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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号人会是个怎样的父亲，怎样教育孩子，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所生的一个孩子压根儿扔下不管，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做丈夫的感情受到伤害的缘故，而是干脆把他完全给忘了。在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喋喋不休地向所有的人哭诉，而又把自己的家变成酒池肉林的时候，才三岁的小男孩米嘉全靠这家的忠实的仆人格里果利照料。当时要不是他关心米嘉，恐怕连孩子的衬衣也没有人给换。
偏偏孩子的母系亲属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似乎也把他忘了。他的外公——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当时已不在人世；他那移居莫斯科的遗孀——米嘉的外婆——实在病痛太多；阿黛拉伊达的姐妹们又都出嫁了。因此，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米嘉只得待在仆人格里果利身边，和他一起住下人的木屋。不过，即便老子还记得这个儿子（他总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米嘉的存在），他自己也会打发孩子回到木屋里去，因为他要纵欲酗酒，孩子毕竟会妨碍他。但是，死去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有位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接连住了好多年，当时他还非常年轻，不过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是个突出的人物，他挺开明，在首都和国外见过不少世面，而且可以说，一辈子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到晚年则成为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平生先后结交过许多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思想最鲜明的人，有俄国的，也有外国的，认识蒲鲁东
和巴枯宁
本人，到了浪游生涯行将告终之际，他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三天，并且暗示说他自己也差点儿没到街垒上去参加那次革命。那是他对青年时代保留的最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有一份独立的田产，按老法估算，大约有一千农奴。一出我们这个小县城，就是他的十分出色的领地，与之接壤的是我们那儿一座著名修道院的土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遗产——那时年纪还很轻很轻——马上就开始跟那个修道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争的是一条河里的几片捕鱼区或一处森林的若干伐木地的主权归属问题，确切情况我不了解，但他把跟“教权派”打官司甚至视为自己作为公民和文明人的一项义务。他自然记得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当初甚至还注意过她。他听说了有关这位堂妹的悲剧始末，并且了解到还有个遗孤米嘉，便勉强克制住自己年轻人的一腔怒火和对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蔑视，插手管起这件事来。于是他第一次认识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且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愿意抚养那个孩子。事后他有很久经常向人讲述这样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情况：当他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谈起米嘉的时候，身为父亲的那位有一阵子竟现出莫名其妙的样子，完全不明白所说的是哪个孩子，甚至对于他有个年幼的儿子在家里某个地方似乎感到惊讶。如果说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叙述的情况可能有所夸大，那么，其中必定仍然有近乎真实的内容。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生都喜欢做戏，喜欢突然在您面前扮演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其实有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甚至会直接损害他自己，眼下这件事便是一例。不过，有这种脾气的人还非常之多，甚至是些十分聪明的人，绝非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者流。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这件事办得挺利索，甚至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也是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毕竟有些东西遗留下来，包括一栋房屋和田产。米嘉果然由他的堂舅领走了，但这位堂舅自己并无家室，在办妥了确保自己田产收入款额事宜之后，他当即匆匆前往巴黎又住上很长一个时期，因此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一位表姑、莫斯科的地主太太。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久居巴黎的结果，特别在那次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他得到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使他终生难忘，居然也把那个孩子给忘了。莫斯科的地主太太死后，米嘉又转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好像此后他还第四次挪过窝。这事现在我就不细说了，何况有关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这个头生儿要讲的还有许多，眼下我只限于作一些必不可少的介绍，要是连这些也略去，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起头了。
首先，这位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一怀着这样的信念长大的：反正他拥有一些财产，等到成年之后经济就可以独立。他青少年时代的岁月过得颇不像话：中学没念完，后来进了一所军校，然后来到高加索服役，曾得到提升，因与人决斗遭降级，后又被提升，大肆吃喝玩乐，花掉了许多钱。他直到成年以后才开始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得到钱，可在这以前已经债台高筑。他成年之后才头一回看到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特地来到我们那个小地方跟后者谈自己的财产问题。看来，那个时候他就对老子没有好感；他在老子家里没待多久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只来得及从他那儿拿到一笔钱，并且就今后领取田产收入的问题跟老子做了一笔交易，至于那些田产价值多少，收益如何，那一回他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始终没问出什么名堂（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当时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开始就发现（这一点也必须记住），米嘉对自己那份财产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另有算计。他认定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欲望不小，耐性很差，是个浪荡子，只消把握时机让他到手一些现钱，马上就太平无事，当然为时不会太久。于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以利用，也就是施一些小恩小惠，隔一阵子寄点儿钱去，结果竟是这样：四年以后，米嘉对于这种局面感到不耐烦了，当他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城，打算跟老子彻底清账时，突然万分惊愕地发现他已经一无所有，这账连算也很难算得过来，反正他通过提现金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所值已经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那里支取一空，没准儿还倒挂呢；根据某年某月某日及某年某月某日他自己同意的某项及某项协议，他没有权利再提出任何要求，如此等等，等等。那年轻人给震懵了，不信这是事实，怀疑其中有诈，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一宗惨案的发生，而铺叙这宗惨案将构成我这第一部作为楔子的小说的主体，更确切地说，将构成它的外壳。不过，在我转入这部小说之前，还必须把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即米嘉的弟弟也作一番介绍，交代一下他们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