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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治疗中应用梦的分析，这至今仍然是一个广受争论的问题。许多医生认为，梦的分析在治疗神经症中不可或缺，因此他们就把梦中的心灵活动视为是与意识本身同样重要的东西。另外有一些人则对于分析梦的价值感到怀疑，把梦视为是心灵活动中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显然，假如一个人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他必定会把梦视为是无意识的直接表现。相反地，假使他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没扮演什么角色，他自然要把分析梦的价值大打折扣了。很遗憾的是，直至一九三二年，即卡鲁斯创立无意识观后的五十多年、康德发表“模糊观念的不可测量”言论后的一百多年、莱布尼茨假定有所谓无意识的心灵活动后几乎已二百年，更遑论雅内
、弗卢努瓦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成就了——直到今天，无意识的真实性居然还是大家争论的问题。鉴于我当下的目的只是要谈论实际临床的治疗问题，因此不愿在此为无意识的假说作任何辩护，虽说梦的分析很显然是和该假说关系相当密切的。缺少了无意识的概念，梦只能算是一种自然的恶作剧，一种白天发生过的事情所留下来的一堆无意义的记忆残留物。果真如此，那么本书也就不必展开讨论了。我们需要在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讨论梦的分析，因为我们并不把它视为只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是将之视为至今仍然是属于无意识、和神经症互有因果关系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有极大重要性的方法。凡是无法接受此一假说者，当然也要把分析梦的实际价值剔除了。
可是，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无意识与解决神经症形成问题有因果关系，而且梦是无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现，那么，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梦的分析解释的工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除了治疗结果外，我们也可期望此一努力将会使我们对于心灵方面的因果道理给出较科学的看法。不过，对于一位医生而言，科学上的新发现至多只是他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产品而已。就算他明白梦的分析法对于探讨心灵因果关系的问题有所裨益，他也不可能马上就把它应用到治疗病人上。当然，他也许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到的发现是有治疗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将会把梦的分析视为是职业上的责任之一。大家所熟知的弗洛伊德学派便赞成，重要的治疗功效只有在寻出无意识的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解释给病人听，以便让他明了自己毛病的根源何在——的前提下方能达成。
目前，我们如果先假定这种假说可用事实来证明，那么我们便可先讨论是否梦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找出神经症的无意识原因，是否这种方法可不需借助别的方法，或必须和其他方法联合才能奏效。我可以大胆地说，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回答是毫无问题的。当我发觉能从梦中毫无差错地找出导致神经症形成的无意识内容时，我就更加相信此一看法了。大体上，“初期”的梦——即病人于治疗的初期所叙述的那些梦，达到此一效果的较多。举个例子来说明也许会更清楚些。
曾经有一个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来请教我。他有焦虑（anxiety）和不安全（insecurity）的感觉。他向我诉苦说，有时候头一晕就会作呕，常觉头重、呼吸困难——这些正是“高山病”的病征。他的事业非常成功，由于心怀大志，再加上他的努力与才华，他已从一位贫穷的农夫之子一跃而为成功的企业家了。他更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后到了一个有机会使他进升社会地位的位置。当他确已爬到一个可跻身上流社会的地位时，突然患了神经症。故事讲述至此时，已无法不说出一般我们常听到充满戏剧性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他患有高山病的病征正和他所处的特殊位置不谋而合。他带来了两个前一晚所做的梦，想请教我。
第一个梦如下所述：“我又再一次回到我出生的小村子。街上站着几个和我一道上学的农夫的孩子，我经过他们身边时，假装不认识他们。我听见他们之中的一个指着我说：‘他不常回到我们村里来。’”要了解或认识这个人事业的卑微开端无需费太大的麻烦。他的梦已说得很清楚：“你忘了你是从多么低的地位发迹的。”
下面是第二个梦：“因为我要去旅行，所以很匆忙。我要收拾行李，但找不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火车马上就要开走了。最后我终于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我赶快往街上跑，但又发现忘了带一个装有很重要文件的公事包，因此我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回家。找到了包，再往车站跑，可就是跑不动。最后我使尽全力，冲到了月台，此时正好看到火车冒着烟行驶在车站外。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成S形状的曲线。我当时想，假如司机不小心，假如他刚驶至直线道时便加足马力的话，后面的车厢一定还在曲线道上，那些车厢一定会因火车的速度而被抛落轨道外。当我正要喊出来时，司机打开了油门。后几节的车厢摇动得很厉害，最后果然被抛出轨道外。当场发生了一场大车祸。我从惊慌中醒来。”
于此，我们也同样很容易就可了解这个梦的涵义。它表明了该病人那种非常想更上一层楼的狂热。司机在火车前头无忧无虑地往前驶，后面的车厢却摇动了，最后还翻了——这便是导致其神经症的原因。很显然地，在生命的这一时期，病人已达到事业的高峰——他长时期从下往上奋斗的努力已经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应该满足于他的成就，可是他却不然，还是雄心勃勃，一心一意想要爬到不适合于他的成功地位。神经症于是来警告他了。环境不允许我去治疗这位病人，我对他所处情况的看法也无法使他满意。结果事情按他梦中所显示的状况发生了。他在事业上冒险尝试他的野心，而做法已离正轨太远了，因而“火车出轨”的事件也就真的发生在了实际生活里。根据病人的叙述，我们可推断，他的高山病肯定地说明他再也无法往上爬了。此一推想经由他的梦证明，他确已无能为力了。
因此，我们基于梦的特征，当讨论到治疗神经症时，梦的分析的重要性应排第一位。梦把主观的状况如实描绘出来，然而意识不是否认其存在，就是很勉强地承认而已。病人意识的自我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按部就班地前进；他仍然努力以求上进，拒绝承认那明显的事实——即他已到了强弩之末。此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会听任意识的指挥，我们常会犹疑不决。我们也可根据病人的叙述引出相反的推断。毕竟，一位士兵可以在他的背包里带根元帅用的官杖，而许多穷农夫之子也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啊！为什么就是我的这位病人不可以呢？既然我的推断也可能有错，什么理由证明我的推断比他自己的更可靠呢？此时正好他的梦表现出不受意识左右的一种不情愿的心理现象。所发生的结果和其主观的感觉正好不谋而合。它既没理睬我的推断，也不管病人的看法，它只说明事实的真相如何。因此，我就决定从心理学的领域来研究梦。假如糖出现在尿里，那么尿里就有糖分，我们绝对不会猜想那是蛋白质或尿胆素或其他东西。换句话说，我把梦当做是诊断的无价之宝来看待。
梦所提供的超过了我们所请求的，这一点从上面我所举的例子里可得到说明。这些例子不仅使我们了解神经症的原因，而且也可为之开出药方来。另外，它也指示我们治疗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病人必须要停止再进一步往前走。这正是他的梦要他做的事。
目前能够收获这些线索，我们就很满足了。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梦能否为我们解释出神经症的原因这一问题。我已经举了两个梦的例子来说明。当然我同样也可以举出一大堆对神经症的解释毫无贡献的初期梦例，而且它们很易懂。但我暂且还不想论及那些需要探求、分析和解释的例子。
某些复杂的神经症，其真正原因一直到我们分析的最后阶段才能被找出来；而且也有很多病人，即使其神经症的原因已被发现，仍然无济于事。再回到上面提过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为了治疗目的，病人需要知道使他自己心神不安的因素——其实这只是创伤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当然，我并非不承认有很多的神经症其原因是来自创伤的；我只是要指出，并非所有的神经症都可归入这一类，也并不一定毫无例外地起因于孩童时代的残酷经验。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会导向一种决定论的态度。医生非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病人的过去不可，老问“为什么”而忽略了同等重要的问题：“为了什么”。这经常对病人造成伤害，因为他常要被迫从他的记忆中——也许已掩埋了许多年——找出他孩童时代曾发生过的事件，不知不觉间反而把就近的一些重要事件都忽略了。由于决定论本身太狭隘了，因此对于梦或神经症的真正含义也就无法作适当的说明。如果有人认为梦的唯一作用是找出神经症的原因，这也是一种偏见，因为如此一来，就忽略了梦的大部分贡献了。上面我们举的梦例，当然可解释神经症不少的病因；而且很显然，这些梦例也能提供我们药方，或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治疗的办法。进而，我们也要记住一点，有很多的梦并没提及任何神经症的原因，它们只是论及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包括病人对医生的态度。以下，我想再举出同一个病人的三个梦例来说明这一点。她前后已请教过三位精神分析师，在每次治疗的初期，她做了下列三个梦之一。
第一个：“我得通过国界线到另外一个国家，可是无人可告诉我国界线在哪儿，我也找不着。”做过此梦之后的治疗不见效果，因此只好放弃。
第二个如下所述：“我得通过国界线。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找不着海关大楼。过了很久我才看见远方有个小灯，我想国界线一定是在那边。可是要到那边，我得通过一个山谷，穿越一片黑漆漆的森林，在那里面我迷失了方向。突然间，我发觉身旁有个人跟我同行。此人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猛然抓住我不放，我在惊慌中醒了。”做过此梦之后几个星期，治疗就中断了，原因是，病人对治疗师无意识地认同自己感到迷惑。
第三个梦是当病人来找我时所说的，如下所述：“我得通过国界线，或者说，我已经通过了，而且到了瑞士海关。我只带了个手提包，我想没有其他东西好让他们检查的。但是海关职员把手伸进我的行李袋里，奇怪的是，他竟掏出两个大垫子。”病人于找我治疗期间结了婚，但她走到这一步伴随着强烈的阻抗。好几个月后，她的神经症病因才真相大白，可是从这些梦例中我们却看不出任何提示。很显然，这些梦只是说明与预示当她找分析师治疗时会碰到的困难。
我还可举出许许多多相同效果的例子，可是我想以上这些就足够说明，梦是种具有预期性的东西。像这种情形，假如我们用决定论来处理它们，就把握不住其特殊意义了。这三个梦例清楚地说明了分析的情形，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正确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位医生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把病人转介给第二位。此时，她便根据自己的梦径自下结论了，于是她决定离开。我对她第三个梦的解释令她大失所望，可是她仍然鼓起了勇气，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通过了国界线。
初期的梦通常都非常容易明了，而且清清楚楚。可是一旦分析的工作开始进行，梦就不再显得那么容易了。如果梦仍然清晰可解，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分析仍未触及人格的某些要害。一般而论，在治疗开始之后，梦是会渐渐变得不清楚的，会愈来愈模糊，渐渐地会很难解释得通。不过，也许我们有时会很快地认为，医生已经无法了解整个情况了。这种讲法有其道理，我们说梦是不可解的，其实只是医生的主观意见。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的，只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就说它不可理解、杂乱不堪。就其本身而言，梦是清晰的——换言之，梦是在特定情况之下的必然产物。假如我们从治疗的较后期或几年后看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梦，我们常会对自己当时的无知感到无比惊讶。当然事实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和初期的梦例比较起来，后期的梦常会非常暧昧难解。可是作为医生不应该遽下结论，把这些梦视为一堆乱糟糟的东西，或马上就责备是病人有意阻抗。他最好把这种情况看做是自己愈来愈无法了解现实情况。精神治疗师常会自己迷惑起来，而把自己这种迷惑的感觉“投射”出去，指称是病人迷惑了，其实是医师面对病人不寻常的行为，自己不知所措。为了治疗的目的，心理分析师也应适当地承认他缺乏了解才行，因为病人难以承受老是那么容易让他人看透和了解。当病人太依赖医生的神秘洞察力和这种职业荣耀时，会为自己埋下陷阱。太相信医生的自信心及“深奥的”了解力的话，病人常会失去真实感，常会陷入顽固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之中，反而把康复的日期拖延了。
了解显然是一项主观的程序。它可能非常局限于单方面的了解，因为医生了解了，病人却不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常把说服病人视为其职责的一部分，假如病人不愿意被说服，医生便断定他阻抗。每当了解只局限于我一方面时，我总是强调自己尚缺乏了解。其实医生了解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病人。真正重要的是双方经过共同研究达成深层共识。因此，医生的了解工作，如果随随便便根据某种原理就为一个梦遽下判断，此一判断在理论上虽站得住，但却无法取得病人同意的话，那么结果必定非常危险而且不公平。只要一有上述的判断出现，实际上必定是错误的；另外，如果了解的结果能预期病人将来的行动，但这行动阻碍了病人的正常发展的话，那么这种了解必定不正确。我们必须依靠病人的大脑找出真相；在他的进展过程中我们对他有所帮助，那么我们才可说是已真正触及了他的内心深处，这种做法将更能感化他、影响他。
如果医生的解释只凭其单方面的理论或先入为主的意见，那么他说服病人或得出任何治疗效果的机会就须完全依靠“暗示”了。不过，请大家千万别上这种暗示的当！暗示虽然无可厚非，却有很大的缺点，它常会很不经意间抹杀掉病人的独立人格。从事实际工作的分析师应该确信将意识领域扩大的意义与价值——将往昔人格中无意识的部分揭发出来，使之被意识部分识别与评判。做这种工作，病人需要勇敢地面对问题，充分地发挥他的判断力与意志力，其难度不低于对伦理道德的挑战，是一种需要全心全力来响应的号召。因此，论及促进个人发展，心理分析比暗示治疗法要更有秩序。暗示就像是一种在黑暗中表演的魔术一样，并不要人在人格上做任何努力。暗示治疗法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它和分析治疗法的原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该采用。可是要把暗示法完全放弃不用，必须医生本人对于它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有十分的警觉才行。因为有时我们还常会有无意识暗示的情况发生呢！
分析师想把有意的暗示法抛弃的话，就要把所有无法获得病人肯定的梦的分析方法都视为无稽之谈，就得继续研究，一直到找到行得通的方法为止。我想，我们应该坚守此原则，特别是处理那些因医生与病人双方都缺少了解而显得晦涩难解的梦时更是如此。医生应该视每一新的梦例为研究的新门径——把它当做是对于病人和他自己而言，去了解未知情境的信息来源。当然他不应根据某一特殊理论而存有先入之见，他应随时随地都准备在每一案例中创造出一套与往昔全然不同的、有关梦的新理论。因此在这一领域，目前仍然蕴藏着无穷尽的开拓空间。
认为梦只不过是一些受压抑的愿望所表现出来的幻象的看法，老早就已经没人采信了。当然有些梦确是属于受压抑的愿望或恐惧的表现，可是那些即使是梦也无法表现的部分我们该怎么来认识呢？梦可能会表现出那些不变的真理、充满哲理的论断、幻想、视野的幻象、记忆、计划、期望、无理性的经验，甚至于心电感应的幻觉以及其他说不尽的东西。但我们不该忘记：我们几乎大半生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过的。梦就是无意识的特殊表现。我们可把意识称为是人类心灵的白昼，而我们似梦的幻象的无意识心灵活动则属于夜晚部分。我们可确定，意识不只包括愿望与恐惧，也包括了其他很多东西。另外，也许无意识的心灵部分包含有大量的信息，和意识等量或甚至比它更多的信息，因为意识还须进行浓缩、精炼与排除工作。
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为了适应某些含有偏见的治疗意见而把一个梦的意义曲解了。我们应该记住，有不少病人常会模仿医生在技术上或理论上的套语，甚至在他们的梦中也会这样做。每一种语言都会被人误用。我们无法说清受了多少观念的误导；甚至无意识也常会使一些医生落入自己的理论漩涡中而不能自拔。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把理论撇开不谈，因为我们需要拿它来说明问题。譬如说，我正是以理论为基础，才会去期望每个梦都有其意义的。我不可能每次都有办法证明梦有其意义，因为其中有很多医生和病人都不了解的东西。不过，首先我得从理论上确信这些梦有其意义存在，然后才能升起信心去处理它们。当说到梦在帮助我们了解意识方面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以及凡无此贡献者皆未经正确的解释——当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讲法。可是我之所以采用此一假说，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要分析梦的原因。另一方面，每个有关梦的特质、功用和结构的假说，我们都只能把它当做是一种经验总结，随时随地都有修正的必要。我们在做梦的分析工作时，应每时每刻都牢记一个原则，即我在危险的路上走，前程充满不确定。这里有句话可作为梦的分析师的适当警告——希望这句话不至于自相矛盾——“你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不处心积虑去了解就行了。”
当我们碰到一个难解的梦，首先我们并不需要去了解或解说它，而是要小心翼翼地去找出其前因后果。我脑海里并非充满无数有关梦的每个意象的“自由联想”，而是对某些与此意象有直接关系的特殊联想做出审慎而有意的观察。很多的病人首先应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们有迫切的冲动促使医生去了解和解释梦，并过分干预。尤其是他们从书本上或一些旧的错误分析法中得到了一些观念——换句话说，被误导了。他们根据某种理论说出其联想；换言之，他们自己尝试去了解和解释梦，结果常深陷泥淖中不能自拔。和医生们一样，病人希望马上能把梦弄个一清二楚，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在梦的假面具后一定深藏着真正的含义。也许我们可把梦视为假面具，但我们该记得，大部分房子的门面并不一定是个假面具，而相反的，是按房子的建筑蓝图建造的，因此常能暴露出其内部的设施。“显现的”梦之图像（即“显梦”）乃是梦的本身，它含有潜在意义（即“隐梦”）。假如我在尿中发觉有糖分存在，那它就是糖，而绝不会是出现蛋白尿的前奏。当弗洛伊德谈到“梦的表象”（dream-facade），他真正的意思指的并不是梦本身，而是它所具有的晦涩部分，这种对梦的投射说明了他自己的缺乏了解。我们说梦有个假面具是因为我们无法深入地看。且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我们谈到一段难懂的文字时，并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掩饰之处，而是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不需一上来就勉强去解释它，而应设法去看懂它。
如上所述，研究梦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此凭借自由联想会徒劳无功，与解释赫梯人碑文
时用自由联想法所能得到的帮助相差无几。自由联想可以帮我去了解自己的症结，可是要达到此目的，我不需从研究梦下手——我大可利用报纸上的一句话或利用“请勿入内”的标语。假如随便去联想一个梦，我们的症结也许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可是我们一定不可能找到梦本身的意义。要找到梦的意义，我们应该尽量近距离研究梦的意象。当一个人梦见了用松木做的桌子，如果他把他那不是用松木做的书桌联想在一起的话，那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很显然地，此梦指向的是松木桌。要是此时在梦者身上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他的迟疑不决即说明一项事实，即该梦的意象一定会有些令人难懂的东西存在，这便是它的疑点。我们希望他能说出许许多多有关松木桌的联系物，而当他连一个都想不出来时，便有其他的含义了。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一再地回去研究该意象。我对病人说：“我根本不知道‘松木桌’意味着什么，请您把它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使我能够明了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我们这样做果然成功了，找到了这个特殊意象的许多内涵。当我们把有关此梦的内涵都把握住后，我们便可开始往解说的路上迈进了。
每种解说都是假设的，因为它是一种去研究陌生文字的尝试。一个晦涩的梦，它本身很少可以很确定地被人解说出来，因此，我对于单个梦的解说成果并不重视。一定要有了很多梦的经验，我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解说有信心，因为后期的梦常可矫正许多我们初期分析所犯的错误。另外，在众多的梦例中，我们也可较容易找出一些重要的内涵及基本主题，因此我常要求我的病人们列出一个有关他们所做过的梦的记录表，而且也把解说附记在上。同时我教他们怎么按照上述方法去处理他们的梦，以便他们可把所有的梦都记录得很详细，构成梦的材料档案。在分析的后期阶段里，我干脆就让他们自己去解说，病人因此就在无医生帮忙之下，学会了了解无意识的方法。
要是除了告诉我们有关神经症的形成因素外，梦便一无是处的话，那么我们大可就让医生去处理它们了。如果只是提供一些帮助医生诊断的提示与见解之外，梦便别无他用的话，那么我的研究也将多此一举了。然而，如上所举诸例，既然我们知道梦除了给予医生一些实际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贡献，那么梦的分析工作便值得特别重视了。事实上，有时它还会关乎人命。
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案例中，我特别记得一件和我在苏黎世的同事有关的事。他是一位我常碰面、年纪比我稍大的人，他常嘲笑我对释梦方面的兴趣。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大声地叫我：“最近可好？您仍在搞释梦工作吗？我想顺便请教您一个很可笑的梦。难道这也有其意义不成？”他的梦如下所述：“我正在爬一个很陡而且满覆雪块的高山坡。我一直往上爬——当时天气特别好。我越往上爬，就越觉得过瘾。我想：‘要是我能这样永远往上爬该多好！’当我到了最高点，兴奋地觉得仿佛可以一直爬入太空中。而我也发觉，这一点我的确可达到。于是我继续在空中往上爬。我在狂喜之下醒了过来。”当他说完这个梦后，我说：“老兄，我知道你放不下爬山的爱好，可是我请求您以后别只身前往。您要去，要带两个向导，您要以您的人格保证必须听他们的指导。”“您说的还是老套！”他笑着说完后，道声再见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两个月后第一个坏消息来了。有一次当他单独出去爬山时，因山崩被埋在地下，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位军队的巡逻兵正巧路过，才把他救了出来。又过了三个月后，最后的厄运来临了。他出去爬山，只有一位年纪比他轻的朋友陪着，可是没带向导。一位在山下的登山者看到，当他走下一个峭壁时，不偏不倚地踏到了半空中。他跌向了正在下面等他的朋友的头部，两人因此滚落到很深的山谷，粉身碎骨。这就是“狂喜之下”的最佳写照。
任凭用多么强烈的怀疑眼光和批判态度亦从未使我把梦视为是些可忽略的东西。它们经常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显然地是我们本身缺乏理解力，及那种透视心灵黑暗部分丰富内涵的洞察力。当我们发现，至少人的大半生都是在这种境况下度过，意识亦根源于此处，无意识出没于醒着的状态，医疗心理学似乎就应该运用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来改进对梦的见识。既然没有人会怀疑意识经验的重要性，那为什么我们要怀疑无意识的重要性呢？它亦属于人类生活，它有时比白天所发生的事更能影响一切的祸福呢！
梦告诉我们有关内在生活的秘密，同时也告诉梦者有关其人格的不显明部分。这些因素在还没被发现以前常会扰乱到梦者的日常生活，而且只以病征体现出来。这就是说，我们不可单从意识着手去治疗病人，而是应该从无意识着手，连无意识都加以改变。就目前我们所知的，只有一个办法而已：即必须彻头彻尾地把意识和无意识完全同化在一起。我所谓的“同化”（assimi-ation），意思是说，要把意识与无意识的内涵都加以彻底的相互解说，而非——就像一般人所谓的方法——只凭意识单方面地把无意识拿来做评价、解释或歪曲真相。至于无意识内涵的价值与含义，许多人都误解了。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派把无意识都完全看成卑下的东西，把原始人看做是和野兽差不多的东西。原始人流传下来有关部落中可怕老人的童话故事，以及要“阻止婴孩犯罪”的无意识，都使得大家把无意识看作一种危险的怪物，是很自然的。言下之意仿佛是说，所有一切善良的、合乎逻辑的、美好的及值得存在的东西都是意识王国的子民！难道世界大战的恐怖还没真正地张开我们的眼睛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人的意识比无意识更可怕、与常态相去更远吗？
最近有人指责我，认为如果真的接受我的建议，将无意识同化了，一定会使整个文化因而遭受破坏，反倒使得许多宝贵的东西白白牺牲掉而恢复了原始文化的势力。这种毫无凭据的观念还是如同无意识是个怪物的错误观念。这种看法起自于一种对自然及人生实相的恐惧。弗洛伊德发明了升华的观念，为的是要使我们免于受想象中无意识的可怕爪牙之害。可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是不会像变戏法般地升华的，而就算有什么东西似乎被升华了，它的真相亦不会如那错误的解说所指出的那样可怕。
无意识并非是个可怕的怪物，而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在道德律、美感及智慧判断方面，它是全然采取中立立场的。当我们的意识对它采取一种错误的态度时，危险才会发生。而这种危险性随着我们压抑的程度而加剧。可是一旦病人开始能把很显然是无意识的部分加以同化时，那么它的危险性就会消失。当同化过程继续进行时，人格分裂就会停止，从而不会再有焦虑现象——欲使心灵的两大部分势不两立地对抗。批评我的人所害怕的——即无意识掩盖了意识的现象——只有当无意识脱离了控制，或被误解、被贬低其效果时才有可能发生。
一般人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认为无意识的内涵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其带有不会改变的正负号。我看到这个问题，觉得太过天真。心灵和身体一样，有其本身的调节系统，以便保持平衡状态。凡是太偏离轨道或进行太快的程序都会触发一种补偿的行为。缺乏这种调节功能不会有正常的新陈代谢作用，更不会有正常的心理了。根据此一原理，我们可把补偿的原则视为是种心灵活动的规则。任何一端减少必会导致另外一端的增加。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此一明确的事实便是分析梦的原则。当我们分析梦时，问“什么是它所补偿的意识态度”常是有益的。
补偿常会以想象性的愿望形态出现，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愈想去压抑的部分，其实际出现的机会就会愈明显。我们都晓得，口渴是压抑不得的。梦中的一切应该被当做是一种正正当当、确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它应被视为是构成意识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对意识的认识将只是单方面的，必会立即引起无意识要求补偿的行为。这样一来，我们想要对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的希望将会渺茫，生活也将无法获得平衡。
如果有人妄想以无意识来独裁地夺取意识的地位——这便是批评我的人最令人吃惊的构想——则意识自然会潜藏起来，而以无意识的姿态重新出现并加以补偿。于是无意识改头换面，完全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其地位。最后它将会合情合理地，以新的姿态出现。可是通常人都不相信，其实这种反转乃是经常发生的，并且是主要机制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说，每个梦都是提供信息的来源，而且也是种自动调节的方法，同时对于塑造个人人格具有极大重要性。
无意识本身并不危险，其危险性乃由于自保的、怯懦的意识的抵制。因此，我们才必须更重视它。我想大家亦将因此明白为什么每次在解析一个梦之前，我常问：它所补偿的意识态度到底是什么？很显然地，我因此尽量把梦及意识状态的关系拉近。我甚至主张，除非我们对于意识的状况已非常清楚，否则是绝对不容许草率地去解析梦的。因为只有针对这方面所提供的消息下手，我们才有办法洞悉无意识是否有增减的情况存在。梦并非是一种和日常生活完全脱节的心理现象。之所以看起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解，它并不是在我们心中生出的一种幻觉而已。事实上，意识和梦之间的关系是极富因果性的，其间的关联是非常微妙的。
我将举个例来说明了解无意识内涵真正价值的重要性到底何在。有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一个如下的梦：“家父开着一辆新车离开家。他开得很不自然，我对于他的这种笨拙情况非常着急。他忽东忽西、忽前忽后，其间车停了好几次。最后，他的车撞到了墙，把车撞得稀烂不堪。我气得暴跳如雷，大声咆哮，要他自我检讨。可是家父只是大笑，此时我才发觉，他已烂醉如泥。”这是个毫无事实根据的梦。梦者自己根本不相信。他知道，其父即使醉酒亦不会把车开成这个样子。梦者本人对车很熟悉，一向都是个很谨慎的驾驶员，饮酒也从不过量，特别是每当他要开车时更是如此。只要碰到了不会开车的人，或甚至把车稍稍弄坏了一点，就会使他大为光火。这孩子和其父的关系很好。他颇钦佩其父不平凡的成就。在我们未做任何解说工作的尝试之前，我们可以说，此梦告诉我们，对于父亲这个孩子脑海中一定有幅很糟糕的图像。现在，我们该怎么来下个定义呢？是否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仅止于表面上的亲密而已？是否那便是所谓反抗的过度补偿行动（over-compensation of resistence）？果真如此，那我们就可为梦做个注解，我们该告诉这位年轻人说：“你和令尊的真正关系便是如此。”可是，既然从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看来，我无法找出其中有任何可疑点或任何具有神经质的地方，我也不敢随便利用这样一句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话去扰乱他的情绪。这样做一定是种不明智的治疗法。
可是如果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确是非常好，那又为什么这个梦会造出这样一个不可能的故事来损害其父亲的名誉呢？梦者的无意识里一定存有产生此种梦的明显趋势。是否这位年轻人因嫉妒或某种自卑感而反抗其父亲呢？可是在还没把此一事实告诉他以前——通常我们在处理敏感的年轻人的问题时，总是不能太草率——我们最好首先不问为什么他会做这个梦；我们该先问自己：“他做这个梦的目的何在？”于此的答复将是，他的无意识很显然是尝试要贬低其父亲的价值。假如我们将此视为是种补偿，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不但亲密，而且太亲密了。这孩子正是应了法国人的一句俗话“靠爸爸的孩子”（fils à papa）。其父对于他的生活太关照了，他仍旧过着一种所谓由人补给的生活。他之所以没发挥个人的潜能，主要是因为其父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无意识要提出责备之词的原因：它尝试要降低父亲的地位，以提高儿子的价值。我们或许会说，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每位缺乏见识的父亲于此一定会提高警觉。可是事实上，这种补偿的行动完全是针对需要而产生的啊！其目的乃是要父子之间有所差别，这便是他唯一可自我觉醒的途径。
以上所述的解说法，其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那是一针见血之论。它很容易地就赢取了这位年轻人的同意，不但没有损伤他对父亲的感情，也没破坏父亲对他的感情。可是像这样的解释法只有当父子之间的关系从意识方面有所了解时才行得通。对于意识的状况一无所知，梦之真正意义的探求亦将落空。
要诠释梦的一切内涵，我们绝对不可将意识人格的真正价值加以破坏。一旦遭受摧毁或损伤，那就没什么可同化的了。我们认识了无意识的重要性后，也不可本末倒置。因为这样一来，一定会使我们想要矫正的状态回到原状。因此，首先我们得注意维护意识人格的完整，因为只有在意识人格肯合作的条件下，无意识的补偿才能发挥其恰当的效果。同化的工作并非是个“甲或乙”的问题，而是一个“甲与乙”的问题。
因为释梦的工作首先须对意识的真正状况有彻底的了解，所以在处理梦的象征的工作时，我们也得把梦者在哲学、宗教与伦理方面的信条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不把一些象征视为有其固定的符号或表征是最明智的。我们该视之为真正的象征物——换言之，即视之为某些还未被认识到的，或是全新的构成。除此之外，我们亦应把它们拿来和梦者处于意识状态下的关系一并讨论。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种处理梦的象征物的方法，在实行上的好处是因为，在理论上确存在一些含义固定的已知象征物，要是没有这些相对固定的象征物，我们就无法确定无意识的结构。当然我们亦无法把握住什么东西或讨论什么内容了。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那些相对固定的象征物内涵是不固定的。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一定的内涵，象征物才显出和其他的符号、病征的不同之处。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学派很牵强地利用“性象征”的解释法；可是他们所谓的性象征正是我所说的符号，因为那便是性的代表物，一些被定义的东西。事实上，弗氏的性观念非常具有伸缩性，而且模糊得几乎可包括一切。内容的本身是清楚的，可是它的含义非常不定，多样化得几乎可一方面包括人体中各种腺体的生理活动，另一方面包含精神所能到达的极限。与其采取武断的立场去根据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套路来发表高论，倒不如把这些象征物视为未知物，是些很难认得出、无法完全论定的东西。譬如说，阳具象征物除了代表阳具之外便没有了。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阳具本身——正如克拉内菲尔德最近所指出的——就是一个其内容无法很容易决定的象征意象。和前人一样，今日的原始人常恣意使用阳具象征，可是他们从未把那祭奠性的象征物和实际的阳具混为一谈啊！他们总把阳具视为超自然的一种创造物，是治病及生产的力量之源，正如雷曼所说的，“具有无比威力的东西”。就是在神话中及梦里常出现的公牛、驴、石榴、公羊、闪电、马蹄、舞、田畦中奇形怪状的共生物及月经液等。所有这些意象所含有的东西——及性本身——就是一种很费解的原型内涵，都可从原始人所谓的超自然力的象征（mana symbol）中得到最适当的心理学原理解释。根据上面所举的意象，我们可发现一个相当固定的象征——即超自然力的象征——可是我们总不能因此就一口咬定，认为只要这些东西出现于梦中即无他种含义存在！
为求实用起见，我们得另觅他种解说法。当然，如果我们非遵照科学原则来把梦解说到不能再解说的地步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把每个诸如此类的象征视为原型的方法来研究。可是，实际上，这个解说法很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病人的心理状况可能不会注意到有关梦的理论，却会注意到其他东西。因此，为了治疗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象征物的意义和处于意识状态下的关系先找出来——换言之，即把这些象征物视为一些不固定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先入之见皆须剔除，不论是多么好的意见，然后尽量为病人找出一切事物的含义所在。很显然地，这种解说法不会得出令人满意的梦的理论；实际上，确是如此。可是，如果一位医生运用了太多的固定象征物，他很可能流于一些很庸常的及很武断的看法，到后来根本就无法达成病人的需要。为了说明此点，我需要展开详细讨论，但我已在别处发表过可鼎力支持这种看法的文章了。
前面我已说过，一般在治疗的初期，医生常会不自觉地往无意识惯常可能走的方向去研究梦。可是事实上，在最初的阶段中，病人不可能马上就了解到有关梦更深一层的含义。而治疗法的要求也是要我们往这方面进行。一位医生得到如此独到的见解，那是因为他能得益于其固定象征物方面给予的经验。此种见地对于诊断及预测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曾有一次被要求为一位十七岁的少女鉴定病情。一位专家向我提示说，也许她是一位初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病人，另一位则告诉我，她是一位歇斯底里症病人。因为有这第二种不同看法，我便应邀而至。她的临床诊断报告令我怀疑她好像是器质性病变，但她确又有歇斯底里的症状。我问她有没有做过梦。她马上回答说：“有啊！我有许多可怕的梦。就在最近，我梦到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万籁俱寂。起居室的门半掩着，我瞥见家母吊在一盏吊灯的下面，寒冷的北风由窗口吹入，她在风中摇晃着。另外，有一次，我梦见夜里房子突然有一种怪叫声发出。我赶快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有一匹受惊的马正在挣扎着想跑出房间。最后那匹马终于找到了进入走廊的大门，然后就从四楼的走廊跃到大街上。当我看到它躺在那儿粉身碎骨时，我惊愕不止。”
这两个梦中所提及的死亡一事已足够令人吃惊。但人们不时做惊恐的梦也不少见。现在我们姑且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个梦中最突出的部分，即“母亲”与“马”的含义吧！这两种动物一定是同一类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有同样的举动：自杀。母亲象征物是原型的，给人一种有关起源、自然、负有间接创造任务的东西、本质及物质、物性、下体（子宫）和生命机能等的提示。同时也使我们想起了无意识的、自然的及本能的生命，想起了生理性的范围，即我们所居住的或容纳我们的地方，因为母亲是一个容器、一个携带和培育的中空体（子宫），因此，也可以说是代表着意识的基本。处于某物之内或容纳于某物内所指的当然是黑暗、黑漆漆——一种恐慌的情况。凭借这些暗示，我把一大堆的神话及字源学上所具有的一切关于母亲的涵义及变义都开列出来，同时我说的也正是中国哲学家所谓的“阴”之概念。这些便是该梦的内涵，可是这些终究不是一位十七岁少女所曾经验过的！那是过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方面是靠语言才得以保存到今天，另一方面是经由心灵结构继承下来的，因此得以在每个时代中的各个民族看到它的存在。
这里的“母亲”一词当然和大家所熟悉的母亲是一样的——即“我的妈妈”。可是母亲象征同时有另一种有系统概念的暗示，这种暗示我们可称之为“隐藏性的、受自然限制的肉体生命”。然而，就是此一说法仍然是太狭窄了些，而且还有许多相关的旁义没包括进去呢！由于该象征所具有的精神性远比想象的复杂，以至于我们只能站在远处才能辨别出来，而且亦只能约略看出来而已。由于这些特性，我们只好走上利用象征式解说法的道路了。
假定我们把此一结论应用于解说该梦，便会有如下的含义产生：无意识的生命正在做自毁的行为。这便是该梦所给予梦者意识的消息，当然它也要告诉每一位听到的人。
“马”在神话及民间传说故事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型。就一种动物而言，马代表一种非人的精神，次于人的、野兽的，即所谓的无意识。这便是为什么在民间传说故事中的马常会看到幻影、听到声响，以及会说话的原因。就其为一负载动物而言，马和母亲的原型关系非常密切；瓦尔基里人
把死去的英雄驮到瓦尔哈拉（Valhalla）去，特洛伊木马把希腊人藏在马腹里。就其为低于人之动物而言，马代表肉体的下部及源于该部的兽性。马是种动物性力量，是旅行的工具；它仿佛自然地把人带走。它和所有缺乏高等意识的动物一样会受惊。另外，它和邪术或符咒都有连带的关系——特别是那种在黑夜中能预知死亡的马。
很显然地，“马”与“母亲”在意义上只有些微的差别。母亲代表生命的起源，马则代表肉体的兽性部分。假如我们将此含义应用于解释该梦，含义将是：其兽性正在自毁。
这两个梦几乎有同样的含义。可是从常理来推断，第二个说法似乎较具有特殊性。其特殊玄妙处从以下的两点可得到证明：梦中并未提及梦者的死亡问题。我们常会梦见自己死去。可这不算是严重的问题，当死亡问题真正来临时，它总是以另一种姿态在梦中出现。因此，这两个梦都同样指出，有种很严重的，甚至可说是非常致命的肉体疾病存在。从紧接着的诊断中证明，此种猜测并非子虚乌有。
至于那些具有较固定性的象征物，我已在上面将其通性约略勾出了。诸如此类的例子多的是，应用于不同个体案例时，其含义略有不同。要确定这些象征符号的含义，只有运用科学的手法去研究比较神话学、民间传说故事、宗教及语言才有可能。人类心灵的进化过程在梦中比在意识状态下更容易显现出来。梦假借象征物发言，把源自最原始层面的自然本性表现出来。意识常会很容易脱离自然的法则，可是它仍然可利用和无意识同化的方法而再与之相融合。借此，我们便可引导病人重新发现其真正自我的法则。
在这么短的篇幅里，笔者除了涉及本题的一部分外其实也谈不了些什么。我亦无法把根据无意识所提供的材料使一个人恢复常态的所有方法，巨细靡遗地搬到你的眼前。其间所产生的同化作用远比医生所期待的治疗效果来得更大。最后甚至会达成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该目标便是生命的原动力——换言之，即一个人人格的完成。无可置疑地，我们这一群医生一定是最先科学地观察此一自然过程的人。通常我们只能看到发展过程中的病理部分而已，一旦病人康复后，我们便看不见了。可是，只有当治疗发挥其功效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研究那历经数十年的正常变化过程。如果我们能对无意识的心理发展方向多有了解，如果我们不全依赖病态方面的知识来构建心理学见解的话，我们将不至于对梦所显示的历程感到不知所云，而且亦将更容易辨别象征符号的含义。我个人认为，每位医生都该知道，一般的心理疗法，尤其是分析法，都是可分解为连续发展过程的一个个片断，忽高忽低，所以单独的片断可能趋向相反的方向。既然每次的分析本身都只能代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因此，相互比较的结果只会带来令人失望的混乱。所以，我个人只愿就本章问题的基本原理及其实用方面谈一谈。因为只有当我们实地去接触事实的部分时，才有可能获得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