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部分：使用价值与价值
让我从第一章第一部分的细节开始。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以一种先验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秘的、不容置疑的方式，列出了可以说明其理论的基本范畴。不过我仍有兴趣帮助你尽快熟悉这种细密阅读《资本论》的方法，如果你想理解它的话，那么这样做是必需的。不用担心，我不会使你们一直处于这种高强度的阅读状态！
商品是马克思的一个先验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他说道，“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运用的语言。“表现为”（appears）在段落中出现了两次，而且简单地说，“表现为”与“是”（is）是不同的。之所以选用这个词并对它给予关注，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频繁地使用它，其含义是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下还存在一些深层的东西。这马上启发我们去思考，那底下会是什么。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马克思只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他不关注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是混合的生产方式，而只关注处于一种纯粹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在阅读后面内容的过程中，牢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商品作为起点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并经手商品。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它所包围，我们需要花时间采购商品、欣赏商品，意欲得到商品，或是遗弃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形式是社会的一般形态。马克思选择利用商品的这个共同特征，它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熟悉的而且是普遍存在的，商品与阶级、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偏好或其他因素无关。我们以日常的方式了解商品，并且，我们必须购买商品以维持生存。
商品在市场上交易，这会马上引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交易？商品是一种满足人们愿望、需要或渴望的东西，是一种外在于我们、我们能够占有并且成就我们的东西。但是马克思马上声明，他对“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不感兴趣。他对人们购买商品，以及这种行为是人们生存的基础这样的简单事实感兴趣。当然，世界上存在上百万种商品，而且所有商品在材料质量和数量单位（面粉的计量单位是磅，袜子以双计，电的单位是瓦，布的单位是码，等等）上都不相同。但是马克思将不同商品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归纳起来，提出了“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作用”，就像“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但是他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在总体上讨论商品。“物的有用性”，能够被最佳地定义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概念对后面的所有内容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他是如何从人类需要、需求和渴望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商品与它们不同的重量和衡量单位中，迅速地抽象出来，以集中于使用价值这一单一的概念。在一篇前言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曾谈到，社会科学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将各种因素分离，并在实验室中进行可控的实验，所以我们必须发挥抽象的力量，以获得一种最接近科学的解释。在这一段具有开放性意义的论述中，读者们将首次看到抽象过程的作用，当然绝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注意“承担者”（bearer）一词，因为承担什么与是什么不同。商品是仍需确定的其他事物的承担者。我们如何发现商品是什么事物的承担者呢？当我们观察市场中实际的交换过程时，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不同的交换比率，例如，在衬衣和鞋子之间，苹果和橘子之间，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甚至同样产品的交换比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乍看起来，交换比率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注意“相对”一词）。由此，它“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即“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另一方面，每个物品在原则上都是能与其他物品交换的。有一种东西使所有商品在交换中成为可通约的。从这里开始，随后出现了“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我无法分解一种商品，并找出其中可交换的要素。使它成为可交换商品的应该是其他什么东西，而这种东西只有当商品被交换时（在此，运动和过程的观点开始变得重要了）才能被发现。随着商品被换手，它不仅表现出它自己的品质，而且表现出所有商品共有的品质，换言之，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通约的。那么，为什么它们可以通约，而这种通约性又来自哪里？“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马克思随后提出，“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这使讨论的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克思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如果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话。每件事物都应该是物质的，以确保把它作为现实的东西来考虑，但在这里他否认商品的物质性能够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使它们能够通约的问题。“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不能构成商品的通约性。“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而且在这里我们将通过提前做出断言的方法，完成另外一个先验的跳跃——“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所以商品是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商品具有的共性，是它们都是体现在生产中的人类劳动的承担者。
但他马上又提出质疑，体现在商品中的是哪种人类劳动？这不是指实际使用的时间，即他所称的具体劳动，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生产商品所用的时间越长，它就会有越高的价值。在购买商品时，为什么某人用了更长的时间生产我就要支付更多，而如果有人只用了一半的时间生产，我就能用一半的价格来购买？所以他得出结论，所有的商品“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但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什么样的呢？商品是：
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多么清晰的表述，这其中蕴含了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浓缩的含义！如果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幽灵般的对象性”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看到它或衡量它呢？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唯物主义呢？
你将会发现，马克思在书中仅用了四页篇幅展开如此高深的论断，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基本概念并将论题从使用价值转移到交换价值，再上升到人类的抽象劳动，最终到凝结于人类同质劳动中的价值。是它们的价值保证了所有商品是可以通约的，而且这种价值既像“幽灵般的对象性”那样是隐含的，也会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被传递。这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价值是否真的是“虚幻的客观现实”，或只是它表现为这种方式？
这让我们将交换价值重新解释为“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请注意这里再次出现了“表现”这个词，但现在我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种关系，因为使所有商品是可交换的秘密，现在被理解为是价值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的表面现象了。交换价值是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的必要表现。当你进入超市时，你能够发现交换价值，但你不能直接看到或衡量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在超市的货架上，人类劳动的体现具有一种虚幻的表现。试想一下，下次你到超市时会被这些虚幻所包围！
接着马克思又回到价值的生产包括哪种劳动的问题。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商品中。这种价值要如何衡量呢？在第一种情况下，价值直接与劳动时间有关。但是正如我在提出具体和抽象劳动不同中已经讨论的，不会是实际劳动时间，不会因为“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所以，“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为了理解“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意味着什么，他谈到，必须去研究“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
这一先验的论断具有重大含义。但是马克思没有在这里加以阐明。所以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免得你误会价值论的内容。当马克思说到“社会的全部劳动力”时，不言而喻地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世界市场。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现在它在中国、墨西哥、日本、俄罗斯、南非等，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联系。价值的衡量来自人类劳动这一全部领域。这在马克思的时代也是如此，虽然明显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于我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价值在交换关系的动态的、全球的范围内被决定，并且将一直被重新决定。马克思是在世界正通过蒸汽轮船、火车和电报，快速向全球贸易开放的历史环境下写作的。他非常清楚价值不是在我们的后院甚或是一国经济内部被决定的，而是产生于全球的商品交换。但他再次利用了抽象的力量，得出同质劳动的单位的观点，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正像价值形式的减少实际正通过世界贸易发生一样。
这就使得他形成了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重要定义，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总结道，“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存在一个你自己的定义。但它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定义，因为它内在于“社会”的概念，但是社会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呢？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如果那种社会是世界市场，如果它肯定是世界市场，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马克思能够摆脱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神秘表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任何读过李嘉图著作的人都会这样说，是的，这就是李嘉图。而且这是纯粹的李嘉图，只包括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额外的内容。李嘉图坚持将劳动时间的概念作为价值。马克思则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马克思在此所做的工作是复制了李嘉图的概念工具，而且看起来他只是简单地插入了一项修改内容。但正是这种插入，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形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我们马上会不得不问道：什么是社会必要？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由谁来建立？马克思没有马上给出答案，但是这一问题却一直贯穿《资本论》的始终。嵌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必要是什么？
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讲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否像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著名言论所说，是“没有选择”的，在某种方式上这像是说，我们的社会必要是如此难以满足，以至于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适应它？作为上述问题的基础，我们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谁以及如何形成了“价值”。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认为我们拥有自己的“价值”，在美国的每一个选举季，都会出现关于候选人“价值”的无休止的争论。但是，马克思认为存在一定种类的价值和衡量价值的标准，它是由我们所不了解的和并不必然由我们有意识的选择过程所决定的，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强加给我们这些价值的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你是谁、并且在复杂价值的漩涡中处于何种地位，你必须首先了解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创造和产生的，及其带来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后果，如果你认为，在不切实际地面对我们社会基本的价值结构是由谁和如何决定的前提下，你就能够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严重的环境问题，那么你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所以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了解决定商品价值和社会必需品是什么。
商品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量。它们是敏感的，例如，会随着生产率而变化：
例如，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这提醒我们，价值对技术和生产率革命是敏感的。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将论述生产率革命的起源和影响，以及随后出现的价值关系的变革。但是，不仅技术革命是重要的，因为价值是“（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马克思非常关注技术和科学对资本主义的意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价值。自然环境的改变或迁移到自然条件更优越的地方（更廉价的资源）也会改变价值。简单地说，商品价值受一系列强有力因素的影响。在这里他并不试图对所有这些因素做明确的分类；他只是想提醒我们，我们所说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决定于永久的革命性的变革。
但随后在他的观点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转折。在这部分的最后一段，他突然再次介绍了使用价值的问题。“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我们呼吸空气，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罐装空气并将其作为商品出卖，虽然我确信有些人已经在尝试如何做到这点了。“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例如，我在我的后院种西红柿，并供自己食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际上很多人在为他们自己做大量的事情（特别是在只提供些许帮助的自助商店）。很多劳动（特别是在国内经济中）在进行外部的商品生产。商品的生产不仅要求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不是简单地为庄园主提供使用价值，正像农奴那样，而且是通过市场将使用价值提供给其他人。但是，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看起来马克思很早就从使用价值的概念转移开并从中抽象，以获得交换价值的概念，这使他认识到了价值的概念。但是现在他提出，如果商品不能满足人的要求、需要或渴望，那么它就没有价值！简短地说，你必须能够在某地将商品卖给某人。
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这一论点的结构框架。我们从商品单一的概念开始，并建立了其二重性：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某一事物的表现。它是什么的表现呢？马克思说，它是价值的表现。而价值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如果价值不反过来与使用价值联系起来，它就没有意义。使用价值对价值来讲是社会必要的。这种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接着我们可以思考这一论点的含义。你拥有一件商品，比如说一栋房子。你会对它的使用价值还是价值更感兴趣呢？可能你对两者都感兴趣。但这里存在一种潜在的对立。如果你想充分实现交换价值，就必须将它的使用价值转让给其他人。如果你拥有它的使用价值，那么就很难获得它的交换价值，除非你做抵押贷款或住房权益贷款。为自己提高房屋的使用价值是否也会提高它潜在的交换价值呢？（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厨房，也许会；但如果是为自己的爱好添加一些特别的设施，那可能就不会。）当住房作为住家的主要使用价值一旦被概念化，并且住房作为长期储蓄（一种资本资产）的一种方式，甚至作为某些人为了短期投机获利而“转手”的贷款工具而被重新概念化时，我们的社会世界会发生什么？可见，这种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二分法是非常有用的。
让我们更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商品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具有二重性。但你不能将商品分成两个部分，并且说，这部分是交换价值，那部分是使用价值。不，商品是一个整体。但在这个整体中存在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保证了我们去确定价值的另一个单一的概念，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正是商品使用价值所物质承担的东西。为了具有价值，商品必须是有用的。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关联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由供需关系引起的问题。如果供给量太大，交换价值将下降；如果供给量太小，交换价值将上升——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种包含在交换价值“偶然的和相对的”方面中的供求因素。但是在这些影响背后，价值可以保持不变（假设其他所有因素，如生产率也决定价值）。马克思并不非常关注供求关系。他想了解的是在供求均衡时，如何解释商品交换的比率，比如衬衣和鞋子之间的交换比率。于是，我们需要另一种分析方法，它把价值作为社会存在的凝结因素，称为必要劳动时间。为了将商品价值（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没有做过多说明，但我们其实已经抽象掉了市场中的供需条件。
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这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你能说交换价值带来价值吗？你能说交换价值带来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带来……？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辩证关系。你能在讨论交换价值时不讨论使用价值吗？不，你不能。你能在讨论价值时不讨论使用价值吗？同样也不能。换句话说，你不能在讨论这些价值中的任何一种时，不讨论其他的价值。这些概念是相互依存的，具有某种总体性的关系。
我知道，使用“总体性”（totality）这个词，就意味着在一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挥舞一面巨大的红旗。马克思不懂结构主义，更不知道什么后结构主义。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将他的思想归入这些类别中（在我看来并不适合）。但是，马克思无疑怀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的抱负，所以，唯一有趣的问题是，在他思想中总体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第一部分知道，这种总体性最好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三分概念来获得。但他已经认识到，使用价值存在巨大差异，交换价值具有偶然性和相对性，价值具有（或者显得具有）一种“神秘的客观性”，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受技术变革和变动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制约。这种总体性不是静止和封闭的，而是流动和开放的，因此处于持续的变化状态中。这肯定不是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而我们要等到进一步阅读《资本论》文本后才能掌握其中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马克思宣称，他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他从商品的概念入手，并立即确立了它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由于使用价值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它几乎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因此马克思将其放在一边，从而研究交换价值。商品间的交换比率乍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异常活跃的交换事先假定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共性以使它们可比较和可通约。马克思含混地断言，它们是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因此，它们合并“价值”，“价值”被基本确定为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平均）劳动时间。但为了使劳动成为社会必须，使某地的某人必须要求、需要或渴望这一商品，这意味着还需要将使用价值重新整合到讨论中。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处于长期的、有时是紧密的联系中。马克思很少将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分隔开，这是因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经常研究其中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将第三个默默地放在一边。在第二部分有关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中，马克思聚焦于劳动的使用价值和这种有用的劳动所蕴含的价值（保持交换价值不变）之间的关系。在之后的部分中，他忽略了使用价值，并考察了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以解释货币的起源和作用。重点是，要注意这些未及详述的马克思研究焦点的变化，因为任何部分中的论述都是以相关概念的提出为条件的。
如果我们继续深入的话，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论点需要说明。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分法开始，他随后得出了一个单一的价值概念，这与作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人类劳动有一定关系。但是哪种人类劳动是社会必需的？马克思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揭示了另外一个二重性，就是在具体（实际）劳动和抽象（社会相对）劳动之间的二重性。这两种劳动形式再次集中于商品交换这一单一活动。所以，马克思在此对交换的考察，揭示了在价值的相对和相等形式之间的另一种二重性。两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在一种商品中体现，即，在作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相关的一般等价物出现的货币商品中被重新统一起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讨论方式中的一种形式，通过被带回到统一体（像货币的形式）中的对照物的角色，将论点逐步展开，并在其中内化了一个矛盾，反过来又形成了另一个二重性（在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事物之间的物质联系）。这就是马克思的著作中辩证法的体现方式，正像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方法贯穿于《资本论》始终。
下图是对论点展开方式的简单图示：
用这种方法展示论点使我们更容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将任一部分内容在论点的整体线索中进行定位。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因为没有做最后的综合处理，只是在另一个矛盾中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内化了一个二重性，而如果我们需要理解它，就要将论点进一步扩展。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论述的过程。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延展，而不是一种逻辑的派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安排所有概念方式的论证的主体结构，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出现了一种维持资本主义处于永久的矛盾统一体的状态，而这也使资本主义处于永久运动状态的内部关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
第二部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马克思以他温和的阐述方式开始了这一部分的论述，即“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谈道，“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正如他在第一部分所谈到的，他是从使用价值开始的。存在由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具体劳动过程的形式，如裁缝、制鞋、纺纱、织布、耕田等的异质形式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它就没有交换行为或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显然，没有人愿意交换相似的产品）。
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主题，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这些章节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交换经济中的简单分子的各方面到更加系统化的理解的变化。随后他偏离了检验有用劳动的一些一般属性关系的研究规则。这样做是因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有用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这种将劳动作为人类存在与自然之间媒介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核心。虽然他并没有使这一观点相对成熟，但在《资本论》中，他在多处回归于这一观点。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典型的方法。他说，实际上，“请看，这里有某些你需要思考的重要的东西（在此，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并不准备研究其细节，但我在给予更直接的考虑前希望强调它的重要性。”“使用价值，”他写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所以，“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符合自然规律。
（我们）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
在这一带有性别意味的隐喻的帮助下（至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马克思引出了在财富（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总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使用价值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分。
马克思随后又回到了价值问题，这是为了将它们的同质性（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与大量的使用价值和它的劳动的具体形式之间的异质性进行对比。他写道，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
如上所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的一般性与生产实际使用价值的大量的具体劳动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他只不过借鉴了由扩大的商品交换带来的一种抽象。
所以马克思用简单抽象劳动的单位将价值概念化，这种衡量标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这里我们再次面对了一个在《资本论》中经常被使用的策略。衡量标准随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不同，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它是已知的。而且，在这个例子中，他继续谈到，“复杂劳动，”例如，技术性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明确他所说的这种“经验”，这使这一段论述引起了很大争议。这在文献中被认为是“简化问题”，因为在不考虑生产商品的价值的情况下，并不清楚熟练劳动是怎样而且将如何被简化为简单劳动。正像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一样，马克思这一观点的形成显得有些神秘，如果我们认为他不是草率为之的话；他没有解释如何做这种简化。他只是简单地假设了分析的目的就是这样，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论证。这意味着我们所经验的具体劳动、有用劳动和它的异质性的质的不同，在这里被简化为某种单纯量化的东西和它们的同质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抽象的（同质的）和具体的（异质的）方面在劳动的单一活动中被统一起来。并不是抽象劳动出现在工厂的一些地方，而具体劳动则发生在工厂的其他地方。劳动二重性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劳动过程中：制作衬衣并体现它的价值。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制作衬衣的具体劳动，就没有价值的体现，而且，如果衬衣不与鞋、苹果、橘子和其他东西交换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它的价值。所以，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具体劳动的多样性是衡量抽象劳动出现的标杆。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请注意，这一观点反映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单一的商品内化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特别的劳动过程包含了商品中有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或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商品是市场中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关于技术性劳动或“复杂”劳动如何简化为简单劳动问题的回答，将在下一部分内容中展开，在那部分中，马克思在市场中跟踪了商品，并着手研究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接下来读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价值的形式，或交换价值
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包含了许多令人乏味的材料，它们会非常容易地掩盖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有时戴上了会计的帽子，后果是他阐述问题的方式显得极端乏味：当这个等于那个，那个等于这个，这个值三便士，而这个是十五便士时，结果就是另一种东西等于……如此等等，在后文中他也使用了数字说明的形式。关于在马克思的书写中经常出现的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问题，在这里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分清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好机会。我将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先简略带过那些通常是简单的、技术性的观点，然后对它们更深层次的重要性进行评论。
马克思的目的是要解释货币形式的起源。“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他（再次特别温和地！）提出。
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他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控制的步骤来完成这一任务。我有一件商品，你有一件商品。我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将由你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投入的劳动）来表示。所以你的商品将是我的商品的价值的度量。将这种关系反过来，我的商品能够被看作是你的商品的等价物。在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持有商品的每个人都带有具有相对价值的某种东西，而且在寻找另一个商品中的它的等价物。由于存在的商品与持有它的人和交换行为同样多，所以等价物也与商品数量和交换行为同样多。马克思想要在这里表示的是，交换行为通常具有双重性，相对的和相等的形式之两极，在其中相等的商品意味着“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到目前为止，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内化在商品中，“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一个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另一个在交换中代表它价值的商品之间。
在一个像市场这样复杂的交换环境中，我的商品将会具有多种潜在的等价物，而且与此相反，市场之外的每个人在与我单一等价物的潜在关系中具有相对价值。交换关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产生了一种变化到价值的“总的形式”的价值的“扩大的形式”。这最终结晶为一个“一般等价物”：某个商品充当了“货币商品”的唯一角色。货币商品产生于贸易体系，它并不是先于贸易体系产生的，所以交换关系的扩散和普遍化是货币形式结晶的重要的、必要的条件。
在马克思的时代，出现了像金和银这样的商品，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原则上讲，它也可以是贝壳、吞拿鱼罐头，或像有时在破坏性战争中出现的，香烟、巧克力或其他什么东西。一个市场体系需要某种货币商品有效发挥作用，但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的日益扩大，某种东西才会变成货币商品。货币不是外界强加于它的，也不是某人发明的。马克思认为，甚至是货币的象征性形式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去理解。
这引起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是在做一个历史性的论证还是在做一个逻辑性的论证？我认为，支持他对货币商品之产生的解释的历史证据，现在看起来是相当薄弱的。准货币体系和商品、宗教偶像和象征性的标志等类似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是对某些社会关系的表现，但这些都一直没有成为商品交换关系中必要的和首要的关系，甚至它们在这种交换中被逐渐融合的时候。如果我们参考考古学和相关的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许多现象可能都支持货币形式以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方式而产生。我倾向于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但首先我会提出下述观点，而这又回归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的兴趣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形式必须被规制，并与马克思所描述的逻辑立场一致，这样货币形式反映了繁荣的交换关系体系的需要。但是根据相同的象征（而不管双关语），是商品交换关系的繁荣将所有之前的象征形式规制为货币形式的，以要求促进商品市场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先兆，实际上可以从考古学和铸币历史记录中找到，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逻辑，即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吸收，并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同时应该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规制的发生，市场就不会进化。虽然其历史的论述是脆弱的，但逻辑性的观点是有力的。
随后，这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确立了商品交换和货币商品，以及另一方发展中每个角色所起的相互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这一部分中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我们给予密切关注。在本部分的最开始，马克思谈到：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价值是非物质的，但是客观的。假定马克思是严格坚持唯物主义的，那么事实上，这一种令人惊奇的论述，对其含义我们得斟酌一番。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你无法直接看到、摸到或感觉到社会关系；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这种社会关系及其表现。
马克思提出了如下观点：价值，是非物质的，它无法在没有一种表现方式的情况下存在。所以，是货币体系的兴起，是货币形式自身作为一种有形的表现，使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交换关系的调节者。但是货币形式越来越将——一步步地按照逻辑的论述——价值仅仅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繁荣。所以，在经过多年挣扎后，除了所谓的“价值”，没有其他更具一般意义的东西可以通过货币交换来表现。而且，在货币的兴起和价值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而相互演进的关系。货币交换的兴起导致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成为主导力量。所以，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讲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现象。它只出现在市场交换成为必需的情形中。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并总结出一个主要问题。第一个结论是，交换关系，与一种深入的价值结构的附属表现不同，它存在于一种与价值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依赖与前者对后者的依赖程度相当。第二个结论，确定了价值概念是非物质的（像幽灵一样），但也是客观的。所有直接度量价值的尝试都将失败。对于价值的货币表现如何可靠和准确我们会提出一个大的疑问，或者换句话说，非物质性（价值）和实际上展开的客观性（如通过货币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马克思用了许多步骤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评论道，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
这里我们得到了如何将技术性的和复杂的人类劳动简化为简单的人类劳动的部分答案。但是，他随后提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令人吃惊地频繁引出流动性的概念——“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所以，需要在劳动过程和被生产的物品之间做一个区分。关于过程和物品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流动性的观点，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这些观点的次数越多，他从作为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向作为历史进程哲学的辩证法的转变就越大。人类劳动是一个有形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你得到这样一种东西，商品，即“凝固的”或“凝结的”价值。因为现实的进程是重要的，所以这一事物就具有价值和客观性质。即：
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
问题是：价值，即“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是如何被表现的？答案蕴含在货币商品形式中。但是他注意到，在价值和它货币形式中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些特殊性。“首先让我吃惊的特殊性”，他写道，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把自己的价值存在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表现本身就“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
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于是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
“商品的物体，”他继续写道，“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这是指什么呢？例如，金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在一种特殊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将它用作所有人类劳动的表现手段——我们正在筛选出一种特别的使用价值，并将它作为所有社会劳动的替代物。而这又引出了复杂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对货币理论进行更深入讨论时将要看到的那样。
第二个特殊性是“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第三个特殊性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这不仅意味着货币商品，这一一般等价物，要服从于任何使用价值生产的定性和定量问题，而且，货币商品及其积累（将来作为资本）的生产和销售是受私人控制的，即使当它发挥一般社会功能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黄金仍然作为一种主要商品支撑全球货币时，两个主要的黄金生产国是南非和俄罗斯，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对国际资本主义表示特别的友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金融体系实行了去实体化和浮动汇率体系，与黄金脱钩，这对削弱黄金生产者的力量起了作用（虽然这不是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引导我们去解决各种矛盾，而且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三卷，同时也会在本卷的第三章看到，这些特殊性和矛盾是如何在促使金融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能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价值和其在货币形式中的表现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假设会存在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在价值和它们的表现形式之间的这种错配，正如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虽然隐藏着深刻的矛盾，但最终还是具有有利方面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这把我们带向亚里士多德的一段重要的论述。“不存在没有平等的交换，”亚里士多德写道，“也不存在不可通约的平等。”价值的相对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之间的关系，事先规定了在进行交换的人们之间存在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将平等关系归属于市场体系中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把这作为理论层面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也认同在交换关系中存在可通约性和平等性是必要的，但是他未能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含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在一个奴隶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那种价值理论。再一次，请大家注意资本主义价值理论的历史特殊性。
这就使马克思回到深入论述货币形式的三个特点上，从而可以确定出现了这样一种对立：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
这种在价值表现形式和全球商品之间存在的对立，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必须把它作为一种存在于商品内部的、已经被内化的某种事物的外化来解释。一旦这种对立被外化，对立就变得十分明确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二分法的产物，我们最初就将其定位为存在于商品的内部。
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首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直接作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调节者，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将间接地通过货币形式的媒介起作用。更进一步讲，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指导原则，货币形式的兴起使价值开始凝结。而且，始终要记住，价值虽然是非物质的但也是客观的。所以，对于在一般意义上存在的逻辑来讲，可以假设价值是现实的并且是可度量的，这就带来了大量的疑问，甚至使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个人的观点是：你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价值是非物质的，你就无法直接去度量它，而只能通过观察去发现商品的价值，就像尝试去确定一块石头的重力那样。价值只存在于商品间的关系中，而且它只在货币商品矛盾的、不确定的形式中被物质化地表现出来。
让我们花些时间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基本概念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将提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选择接受或拒绝我的观点。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可以基本被内化于不同的时空对象中。使用价值存在于事物的物理物质世界，可以用牛顿学说和笛卡儿哲学中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概念来描述。交换价值包含在运动的相对时空和商品交换中，而价值只能以世界市场的相关时空概念来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非物质的关联性价值存在于正在演变的、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时空中。）。但是正如马克思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没有交换价值，价值就无法存在，而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也就不能存在。这三个概念是被辩证地相互整合在一起的。
同样，绝对的、相对的和关联性的这三种时空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地理的动态变化中是辩证相关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观点。一个主要后果是，资本主义的时空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如运输和通讯领域持续革命而造成的提速，造就了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我不能强制将这部分内容加入讨论日程！如果你想继续追踪资本主义时空动态的问题，你需要阅读其他文献
。
第四部分：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
马克思在这部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相当文学化的写作风格，充满了能引起感情共鸣的、具有深刻隐喻含义的，富于想象力和活泼感性的文字，文中许多地方带有强烈的暗示，并引用了大量具有魔力的、神秘的内容。这与前文出现的有些沉闷的会计风格明显不同。这大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论述时所使用的典型策略：他经常根据所思考的主题来调整他的语言风格。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风格的转换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例如，在马克思的整体论述中关于拜物教概念相关性的论述（造成的混乱是，这部分内容从《资本论》第一版的附录，被移到第二版，也是正式版的第三部分）。除马克思之外，那些有志于创建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理论的人，有时会将拜物教的概念当作不相干的、不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相反，那些更具有哲学和文学修养的人，则经常珍视其为黄金，认为它是马克思认识世界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部分内容与马克思整体论述的关系是怎样的？
拜物教概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即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特点因“悖论”和“矛盾”而被“掩盖”或混淆了，比如，一方面是货币商品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幽灵般价值的普遍性。在文中已被展开论述的紧张、对立及矛盾，将在“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这一部分得到详细阐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拜物教概念作为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的神秘性的基本工具，将会多次出现（在更多情况下是以隐晦的而不是直接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认为，拜物教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像对于马克思更广泛的论述一样，是基础性的概念。实际上，它从根本上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他明确指出了拜物教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如何运行的。第二，他研究了这种拜物教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特殊意义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被错误地表现的。
通过观察，他开始写道，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问题是“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我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愉悦享受与它的价值无关。所以，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结果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而且是这一条件确定了“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他谈到，这是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只有在市场交换的行为中他们才知道，“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换句话说，直到生产者把商品带到市场并成功地对它进行了交换，他们才知道、而且才可能知道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请特别注意这一重要用词，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所以，接下去会是什么呢？你走进一家超市，想买一根莴苣。为了购买莴苣，你必须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货币与莴苣间的物质关系表现了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价格的“高低”由社会决定，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这种物品交换中所隐藏的，是在你、消费者和直接生产者，即那些为种植莴苣而付出劳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购买莴苣，你不仅不需要知道关于劳动或即将在莴苣中凝结价值的劳动者的任何情况，而且在高度复杂的交换体系中，你也不可能了解关于劳动或劳动者的任何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拜物教在世界市场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存在于其他人之间的劳动行为的社会关系，被存在于物之间的关系掩饰了。例如在超市中，你不能区分莴苣是由快乐的劳动者、痛苦的劳动者、奴隶、工薪阶层还是一些自耕农生产的。对于它们如何被种植和由谁种植的问题，莴苣沉默无言。
为什么这一问题重要呢？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地理学导论课程时，我经常从问学生他们的早餐是从哪里来的开始。他们回答，“哦，我是从熟食店买的。”但是，当我要求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时，他们发现，需要考虑处于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劳动世界，并且这一劳动世界处于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各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就像学生们也不了解他们的早餐从原料到进入熟食店的整个过程。面包、糖、咖啡、牛奶，杯子、刀叉、烤面包机和塑料盘子，更不用说生产所有这些东西所需的机器和设备，所有这些要素将他们与世界各地上百万的劳动人口联系起来。地理课教学的任务之一，是传授处于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知识，其中包括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所体现的空间关联和劳动实践，甚至包括每天将早餐送上餐桌的空间关联和劳动实践。
学生们会认为，我在试图让他们为没有对那些多米尼加共和国收入微薄的、可怜的甘蔗采割者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感到内疚。每当我讲到这里，他们有时会说，“先生，我今天没吃早餐！”对于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这样回答他们，他们可以一周或更长时间不吃午餐、晚餐和任何正餐，或是了解到马克思格言中的基本真理，即为了活命就必须吃饭。
这类议题一定会引起有关道德问题的讨论。有这样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认为所有类型的道德行为规范都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能否以及如何将某种道德规范扩展应用到世界市场中的商品交换领域里。坚持一种“良好的”、直接的关系并对其邻人有所帮助，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对那些未曾谋面，并永远也不会相识但却会在提供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完全采取漠然的态度，那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议题有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人们尝试通过推动“公平贸易”运动，以践行一种在商品交换领域实行的道德标准，或是反贫困运动，旨在使彼此间隔遥远的人们间的慈善捐助活动更有活力。但即使采用了这些做法，通常也无法从根本上对产生并维持全球不平等状况的社会关系提出挑战：无论是捐赠者的财富，还是其他人的贫困。
然而，马克思的重点并不在于其道德意味。他关注这一问题是要说明，市场体系和货币形式是如何通过物的交换掩盖真实的社会关系的。他并不是说，这种掩盖，即他所说的“拜物教”（而且请注意对这一名词的使用是技术上的，而且与其他一般使用方法有很大不同），只是一个幻觉，只是一个人为编造的结构，只要我们想它就能够被消除。事实并非如此。你看到莴苣，你也看到你所持有的货币，以及货币的多少，你以上述信息为基础作出实质性的决定。这就是上述这段话“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的重要性所在：超市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它进行观察，虽然这一现象掩盖了隐含的社会关系。
这种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之一，而且它具有多重含义。例如，人们不“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价值源于交换过程，甚至交换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将价值集中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生产者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价值形成与交换和非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神秘的”特质无法被更彻底地揭示出来。
但是，这种辩证关系是如何在思想中被复制的呢？许多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并继续）对它产生了误解，马克思认为，因为人们看到超市中标注的价格，认为这就是所有的内容，而且这就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们构建他们理论所需要的唯一的物质凭证。他们只是简单地考察了与价格变动相关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然而，更具洞察力的其他学者，提出了“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确实在逐步地关注隐藏在市场价格波动现象背后的、关于价值（通常指“自然价格”）的一些思考，并认识到人类劳动与价值之间存有某种关联。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认识到，“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的非物质性和货币的表现之间的差异，所以也就不能理解交换行为的扩大在强化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特征中的作用。这种说法可以被假设为，价值是自明的普遍的事实，而看不到
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
这样，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攻击。市场中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它是一种拜物的幻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受抽象的调节力量的制约（就像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这种力量有效地调节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选择。我可以生产出漂亮的东西，并拿到市场上，但如果我不能成功地交换它，那它就没有价值。而且，我就不会有足够的钱购买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市场的力量是我们任何个人都不能控制的，它调节着我们的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中提及并讨论了甚至在“产品偶然而波动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这种调节力量。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价格围绕一定标准进行波动，但这不能被解释为什么一双鞋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换四件衬衣。在所有的市场骚动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这种将重力和价值并提的说法是有趣的：它们都是关系而不是物，并且都必须被作为非物质的但是客观的关系而被概念化。
随后这直接引出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是如何在交换关系扩大和货币形式兴起的关系中发展的批判：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是这样获得的，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引用了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以此作为一个从自然状态中产生的、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鲁宾逊被放逐到一座孤岛上，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以自然状态定居的生活方式，并且逐步重构了一种市场经济的逻辑。但是，正如马克思乐意指出的那样，我们假设鲁宾逊不仅从实践中学到了知识，也方便地“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并径直“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换句话说，鲁宾逊把一种相当于市场经济的世界概念图景带到岛上，并在其中建构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武断地套用这个故事来让新兴资产阶级的实践显得更为自然。
长期以来我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家错选了笛福的故事。其实他的另一个故事《摩尔·弗兰德斯》才是解释商品生产和流通运行机制的更好范例。摩尔的行为是典型的商品销售行为。她不断揣摩别人的需求，别人也不断推测她的欲望（实际上当她身无分文时，佳期即至，她花尽身上最后一个便士用于购置华丽的装备，包括四轮马车、马匹和匹配的首饰，去参加一个舞会。她在那里迷上一位年轻贵族，并在当晚和他私奔，只是在隔天早晨才发现，原来这位年轻贵族也已身无分文。这时他们彼此都意识到了整件事情是多么讽刺，并友好地分手）。随后，她周游世界（甚至到了殖民地弗吉尼亚），在负债者监狱中度过余生：她的命运跌宕起伏。她就像一个货币客体那样在商品交换的海洋中徜徉。摩尔·弗兰德斯的经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似乎更加吻合，特别对于在华尔街投机的各色人等而言，确实非常贴切。
坦率地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喜欢引用鲁宾逊漂流的故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让资本主义显得源出自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事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对这一历史的观察说明了资产阶级理论所假定的普遍真理的局限性。“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也许“在黑暗中”社会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强制劳役的社会体系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人们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关键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对于一个由农村家庭创办的家族乡村企业也是如此：社会关系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谁正在做什么，并且他们是为谁而做。
这种历史比较与拜物教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偶然性，而不是普遍的、自然的特性。“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我们甚至可以做出终极的设想，即想象社会关系被组织为“自由人联合体”，例如，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世界。在其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通过提出“联合的概念”，马克思回应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普鲁东，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我们能够超越商品拜物教，并试图通过推动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形成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对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作品的读者而言，都是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但这部分内容，是《资本论》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很少出现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描述。
市场的拜物教引发了大量相关的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评论道，正在崛起的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宗教来说是最恰当的形式。他提出，我们的思维方式——这里不仅指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拜物；但这是一个总的趋势。他对宗教以及宗教与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评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对此，马克思加了一个大大的重要的脚注：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他提示，如果你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式自然化，就会犯错，因为随后去构想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选项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会是十分困难的。
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做的事情：他们把价值当作自然产生的事实，而不是一种来自特殊生产方式的社会建构。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一种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这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去构建另一种价值结构，另一种不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特性的价值体系。我不想对这一点过分强调，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经常被解释为是一种我们应该遵守的一般标准。我已经不记得听人们抱怨过多少次，马克思的问题是，他相信价值唯一有效的来源是劳动投入。并且，马克思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所以，问题是，对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革命人士、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而言，需要找到另一种价值形式，它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但是，通过引入拜物教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被自然化的价值概念如何主导了一种标准的形成，如果我们盲目地遵守这个标准并重复商品拜物教，那么，我们就排斥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此提出质疑。
资本主义无法在其自身的基石上铭刻内在的、“自然的”价值。“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例如，错误地相信“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事物的表面现象。在这个层面上它包含劳动价值论的内容，但它从未深入探究劳动价值论的含义以及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我们的艰巨任务是要超越拜物教，不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幻觉，而是要分析它的客观现实性。对这一任务的一种回应是采取“公平交易”的路径。另一种回应是设计一套科学的路径，形成一种批判的理论：采取一种调查研究的模式，使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并以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物质关系为基础，提出不同的价值体系。
这两种选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可以说，以全球现状为基础的、关于劳动条件的政治学，已经掀起了一场旨在反抗血汗工厂的运动，这一实践可以直接将我们引导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精彩展示和深入的理论探讨的领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虽然是拜物的，但通常也反映了一个客观的现实。我回想到，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们穿着Liz Claiborne和Gap品牌特色的服装上演时装秀时，就会出现人们对服装式样及其生产相关的劳动条件的单方评论。这是一种讨论拜物教的有效方式，提高了人们对全球状况的意识，同时也指出了对这种状况采取某些行动的重要性。
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肩负的使命是，超越简单的拜物教，建立一种科学体系并不忽视其现实性。他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而且，他揭示了我们的行为被抽象的市场力量所控制的程度，以及我们长期处于拜物所建构的统治风险中的机制，这种拜物的建构蒙蔽了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解放的自由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必须戳穿对自由主义乌托邦式社会秩序的幻想：那只是一种对拜物教的重复，它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替换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二章不仅篇幅更加简短，而且内容也更加容易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明确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必要条件，并为随后第三章中的对货币出现的思考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由于商品不会自己走向市场，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商品和把它们带向市场之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关系。马克思设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商品的“监护人”“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请注意这里对拜物教的反应，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这使他进行了更宽泛的论述。在《资本论》中，“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它的“承担者”（bearers）——请注意这个词的重复出现，“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比起个人的作用，马克思更关注人群所起的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将考察买者和卖者、债务人和债权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角色而不是人，并认识到个人不仅能够而且会经常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甚至有时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一名工人可能会持有投入股票市场的养老基金）。这种对角色的关注而不是对个人的关注，就像我们分析曼哈顿大街上的司机和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应地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并由此改变了我们的行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色被严格定义。个人是对他们所占有的商品享有私有权的合法主体，他们在非强迫性的合约条件下进行贸易活动。人们之间存在对合法权利的相互尊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市场交换对等性原则是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对于适当发挥作用的市场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就像在自由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常规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因为“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所有者有意愿处理掉手中的商品，购买者则愿意获得：“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但“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结构的运行的讨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关于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历史特殊性，就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做了一个大篇幅的脚注，这是对普鲁东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控诉，
普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
普鲁东实际上抓住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的特点，并将它们作为另一种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得以发展而普遍使用的基础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其他选择，因为这只是在一个人们想象的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新规定了资产阶级的价值概念。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不仅因为当代存在普鲁东思想复兴的趋势，而且因为，作为一种人们所设想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痼疾的解救措施、有更广泛基础的自由人权政治的兴起。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判对当代的政治也直接适用。1948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基础性文件，而且就其本身而论，它没有对自由和新自由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坚持资本家的政治秩序符合其自身的基本原则的做法，是否具有政治有用性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幻想这种政治学能够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激进式的替代，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想法。随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重述，马克思经常以某种不同的语言表述重申他早期的观点，即，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当他把货币描述成“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时，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回应：
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这个需要将一直存在。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这里没有出现前文所没有涉及的新内容，但是，马克思解释了在物与物之间存在的这种经济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他谈到，在这种市场交换经济中，我们正在与“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打交道，而这反过来说明我们都“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可以让渡的”是指“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例如，它们是可自由交换的。这意味着在物的交换者与他们所拥有的物品之间，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或限制。这也意味着，社会关系“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而且是商品法律所有权的伴生物。
这种情况无论在“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并不盛行；交换关系必然要瓦解这些早已存在的社会结构。这种情况是逐渐发生的，马克思指出，这就像在共同体之间发生的、偶然的贸易，演变到“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我已经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令人质疑的历史观点，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扩大和货币形式的增多，前期存在的社会形式就逐渐面临解体。但这个观点的逻辑内容对于说明社会必须是“价值的适当表现形式”的观点是重要的，而且这种要求通过贵金属如金和银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而得到满足。但是，正如马克思早期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货币商品内化了一个二重性，因为它既是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一种劳动产品的商品，而且也具有“由它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在它正式的社会功能中，“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
而且，在这一社会功能中，很可能“用它本身单纯的符号”来代替货币商品。然而，只有在“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时，这种替换能力的存在才不奇怪。马克思在这里可以充分论述与现在经常提到的“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相关的方方面面，并直接置于他的分析中。但他并没有去尝试这样做，而且这无疑会要求他对表达方式进行调整。但是我认为，认识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象征性方面已经被包含在他的论点之内是重要的。那些因为符号资本和符号经济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资本主义随后会自动纠正内部错误的人，应该清楚地明白，其实并非必然如此。
作为纯粹想象的或“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危险隐含在如何对待这些象征性的性质中，这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这里想要推动的是，如果货币商品不作一般等价物，甚至作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时它所扮演的对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就不能实现其特定价值。他谈到，“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如何、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一种商品成为（appears）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是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
换句话说，一旦货币存在，商品就找到了一种简单地衡量它们价值的方法，就像黄金“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他声明，这是需要揭示的“货币的魔术”。“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但是在这一章中，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带有货币的“魔术”和“拜物”的性质，
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
这似乎是一个对亚当·斯密观点的隐含求助，他认为，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私人部门运行。没有任何个体发挥指挥功能，每个人都必须按照马克思后来所称的“竞争的强制规律”来发挥各自的作用。
在斯密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国家为充分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建立制度框架，并负责看管好快速积累的国家财富和公民财富。同时，个人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也会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这样带来的结果将对所有人有利。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斯密认为，个人的倾向和主动性（在个人贪婪到社会使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起作用，因为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会发挥这一功能。
这一章会提出如下难题。一方面，马克思着力重点标注了一个脚注，以谴责普鲁东对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合法性观点的接受，并且反感他完全没有提供一种革命性的、有选择的构建。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一章的主要部分中，马克思似乎又接受了自由财产所有权的理论，接受了在法律意义上个人之间的、非强制的市场交换的相互性和均等性，甚至接受了由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这样的观点。我们如何调解这些似乎存在的矛盾呢？我想答案应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资本论》的其他部分来讲，答案仍然存在重要分歧。
马克思致力于对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以，他发现有必要接受某些自由主义思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思想演变为新自由主义），以便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错误的，甚至在这些思想的某些概念层面上是错误的。所以，与其说承认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手永远不可能发挥作用，而且市场通常被政治力量所扭曲，不如说，他接受了自由乌托邦主义关于充分的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是为了说明上述机制不能对每个人带来有利的结果，相反会使资本家阶级变得出奇的富有，同时造成众所周知的其他所有人群的相对贫困。
这转变成一个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假设：越是按照这种乌托邦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建构和组织，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而且，即使我们不明确指出，也会继续存在大量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花言巧语，以及它们所虚构的普遍的社会福利，即我们在过去三十年所遭受的境遇，已经确切地带来了马克思所预见的后果：在全社会范围内，一个极端是财富和权力的大量集中，另一个极端是其他所有人贫困程度的加剧。但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必须接受自由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制度基础，而这正是他在这一章里所阐述的内容。
这对我们如何阅读《资本论》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即，马克思谈论并批判处于完美状态下的自由乌托邦观点的情况，和他试图利用所有的市场不完全、权力失衡和制度瑕疵来解剖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任务有时是相互混淆的。有些混乱的解释就源于这种混淆。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尝试说明，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并准确地指出那些偶然出现的混乱部分，包括那些马克思自己的分析中，他原本的期望是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实却妨碍了他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动力理解的其他任务。
但在大部分内容中，马克思采用了一种灵巧的方法，即利用对存在于不同政治经济假象中的自由乌托邦主义理论的批判，从而对他所处时代中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回响的世界中，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也是对自由主义的深化，因为马克思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当时、当地的资本主义和我们现下的资本主义，同样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