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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斯塔斯的职业生涯——如果可以称之为职业生涯的话——肯定是从那天下午他在地势高于拉韦洛镇 的栗树林时开始的。我同时承认,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普通人,不会佯装有文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夸赞自己,我很会讲述事情,从来不言过其实,因此我决定客观地讲一讲发生在八年前的几件不寻常的事。

拉韦洛镇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有一家令人愉快的小旅馆,我们在那里遇见了几个很有趣的人。两位姓鲁宾逊的女士带着侄子尤斯塔斯已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尤斯塔斯当时是个大约十四岁的少年。桑德巴赫先生也在那里住了些日子。他曾在英格兰北部做助理牧师,由于身体不好被迫辞职。在拉韦洛镇康复期间,他接手管教尤斯塔斯——这种教育存在可悲的缺陷——并且全力帮助他做准备,好让他适应我国一所著名公学的要求。住在小旅馆的还有莱兰先生,他是个自诩的画家。最后,还有和善的斯卡费蒂太太和会讲英语的和善的侍者伊马努埃莱——但在我谈及的那段时间里,伊马努埃莱外出看望生病的父亲去了。

我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加入了这个社交小圈子;我冒昧地认为,我们还是受欢迎的。这些人我多数都喜欢,只讨厌两个人。他们是画家莱兰和鲁宾逊女士的侄子尤斯塔斯。

莱兰不过是自负、令人厌恶而已,这些特点我将在故事中详细说明,这里无须赘述。可是尤斯塔斯却不同,他让人反感极了,简直无法形容。

我平素喜欢男孩子,自然会表现出友善。我和两个女儿提出要带尤斯塔斯出去——“不去,散步太辛苦。”后来我叫他过来下海游泳——“不行,他不会游泳。”

“每一个英国男孩都应该会游泳,”我说,“我来教你。”

“嘿,亲爱的尤斯塔斯,”鲁宾逊女士说,“你的机会来了。”

可是他说他怕水!——一个男孩竟然害怕!——当然啦,我没再说什么。

如果他真是个勤奋孩子,我倒不那么在意,可是他既不好好玩,又不好好学习。他最喜欢干的就是懒散地坐在台地的椅子上,或者弯着腰、拖着脚、蹚着土沿着公路闲逛。当然啦,他面色苍白,胸部收缩,肌肉不发达。他的两个姑姑认为他体质太弱;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纪律的约束。

在那难忘的一天,我们大家安排好要上山去栗树林里野餐——我说“大家”,不包括詹妮特,她留了下来,打算完成一幅描绘拉韦洛天主教堂的水彩画——我得说,她的努力成效不大。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因为我无法把它们和那天的经历分开,也无法把它们和野餐时的谈话分开: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们爬山几小时之后,把驮着两位鲁宾逊女士和我妻子上山的毛驴留下来,大家一起攀爬,登上了山谷的最高处——我现在得知,那山谷的正式名称是“卡罗索喷泉山谷”。

在那天之前,以及从那天到现在,我游览过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我发现,哪里都不如这个地方让我如此快乐。这个山谷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空谷,形状像茶杯,四周都是陡峭的小山,有多条沟壑从那些小山延伸进空谷,呈放射状。山谷、沟壑以及划分沟壑的山脊都覆盖着枝繁叶茂的栗子树,因此总的看起来那里的地貌就像一只大绿手,有很多手指头,手心向上,正痉挛地抓挠,要把我们控制住。往山谷下方眺望,我们能看见拉韦洛镇和大海,但那不过是另一世界的唯一迹象罢了。

“啊,多可爱的地方呀,”我的女儿萝斯说。“把它画成油画会多美呀!”

“是啊,”桑德巴赫先生说。“很多欧洲著名画廊要是能挂上一幅只有这风景十分之一美的画,都会引为骄傲的。”

“正相反,”莱兰说,“要是把这风景给画下来,会是一幅很糟糕的画。这风景根本就不能入画。”

“那为什么呢?”萝斯问,她对莱兰表现出过分的尊敬。

“你看,”莱兰回答,“首先,在天空的衬托下,这座小山的线条过于垂直。我需要打破它,做些变化。还有,从我们站的地方看,整个景观不成比例。再有,整体色彩很单调,很刺眼。”

“我不懂绘画,”我插嘴说,“我也不装懂,可是我看见美的东西就知道什么是美,我对这儿的风景就很满意。”

“是啊,谁能不满意呢!”年长些的鲁宾逊女士说。桑德巴赫先生也这样说。

“哎呀!”莱兰说,“对于大自然,画家和摄影者各有各的观点,你们把两种观点混淆了。”

可怜的萝斯正带着照相机,因此我认为莱兰说这话太不礼貌了。我不想让大家不高兴,所以只好走到一边去帮我妻子和玛丽·鲁宾逊女士摆上午餐食品——这饭食可不怎么样。

“亲爱的尤斯塔斯,”玛丽姑姑说,“到这儿来给我们帮帮忙。”

那天早晨尤斯塔斯情绪特别不好。一开始他就像往常那样不愿意来,而他的两个姑姑差一点就同意他留在旅馆里给詹妮特添乱。可是我征得她们的同意跟他谈了谈,我直截了当地谈了体育锻炼问题;结果他来了,可是比平时更沉默寡言,情绪更差。

他不善于服从别人。他总是质疑每一个命令,即便执行,嘴里也嘟嘟囔囔。我要是有儿子,一定要他立即愉快地服从命令。

“我——来了——玛丽——姑姑,”尤斯塔斯终于回答了。他磨磨蹭蹭地砍下一根树枝做口哨,故意等我们干完活儿才过来。

“好啊,好啊,先生!”我说,“你终于溜达过来了,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来了。”他叹了口气,因为他受不了别人的责备。玛丽女士不大明智,不顾我的一再阻拦,一定要给他一块鸡翅。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们大家在这儿不是享受阳光、空气和树林,而是为一个被宠坏的男孩该吃什么争吵不休,一刹那间我恼火极了。

可是午饭后尤斯塔斯就不那么显眼了。他躲到一棵树旁边,开始剥掉口哨上的树皮。我看见他有事可干,哪怕只是一会儿,也感到欣慰。我们半坐半躺,悠闲而懒散

跟我们北方的粗壮栗子树比起来,那些南方的可爱栗子树就像身体瘦弱的小青年。可是它们用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方式覆盖着山峦和山谷的轮廓线;由它们构成的屏障只有两个缺口,即两块林间空地,我们就坐在其中一块上。

因为这里的几棵树被砍掉了,莱兰突然谴责起林地主人来了。

“大自然失去了一切诗意,”他喊道,“她的湖泊和沼泽被吸干了,她的海洋被大坝圈占了,她的树林被砍伐了。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看到蛮荒在扩展。”

我有一些房地产工作经验,于是回应说,砍伐很有必要,可以让大些的树长得壮。再说,不让林地主人从自己的土地获益,实在没有道理。

“如果你只注重风景的商业价值,你可能对林地主人的活动感到高兴。可是在我看来,‘树木可以变成现钱’这个想法本身就让人厌恶。”

我和气地说:“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大自然赐予的东西有价值而鄙视它们。”

这话没有让他住嘴。“那不重要,”他继续说,“我们大家骨子里都是粗俗的,无法改变。我自己也不例外。就是因为我们,海中仙女涅瑞伊德丝姐妹 离开了海洋,山岳女神俄瑞阿德斯 也离开了山岳,森林再也不给潘神 遮风挡雨了,这是我们的耻辱。”

“潘神!”桑德巴赫先生喊道,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仿佛整个山谷是一座绿色大教堂,“潘神死了,所以树林不再为他遮风挡雨了。”他讲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耶稣诞生的时候,在附近海上航行的船员曾三次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喊:“伟大的潘神死了。”

“是啊,伟大的潘神死了,”莱兰说。他沉湎于这种虚幻的感伤之中,有艺术气质的人总喜欢这样。他的雪茄烟熄灭了,只得问我要火柴。

“多有意思啊,”萝斯说。“真希望我学过一些古代史。”

“古代史不值得你关注,”桑德巴赫先生说。“是吧,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正在打磨他的口哨。他抬起头,烦躁地皱着眉,没有回答。他姑姑总是听任他动不动就皱眉头。

大家转而谈论各种话题,然后谈话逐渐停止。那是五月间一个晴朗无云的下午,栗树嫩叶的浅绿色与天空的深蓝色形成了美丽的对照。为了观赏风景,我们都坐在林间空地边缘,身后的小栗树显然不能提供足够的阴凉。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至少这是我的说法;鲁宾逊女士则说,鸟儿的喧闹声是她觉察到的第一个躁动迹象。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但也有例外,我能听见远处一棵巨大栗树摇摆时两根大树枝摩擦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短促,最后也停止了。我俯瞰山谷的那些绿手指头时,一切绝对静止,全然无声;一种悬疑悄然而生,在大自然平静时你常会有这种感觉。

突然间,我们都像触了电似的,被尤斯塔斯的痛苦哨音吓了一跳。我还从来没听过乐器发出如此刺耳的噪音。

“亲爱的尤斯塔斯,”玛丽·鲁宾逊女士说,“你大概想起你可怜的朱莉亚大妈的头 了吧。”

莱兰先前一直像是在熟睡,现在站了起来。

“一个男孩竟然对振奋人心的东西或美丽的东西视而不见,太让人惊讶了,”他说。“我没想到他会在这儿找到他需要的东西,这样来扫我们的兴。”

后来,可怕的寂静又降临了。现在我站起来观察,看见一阵微风从对面的山脊悄悄吹下来,所到之处把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不祥预感,于是转过身去,惊奇地发现其他人也都站着观察风。

要连贯地描述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但我坦率地承认,尽管我的上方有美丽的蓝天,下方有春天碧绿的树林,周围有最善良的朋友,我还是感到万分恐惧,一种我不希望再经历的恐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恐惧我在那一刻之前和之后都从未经历过。我从其他人的眼神里也看出了茫然的、木然的恐惧,他们动嘴却说不出话,动手却做不出手势。然而,我们的周围是一派繁荣、美好、和平的景象,一切都静止不动,除了那阵悄然而至的微风,这会儿它吹上了我们站的山脊。

当时是谁率先动起来的,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我只能说,一刹那间我们都撒开腿沿着山坡奔跑。莱兰跑在最前面,后面是桑德巴赫先生,然后是我的妻子。可是我只看见了瞬间的情况;因为我跑过这小片林间空地,穿过树林,越过低矮的灌木丛和岩石,跑下干涸的河床,进了下面的山谷。我跑的时候,天空大概是昏黑的,树木、小草和山坡大概成了一条坦途;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所有的感性和理性渠道都被堵塞了。这种恐惧不同于你在其他时候所体验过的精神恐惧,它是一种粗暴的、带征服性的肉体恐惧,它堵塞你的耳朵,在你眼前撒下云雾,往你嘴里灌进臭气。恐惧过后的屈辱感非同一般,因为我害怕过,不是像人那样害怕,而是像野兽那样害怕。

对于这一事件的结局,我同样无法详细描述;因为我们的恐惧消失了,就像它来时那样突然,没有任何原因。突然间我能看见东西了,能听见声音了,能咳嗽了,能清嗓子了。我回过头去,看见其他人也都停了下来;我们很快就聚集到一起,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能说话,过了更长时间才敢说话。

谁都没有受重伤。我可怜的妻子崴了脚腕,莱兰在树桩上碰掉了一个脚趾甲,我则擦破了耳朵。我一直没意识到自己受伤,停下来以后才感觉到。

我们都默默地面面相觑。突然间,玛丽·鲁宾逊女士尖叫起来,声音很可怕。“哎呀,慈悲的老天爷啊!尤斯塔斯在哪儿?”要不是桑德巴赫先生抓住她,她就倒下了。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马上回去,”我女儿萝斯说,她可以算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冷静的一个。“可是我希望——我觉得他很安全。”

莱兰胆子小,竟不同意回去。可是他发现自己是少数,又怕被单独留下,就只好让步了。我和萝斯搀着我可怜的妻子,桑德巴赫先生和鲁宾逊女士搀着玛丽女士,我们慢慢地往回走,谁都不说话。先前我们从这条小路跑下来只用了十分钟,现在往上走却用了四十分钟。

我们的谈话自然是拉拉杂杂的,因为谁都不愿意对刚才的事发表意见。萝斯的话最多,她说她当时差一点留在那个地方,这话把我们吓了一跳。

“你是说你当时没有——你没觉得必须走开?”桑德巴赫先生说。

“啊,我当然感到恐惧啦!”——她是第一个使用“恐惧”这个词的人——“可是我不知怎么就觉得,我要是能留下,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可以说我根本就不会觉得恐惧了。”萝斯从来都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然而她还是值得赞扬的,她在我们当中是最年轻的,在危急时候竟坚持了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相信,如果我没看见妈妈走的话,我会留下的,”她接着说。

萝斯的体验给了我们一点安慰,让我们不那么担心尤斯塔斯了。可是当我们大家费力爬上长满栗树的山坡,走近那小片林间空地时,还是有可怕的不祥预感。到了林间空地,我们大家都开口说话了。在空地较远的那边放着我们剩下的午饭,在午饭近旁躺着尤斯塔斯,他一动不动。

我比较镇定,立刻喊:“嗨,你这小猴子!跳起来!”可是他没有回答;两个可怜的姑姑跟他说话,他也不回答。我们走近他的时候,我看见一条绿蜥蜴从他衬衣袖口下面跳出来,我感到莫名的恐怖

他是那么沉默地躺在那里,我们大家都站着看他。我的耳朵开始刺痛,我期待听到他痛苦的哭叫声。

玛丽女士跪到他身旁摸摸他的手,那只手痉挛地缠着长长的野草。

这时尤斯塔斯睁开眼睛笑了。

从那时开始,我常常看见这种特别的微笑,在尤斯塔斯脸上,也在他的照片里;现在那些照片已开始出现在带插图的报纸上了。可是,尤斯塔斯先前总爱皱眉头,一副愠怒不满的样子;所以我们都不习惯看他这种令人不安的微笑,他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笑。

两个姑姑一遍又一遍亲吻他,而他却不吻她们,后来出现了尴尬的停顿场面。尤斯塔斯看起来是那么自然,那么镇定;然而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令人惊讶的事,他本来应该对我们异乎寻常的行为感到惊讶的。我的妻子很有心计,她尽量表现出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哎,尤斯塔斯,”她边说边坐下歇脚,“我们不在的时候你自己玩得怎么样?”

“谢谢你,泰特勒太太,我一直很高兴。”

“你去哪儿啦?”

“就在这儿。”

“你这个懒孩子,就这么一直躺着吗?”

“不是一直躺着。”

“那你先前干什么了?”

“啊,我站着或者坐着。”

“你站着坐着什么都没干!你难道不知道那首诗说‘撒旦仍然找些麻烦事,给——’

“哎呀,亲爱的夫人,别说了!别说了!”桑德巴赫先生的声音传来,打断了她的话;我妻子自然感到难堪,于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惊奇地看到,萝斯马上站到我妻子的位置上,用手指头梳理那男孩凌乱的头发,比平时表现得更随便。

“尤斯塔斯!尤斯塔斯!”她急促地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吧——每一个细节。”

尤斯塔斯慢慢坐起来——在这之前他一直仰面朝天躺着。

“啊,萝斯——”他小声说。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凑近一点,想听听他要说什么。这时我突然看见树下的湿泥上有几个羊蹄印。

“很显然,有几只山羊来看过你了,”我说。“我不知道它们会上来吃草。”

尤斯塔斯费力地站起身,走过来察看;他看见了那些羊蹄印,便躺在上面打滚,就像狗在泥里打滚似的。

在这之后出现了让人忧心的沉默,后来桑德巴赫先生郑重地说了几句话才打破了沉默。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大胆说出真相。我知道我现在要说的正是你们大家都感受到的。恶鬼撒旦已经在我们附近现形了。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他给我们带来的某些伤害。可是目前,就我而言,我想为我们得到的宽恕救赎而感谢上苍。”

他说着就跪下了,其他人都跪下了,我也跪了,尽管我不相信上苍会允许恶鬼现形来袭击我们。事后我对桑德巴赫先生说了这个看法。两个姑姑向尤斯塔斯招手,尤斯塔斯也过来了,默默地跪在两个姑姑中间。可是祈祷一结束,他马上就站起来,开始找什么东西。

“哎呀!有人把我的口哨劈成了两半,”他说。(我刚才看见莱兰手里有一把打开的折刀——迷信的做法,我不能赞同。)

“唉,没关系。”尤斯塔斯接着说。

“为什么没关系?”桑德巴赫先生问,他一直在设法套尤斯塔斯的话,想让他说出在那神秘的一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它了。”

“为什么?”

他听了这话笑了笑。大家好像都没有话要说了,于是我尽可能快地穿过树林,拉上来一头驴,让我可怜的妻子骑着回去。我不在的那会儿倒没发生什么事,只是萝斯又叫尤斯塔斯告诉她先前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次尤斯塔斯转过脸去,没向她吐露一个字。

我一回来,大家就出发了。尤斯塔斯费力地走着,好像腿疼似的,因此我们走到其他驴子跟前时,两个姑姑想让他上驴,一路骑回家。我有一个原则:永远不要干涉亲戚之间的事,可是这次我却制止了她们的做法。事实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依我看,这次有益健康的锻炼初步改善了尤斯塔斯的血液循环,也使他发僵的肌肉得以放松。他平生第一次像男子汉那样迈开大步,昂起头,把空气深深地吸到肺里。我满意地对玛丽·鲁宾逊女士说,尤斯塔斯终于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豪了。

桑德巴赫先生叹了口气说,尤斯塔斯需要细心照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玛丽·鲁宾逊女士也叹了口气,她颇受桑德巴赫的影响——我认为有些过分。

“好了,好了,鲁宾逊女士,”我说,“尤斯塔斯根本就没毛病。是我们自己经历了神秘的事,而他却没有。他看见我们突然离开感到惊奇,所以我们回来时他才显得那么怪。他现在很正常——起码有了点进步。”

“痴迷体育运动,崇尚愚蠢活动,这算是进步吗?”莱兰插嘴说,同时睁大眼睛忧伤地凝视着尤斯塔斯。此时尤斯塔斯已停下来,吃力地爬到一块石头上去采摘仙客来花。“热衷于攫取大自然剩下的少数美丽东西——这也算是进步吗?”

这种话不值得回应,纯属浪费时间,特别是这话又出自一个因手指头受损而没取得什么成就的画家。我改变了话题,问大家我们回旅馆后该怎么说。经过讨论,我们达成了共识:无论是在旅馆还是给家人写信,我们都不提那件事。我的意见是,没完没了地讲真话是错误的,只能给听的人带来困惑和忧虑;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终于让桑德巴赫先生同意了我的观点。

尤斯塔斯没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在右边的树林里跑来跑去,像个真正的男孩子。我们有一种奇怪的羞耻感,不能公开对他谈我们的恐惧。说实在的,我们似乎有理由断言,那件事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所以,看到他抱着一大把茛艻花蹦跳回来并喊着“你们说,咱们回去时真纳罗会在吗”,我们都觉得很不安。

真纳罗是个替班侍者,一个动作笨拙、粗鲁无礼的渔民青年,是从米洛利镇 雇来顶替那位会说英语的和善侍者伊马努埃莱的。我们那顿糟糕的午饭就是他做的;我不明白尤斯塔斯为什么想见他,可别是要和他一起嘲笑我们的所作所为吧。

“真纳罗当然会在啦,”鲁宾逊女士说。“亲爱的,你为什么要问?”

“啊,我想见他。”

“为什么?”桑德巴赫先生不耐烦地问。

“因为,因为我想见,我想见;因为,因为我想见。”他和着这些话的节奏跳起了舞,直跳进愈渐昏暗的树林里。

“这很反常,”桑德巴赫先生说。“他以前就喜欢真纳罗吗?”

“真纳罗刚来两天,”萝斯说,“我知道他们两人没说过几次话。”

尤斯塔斯每次从树林回来情绪都更加高涨。有一次他像个野蛮的印第安人那样大喊着朝我们走来,还有一次他假装小狗。最后一次他带回一只可怜的惊呆的兔子;那兔子蹲在他的胳膊上,吓得不敢动。我想,他越来越滑稽了。我们大家高兴地离开树林,踏上有台阶的陡峭小路,向下面的拉韦洛镇进发。天色已晚,越来越昏暗;我们拼命快走,尤斯塔斯在前头碎步疾跑,活像一只山羊。

就在这条小路与白色公路的交会处,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三个老妇人站在路边。她们跟我们一样,刚从树林里走下来。她们把沉重的柴禾捆靠在公路的矮防护墙上。尤斯塔斯走到她们面前停下来,想了一下便走上前去,并且——亲吻了最左边那位老妇人的面颊!

“我的好孩子!”桑德巴赫先生喊,“你疯了吗?”

尤斯塔斯什么都没说,只是送了几枝花给那老妇人,然后又匆匆前行。我回头看了看;老妇人的两个同伴似乎和我们一样,对他的举动感到十分惊讶。可是老妇人已经把鲜花抱在胸前,念念有词地祈求上帝降福了。

尤斯塔斯向老妇人表达敬意的举动,是他行为怪异的第一个例证,我们既惊讶又害怕。跟他谈话没有用,因为他要么做出愚蠢的回答,要么什么都不说就蹦蹦跳跳地走开。

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再提真纳罗,我希望他忘掉这事。可是我们走到天主教堂前的广场时,尤斯塔斯扯着嗓子喊:“真纳罗!真纳罗!”并跑进了通往我们旅馆的小巷。真纳罗果真出现在小巷的另一头,他穿着那位会说英语的小个子侍者的晚礼服,胳膊和腿露出一大截,头上还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渔民帽——正如可怜的女房主所说,无论她多么严格地监督真纳罗的着装,真纳罗在照办之前总要设法加进一点不协调的东西。

尤斯塔斯跳起来去迎接真纳罗,径直投入他的怀抱,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当时在场的不只有我们,还有女房主、女清洁工、行李搬运工和两位来旅馆小住的美国夫人。

我一向注意对意大利人要行为得体,无论他们多不值得我这样做;可是我全然不能容忍尤斯塔斯和真纳罗这种性感的亲密接触,这种习惯只会发展成对所有的人亲昵,会让所有的人难堪。我把鲁宾逊女士拉到一边,请求她允许我与尤斯塔斯谈话,我要严肃地讲一讲如何与社会地位低的人交往。她同意了;但是我决心等这荒唐孩子从当天的激动中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再讲。在这期间,真纳罗不去照顾两位新来的美国夫人,而是把尤斯塔斯抱进了旅馆,仿佛这是世间最自然的事。

真纳罗走过我身边时,我听见他说:“ Ho capito ”。 Ho capito 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我明白了”;可是尤斯塔斯刚才没跟他说话呀,我真不明白这话有什么作用。它更增加了我们的困惑。等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时,我们的想象力和我们的舌头都疲惫了。

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省略了大家所做的各种评论,因为那些话似乎不值得记载。可是我们七个人在三四个小时里一直在畅谈我们的困惑,发出一连串得体的或不得体的感叹。有的人追溯我们今天下午的行为与尤斯塔斯现在的行为有什么关联。其他人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桑德巴赫先生仍然认为尤斯塔斯可能受了来自地狱的影响,并说他应该去看医生。莱兰只是看到了“那个无法形容的缺乏教养的人——那个男孩”如何成长。让我惊奇的是,萝斯仍认为一切都可以原谅;而我则明白了这个年轻绅士所需要的是一顿鞭打。可怜的鲁宾逊女士无奈地游移于不同的意见之间;她一会儿同意对尤斯塔斯严加管教,一会儿同意默认他的行为,一会儿同意对他进行体罚,一会儿又同意让他服用以罗果子盐

晚餐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尤斯塔斯坐立不安,尽管真纳罗仍像往常那样弄掉刀子和调羹并大声清嗓子。真纳罗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因此我们大家只好说意大利语,好让他明白我们想要什么。尤斯塔斯不知怎么学来一点意大利语,他说要几个橘子。让我恼火的是,真纳罗回答时竟然使用动词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也就是只有在对亲近的平辈人说话时才用的形式。虽然这是尤斯塔斯自找的,但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冒犯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下决心说出来,而且马上就说。

听见真纳罗在收拾餐桌,我就走了进去。跟他说话我尽量用意大利语,或者说是用那波利斯语——这种意大利南部方言很拙劣。我说:“真纳罗!我听见你称呼尤斯塔斯先生为‘你’。”

“是啊。”

“你这就不对了。你必须用‘他’或‘您’——更有礼貌的动词形式。你要记住,尤斯塔斯先生有时很傻——比如说今天下午——可是你必须永远对他表示尊敬;因为他是年轻的英国绅士,而你是意大利的穷渔民。”

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势利,但你可以用意大利语说出你从来没想过要用英语说的话。再说,对那个阶级的人没必要委婉地说话。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他们就会误解你,恶意地从中找乐。

如果一个老实的英国渔民听了这样的话,会马上朝我眼部猛捣一拳,可是这些讨厌的低层次意大利人没有丝毫自尊心。真纳罗仅仅叹了口气,说道:“对呀。”

“很对,”我说,并转身要走。让我气愤的是,我听见他又说:“可是有时这并不重要。”

“你是什么意思?”我喊道。

他走到我跟前,还做着令人讨厌的手势。

“泰特勒先生,我想说说这事。如果尤斯塔斯让我叫他‘您’,我就叫‘您’。不然的话,我就不叫。”

他说着就端起一托盘的餐具跑出了房间;我又听见两个酒杯掉在院子地上的声音。

我现在真是气极了,我大步流星地走出去找尤斯塔斯谈话。可是他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想和女房主谈谈,可是她忙着干活。我们又胡乱猜疑了一番,由于有詹妮特和两个美国夫人在场,我们只能说得很含糊。在度过了令人恼火的极不寻常的一天之后,我们也都去睡觉了。

可是,与那天深夜发生的事相比,白天的事就算不得什么了。

我估计,我大约睡了四小时就突然醒了,觉得听到花园里有声音。我还没睁眼,就感到一阵令人心寒的恐惧——不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感到恐惧,如我们在树林里所经历的那样,而是对还会发生什么感到恐惧。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花园——或者说台地。这个花园其实是个楔形地块,被玫瑰和攀缘植物覆盖,有几条柏油小路穿插其间。花园较窄的一边以这所房子为界,两条长边则以围墙为界。围墙虽然只高出台地三英尺,但它的外侧却向下倾斜二十多英尺,直延伸到橄榄园,因为地势很陡峭。

我全身哆嗦着悄悄走到窗前。有一个白色东西在柏油小路上啪嗒、啪嗒地晃来晃去。我太害怕了,眼睛都看不清了;只见那东西在游移的星光下幻化成奇形怪状。它一会儿像一只大狗,一会儿像一只巨大的白蝙蝠,一会儿又像一大堆飞飘的云彩。它会像皮球那样弹起,或像小鸟那样飞翔,或像鬼魅那样慢慢滑行。它没出什么声音——除了啪嗒声,那一定是人的脚步声。我紊乱的脑海里终于闪现出清晰的解释;我意识到尤斯塔斯已经起床,我们又要经历不愉快的事了。

我匆匆穿上衣服,下楼来到餐厅,餐厅的门是朝向台地的。门销已经开了。我的恐惧感几乎完全消失,可是在五分多钟里我力图摆脱一种奇怪的怯懦感;这种感觉不让我干扰那个可怜的怪男孩,而是听任他继续制造骇人的啪嗒声;这种感觉让我只在窗口观察他,确保他不受伤害。

可是更强烈的冲动还是占了上风,我打开门喊道:

“尤斯塔斯!你到底干什么呢?马上进来!”

他停下愚蠢举动说:“我讨厌我的卧室。我不能待在里边,屋子太小了。”

“得了!得了!我最烦别人装腔作势。你从来没抱怨过你的卧室呀。”

“再说,我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鲜花,看不见树叶,看不见天空,只看见一堵石墙。”从尤斯塔斯的房间望出去,看到的景物确实有限;可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他先前从来没有抱怨过。

“尤斯塔斯,你说话像个小孩子。进来!请你立刻服从。”

他没有动。

“好吧,我要把你抱进去,”我又说,并朝着他走了几步。可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几条交错的柏油小路上追赶一个男孩是徒劳的,所以我就进屋叫桑德巴赫先生和莱兰来帮忙。

我和他们两人一起回来时,尤斯塔斯的状况更糟了。我们跟他说话,他根本不回答,而是以一种吓人的姿态唱起歌来,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这得找医生解决,”桑德巴赫先生说,一面严肃地拍着前额。

尤斯塔斯已经不跑了,他在唱着什么,起初声音很低,后来声音大了——他唱的是钢琴五指练习曲、音阶、赞美歌的曲子、瓦格纳 乐曲片断——他能想起来的任何曲子。他的声音——极不悦耳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最后他大叫一声,沉闷的叫声像枪声在群山间回荡,惊醒了所有仍在旅馆里睡觉的人。我可怜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出现在各自房间的窗口,我还听见那两个美国夫人使劲摇铃。

“尤斯塔斯,”我们大家喊,“别叫了!别叫了,亲爱的孩子,进屋来吧。”

他摇了摇头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开始讲话。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特的讲话。如果是在别的时候,这情景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一个缺乏美感、语言贫乏的男孩子竟然试图表达连最伟大的诗人都几乎无力表达的主题。十四岁的尤斯塔斯·鲁宾逊穿睡衣站着,崇敬地赞美大自然的威力及其各种表象。

他首先谈到夜晚和头顶上方的星星和行星,谈到下面一群群的萤火虫,谈到萤火虫下面看不见的海洋,谈到沉睡在海洋里的、覆盖着海葵和蛤蜊的巨大礁石。他谈到河流和瀑布,谈到日渐成熟的串串葡萄,谈到维苏威火山 冒着烟的火山口以及形成烟雾的暗藏熔岩流,谈到蜷缩在闷热土地缝隙里的无数蜥蜴,谈到突然飘落到他头发里的白色玫瑰叶子。后来他又谈到改变万物的雨和风,谈到万物生存所依赖的空气,谈到可以隐藏万物的森林。

当然啦,这全是荒唐的卖弄,然而莱兰却念叨说,这是“一幅表现生活中一切神圣和美好事物的糟糕漫画”,当时我真想踢他一脚。

“然后,”——尤斯塔斯用拙劣的会话式打油诗,也就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接着说——“然后有了人类,可是我不能那么深地理解他们。”他跪到防护墙旁边,头枕着胳膊。

“现在是时候了,”莱兰小声说。我虽然不喜欢悄悄地接近别人,但我们还是冲上前去,试图从后面抓住他。眨眼间他躲开了,但马上转身看我们。在星光下我能看见他在哭。莱兰又朝他冲了过去,我们在几条柏油小路之间尽力围堵他,可是根本堵不着。

我们很尴尬,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旅馆,留下尤斯塔斯一个人在台地的另一头疯闹。可是我的萝斯忽然有了主意。

“爸爸,”她从窗口叫,“你要是把真纳罗找来,他大概能替你抓到尤斯塔斯。”

我本不想请真纳罗帮忙,可是由于女房主已经来到现场,我就求她把睡在木炭箱里的真纳罗叫来施展本领。

女房主很快回来了,紧接着真纳罗也来了。他穿着晚礼服,但没穿礼服坎肩,也没穿衬衫或背心;他穿着一条破裤子,膝盖以下的裤腿被剪掉了,为了方便蹚水。女房主已经学会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她批评了真纳罗,说他的打扮不恰当,甚至不得体。

“我穿了外衣,穿了裤子。你还想怎么着?”

“没关系,斯卡费蒂太太,”我插嘴说。“女士们都没在这儿,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我转身对真纳罗说:“尤斯塔斯的姑姑想让你把他拉进屋里。”

他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他身体不好,我命令你把他拉进屋里。”

“去拉他!去拉他!”斯卡费蒂太太说,并粗鲁地摇他的胳膊。

“尤斯塔斯在那儿挺好的。”

“去拉!去拉!”斯卡费蒂太太尖声说,还说了一大串意大利话;幸好那些话我大部分听不懂。我紧张地抬头瞟了一眼两个女儿的窗口,可是她们还不如我懂得多。我庆幸地说,真纳罗的回答我们一个字都没听懂。

真纳罗和斯卡费蒂太太争吵了有十分钟,最后真纳罗跑回他的木炭箱去了,斯卡费蒂太太则大哭起来,因为她很重视她的这些英国客人。

斯卡费蒂太太抽泣着说:“他说尤斯塔斯先生在那地方待得挺好的,还说他不愿意把他带过来。我没办法了。”

但是我有办法,因为我用愚蠢的英国方式了解到意大利人的性格。我跟着真纳罗先生到了他睡觉的地方,发现他正扭动身子往一块肮脏的麻袋片上躺。

“我希望你把尤斯塔斯先生带来见我,”我说。

他甩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如果你把他带来,我会给你这个。”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面值十里拉 的新钞票。

这次他没有回答。

“这张钞票相当于面值十里拉的银币,”我接着说,因为我知道这个贫穷的意大利人不能想象大数目。

“我知道。”

“也就是说,相当于二百索尔多铜币。”

“我不想要。尤斯塔基奥 是我的朋友。”

我把钞票放回口袋。

“再说,你也不会给我的。”

“我是英国人。英国人一向说话算数。”

“那是真的。”一个最不诚实的民族竟然这么信任我们,真令人惊奇。说实在话,他们信任我们的程度常常比我们相互信任的程度还要高。真纳罗在麻袋片上跪起来。那里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呼出的一股股带蒜味的温暖气息。我知道,南方人历来的贪婪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

“我不能把尤斯塔基奥带到房子里。他会死在那儿的。”

“你用不着那样做,”我耐心地回答。“你只要把他带给我就行了;我会站在外面花园里。”这个可鄙的年轻人同意了,仿佛这样做情况就不同了。

“可是你得先给我那十里拉。”

“不行!”——因为我了解和我打交道的这种人。一次不守信用,永远不守信用。

我们回到台地。真纳罗二话不说,就啪嗒、啪嗒地朝着台地最远那头的啪嗒声走过去。桑德巴赫先生、莱兰和我走到离房子稍远点的地方,站在白玫瑰枝蔓的阴影里,基本上不会被人看见。

我们听见“尤斯塔基奥”的喊声,然后是那可怜男孩奇特的快乐叫声。啪嗒声停止了,我们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近,很快我就从藤蔓丛中看见了他们——那个身形怪异的年轻人和那个穿白睡袍的瘦小男孩。真纳罗搂着尤斯塔斯的脖子,尤斯塔斯则用流利随意的意大利语不停地说话。

我听见他说:“世上的一切我差不多都明白了。那些树木、山峦、星星、流水,我都能看见。可是多奇怪呀!我对人却一点儿都不理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Ho capito (我明白了),”真纳罗严肃地说,并松开搂着尤斯塔斯的胳膊。可是我捏了捏口袋里的新纸币,纸币哗啦响了一下;真纳罗听见了。他猛然伸出手;毫无戒心的尤斯塔斯抓住了他的手。

“真奇怪!”尤斯塔斯接着说——现在他们已经很近了——“差不多像是——像是——”

我突然跑出去,抓住尤斯塔斯的胳膊,莱兰抓住他的另一只胳膊,桑德巴赫先生紧紧抓住他的两只脚。他发出了刺人心扉的尖叫;当我们把他往房子里拖的时候,那年过早凋落的白玫瑰把阵阵花雨洒到他的身上。

我们一进旅馆他就不叫了;可是眼泪从他眼里悄悄地一涌而出,湿透了他仰起的脸。

“别去我的房间,”他请求道。“它是那么小。”

他极度悲伤的眼神让我产生了奇怪的怜悯,可是我能怎么办呢?再说,他卧室的窗户是唯一装有护栏的窗户。

“没关系,亲爱的孩子,”好心的桑德巴赫先生说。“我愿意陪你坐到早晨。”

他听了这话又开始神经质地挣扎。“啊,请别陪我。你们怎么着都行,就是别陪我。如果让我单独待着,我答应老老实实躺着,尽可能少哭。”

于是我们把他放到床上,拉过被单给他盖上,任凭他伤心抽泣,任凭他念叨:“我差不多什么都看见了,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们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两位鲁宾逊女士,然后回到餐厅。我们发现斯卡费蒂太太和真纳罗在那里窃窃私语。桑德巴赫先生拿来钢笔和纸,开始给那波利斯的那位英国医生写信。我立刻掏出那张钞票,扔在桌子上给真纳罗。

“这是你的报酬,”我严厉地说,因为我想起了“三十块银币” 的故事。

“谢谢你,先生,”真纳罗说着抓起钞票。

他正要走时,莱兰(他总是关注不值得关注的人,漠视不该漠视的人)突然问他,尤斯塔斯刚才说他“对人却一点儿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说。尤斯塔基奥先生(我很高兴看到真纳罗终于表现出了一点尊敬)考虑问题很细致。他明白很多事。”

“可是我听见你说你明白了,”莱兰穷追不舍。

“我明白,可我不能解释。我是个意大利的穷渔民。可是,你听着,我试着解释一下。”我惊骇地看到他的举止在发生变化,我力图制止他。可是他一下子坐上了餐桌边缘,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

“太让人伤心了,”他最后说。“刚才的事太让人伤心了。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很穷。不是我能解决的。”

我把脸扭到一边,表示鄙视。莱兰接着问他问题。他想知道尤斯塔斯说那句话时心里想的到底是谁。

“这好说,”真纳罗严肃地回答。“他想的是你,是我,是这房子里所有的人和房子外的很多人。如果他希望快乐,我们会扫他的兴。如果他要求单独待一会儿,我们会打扰他。他渴望交朋友,可是十五年来一个都没找到。然后他找到了我,我也去过树林,也明白了很多事情,而第一天夜里我——我就把他出卖给了你们,把他带到屋里等死。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小点声,小点声,”我说。

“唉,他肯定会死的。他会在那间小屋里躺上一夜,到早晨就会死。我知道他肯定会死。”

“行了,这就够了,”桑德巴赫先生说。“我会守着他的。”

“菲洛梅娜·朱斯蒂陪着卡泰丽娜坐了一夜,可是到了早晨卡泰丽娜还是死了。他们不让她出去,不管我怎么请求、祈祷、咒骂、拍门、爬墙都没有用。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以为我想把她抱走。到了早晨她就死了。”

“他说的都是什么呀?”我问斯卡费蒂太太。

“各种各样的故事会到处流传,”她回答,“而他是最没有理由重讲那些故事的人。”

“我现在活着,”他接着说,“因为我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所以,第一夜到来的时候,我可以跑过树林,爬上岩石,跳进水里,直到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们听见尤斯塔斯屋里传来哭声——一种轻微的但持续的声音,就像你站在静寂中听到远处树林的风声。

真纳罗说:“这就是卡泰丽娜最后的声音。我当时正趴在她的窗户上,那声音从我身边飘过。”

他举起手,手里攥着我给他的十里拉钞票,他郑重地诅咒桑德巴赫先生、莱兰和我,以及命运女神,因为尤斯塔斯在楼上小屋里生命垂危。这就是南方人的心理;我确信,若不是那个无法形容的白痴莱兰用胳膊肘碰翻了油灯,真纳罗仍会坐着不动。那是一盏有专利权的自灭灯,是斯卡费蒂太太应我的要求买来的,用来代替她那盏有危险的灯。结果油灯灭了;仅仅这样一个从光明到黑暗的变化过程就对真纳罗的无知的动物本性产生了影响,比最明显的逻辑推理规则的影响还要大。

我感觉到(而不是看到)真纳罗已离开了餐厅,于是对桑德巴赫先生喊:“你口袋里有尤斯塔斯房间的钥匙吗?”可是桑德巴赫先生和莱兰都坐在地板上,误以为对方是真纳罗;随后他们找火柴又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桑德巴赫先生说,他把钥匙留在门上了,为了方便两位鲁宾逊女士去看尤斯塔斯。他的话刚出口,我们突然听见楼梯上有声音,真纳罗抱着尤斯塔斯下来了。

我们冲出去,挡住了过道;他们泄气了,退回到上一层楼梯的驻脚台。

“他们现在跑不了了,”斯卡费蒂太太喊。“出去没有别的路。”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从我妻子的房间传了出来,然后就是重物掉在柏油路上的声响。他们两人已从我妻子房间的窗口跳了出去。

我跑到台地,正好看见尤斯塔斯跳过花园的矮防护墙。这一次我确信他必死无疑。可是他落在一棵橄榄树上,像一只大白蛾,然后从树上滑到地下。他的赤脚刚沾到泥土,他就发出怪异响亮的叫声,我认为那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随后他就消失在下面的树丛里了。

“他明白他得救了,”真纳罗喊,他仍坐在柏油路上。“现在他不会死了,他会活下去的!”

“你别拿着那十里拉了,把它交回来,”我反驳道,因为我听了他这句语调夸张的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十里拉是我的,”他咬牙切齿地回答,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把手紧贴在胸前,保护这不义之财;此时他身子向前摇晃,脸朝下栽倒在小路上。他并没有摔坏四肢,要是英国人的话,那样跌下去绝不会致死,因为地势落差不大。可是那些可悲的意大利人没有耐受力。他受了某种内伤,死去了。

离清晨还有很长时间,可是晨风已开始吹了。我们把真纳罗抬进屋时,又有许多玫瑰叶子落在我们身上。斯卡费蒂太太一看见尸体就惊叫起来。在下面的山谷里,在朝着大海的方向,仍然回荡着那个出逃男孩的叫声和笑声。 hHqsB45i75tu0TZgCdNLdUz5Y4xj0uPi1dc/a9Cdf7THXGkJi8m37rRTb0DTE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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