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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使格里果利深感震惊。他原先就存有疑心，现在这种极不愉快、令人作呕的怀疑已得到证实。这个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是个非常矮小的女子，“才两尺（约一米四十）挂零”——在她死后，我们城里不少虔信上帝的老太太谈起她时往往用怜悯的口吻这样说。她长到了二十岁，一张宽脸盘红润健康，却是十足的痴呆相；两眼目光呆滞，虽然温顺，却令人不快。她一辈子无论寒暑总是光着脚，身上只套一件麻布贴身罩衣。她那几乎是黑色的头发极其浓密，鬈如羊毛，堆在她脑袋上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她的头发永远沾着尘土、泥浆、树叶、木片、刨花，因为她老是睡在地上、泥浆里。她父亲伊立亚是个无家可归的破产小市民，体弱多病而又酗酒成性，多年来一直给我市一户富裕的商贾当帮工。黎萨维塔的母亲早已去世。老是病病歪歪的伊立亚脾气又很坏，黎萨维塔每次到他那儿去，总要遭他毒打。反正黎萨维塔也难得上他那儿去，因为她是个呆子，在全城到处为家，大家也都看在上帝分上给她些吃的喝的。伊立亚的雇主、伊立亚自己以及城里好多富有同情心的人（主要是买卖人家），曾不止一次尝试让黎萨维塔穿得比光套一件罩衣稍许体面些，到了冬天总是给她身上穿羊皮袄，脚上穿靴子。她照例依头顺脑地让人家把这一切给她穿上，可是走了以后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往往在教堂门前——把施舍给她的一切脱下来，裙子也好，羊皮袄也好，靴子也好，乃至围脖头巾，通通放在那里，仍然光着脚、身上只剩一件贴身罩衣径自离去。有一回，我省新上任的省长到我市视察，看到黎萨维塔这模样，他那高洁的情操受到很大的伤害，虽然从下属的报告中了解到那是个痴呆女，可还是作了训示：一个年轻女子只套一件罩衣到处流浪，毕竟有碍观瞻，今后不得再有此等情状。但省长走后，对黎萨维塔仍听其自然。后来，她父亲死了，从此城里上帝的信徒们对她越发慈悲了，因为她成了孤儿。的确，好像大家都疼她，甚至那些男孩子也不捉弄她，不欺负她，而我们城里的男孩子，尤其是学生，都够调皮捣蛋的。黎萨维塔走进陌生人家，谁也不会撵她，相反，总是和言悦色相待，还会给她一个铜子儿。人家给她钱，她收下后马上就会拿去投入施舍箱捐给教会或犯人。如果在集市上人家给她一个面包圈什么的，她一准会拿去送给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小孩，甚至会拦住城里某一位富得冒油的阔太太，把面包圈给她；而太太们也欣然接受。她自己光靠黑面包和水充饥解渴，不吃别的。如果她走进某一家高级店铺坐下来，尽管那里摆着昂贵的商品，还有不少钱，店主对她从来不存任何戒心，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当着她的面把几千卢布随便一放，过后又忘了，她也决不会从中拿走一戈比。黎萨维塔难得进教堂，睡觉或者在教堂门廊上，或者翻越篱笆去睡在哪家的菜园里（我们那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家没筑围墙，只有篱笆）。她大约一星期回家一次（所谓“回家”其实是到她父亲生前帮工的人家），冬天虽然每天回去，但只是过夜，或在过道里，或在牛棚里。人们深感诧异的是，她居然受得了这样的生活，不过她已经习惯了；虽则个儿矮小，可身体非常结实。我们那儿也有几位爷们断言，她这些做法只是出于一种傲气；然而，此说与实际情形总有点儿对不拢来，因为她一句话也不会说，只是偶尔摆动舌头呜噜呜噜作声，——哪有什么傲气可言？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那已经很久了。在一个天气晴和的九月之夜，一轮满月高挂，按我们那儿的习惯来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本城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爷们，大约五六个浪荡鬼，从俱乐部里出来，抄街后小路回家去。僻巷两侧都是篱笆，围着附近人家的菜园；小路通向架在一条长长的臭水沟上的木桥，我们那儿有时也管这条水沟叫小河。在篱笆旁边的荨麻和牛蒡草丛中，这帮爷们看到了睡着的黎萨维塔。浪荡鬼们纵声笑着在她身旁站停下来，开始大耍贫嘴，什么乌七八糟的话都说得出口。一名纨绔少年忽发奇想，提出一个怪诞而又荒唐的问题：“是否有人，不论他是谁，能把这东西当作一个女人，并且现在就……”如此这般。所有的人都高傲地以不屑的口吻表示不可能。但是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也在这一伙之内，他立刻跳出来，表示把她当作女人，不但可能，甚至还别有风味，等等，等等。应当指出，彼时他在我们城里扮演帮闲小丑的角色实在太卖劲了，老是喜欢跳出来博有钱的爷们一笑，当然，表面上似乎与他们平起平坐，骨子里十足是他们的奴才。那时正值他得到来自彼得堡的消息，知道他的第一个妻子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已经死了，他在帽子上套着黑纱的服丧期间照样恣意狂饮，胡天胡帝，连城里一些个最有名的不正经瞧着他也感到恶心。
那帮酒徒听到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说出如此与众不同的见解，当然笑得前仰后合，其中一位甚至怂恿他干，但其余的人纷纷作出更加厌恶的反应，尽管还是在开没有分寸的玩笑。最后，大家各自打道回府。事后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信誓旦旦地声称，当时他也跟大伙一起走了。或许确实如此，这事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也永远没有人知道。然而五六个月以后，城里开始谈论黎萨维塔怀了孕，大家都表示由衷和异常的愤慨，彼此询问，互相打听：这是谁造的孽，污辱她的是什么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流言一下子在全城传开，说污辱她的正是那个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这流言从何而起？那帮寻欢作乐的爷们其时只有一个人还在城里，而且恰恰是位上了年纪、受人尊敬的五等文官，他有家室，几个女儿都已成年，即使确有此等事情，他也决不会四处张扬；其余五人则已星散到外地去了。然而，流言偏偏直指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并且势猛不减。当然，对此他甚至没有作出什么强烈的反应，一些买卖人和小市民说三道四他可以置之不理。那个时候他正拿架子，除了他自己那个官吏和贵族圈子里的人物（也是他极力使之开心的那些人），根本不屑跟其他人交谈。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格里果利奋起拼命为他的主人辩护，不仅力排众议，还为他跟人家唇枪舌剑地争论乃至对骂，曾使不少人改变了看法。“那是她自找的，这贱货，”格里果利以肯定的语气说，并认为干这事的不是别人，正是“螺旋鲤”——那时有一名可怕的囚犯从省监狱里逃了出来，潜藏在我们城里，他这个绰号城里人都知道。这一猜测听来有点儿道理，人们记得在临近秋天的那些个夜晚，“螺旋鲤”曾在城里东流西窜，打劫过三个路人。不过，整个这一事件以及所有的议论，非但没有冲淡对可怜的痴呆女的普遍同情，大家反而比过去更加爱护她。一位商界富孀康德拉启耶娃甚至作出这样的安排：还在四月底就让黎萨维塔住到她家去，准备在分娩之前不许她外出。在那段时间里一直有人看着她；然而，看管虽严，到了最后一天黎萨维塔还是突然从康德拉启耶娃家溜出来，进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家的花园。她身怀六甲怎样能越过又高又牢固的围墙，这始终是个未能彻底解开的谜。一说是有人“帮她爬过去”的；另一说则是她给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托过去”的。比较可信的解释还是这样：黎萨维塔向来善于越过篱笆到人家菜园子里去过夜，她也有办法爬上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家的围墙跳进花园，不过对自己临产的身体却造成了损伤——这么说，虽然有点儿玄，毕竟不涉神怪。
格里果利赶紧回家，叫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去照管黎萨维塔，他自己跑去叫住得不远的一个老稳婆。婴孩总算得救，黎萨维塔却在拂晓前咽了气。格里果利接过孩子抱回家去，让妻子坐下，让婴儿跪在她怀里，说：“孤儿是上帝的孩子，也是大家的亲人，对咱俩更不用说了。是咱们那个死去的儿子派来了这孤儿，他的父亲虽是恶魔之子，母亲却是好人。你就奶他吧，往后也别哭了。”
就这样，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抚养了这婴儿。受洗时他被命名为帕维尔，至于父名嘛，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称之为费奥多罗维奇（意即“费奥多尔的儿子”）。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丝毫不以为忤，还认为这事儿挺逗的，尽管仍继续否认自己与这一切有什么瓜葛。城里的人认为他收留遗孤这一点还算不错。后来，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还根据那遗孤的母亲黎萨维塔的诨名斯乜尔加夏娅（“发臭的”）为他杜撰了一个姓氏：斯乜尔加科夫。
这个斯乜尔加科夫成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一名仆人，在本书所叙述的故事开始时，他跟格里果利、玛尔法老两口一起住在偏屋下房里。他干的是厨子。关于这个斯乜尔加科夫实在很有必要专门作一番介绍，但我把本书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几名寻常的仆役身上已经太久了，真不好意思，所以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希望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会水到渠成，那时再行交代斯乜尔加科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