本身具有的道德而自傲，而是以了解“他应该如何”而感到自傲。尽管他或许会暂时性地了解他的自责之无益，或甚至有时会对自责的邪恶感到惊恐，但他仍处在对自我的苛求中而无法宽容自己。毕竟只是自己吃点苦而已，这又有何关系呢？他的痛苦岂非是他高超道德情操之另一证明？因此维持这项自负似乎是值得的。

当我们由神经症的一般观察进展到对个人特性的观察时，乍见之下，一切现象显得让人迷惑。简直没有一事不被自负所包围，一个人觉得那是自己明显的优点，在另一人看来却成了可耻的缺点。一个人以粗暴待人为傲；但另一个人却以粗暴无礼为耻，而以仁慈待人为傲。一个人以其在生活中一贯的虚张声势为傲；而另一个人却以吹牛为耻。有些人以相信别人为荣，但也有人等量地以猜疑他人为傲——诸如此类。

只要我们不在整个人格的上下文中察看自负的特定种类，我们就会为这种多样性而感到迷惑。但一旦我们从个人的全体性格的视角来检视每一种自负，答案就显露出来了。他为自己骄傲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能忍受自己竟处于一种盲目饥渴状态之中；所以他利用自己的想象，把那些饥渴的需求转变为高尚的、他可以为之骄傲的品质。但只有那些为他实现“理想自我”提供动力的强迫性需求经历了这种转型，而对于那些相反的、阻止了他这样做的需求，他则选择了压制、否认和唾弃。

他这种无意识状态下对价值的反转能力是完美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卡通图片，是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生动地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对那些自己不喜欢的部分，直接用刷子抹上美丽的颜色，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作为自己的优点四处炫耀。

魔棒一挥，朝三暮四的行为变成了无限自由，对现存道德规则的盲目反抗变成了反对大众偏见，对为自己打算的压抑变成了神圣的无私行为，对妥协的需求变成了全然的善，依赖变成爱，占人便宜变成了机智，自我中心的“要求”能力变成强有力的，复仇变成了公正，使人受挫的诡计变成了智慧的武器，对工作的厌恶变成了对工作这一古板习惯的成功抵制，等等。

这些潜意识的过程常会令我想起易卜生《培尔·金特》一书中的巨人们，对他们而言，“黑的看来就像是白的，丑的就像美的，大的就像小的，而肮脏的就像洁净的。”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来说明这种价值的颠倒。易卜生说，只要你生活在像培尔·金特般自足的梦幻世界里，你就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梦幻与真实之间并无桥梁，通常来说，它们的差异过大而不容任何和解；而且只要你无法真实待己，而是自我中心地生活在想象的“伟大形象”中，那你就会挥霍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尺度也就会像那些巨人的价值尺度一样的颠倒，这道道地地就是本章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要旨。当我们一离开自我去寻求荣誉，我们就不再关怀我们自己的真相。神经症的自负，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虚假的自负。

当分析师了解了只有那些被自负所包围的倾向，才是用以实现“理想自我”的倾向这一原理之后，他（她）就要留意地去侦查那些病人行为中所固定且隐伏着的要素；在行为特点的主观价值与该种特点中所隐藏的“神经症的自负”之间，似乎存有一定的关系。只要发现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一项，分析师就可正确地推论出另一因素可能也存在，因为其中通常必有一项会先引人注意。因此病人在心理分析进行之初，常会以讥诮的言辞或使他人受挫的能力表露出他的自负，虽然分析师当时并无法了解该因素对病人的意义为何，但他仍可依理推论出它在特定神经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分析师渐渐了解每一病人所具有的特定自负，这对于治疗而言是必要的。只要病人潜意识地或自觉地以驱力、态度或反应为傲，则病人自然无法将此视为应该被解决的问题。譬如，当病人已知道自己具有“以机智凌驾他人”的需求时，分析师就会觉得不证自明的，这正是该被解决的也是将被克服的一种问题倾向，因为分析师考虑了病人真正自我的利益所在。他知道此种倾向的强迫性，知道它在人际关系中所引起的障碍，造成了许多本具有建设性目的的精力的浪费。然而，对此毫不自知的病人却会感到正是这种智取他人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优越者；于是他暗自以此为荣。因此，他对分析“以智取胜的倾向”便不感兴趣，而只关心干扰他达成“智取”的那些因素。只要这种评价上的差异没有被揭开，则分析师与病人将会分别在不同的目的上移动且因发生龃龉而各怀心意地进行分析。

以如此不稳的基础为依托的神经症自负，就像纸牌屋一样的不坚固，连最轻微的气流都可以令之倒塌。以我个人的主观经验而言，神经症的自负使人变得易受伤害，其广度恰好是他被自负所困扰之范围。此种自负可被内在或外在因素伤害，自负受损所产生的两种典型反应是羞耻（Shame）与受辱（humiliation）。要是我们自己做了、思考了或感觉到某些违背我们自负的事情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感到羞耻；如果别人做了伤害我们自负的事，或不能满足我们的自负对他们所做的要求，我们就会觉得受辱。对于任何似乎比例不相称或不合地域时宜的羞耻或受辱的反应，我们都须先问自己下面这两个问题：哪种特定的情况会引起这种反应？哪种特定的潜在自负受到了伤害？这二者具有密切的关联，且无法迅速获得解答。譬如，分析师也许会知道那些对问题持着合理的、敏感的态度的人而言，手淫往往会引发过度的羞耻，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无所谓。在这里，引起羞耻的因素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果真如此吗？手淫对不同人而言，其所意味的也许是不同的，分析师无法立即知道许多与手淫有关的因素中究竟何者引起了羞耻。是否因为手淫与爱情脱离，所以对于某些病人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堕落的性行为？是否因其所得到的满足比性交还大而扰乱了性只与爱相连的幻象？它是一个伴随幻想而生的问题吗？它意指允许病人具有任何需求吗？它对于坚忍的人而言是过于自我放纵吗？它意指失去自我控制吗？只有当分析师能够了解这些因素对病人的意义时，他才能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究竟哪种自负受了手淫的伤害？

我还有另一个例子，可用来说明准确查明羞耻及受辱的起因的必要性。许多未婚女性会以拥有情人而深感羞耻，尽管在她们有意识的思想中她们并不愿遵从习俗。碰到这种病例，最重要的是先要确定她的自负是否已被特定的情人所伤害；果真如此，则羞耻是不是因为她的爱人不够迷人或专情而引起的呢？还是因为他待她太恶劣呢？还是因她太过依赖他呢？或者仅仅因为她有一个情人，而无关乎她情人的地位与性格？要是如此，那结婚对她纯粹是一个威望的问题？还是说有情人而不结婚乃是轻浮与无吸引力的证明？还是她应该像贞洁的处女一样超越于性欲之上？

通常同一事件可引出羞耻或受辱二者中的一个反应，但其中必有一者较占优势。一个被女孩所拒绝的男人，他也许会感到被她所辱而自问“她究竟自以为是何等人物？”或者他会因为自己的诱惑力与男子气概无法绝对地吸引她而自感羞耻。他当众的一段发言并没有引起热烈反响，于是他或者会感到被那些“不了解”他而令他讨厌的蠢货所侮辱，或者会为他自己的笨拙而感羞耻。某些人正在利用他，他或自认为被剥削者所侮辱，或自耻于他之未能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他的孩子们并不聪明或不讨人喜欢，这或者使他感到屈辱并发泄在他们身上，或者他会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误导了他们而羞耻。

这些观察指出我们的思考的“再定向”的必要性，我们易于对“实际情况”过分强调，而以为它可决定我们的反应。譬如，当一个人说谎被捉住时表现出的羞耻，我们易于将它视为是“自然的”反应，但同样情况下另一个人却可能一点也不羞耻，反而觉得他被那些发现他的底细而针对他的人所侮辱。因此我们的反应其实不只由情势所决定，而且还由我们自己的神经症需要所决定。

更为特殊的，产生羞耻或受辱反应的原理与价值的反转原理恰恰相同。对于富攻击性的夸张型之人而言，他们可能极度缺乏羞耻反应，即使分析的探照灯做了最细微的彻查，刚开始时亦无法查出任何羞惭迹象，这些人就是过分生活于“想象”中，以至于在他们心目中，自己乃是毫无瑕疵的；或者因为他们以战斗的姿态将正确作为保护层来掩护自己，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来就是”对的。因此对自负的伤害只能由外而来。任何对他们的动机提出的质疑，揭露任何他们的障碍，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不管这么做的是谁，他们只能猜疑这个如此对待他们的人怀有恶意。

在自谦型的人当中，受辱反应主要被羞耻的感觉所遮蔽，表面上他们是服从的，精力全被为满足自己的“应该”所带来的忧虑所占据。但基于吾人将在后面予以讨论的理由，这种人的关注焦点，主要是自己无法达成最高的完美，因此他们易感羞耻。于是分析师可由哪一种反应较占优势，而推论出基本的神经症结构中相关倾向的暂时性结论。

至此，自负与自负受损的反应之间的关联是简单而直接的。同时，因为这些关联都相当典型，所以分析师或自我分析的人，似乎都很容易由自负而推论出自负受损的反应，或由后者而推论出前者。认识神经症自负的特殊标志后，他可警醒地注意到何种自负容易产生羞耻或受辱感。反之亦然，这些反应的发生也可刺激他去发现根本的自负并检查其特性。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些反应可能会被许多因素干扰。一个人的自负也许使他极易遭受攻击，但他并不会自觉地表达出任何受伤的感觉。我们所提过的“自以为是”的情形，就可以阻碍这种羞耻感觉的出现。此外，“无懈可击”的自负也许会禁止他承认感到被伤害。神也许会对人性的缺点感到愤怒，但他决不会被一个老板或一个司机所伤害；他应该伟大得足以忽略这些琐事，而且坚强到可以对一切困难举重若轻。因此“凌辱（insult）”遂会以双重方式伤害他——他感到被他人所侮辱并因为被伤害而感羞耻。这种人通常都处于永久的矛盾状态中：他之脆弱已到了荒谬的程度，但他的自负丝毫不容许他这么脆弱。这种内在的情况大大地加深了他那种弥漫性的暴躁。

问题有时也会被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自负受损的直接反应除了羞耻感与受辱感之外，还可以自动地转变为其他的情感。要是丈夫或爱人对其他女人发生了兴趣、忘了我们的愿望，或他的心思全被工作与嗜好占据，这些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自负，但我们意识所可以感觉到的一切乃是对单恋的悲伤。被忽视也许只是引起失望的感觉，羞耻的感觉在我们知觉里，可能表现为些许的不适、困窘，或更特别的，它会变为内疚。最后一项转变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很快地了解某些内疚。譬如，如果一个人潜意识里充满了借口，然而却为自己某些无害的及不重要的谎话而感到内疚，那么我们便可明确地推论出他较关心外表的真诚而不关心实际的真诚；他的自负因他无法维持他那种最高且绝对的真诚幻象而受到伤害。或者，要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不体恤他人而产生内疚，那我们必须要先查看他的内疚感会不会来自自认为污损了其美德的光环，而不是因为他真诚地懊悔他未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去怜悯他人。

此外，这些反应——不论是直接的或已经转变的，也许都不会在意识里被感觉到，我们只能知道我们对于这些反应的反应。在这种“次生的反应”中，愤怒和恐惧构成了主要部分，我们知道对自负的任何伤害都会激起报复的敌意，它可由不喜欢到憎恨，由焦躁到气愤，进一步变成盲目而凶狠的狂怒。就观察者而言，愤怒与自负间的关系有时候是甚易确立的。譬如一个人会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或欺骗了他的司机无比愤怒，但让他愤恨的事故充其量只是一些让人烦恼的小事。这个人自己必定只知道自己应对他人的恶行产生义愤，但就观察者（如分析师）而言，却可了解他的自负被这些事件所伤害，以至于他感到受辱并进而报以愤怒。病人也许只会承认此种解释最能说明他的反应何以会过度，也可能会坚持他的行为一点也不过分，他的愤怒乃是对于别人的邪恶与愚蠢的正当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无理的敌意都因自负受损而生，但它确实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还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分析师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可能性，特别是要注意有关病人对他（分析师）、对于这种解释以及对于整个心理分析所表现的反应。如果敌意中带有损毁、轻蔑及侮辱他人的意向时，则它与自负的关系更可辨明，这就是报复的直接法则。病人对此种法则全然不知，感到了受辱，于是同样地要羞辱别人。所以在这些事件之后谈论病人的敌意就完全是多费唇舌了。分析师必须直捣核心，通过提出一个问题去发掘在他心目中何为屈辱。有时当心理分析刚开始，分析师尚未戳到痛处之前，病人会产生侮辱分析师的冲动或出现一个这样的孤立的想法，在这种案例中，可能病人在潜意识里觉得被分析就是一种羞辱，分析师的主要工作乃在于如何使此种关系明朗化。

无疑地，心理治疗中所发生之事，在治疗室之外也会发生。如果我们更常想到攻击行为可能是因自负受损而发生的，那我们就可使自己免于许多痛苦的甚至痛心的折磨。因此当朋友或亲戚接受了我们的大力帮忙，却表现出一副可憎的样子时，我们就不该为其忘恩负义而感到生气，而是应考虑到他的骄傲也许已因接受帮助而相当严重地被伤害了。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深入交流或尽力循着能保全其面子的方法去帮助他。同样的，当看到一个人藐视大众，我们也用不着去愤恨他的自大。我们必须认为他可能是因为自负的作祟而变得如此易受伤害，满身伤痕且苦不堪言地活着。

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情形是当我们觉得冒犯了自己的自负时，敌意、憎恨或轻视同样也会指向我们自己。强烈的自责并非是这种对自我的愤怒的唯一表现形式，报复性的自恨的确具有极其繁多且深远的含意，因此，如果我们在讨论因伤害自负所引起的反应时讨论它，则将失去方向。所以，我们把这一点留到下一章讨论。

恐惧、焦虑与惊慌都是对于预期中的屈辱或已发生的屈辱之反应。预期的恐惧或许与考试、公演、社交聚会或男女约会有关。这些例子通常被称为“怯场”，要是我们有所指地将该词用于任何公开或私下表演前所发生的不合理恐惧，它将是很好的描述术语。它所包含的场合有：当我们希冀给予别人——例如新的亲戚或一些达官显贵，或是餐馆中的侍者领班——一个好印象，或在我们开始一项新活动的场合，譬如开始新的工作、准备绘画或上公众演说课时。因这些恐惧而感到痛苦的人，常会将它归之于对失败、耻辱、嘲弄的恐惧，这正是他们所感害怕之事。不过，此种想法却易令人产生错觉，因为这表明了这种反应乃是对真实失败的合理恐惧。在这一点上，它忽略了一项事实—— 构成“失败”的事项都是主观的 。它可能包含了所有未能获得荣誉与完美的事项，而对此种可能性的预期，明显地乃是轻度怯场的要因。个人害怕自己无法做得像自己的“应该”所要求的那样完善，因此他会害怕自负受到伤害。另外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怯场形式，以后我们自会了解，其中，潜意识的力量参与了作用，正好阻碍了他的表现。此种怯场乃因惧怕他自己的自毁倾向会荒谬地让他变得笨拙不堪、忘却台词、中途卡住，并因此而受到羞辱，更别提光荣与胜利。

另一种预期性恐惧与个人的表演能力并不相干，但与他将不得不去做一件可能会损害他的特定骄傲的事有关——譬如请求提升或帮忙、提出申请或与女人亲近——因为这些事情都可能遭受拒绝，要是性行为遭拒对他而言意味着丢脸之事，则在性行为之前可能会发生此种预期性的恐惧。

恐惧反应也可能因“凌辱”而引起，很多人会表现出打颤、战栗、出汗，或其他因别人对他缺乏敬意或待他无礼而产生的恐惧表现。这些反应是由愤怒与恐惧混合而成的，此种恐惧有几分是因害怕自己的暴力倾向而产生的。同样的恐惧反应也在羞愧之后产生，但又不很显著，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面前显得笨拙、胆怯或具挑衅性，则他可能会在其后突然感到被不安甚至于惊恐的感觉所击溃。例如，有个驾车上山的女人，她欲从山路一端的小径达到山顶。虽然山路相当陡峭，但要是没有泥泞，则甚易步行。然而她穿了不当的衣饰：穿了新西装、高跟鞋而无手杖。虽然如此，她仍试着走；跌了好几跤后，她终于放弃了。休息时，她远远望见下面有一条大狗正对行人狂吠着，她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惧之情。这种恐惧令她大感惊讶，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何况还有很多人围绕在狗的主人身旁，她根本是用不着畏惧的。她开始思索这件事，她想起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意外之事使她感到极端羞耻。那时她正像目前的情况一样“失败”，这次是因为她未能成功抵达山顶。她自语道：“这么快下结论不够通情达理，”她又接着想道：“但我应该能够解决它才对。”这么一来，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知道了那只是她的“愚蠢的自负”，它受了伤害，这使她面对可能的攻击感到束手无策。就像以后我们将会了解到的，她当时无助地将自己置于她对自己的攻击之下，而且将危险外移了。此种自我分析虽不完全，但却十分有效：她的恐惧消失了。

对于愤怒的反应，我们远比对于恐惧更能直接地了解。但在刚才的案例中，它们乃是互为连锁的，缺乏其中的一种我们就无法了解另一种。二者的产生都源于自负受损造成了恐怖的危险，部分原因是自负取代了自信，前面已讨论过，然而这并非答案的全部。就像我们以后将会知道的，神经症患者乃生活在自负与自卑的交替情况中，因此，自负受损便会使他很快地坠入自卑的深渊中。欲了解焦虑的各种魔咒，就必须谨记住这个重要的关系。

虽然愤怒与恐惧的反应在我们心目中或许与自负无关，但它们依然被认为是指向自负的最好路标。如果这些“次生反应”不以如此的方式出现的话，那整个问题就会显得更为复杂，因为不管理由为何，这些次生反应或许会在该出现时却因受到压制而消失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或促成某些症状的产生，如精神病发作、忧郁、饮酒及身心失调。或欲压制生气与恐惧情绪的需要，可能会变成了导致情绪迟钝的因素。如此一来，不只愤怒与恐惧，甚至于所有的情感都会因此而有所转变，变得较不完全或较不强烈。

神经症自负的毁灭性，在于它对个人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同时却又使他极易遭受攻击的这种复合关系。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因为它们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因此它们便需要一个应急办法： 当自负受损时它自己自动设法重建，当它遭遇可能的危险时设法避免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是急切的，这有很多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因为有太多种不同的方法，粗鄙的及精巧的，所以我不得不将我的陈述限于最常见且最重要的一些方法。最有效且几乎无处不在的方法与因感羞辱而欲报复的冲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之前的讨论，认为它乃是因对于自负受损所引起的痛苦与危险而表现出的一种“敌意反应”。但报复或许也是为求自我辩白的工具，它包含了一种信念——借着向得罪他的人报复，则他的自负便可获重建。此种信念乃基于如下的感觉而生：攻击我们的人借其权力伤害我们的骄傲，如此则他已凌驾且打败了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报复而比他伤害我们的程度更甚地伤害他，那情势就反转了，我们将获得胜利且打败他。神经症的复仇目标并非是“扯平”，而是在于借更猛烈的还击而获取胜利。不获胜利则无法重建他那被自负所包围的想象中的伟大；这种重建自负的能力给予了神经症式报复心理以难以置信的固执性，并说明了此种报复的强迫性特质。

因为“报复”吾人将在以后予以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概略地提出一些主要的因素。由于报复力对于自负之重建甚为有益，所以这种报复力自身可为自负所笼罩。在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心目中，它就是力量，而且通常是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力量。反之，无力还击通常意味着柔弱，不管是因为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因素抑制了他报复的动机。因此当这种人感到被侮辱，且当这种情势或存于他内心的某些事物阻止他报复时，他就会受到双重的伤害：本来的“侮辱”以及因他无法通过还击雪耻所带来的“失败感”。

诚如前述，报复的需要乃是“荣誉探求”中一项不变的成分，要是一旦它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动力，那么它将造成一种最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神经症患者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以凌驾他人，其决心是相当巨大的，因此更加强了追求荣誉的必要性，也加大了神经症的自负；自负膨胀后，依次地又增强了报复心，因而又导致为求胜利的更大需要，如此循环不已。

重建自负的次要方法，乃是对足以伤害自负之人或事物失去兴趣与关心。譬如，很多人放弃了对运动、政治、智慧的追求兴趣，因为他们那种欲出人头地或完成某一完美杰作的急切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因无法忍受这一点而导致了放弃。他们并不晓得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变得兴味索然，而且可能会转向于一种实际上低于他们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本来可以成为优秀教员的人，被分配了一个他无法立即精通的工作或自感被降级的工作后，他对教学的兴趣会因此大减。此种态度上的变化也与学习过程有关。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开始狂热地从事戏剧或绘画工作后，他的教师或朋友会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前途因而十分鼓励他。然而尽管他很有才华，但毕竟不会一夜就成为巴利莫尔或雷诺阿，而且他渐渐知道，他并非是班上唯一的天才，他当然也会在最初的作品中表现拙劣。然而这些却伤害了他的自负，而且他可能会突然“了解”到绘画或戏剧并非其天赋所在，何况他未曾“真正”地对此种事业感兴趣。于是他失却在这方面的热情，缺课，然后很快地就完全放弃了，转而从事其他的事，但只是在重复着此种循环而已。他可能因经济的理由，或因自己的惰性，而能够持续停留于某种活动中，但却心不在焉地工作；因此他无法了解，如果专心从事此项工作的话他将会宏图大展。

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去喜欢一个人：可能因为起初我们过于高估他，或者彼此的发展方向歧异。但无论如何，探究我们为何由喜欢而变得漠不关心的原因乃是值得的，而非一味地推诿没空或者肯定错在当初，不肯做进一步的分析。真实原因也许是在过去的交往中发生了某些事情伤害了我们的自负，也许因为他拿我们与他喜欢的其他人比较，也许是他并不像以往那样敬重我们，或者我们心里明白我们使他失望，因而想到他就感到羞耻。这些情况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上可能扮演了相当尖刻的角色，于是我们易于固执认为“我不再爱他了”。

所有的这些“撤出”导致了精力上的徒然浪费，通常也带来很多的悲苦。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乃是因我们对真我丧失兴趣，不再以之为傲——此一题目将留到后面讨论。

还有更多的方法可用来重建自负，这些方法虽很常见，但其前因后果并不为人们所了解。譬如，我们或许说了某些话，而后又发觉那是愚蠢的——比如说了题外话、不体恤、过于自大或过分自责，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忘却它，否认我们曾经说过，或主张那些话乃是另有他意的。跟此种否认相类似的，是将事情扭曲——减少我们的责任，略去某些因素，强调不相干的事，用偏颇的角度解释它们，这些可以使我们的自负最后免受伤害，而且能洗清自己的一切。令人困窘的事或许还会原样停留于我们心目中，但却会被借口或托词所拂拭掉。某些人虽或承认自己做了下流之事，但那是因为他已三夜没睡或其他人挑衅了他的缘故。他伤害了某些人的情感、轻率且不体恤他人，但他的用意是好的。他曾经让需要他帮忙的人失望，但这是因为他抽不出时间的缘故。所有这些借口或许部分、或许全部是真实的，但在这个人的心目中，这些并不是失败可以被原谅的缘由，而是可以把失败消灭掉。同样的，很多人觉得只要说声抱歉，万事都可以回到正轨上来。

这些诡计都有一点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在逃避自我的责任。要么是忘却我们无法引以为傲之事，要么润色它，或谴责别人，我们都不想坦承自己的缺点，借以来保全自己的面子。对“自我负责”的排斥也可隐藏于虚伪的客观性背后。譬如，有一个病人对自我做了机敏的观察，且对自己所不满意的地方提出一些相当准确的描述。表面上他似乎是知觉敏锐且诚以待己，但“他”也许是一个聪明的观察者，观察着“那个压抑的、恐惧的且具狂妄需求的家伙”，如此一来由于他不对他所观察到的人负责，更因为他的“自负之光”只照向他那智慧而客观的观察力上，所以他的自负所受到的伤害遂被减轻了。

有些人并不介意客观或诚实地待他们自己，所以尽管他的态度有普遍的规避行为，当这种病人觉察到某些神经症的倾向时，他就会在“他”与“他的神经症”或“他的潜意识”间做一个明显的区别。“他的神经症”乃是与“他”毫不相关的某些神秘事项，这似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上，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保全面子的方法，而且是保全生命，甚至是保全神圣性的方法。他自负的脆弱性承担如此极端的比例，因此他必会因他坦承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而变得四分五裂。

此处所要提到保全面子的最后一项诡计就是幽默的使用。无疑地，当病人能坦率地认识他的困难，而用少许的幽默来承受困难时，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抒发。但有些病人在分析之初，就老拿自己开玩笑，甚至于夸大他们的困难，致使他们看来仿佛是在取闹似的，同时他们还会对任何批评都表现出一种荒诞的敏感。在这些例子里，幽默乃是在替其无法忍受的羞耻找台阶下。

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这么多的诡计可用以重建它，然而新的自负也甚易遭受攻击且又异常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神经症患者为了防止它未来遭受伤害，会建立起一套精巧的“回避系统”，这也是一种自发进行的过程；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躲避某种活动，因为这可能会伤害到他的自负；他只是要去防止它，且常是对这些情况毫不知情。这种过程涉及各种活动及人际关系，而且它会阻碍实际的奋斗与努力。如果它被无限扩展，便能颠覆个人的整个生活。他不会去从事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任何真正追求，因为他怕无法获得显赫的成功；他很喜欢写作或绘画，但不敢动手；他不敢亲近女人，因为恐怕被拒绝。甚至因为怕与旅馆经理或守门员打交道而不敢出外旅行。或者，他只敢到他甚为熟悉的地方，因为他并不喜欢被陌生人看作无关紧要的人。他因怕不自然而对社交生活畏缩不前。或者因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要么无法从事有价值的事情，要么他固守在平凡的工作上，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开支。此外，在更多的意义上，他生活得比他的财富水准还低下。最后，这使他不得不远离他人，因为他无法面对落后于同辈此一事实，如此他得以规避别人对他工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批评与比较。为了忍受生活，他必须使自己更坚定地生活于一己的幻想世界中。但所有这些作为对他的自负而言，并非是补救之道，而只是一种掩饰；他也许从此开始培养他的神经症，因为具有大写字母N的“神经症”（Neurosis）已变为自己何以缺乏成就的宝贵借口。

这些都是极端的发展，不用说，虽然自负是促成此症发展的主因，但并非是其中唯一的因素。更常见的，有些“回避行为”常被限制在某些方面。譬如，某人或许对于一些很少被抑制的以及一些服务于荣誉追求的事业十分积极、十分有办法；他或许在他的专业领域内非常勤奋而成功地工作，但他却会规避社交生活。相反地，他也可能在社交活动中或像唐璜那种角色中觉得更为安全，但他却不敢冒险认真从事一项工作去测试自己潜力有多大。他也许会觉得当组织者较为安全，但却要回避任何个人间的关系，因为他觉得卷入这些之中就易受攻击。恐怕情绪上与别人有交集（神经症式的疏离），通常以恐怕自负受伤害为最明显。基于很多理由，一个人可能特别畏惧于不能极其成功地与异性相处；如果是一个男人，那他潜意识里就会预期着，当亲近女人或与她们发生性关系时，他的自负将受到伤害。于是女人对他（他的自负）而言变成了一种潜在危险，这种恐惧可以大到减弱甚至于粉碎女人对他的魅力，而使他回避与异性接触。虽然这种抑制并无法完全说明他之转变为同性恋的缘故，但却是促使他偏爱同性的真正因素之一。在许多反常的情形中，自负往往是爱情的劲敌。

这种“回避”现象可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特定事件。譬如，某一个人，他或许会回避在公共场合演说，或回避参加运动，或逃避打电话。如果有旁人将要打电话、做决议或与房东谈交易时，他会把整件事推给对方。在这些特定的活动中，他很可能知道他在回避某事。然而，在更多的场合里，这问题通常被“我不能”或“我不在乎”的态度所掩盖。

当我们检查这些回避行为后，我们可以发觉有两项原理可以用来决定它的特性。简言之，其一为经由限制个人生活中的活动以求安全。抛弃、撤退或放弃远比冒着让自负受到伤害的风险的行为更为安全。在许多情况下，“心甘情愿”显示了自负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这一明确证据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为了自负，他宁可将个人的生活限制到已受阻碍的程度。另一原理为：不尝试远比因尝试而导致失败更安全。后者之极致给“回避”打上了“终结的印章”，因为它剥夺了人们渐渐克服困难的机会，即使就神经症患者的逻辑而言，此种做法也并不实惠，因为他不但必须付出过度限制他生活的代价，而且最终还需付出使他的自负受到更深伤害的代价。当然他并不做长远之计，他只担心因当前的尝试与错误所造成的危险性。如果他毫不尝试，则他就不会遭受损害，同时他可找到各种托词。至少在他自己的心目中，还得以保有一种自慰的想法：“要是他尝试了，他将早已考及格了，已觅得更好的职业了，或赢得一位漂亮的女人了。”通常他还会有更离奇的幻想：“要是我专心写作或作曲，则我必比巴尔扎克或肖邦还伟大。”

在很多情况下，“回避”扩展到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渴望之情中：简言之，回避也许会围绕住我们的愿望。我们提到过有人觉得无法得到所希求的东西乃是一种不名誉的失败。因此单单抱有愿望这一项就意味着很大的危险性，然而对愿望的自我审查却意味着我们的活力也被加上了一重束缚。有时候人们会规避任何可能伤害他自负的思想，在这方面，最重大的回避乃是对考虑死亡的规避，因为“必须变老”而且像其他人一样死去，此一观念乃是无法忍受的。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正是对这种永葆青春的自负的一种艺术化表达。

自负的发展是神经症患者人格发展中势必形成的结果；其过程的至于巅峰与巩固化，乃因“追求荣誉”而引发。最初个人可能怀着比较无害的幻想，而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很富魅力的角色，而又继续在他心目中创造他“实际上”所能够或应该成为的理想形象，最后则达于一决定性的步骤：他的真我凋谢了，富余的精力被转移到“理想自我的实现”上。那些“要求”乃是他为保障他在世上所拥有的立足之地——为配得上他理想自我的尊贵地位并提供足以支持他的地方——的一种企图。利用他的“应该”，他驱策自己去实现这种自我的完美性，而且，最后必须发展出一种私自的价值系统，好似《1984》（乔治·奥威尔著）中的“真理部”一样，以便利用此一系统来决定他所该喜欢的与该接受的，以及他所该赞美的与值得引以为傲之事。但这个价值系统也必须决定什么该被拒绝、被痛恶、被忽视、被憎恨以及何者该引以为耻。二者缺一则便无法作用。于是自负与自恨变得更不可分离了，事实上它们乃是同一过程中的两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