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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夫特以前在什么地方做过事，同时也做过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的助手（在他那里拿报酬），帮忙处理一些后者经常在本职以外接手办理的私人案件。我认为重要的是，因为克拉夫特跟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他一定能知道许多使我很感兴趣的事情。我从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妻子那里知道（我念中学时在他家里住了好多年），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是他抚养长大的，为他所宠爱，克拉夫特甚至“受人之托”要把一件东西转交给我。我已经等待他整整一个月了。
他住在一个小公寓里，租赁了两个房间，独门独户。眼下因为他刚回来，甚至连仆役也没有。手提箱虽然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没有收拾。东西都乱堆在椅子上，沙发前面的一张桌子上摆着手提箱、旅行用的小箱子和手枪等物。克拉夫特进来的时候，现出异常的沉思神情，好像把我完全忘记了；他也许没有注意到我在路上没有和他谈过话。他立刻寻找起什么来，可他顺便瞧了瞧镜子，站在镜子面前凝神地看自己的脸整整有一分钟光景。虽然我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接着我十分清楚地全都记起来了），可我心里却很不愉快，感到怪不好意思的。我无法集中思想了。有一会儿工夫，我忽然想就此离去，把一切事情永远丢开。这一切实质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仅仅是一桩自找麻烦的事？我感到失望了，因为也许只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我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毫无意义的琐事上了，然而我还有一个必须全力以赴的重要使命。但是我在正经事情上的无能显然已在杰尔加切夫家里所发生的那件事上表现出来了。
“克拉夫特，您还要去找他们吗？”我忽然问他。他慢腾腾地向我转过身来，仿佛不大懂得我的意思。我在椅子上坐下了。
“您原谅他们吧！”克拉夫特蓦地说。
不消说，我觉得这是讽刺；可我凝神瞥了一眼后，在他脸上看出了一副那么令人奇怪的、甚至令人惊异的忠厚老实相，甚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起来，他怎么会这么认真地请我“原谅”他们。他拿了一把椅子放在我身边坐下来了。
“我自己知道，我也许是一切自尊心的混合体，不是别的什么，”我开腔了，“可我不会请求原谅的。”
“而且根本用不着请求任何人原谅。”他悄声地、一本正经地说。他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
“就算我会对不起自己……我喜欢对不起自己……克拉夫特，请原谅我对您胡说八道。请问，难道您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吗？这就是我要问的。”
“他们并不比别人傻，也不比别人聪明；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疯子。”
“难道所有人都是疯子？”我转身向他，不由得好奇地问。
“现在最优秀的人物都是疯子。普通的和没有才华的都纵情作乐……不过，这一切不值得一提。”
他边说边不知怎的仰望着天空，但话刚出口又缩了回去，尤其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沮丧的心情。
“难道瓦辛也跟他们在一起吗？瓦辛是有头脑的，瓦辛是有道德观念的！”我喊叫起来。
“现在道德观念完全没有了；忽然一点道德观念也没有了，主要的是装出一副模样，仿佛从来没有过似的。”
“以前没有过吗？”
“最好别提它。”他说，露出了显然是很疲乏的样子。
他那伤心而严肃的样子使我很感动。我为自己的自私而害臊，我开始学起他的口吻来了。
“现代，”沉默了半晌后，他自己也开腔了，并且一直仰望着天空，“现代——这是平庸和没有同情心的黄金时代，爱不学无术、懒惰、无能和渴望坐享其成的时代。谁也不动脑筋；有思想的人很少。”
他又把话缩了回去，半晌不作声；我侧耳倾听着。
“如今大家都砍伐俄罗斯的森林，让土地贫瘠，变为荒漠，只适合于卡尔梅克人
居住。假如有一个有远见的人栽植树木，大家都会笑起来：‘难道你能活到树木长大成材吗？’另一方面，一些有抱负的人却谈论着千年后将会怎样。鼓舞人的思想不见了。大家好像住着客店，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大家都得过且过……”
“对不起，克拉夫特，您说过：‘有人关心着千年后将会怎样。’那么您的失望……对俄罗斯命运的失望……难道不也是同样的关注吗？”
“这……这是唯一的最迫切的问题！”他生气地说，一边从座位上霍地站了起来。
“哎，对了！我也忘了！”他蓦地用异样的嗓音说，一边困惑地望着我，“我是为一件事才叫您来的，然而……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原谅。”
他忽然如梦初醒，几乎感到了羞惭；从放在桌上的一只公文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了我。
“这封信我要交给您。这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文件，”他带着最认真的模样关切地开腔说。很久以后，当我回忆时，他的这种能力（对于他是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热情地关怀别人的事、把这件事讲述得那么沉着而又斩钉截铁的能力，使我大吃了一惊。
“这就是那个斯托尔别耶夫的一封信，他死后，由于他的遗嘱维尔西洛夫和索科尔斯基公爵们打起官司来了。现在法院正在审理这场官司，大概维尔西洛夫会胜诉的；法律有利于他嘛。然而立遗嘱人在两年前所写的这封私信里却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真正的愿望；他在信里所表达的愿望与其说有利于维尔西洛夫，倒不如说更有利于公爵们。至少索科尔斯基公爵们对遗嘱提出异议时所根据的几点，在这封信里都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维尔西洛夫的对手们为这封信肯出许多钱，不过这封信没有决定性的法律意义。管理维尔西洛夫事务的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把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里，他临终前不久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委托我‘保管’，——也许预感到自己将死，为这封信而担忧。我现在不愿意判断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在这件事上的意图，说真的，他死后，我处在有点儿悲痛的踌躇不决的心境中，不知道我该怎样处理这封信？特别是由于这场官司法院快要判决。但是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她似乎是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生前很信任的人，使我从困难中摆脱出来：三星期前，她给我写来了信，坚决要我把这封信交给您，这 大概 （照她的说法）和安德罗尼科夫的愿望相符合的。我现在终于能够把这封信交给您，觉得很高兴。”
“告诉我，”我说，这个来得这么突然的消息使我感到不知所措了，“现在我怎样处理这封信呢？我该怎么办呢？”
“这由您来决定。”
“那是不可能的，我极不自由，您也同意吧！维尔西洛夫那么焦急地等待着这份遗产……您知道，他没有这笔遗产就会活不下去的，——忽然有了这样的一封信！”
“它只存在于这里，存在于这间屋子里。”
“真是这样吗？”我专心致志地望着他。
“如果您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想不出处理的办法，那么我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可我也不能交给索科尔斯基公爵：我会使维尔西洛夫的一切希望破灭的；此外，也会成为背叛他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把这封信交给维尔西洛夫，那我就会使无辜的人们陷入贫困，而使维尔西洛夫仍然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或者放弃遗产，或者成为贼。”
“您把事情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
“您只要告诉我一点：这封信具有最后的、决定性的性质吗？”
“不，并不具有这种性质。我不大懂得法律，对方的律师当然会知道如何利用这封信从中得到好处；可是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却肯定地认为，这封信呈上去，不会有很大的法律效力，所以维尔西洛夫仍然能胜诉的。不如说，这封信只能起可以说良心的作用……”
“这就是最重要的呀，”我插嘴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维尔西洛夫会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不过，相反，他可能把这封信毁掉，使自己免遭一切危险。”
“克拉夫特，您有没有特别的理由料到他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我也就是为此事而到您这里来的！”
“我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会这样做的。”
“您自己也会这样做吗？”
“我得不到遗产，所以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做。”
“嗯，好吧，”我把信塞进了口袋里，说，“这件事现在暂且不谈。克拉夫特，您听着，请您相信，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曾经告诉过我许多事情，她对我说，您，只有您一个人，能够把半年前维尔西洛夫跟阿赫马科夫一家人在埃姆斯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等待着您，就像等待着我的全身会受到照耀的太阳一样。您不了解我的处境，克拉夫特。我恳求您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我吧。我正是想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现在——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知道这点！”
“我觉得很奇怪，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本人怎么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您；她能从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那儿听到一切的。她当然已经听到过了，而且也许比我知道得还要多。”
“安德罗尼科夫自己对这件事情也不清楚，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就是这么说的。这件事大概谁也搞不清。鬼也会在这件事情上折断腿的！我知道您本人当时是在埃姆斯……”
“我没有看到全部情况，可我倒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不过是不是能使您满意呢？”
我不打算一字不漏地把他所讲的故事述说一遍，只简洁地讲个梗概。
半年前，维尔西洛夫由索科尔斯基老公爵介绍，成为阿赫马科夫家的座上客（他们当时都侨居国外，住在埃姆斯），首先给阿赫马科夫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赫马科夫是一位将军，年纪还不大，可是婚后三年内在赌博中输掉了他的夫人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全部丰盛的陪嫁，又因为生活不加节制已经中风过。他神志清醒过来后就出国疗养。他为了前妻的女儿而住在埃姆斯。这位姑娘体弱多病，才十七岁，害了肺结核；据说，她长得非常美丽，脾气却很古怪。她没有陪嫁；他们照例把希望寄托在老公爵身上。据说，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是个善良的后娘。但是她的继女不知为什么却特别热恋维尔西洛夫。他当时宣传着“一种狂热的东西”，照克拉夫特的说法，宣传着一种新生活，“是在具有崇高目的的宗教的热情中”——照安德罗尼科夫令人奇怪的、也许含有嘲讽意味的说法，这种说法有人讲给我听过。然而奇怪的是，不久大家都不喜欢他了。将军甚至很怕他；克拉夫特并不完全否定这个谣言，说什么维尔西洛夫居然使害病的丈夫相信了，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对年轻的索科尔斯基公爵并不冷淡（公爵当时已经离开埃姆斯去巴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说的，而是按照他的惯用伎俩，使用了诽谤推断和耍各种转弯抹角的花招。克拉夫特说，“在这方面他是个高手”。总之，克拉夫特认为，并且愿意认为，与其说他是个骗子和天生的阴谋家，倒不如说是个确实具有某种高尚的或者甚至独到见解的人物。除了克拉夫特以外，我也知道维尔西洛夫开头对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有过极大的影响，后来却渐渐跟她疏远，甚至断绝了关系。这到底是玩什么把戏，我没有能够从克拉夫特那里打听出来；但是大家都证明，说他们两人友好了一阵子后，相互之间便发生了仇恨。后来又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那害病的继女显然爱上了维尔西洛夫，或者是他身上有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他的口才，或者是我不知道的什么，使她非常惊讶或赞叹；但是大家都知道，维尔西洛夫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陪伴着这个姑娘。结果那姑娘忽然向父亲宣布，她愿意嫁给维尔西洛夫。确有其事——这一切大家都能证明，克拉夫特、安德罗尼科夫、玛丽雅·伊万诺夫娜他们都能够证明，甚至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有一次也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件事。大家还肯定地说，维尔西洛夫不但自己愿意，甚至还坚决要求跟这个姑娘结婚，又说这两个不同的人——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女——的结合是双方情愿的。但这种想法使父亲大吃一惊，随着以前他十分爱的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对他的疏远，他几乎溺爱自己的女儿了，特别是中风以后。可是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本人却成为这门婚事最激烈的反对者。于是发生了许多暗中进行的、十分令人不愉快的家庭纠纷、争执以及令人痛心的事，总而言之，一切丑恶的事都发生了。父亲看到被维尔西洛夫热恋得“如痴似醉的”女儿坚强不屈，终于开始让步了——照克拉夫特的说法。然而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带着难消的仇恨继续反对。于是这当儿事情就开始闹得一团糟，谁也搞不清楚了。下面便是克拉夫特根据所得到的材料而作的推测，但到底只不过是推测而已。
维尔西洛夫仿佛曾经 按照自己的心愿 巧妙而无可反驳地对这个年轻的少女暗示过，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所以反对，是因为她自己爱上了他，早已向他发过醋劲，闹得他不得安宁，并且还施展各种阴谋向他表示，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现在她要烧死他；总而言之，都是诸如此类的话。这里最糟的是，他仿佛向姑娘的父亲，那个“不忠实”的妻子的丈夫，作过这种“暗示”，说什么公爵不过是她手中的玩物。家里自然开始变成了活地狱。据另一个说法，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非常爱自己丈夫前妻的女儿，现在被人家造谣中伤，陷入了绝望，更不用说跟害病的丈夫的关系了。而且除了这个说法以外，还有另一个说法；很可惜，克拉夫特对这个说法也十分相信，而我自己也相信（这一切我已经听说过了）。有人斩钉截铁地说（据说，是安德罗尼科夫从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本人那里听到的），恰恰相反，维尔西洛夫更早，也就是在对那个妙龄少女发生恋情之前，就向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表示过爱情了；而她呢，本来是他的朋友，甚至有一个时期还热恋过他，但她常常不信任他，反对他，对他这次的山盟海誓表示了异常的憎恨，并恶毒地嘲笑他。她表面上把他从身边撵走了，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要她做他的妻子，这是由于预料她丈夫不久将会第二次中风。因此，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后来看到维尔西洛夫竟如此公然地向她丈夫前妻的女儿求婚，她对他必然感到特别痛恨了。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在莫斯科时把这一切都告诉过我，她也相信，这两种说法，也就是这两种说法的综合：她肯定地说，这一切可能同时发生，这类似对爱情的痛恨和受到侮辱的双方爱情的自尊心，等等。一句话，类似每个严肃的、头脑正常的人所不屑为之的极微妙的爱情纠纷，此外，还包含着卑劣的阴谋。可是玛丽雅·伊万诺夫娜从小就看过大量爱情小说，夜以继日地阅读，虽然她有可贵的性格。结果，维尔西洛夫那明显的卑劣行径、谎言、阴谋以及某种见不得人的丑恶东西都暴露出来了，何况这件事的结局确实是很悲惨的：据说，那可怜的、迷恋着的少女吞食火柴自尽了；不过，我甚至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最新的谣言是否属实；至少大家都竭力不把这件事张扬出去。那少女只病了两个星期就死了。因此吞食火柴这件事还是可疑的；可是克拉夫特却十分相信这个谣言。少女的父亲不久也死了，据说是忧伤而死，忧伤引起了第二次中风，但是中风发生在三个月以后。安葬了少女后，年轻的索科尔斯基公爵从巴黎回到了埃姆斯，在花园里当众打了维尔西洛夫一记耳光，但是维尔西洛夫并没有要求决斗，相反，第二天就出来散步，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当时大家都不理睬他，在彼得堡也是如此。维尔西洛夫虽然又和一些人相识，但他们完全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社交界中他的熟人们都责备他，虽然知道全部底细的人很少；他们只知道那少女的情死和打耳光的事。只有两三个人在可能范围内打听到了详细的消息；知道得最多的是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和阿赫马科夫家早已有来往，特别是跟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为一个案件打过交道；但是他严守这一切秘密，连在自己家里他也绝口不提，只对克拉夫特和玛丽雅·伊万诺夫娜泄露过一些，那也是由于必要。
“主要的是现在存在着一封信，”克拉夫特断定说，“阿赫马科夫太太异常害怕这封信。”
下面就是他所说的关于这封信的情况。
当老公爵，她的父亲，在国外治疗，病体开始复原的时候，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冒冒失失地、极秘密地给安德罗尼科夫（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十分信任他）写了一封严重地损害公爵名誉的信。据说，那时在病况日益好转的公爵身上确实暴露出浪费倾向，几乎把自己的钱任意挥霍：他在国外开始购买完全不需要，但却贵重的物品，如绘画、花瓶等物；天晓得为什么赠送或捐助了一大笔款子，甚至捐给了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他还偷偷地从一个俄国阔佬手里几乎以巨款买下了一座破了产的、涉讼经年的田庄；末了，他仿佛当真想要结婚。由于这一切情况，在父亲病中跟他寸步不离的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于是给法学家和“老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去询问：“依照法律，能不能宣告公爵应受监护，或宣布他为丧失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的人；如果可以这样做，那么如何可以做得不出乱子，不让任何人有闲言碎语，同时也要顾及父亲的感情，不使他难堪，等等。”据说，安德罗尼科夫当时劝阻她，叫她不要贸然从事；后来，等到公爵完全恢复了健康，就不能再想这个念头了；但是那封信还留在安德罗尼科夫手里。现在他快要死了；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立刻想起了这封信：如果这封信在死者的信件里被发现，落到了老公爵手中，那么他一定会把她永远撵出家门，就会取消她的遗产继承权，而他活着一天，就不会给她一个戈比的。想到亲生女儿竟不相信他是个头脑健全的人，甚至打算宣布他为疯子，那他立刻就会从绵羊一变而为野兽的。她守寡后，由于她赌徒丈夫的恩典，弄得她一贫如洗，只好指望她的父亲了；她巴望从他那里再得到一份嫁妆，和第一次一样丰盛的嫁妆！
克拉夫特不大知道这封信的命运如何，但他知道安德罗尼科夫“从来不撕毁有用的信件”；此外，他甚至有很高的才智，又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克拉夫特虽然如此敬爱安德罗尼科夫，但对他仍有完全独立的看法，这使我甚至感到诧异。）但是克拉夫特还是相信那封损害老公爵名誉的信仿佛已经落入维尔西洛夫手里了，因为他跟安德罗尼科夫的遗孀和女儿过从甚密；自然，她们一定把死者遗下的一切信件都立刻交给维尔西洛夫了。他也知道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已经知道那封信是在维尔西洛夫的手里，而她怕的就是这一层，因为她认为维尔西洛夫立刻就会把这封信送到老公爵那里去的；她从国外回来后，在彼得堡已经寻找过这封信，也到安德罗尼科夫家去过，现在还在继续寻找，因为她到底还抱着希望：这封信也许没有落到维尔西洛夫的手里；最后，她到莫斯科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那儿恳求玛丽雅·伊万诺夫娜在她所保存的信件里找一找。她最近回到彼得堡后才打听到玛丽雅·伊万诺夫娜还活着，以及她与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的关系怎样。
“您认为，她没有在玛丽雅·伊万诺夫娜那里找到吗？”我问，我有自己的想法。
“假如玛丽雅·伊万诺夫娜甚至对您也没有泄露过什么，那么也许不在她那儿。”
“那么，您认为这封信落到维尔西洛夫手里了吗？”
“极有可能。不过我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悄声说，显然很疲乏了。
我不再往下问，而且再问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一切重要的我已经明白了，虽然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纠葛。我所惧怕的一切都被证实了。
“这一切像是一场梦或梦呓。”我拿了帽子，深感忧虑地说。
“您不是很珍爱这个人吗？”克拉夫特问，同时我在他脸上看出了明显的、深切的同情。
“我也有这样的预感，”我说，“从您这儿还是不能知道得很详细的。现在只有对阿赫马科娃还能抱一线希望。我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我或许要去找她，或许不去。”
克拉夫特带点儿困惑的神情把我打量了一下。
“再见，克拉夫特！为什么要到不愿见您的人们那里去呢？断绝一切关系不是更好——对吗？”
“以后到哪里去呢？”他有点儿严厉地问，眼睛看着地下。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断绝一切关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到美国去吗？”
“到美国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只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我的整个‘思想’就是如此，克拉夫特！”我非常兴奋地说。
他不知怎的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您有这个地方吗？”
“有的。再见，克拉夫特；我很感谢您。很抱歉，我打搅您了！假如我换了您，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一个俄罗斯，那我一定叫他们都去见鬼，我会说：去你们的，去搞阴谋诡计，去暗自对骂吧——跟我可不相干！”
“您再坐一会儿吧。”已经送我到前门的时候，他忽然说。
我有点儿感到奇怪，转身回去了，又坐下了。克拉夫特在对面坐下来。我们相视而笑，这一切我现在都明白了。我记得很清楚，不知怎的他真使我很吃惊。
“克拉夫特，我很喜欢您，因为您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我忽然说。
“真的吗？”
“因为我自己不大会客气，虽然我也很想会……嗯，对人粗暴无礼也许更好些：至少免得因为喜欢他们而倒霉。”
“您最喜欢一天中什么时候？”他问，显然没有听着我的话。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不喜欢看日落。”
“真的吗？”他特别觉得好奇地问，但立刻又沉思起来。
“您又要上什么地方去？”
“是的……我要走。”
“不久？”
“不久。”
“难道您还要带着手枪到维尔纳去吗？”我毫无用意地问，确实是没有用意的！只是因为那支手枪在我眼前闪现了一下，我就随便问问，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掉转身来，凝神瞥了一下手枪。
“不，我带着它，习惯如此嘛。”
“假如我有一支手枪，我会把它藏在某个地方锁起来的。您知道，这真的很诱人！我或许也不相信自杀是一种流行的现象，但是假如老是看见这东西——真的，有时会引诱人的。”
“别谈这个啦。”他说着，从椅子上霍地站了起来。
“我不是说自己，”我补了一句，也站起来了，“我不会自杀的。哪怕让我活三次，——我也会觉得不够的。”
“祝您长命百岁。”他仿佛脱口而出。
他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奇怪的是他竟然径直向前室走去，好像要领我出去似的，当然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祝您诸事顺遂，克拉夫特。”已经走到楼梯上的时候，我说。
“也许如此。”他坚决地回答道。
“再见！”
“这或许也是如此。”
我记住他对我的最后的一瞥。
那么他就是这个人了，这么多年我的心为他而怦怦直跳！我期待于克拉夫特的是什么呢，这是些什么新消息？
我从克拉夫特那里出来，很想吃些东西；已经是黄昏时分，可我还没有吃饭。我马上走进了彼得堡区一条大街上的一家小饭馆，打算花二十戈比，至多不超过二十五戈比吃些东西——当时我绝不敢多花。我叫了一客汤，我记得喝完后就坐在那里向窗外眺望。屋子里顾客很多，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油脂味儿，小饭馆的餐巾和烟草味儿都很难闻。在我的头顶上，一只失了嗓音的黄莺忧郁而沉思地用嘴啄着它的笼底。隔壁弹子房里闹闹嚷嚷的，可我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日落（我不喜欢观看日落，克拉夫特为什么觉得奇怪？）勾起了我一些新的、出乎意外的、绝对不应有的感觉。我仿佛老是看到了我母亲那温柔的目光和她那双可爱的眼睛，一个月来那双眼睛总是那么怯生生地瞧着我。近来我在家里态度粗暴，多半是对她发脾气；我想以粗暴态度来对待维尔西洛夫，但我不敢，却按照我那卑劣的习惯折磨她。我甚至把她吓坏了：她常常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进来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恳求的目光看我，生怕我会做出什么狂妄行为来……很奇怪，现在我在小饭馆里头一次明白了维尔西洛夫对我以你相称而她为什么对我以您相称的原因。以前我也觉得这很奇怪，因此产生了对她不利的印象，可是眼下不知怎的特别理会到了——于是一些奇怪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直坐到天色完全黑了。我想起妹妹来了……
对我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无论如何必须拿定主意了！难道我没有能力拿定主意吗？如果他们也不要我的话，跟他们断绝关系，难道有什么困难吗？母亲和妹妹呢？可我决不抛弃她们，——不管事情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人在我的生活里，也就是还在我童年时代初期的那一瞬间出现的这个事实，成为一个命定的转折点，从此我的思想意识就开始发展了。假如当时他没有遇见我——我的智慧、我的思维方法、我的命运一定都会不同的，虽然命运甚至预先就给我决定了性格，不过这个性格我是绝对避免不了的。
这个人原来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幻想，儿童时代的幻想。是我自己把他想成这样的，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远不是我所想象的。我是来找一个真诚的人的，不是来找这样的人的。为什么我在那个短促的时间里却永远地爱上了他？当时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呢。这个“永远地”一定会消失的。有一天，假如我有篇幅来描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一定是一个内容空泛的、最无聊的故事。可是我把它筑成了一座金字塔。还在襁褓时代，我就开始建造这座金字塔了。当我睡熟的时候，就会哭泣和幻想——幻想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不是幻想我被抛弃了？幻想我受着折磨？可是我只稍微受了些折磨，我只受了两年折磨，是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他把我送进去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没有人折磨过我；甚至相反，连我自己也用傲慢的目光看同学。而且现在我看不惯这种为自己孤苦伶仃而怨恨的样子！最令人作呕的是孤儿们、私生子们以及一切被遗弃的人们，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怜的窝囊废们，忽然庄严地站在大庭广众间抱怨并意含教训地哀号起来：“请看，人家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啊！”我真想把这些孤儿们痛揍一顿。在这种卑鄙的、墨守成规的人里面谁也不会懂得沉默而不哀号， 不低首下心地 诉苦，只会把自己的身价抬高十倍。如果你低首下心，那么你这个私生子活该。这就是我的看法！
然而可笑的倒不是我以前“在襁褓中”所幻想的，而是我为他，仍然为这个臆造的人而上这儿来，并且几乎忘记了我那些 主要的目的 。我是来帮助他揭穿诽谤，击败敌人的。克拉夫特所提到的那封信，就是这个女人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她那样害怕的信，一封会毁掉她的命运、使她陷入穷困的信，她认为落入了维尔西洛夫手里的信，——那封信却不是在维尔西洛夫手里，而是缝在我的侧袋里！是我自己缝上的，全世界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保存着”那封信的罗曼蒂克的玛丽雅·伊万诺夫娜认为必须把这封信交给我，而不交给别人，那不过是她的看法和她的意志，关于这些，我不必加以解释；也许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我会顺便讲一下的；但是我有了如此意想不到的武器，禁不住想到彼得堡来走一遭。当然喽，我只打算暗地里帮助这个人，既不想挺身而出，也不激动，更不希望他恭维和拥抱。我决不，决不责怪他什么！我爱上了他，从他身上产生了一个荒诞的理想，这是不是他的过错呢？我也许甚至根本不爱他！他那有独到见解的头脑，他那好奇的性格，他的各种阴谋诡计和冒险活动，以及我母亲对他的依赖，——这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止我；我臆造的洋娃娃被粉碎了，我也许已经不能再爱他了——这就够了。那么阻止我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把我捆住了？——这就是一个问题。结果表明我才是愚蠢的，再没有别的人了。
我要求别人诚实，我自己就得诚实：我必须承认，缝在口袋里的那封信在我身上不只引起了急于去帮助维尔西洛夫的极强烈的愿望。现在这对我是太明显了，我当时一想到就脸红起来。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女人，上流社会里的一个骄傲的女人，我将会和她面对面相遇；她会瞧不起我，像嘲笑老鼠一样嘲笑我，甚至毫不怀疑我是她的命运的主宰。这个念头还在莫斯科时就使我陶醉了，尤其是在我搭乘火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在上面已经交代过了。是的，我痛恨这个女人，但是我已经爱上她了，就像爱我的受害者一样。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确有其事。但这是这样的幼稚，我甚至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也会这么幼稚。我描写着我当时的感情，也就是当我坐在小饭馆里黄莺的笼子下面，认为当天晚上和他们断绝关系必不可避免时头脑里所思考的一切。想到不久以前同这个女人的相见，我脸上刷地泛上了羞惭的红晕。一次可耻的见面！一个可耻而又愚蠢的印象——主要的是——最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办事无能！我当时以为这只不过证明我甚至经不住最愚蠢的诱惑，然而我自己刚才对克拉夫特还说什么我有“自己的地方”，我有我要做的事，假如我能活三次，那我也会嫌少呢。这话我说得很自豪。我抛弃了我的思想，卷入维尔西洛夫的事情里去了，——这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原谅呢？可我却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东奔西窜，卷入每一件琐事里，不用说，那不过是我的愚蠢。活见鬼，我竟会跑到杰尔加切夫那里去，干了一些傻事，虽然我自己早已知道，我不会说得很聪明，不会说得有条有理的；我只知道对我最有利的是保持沉默。有个叫瓦辛的劝导我，说我还有“五十年漫长的岁月，因此不必伤心”。他的意见是很好的，我很赞同，也很赏识他那无可争辩的智慧；好就好在那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最简单的道理往往要到最后才能领悟，到那时比较高明的或比较笨拙的都已经试验过许多次了；可是我先于瓦辛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不同的意见，三年多前我就预感到了这个想法；甚至不仅如此，而且“我的思想”有一部分是包含在这个想法里面的。这就是我在小饭馆里所想的。
我走得并且也想得疲乏了，当我好容易走到了谢苗诺夫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我的心绪很恶劣。天色已经漆黑，天气发生了变化；本来很干燥，但是此刻却刮起了一阵令人讨厌的彼得堡的风，那强烈的、锐利的风朝我背上吹来，卷起了四周的尘土。多少脸色阴郁的平民百姓正好放工归家，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陋室里去！在这一群人中间，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也许各人所想的不尽相同！克拉夫特说得对：他们是一盘散沙。我遇见了一个小孩，他还那么年幼，使人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独个儿在街上踯躅，好像迷了路似的；有个村妇站定了一会儿听他说话，但她一点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双手一摊，又往前走了，让他独个儿待在黑暗里。我走了过去，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害怕我起来，往前跑了。我快回到家时下定了决心，决不去找瓦辛。当我登楼的时候，我十分希望我们全家，除维尔西洛夫外都在家里，让我在他回家之前能委婉地对母亲或我那可爱的妹妹说几句话，——我整整一个月来几乎没有对妹妹说过一句话。他果然不在家……
顺便说说，在“札记”里让这个“新人物”登场的时候（我说的就是维尔西洛夫），我简单地来介绍一下他的履历，虽然那是没有意义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因为我预见不到，在进一步叙述这篇故事中，该把这份履历插入什么地方。
他在大学里念书，但他进近卫军的一个骑兵团服役了。和法纳里奥托娃结了婚，便退伍了。他出国游历，回来后住在莫斯科，在社交界里寻欢作乐。妻子死后来到了乡下；在那里跟我母亲发生了那段情史。后来又在南方某地住了很久。欧洲大战时又去服军役，但是没有去克里米亚，一直没上过前线。战争结束后，退伍出国，甚至带着我的母亲同行，但是把她留在柯尼斯堡
。可怜的母亲有时带着多么恐惧的心情，摇着头讲述她当时如何只身带着小女儿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好像住在森林里一样，终于弄得身无分文。因此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去找她，把她带回到下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地方。之后，维尔西洛夫又当过第一届仲裁委员
，据说，成绩卓著；但不久就离职了，在彼得堡办理各种私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安德罗尼科夫总是很重视他的才干，很尊重他，只是说他不了解他的性格。后来维尔西洛夫也放弃了这个职业，又跑到国外去了，这次住了很久——几个年头。后来和索科尔斯基老公爵过从甚密。在这个时期，他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两三次根本性的变化：一会儿完全陷入了贫困，一会儿忽然又富了，又飞黄腾达起来了。
不过，现在我的札记写到这里决定谈谈“我的思想”。我用言语来描述我的思想，自从它在我头脑里产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可以说，我决定向读者公开，也是为了下一步的叙述明确起见。不但读者，而且我作者本人也开始感觉到不说明是什么引起并促使我这样做，那就难以说明我的步骤。由于我不善于应用“省略加强修辞格”，又陷入我自己在上面嘲笑过的小说家所追求的那种“文辞华丽”中去了。在开始叙述我在彼得堡的风流韵事以及我在这些风流韵事中的各种可耻的大胆行为之前，我认为作这篇序是很有必要的。但不是由于追求“文辞华丽”而使我至今还保持缄默，而是由于事情的实质，也就是由于事情的困难性；甚至现在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表达这个“思想”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除此以外，我无疑应当用它当时的形式来表达，也就是它当时的形式是怎样的，以及我当时而不是现在怎么个想法，而这就是一个新的难题。有些事情几乎不能讲述。这就是那些最普通的和最明确的思想，——也就是那些难以理解的思想。假如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就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我相信人家也会很久不理解他的。实际上人们都不理解他。我说这话根本无意要把自己比作哥伦布，假如有人这样推论，他应当感到羞惭，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