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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中，是产生最早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我国，几千年来，诗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那么，诗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字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这就是诗最初形成的原因。当时诗起着记事的作用。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也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字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从典籍中可知，诗最初是一种乐歌，与音乐、舞蹈为一体，能够让人载歌载舞。诗富有节奏韵律，并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现存节奏韵律最简单的诗体是《吴越春秋》上所引的一首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周秦以来，诗歌的节奏韵律逐渐由简入繁，出现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杂言”不等的句式。
在秦汉以前，四言是最为流行的句式，魏晋以后，五言和七言成为最流行的体式。由于四声（平、上、去、入）的应用，诗人开始讲究行文声律，诗作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平仄参差十分讲究，即“格律”。
到了唐代，诗的格律规定越发严格、缜密，无论是字数、句数还是平仄、押韵都有详细严谨的规定，诗也开始有了近体诗、古体诗之分。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都可以称为古体诗，也称古诗、古风。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也可杂用长短句，随意变化，为杂言体。
四言诗出现较早，《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魏晋四言诗名篇有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在唐代大量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就是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所以，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如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典型的杂言诗。
由于古体诗形式灵活，便于传达感情，因此很受诗人青睐。不少文人墨客都是古体诗高手，如李白、杜甫、刘长卿等，佳作迭出，为后人津津乐道。
近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的，也叫“今体诗”，是对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
唐代将周、秦、汉、魏不讲究格律的诗称为“古体”或“古风”，将齐梁以来开始流行的格律诗称为“近体诗”、“今体诗”。相对于古体诗，近体诗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具体来说，在句数上，近体诗没有古诗的参差变化，它具有一种整齐的美感，律诗分八句，超过八句属长律、排律；绝句分四句，句式分五言、七言，又称五律、五绝、七律、七绝。
近体诗包括绝句（五言四句、七言四句）、律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排律（八句以上）三种，以律诗的格律为基准。最基本的格律包括字数、句数平仄、用韵和对仗（绝句不要求对仗）等方面，主要有三点。
一是每句必须平仄相间，也就是说，七言句当中，第二、四、六字的平仄必然是间隔开的，如第二个字是平声，第四个字必然是仄声，第六个字则又是平声，反过来一样。同联的两句必须平仄相对，即每联的对句（即后一句）和出句（即前一句）在平仄上必须相对。联与联之间必须平仄相粘，即下一联出句的平仄必须和上一联对句类型相同，平粘平，仄粘仄。
二是除首尾二联外，必须要对仗。
三是要用一韵到底的平声韵。
先秦文学中的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又可称为“楚辞体”。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似，所以，亦被称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相近的一些赋。“骚体”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为语助词。
骚体诗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言、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这是对四言的重大突破。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放纵自己的思绪，或陈述，或悲吟，回环照应，脉络极分明。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而他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骚体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
赋、比、兴是《诗经》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法。
赋，据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陈述铺叙，直截了当的描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
比，朱熹解释说：“比者，引物连类。”也就是说，比就是比喻，它使人或物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磨物的工具）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莱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
兴，朱熹解释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说，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同时还兼有比喻、象征的意味，显得虚灵微妙。如嫁女诗《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送别诗《邶风·燕燕》，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翔时的参差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
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在古代，乐府是指音乐官署。“乐府”这个名字是在西汉时出现的，汉惠帝时设有“乐府令”，汉武帝时开始建立乐府。乐府的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民歌和训练音乐人才。乐府的机关很大，有八百人。
皇帝为了听到各地民间的好音乐，常派乐府官员去各地搜集民歌。搜集的时候连歌词也搜集来，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随着时间的变迁，当时搜集的乐谱已经失传，而乐府诗却凭借文字记载保存了下来。这些诗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有些是劳动人民自己创作的，有的诗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有的反映了对爱情的追求，对当时及后代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其后，“乐府”引申为民歌的代称。凡是合乐的诗，都称为乐府，于是，宋人长短句的词、元人的散曲小令，也可称为乐府。例如，宋朝苏轼的词集称为《东坡乐府》，元朝张可久的散曲集子称为《小山乐府》。而乐府的名义，还扩大到词、曲的范围。
“行”是乐曲的意思；“歌”与“行”名称虽不同，但并无严格的区别，后来就有了“歌行”一体。
“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属乐府诗一类。汉魏以后乐府诗名为“歌”和“行”的很多，就是“歌行”体。
歌行体为南朝宋鲍照所创，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的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初唐刘希夷《代悲白头吟》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这种体裁正式形成的标志。
以“歌”命名的，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以“行”命名的，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甫的《兵车行》等；以“歌行”命名的，如高适的《燕歌行》。
歌行篇幅可短可长；保留着古乐府叙事的特点，把记人物、记言谈、发议论、抒感慨融为一体，内容充实而生动；声律、韵脚比较自由，平仄不拘，可以换韵；句式比较灵活，以七言为主，其中可以穿插三、五、九言的句子。
律诗属中国近体诗的一种。它发源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而成熟于盛唐时期。初唐四杰写了很多律诗，对律诗的成长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
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八句。如果仅八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超过八句，则称排律或长律。通常以八句完篇的律诗，每两句成一联，计四联，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首联），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结句（尾联）。每首的二、三两联（即颔联、颈联）的上下句必须是对偶句。排律除首尾两联不对偶外，中间各联必须上下句对偶。小律对偶要求较宽。
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限平声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
另外，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唐代律诗在定型化过程中和定型后，都存在变例，有些律诗不完全按照格式写作，如崔颢的《黄鹤楼》，即前半首为古体格调，后半首才合律。律诗的这种变化被称为拗体。
绝句，又叫“绝诗”，或称“截句”、“断句”，近体诗体裁之一，一篇四句，有五言、七言之分，也有少数六言作品。
“绝句”的名称起于南朝，梁陈时已较普遍地用绝句泛指四句短诗，押韵平仄较自由，即古绝句。
至于格律化的绝句，又称“律绝”，须依守近体诗格式。五、七言绝句应起源于古诗，随诗歌格律发展，而成为绝句，唐代达到极盛。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牧、李贺、李商隐都是绝句的名家。宋朝以后，王安石、苏轼、陆游同样擅长绝句。
回文诗，又名回环诗，指正读、倒读都能成诗的一种诗体。
回文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首创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女诗人苏蕙。据史籍记载，苏蕙的丈夫窦滔任安南将军，镇守襄阳。窦滔携带宠姬赵氏赴任，苏蕙不肯同行，窦滔一怒之下竟断绝了和苏蕙的书信往来，苏蕙伤感之余，织了一幅《回文璇玑图》给窦滔，窦滔看了以后很感动，于是赶走赵氏，迎回苏蕙。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在《璇玑图序》中称它“五色相宜，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后来有人为之寻绎，得诗更多。
有人认为，回文是一种文字游戏，应予以否定，其实不然。回文作为一种修辞格，与其他修辞形式一样，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它们都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
诗话是评论诗人和诗的作品。狭义的诗话是指诗歌的话本，即关于诗歌的故事，随笔体，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广义的是指诗歌的评论样式，崛起于北宋，是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特别是唐代律诗高度发展的产物，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原有的格局。
诗话，就内容而言，是诗歌的故事；其方式为漫谈；体裁为随笔、小品文；目的是助兴、消遣。它兼容并蓄，融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说、诗本事于一炉。北宋时，诗话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专著形式。
写诗话之风，宋朝最盛，明清两代次之。最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著作。
“诗话”还是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宋、元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它的特点为韵文与散文并用。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型格律诗体，它以其美妙的韵律，丰富的色彩，委婉的情调，不仅能作为一种重要文体与五七言诗抗衡，而且还以比诗更高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当代读者。
诗词同源，古已有之。清代著名理论家汪森指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是非词之源乎！”他认为《诗经》中长短句相杂的诗就是词的雏形，有诗就有词。这种提法的出发点，一方面注意了长短句这一特征，另一方面也为了纠正不少人把词视为“小道”的传统偏见，提高了词的地位。
隋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音乐逐渐和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了燕乐，与传统的“雅乐”相对而言，被称为“俗乐”，当时的词，就是和这种新兴乐曲相配的歌词。
约从盛唐开始，由乐定词，并开始讲究声律平仄，如李白的《清平乐》和《敦煌曲子词》中的一些民间作品。至中唐作词已渐成风气，刘禹锡、白居易、王建等人填的一些小词，以及当时不少民间词，不仅句度参差，而且声律错落，标志着词体形式已经诞生了。
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词进入了全盛时期。词的特点在于它是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有人认为词按字数分：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
词牌，就是词的曲调名称。据统计，词牌有1000余个。早期的词，曲调与内容差不多是一致的，如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到了后来，曲调、内容才分开，词牌只标明曲调，不再作为题目。
词牌的由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取于原本的乐曲名称。如“清平乐”，它是汉代乐府中清乐与平乐两种乐调的总称；“菩萨蛮”相传是唐朝宣宗大中初年，女蛮国使者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满身佩挂珠宝，像菩萨般来大唐帝国进贡。当时的教坊，谱成“菩萨蛮”曲来款待使者，后来“菩萨蛮”也就成了词牌。
二是截取词中名句命名。如“忆秦娥”，李白用这个格式写出了第一首词，词中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的句子，词牌“忆秦娥”由此得名。“蝶恋花”是从南梁简文帝词句“翻阶蛱蝶恋花情”而来。
三是原来就是词的题目。如“浪淘沙”咏淘金人的劳动生活，“踏歌词”是一种和着脚步歌唱的曲调。“抛球乐”说的是抛绣球等。
四是直接用词的字数来命名。如“十六字令”全词共十六个字。“百字令”全词共一百个字。
五是以人名、事物名或故事为背景来命名。如“沁园春”，据说东汉明帝女儿沁水公主有座园林，名为“沁园”，后被外戚窦宪仗势夺去，有人作词咏此事，词牌“沁园春”也就诞生了。“念奴娇”因唐明皇有个歌女名念奴而得名。“浣溪沙”亦作“浣溪纱”，以春秋时西施浣纱的故事为背景而得名。
“赋”通常是指赋体文章，是汉魏六朝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作为一种文体，它兼有韵文和散文两种体制的特点。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这就是说，赋是由《诗经》、《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还有一个渊源，就是战国时代游士的“设辞”。游士们为了在各国君主面前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才能，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往往随意编造故事，以夸张的对话体来展开论辩，这就是“设辞”。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旧题为屈原的《卜居》、《渔父》，以及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等，在精神实质上也受到了设辞的影响。
赋的主要特点在于铺陈事物，即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从汉赋到唐宋的赋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赋史。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内容就是细腻夸张地描写上林苑的水势、山形、虫鱼、鸟兽、草木、珠玉、宫馆等景物和皇帝在苑中进行田猎、宴乐等情况，真可谓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
从形式上看，诗、骚和赋都是押韵的，这是三者的共同点。但是一般来说，诗以四言为主；骚一般是六言，或加兮字成为七言；赋则字数不拘，但多数以四言、六言为主。典型的汉赋多夹杂散文句式，诗、骚则基本上没有散句。诗、骚在句与句之间，特别是段与段之间，偏重内在的联系，极少用连结的词语。而赋则与散文一致，多用连结的词语。
汉代著名的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祢衡等。
汉以后赋产生了两个发展倾向：一是向骈文方向发展；二是进一步散文化。南北朝时，骈俪之风日盛，古赋变为骈赋（俳赋）。唐宋时，骈赋又变为律赋，徒具形式，而价值日下。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文赋，突破格律樊笼，成为骈散结合的自由体裁，取得较高成就，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等，就与普通的文学散文差别不大了。
散文是文学的基本样式之一，散文和诗歌一样，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古代散文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易经》中的卦、爻辞已经有了文学意味，《尚书》中一些生动的叙事说理和比喻笔法，可视为我国散文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散文逐渐勃兴，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优秀历史散文和《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优秀诸子散文。
汉朝时，散文的品种更加繁多，而且文质相生，异彩纷呈。这个时期，贾谊、晁错等作家针砭时弊、笔锋犀利的政论散文，司马迁、班固的秉笔直书、爱憎分明的史传散文，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散文走向骈化，骈体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文受到压抑变得无足轻重。但骈文片面追求形式，文风轻浮奢华，虽有妙文奇句，但终难取得令人叹服的成就。在骈文显露出种种弊端之后，到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掀起了一场反骈复古的运动，使散文得以重新振兴。
到了宋代，人们开始把那些与骈文对立的文章称为散文。明清时期，散文一词流行起来，常与骈文对举。到了近代，散文才专指一切用散体写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
骈文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这种文体，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在南北朝时期极盛一时。而“骈文”一词的出现，则始于中唐文人柳宗元，他在《乞巧文》中称这种文体为“骈四俪六”，简称为骈文。骈的意思是指两马并驾一车。
骈文全篇主要是双句（即俪句、偶句），讲究对仗和声律，崇尚夸饰和用典。因为它能根据汉语文字的特点组成整齐美观的对偶句式，辞藻华美，色彩鲜丽，又注重声韵的和谐，再加上多用典故，使文章不那么直露，因此，这种文体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骈文，比之前朝，在形式技巧上显得更加紧密。不但要求把对偶句分类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类型；而且随着“四声八病”说的提出，在声律上要求平仄配合，并且在文句的字数上也渐渐趋向于“骈四俪六”。
起初，这种文体大都是由四四相对和六六相对的形式组成，如“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丘迟：《与陈伯之书》），继而发展到四字六字相间的形成，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世称之为四六文。四六文盛行于唐宋，后人作骈文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人们习惯上也将骈文称为四六文。
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有的文人往往为了声韵的和谐，而走入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死胡同，造成了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因此，自唐宋以后，骈文在文学发展史上逐渐归于平淡。
散曲，元人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是元代的一种新兴诗歌体裁。由于这种诗歌样式在元代最为兴盛，故后人常以元曲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
散曲是在宋、金时代民谣俚曲的音乐基础和发达的说唱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宋金是散曲的萌芽、发生时期；金末散曲已经成熟，元好问开始散曲创作是散曲正式成为诗歌形式的重要标志。至元代，散曲进入繁荣时期。
散曲有小令和套数的分别，小令如同词的小令，单独一阕，自成格局；套数则是集合同一官调的小令，在内容上可以连贯，铺叙一段故事或情节，如同诗词中的联章。如《西江月》、《四块玉》、《天净沙》等是小令，如马致远的《秋思》、关汉卿的《侍香金童》等是套数。
元代散曲作家，可分前后两期，前期著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等，他们随物赋形、曲折尽意地抒发自己的感慨，风格质朴自然；后期作家以张可久和乔吉为代表，散曲创作总的趋势是讲究格律辞藻，逐渐走向典雅工丽。
诸宫调，是指宋金元代流行于民间的叙述体说唱文学形式。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中间插以简短的说白，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讲唱长篇故事，故称诸宫调，或称诸般宫调。
这一曲种形成于北宋神宗年间，相传为北宋人孔三传首创。它的语言通俗生动，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往的各种说唱艺术，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南宋以后，诸宫调便十分流行了。
宋金诸宫调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传说等内容。诸宫调所用的伴奏乐器，宋时主要用鼓、板、笛；金、元时，有加用弦乐器和其他打击乐器，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后来的明、清人又称诸宫调为“口弹词”或“弹唱词”。
“传奇”是小说体裁之一。在中国小说里，传奇一般是指唐代、宋代文人写的短篇小说而言。唐代以前，我国的短篇小说大多写鬼怪故事。到了唐代，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创作的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和刻画个性，故事曲折动人，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它们虽以现实人生为描写对象，但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因为这些唐代宋代的传奇小说大多成为宋元时代的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明清戏剧改编的题材，所以，这些说唱本子和戏剧也被称为“传奇”。
所谓的“传奇性”，也是指此而言的。是指文学作品具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以及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等。
所谓“笔记小说”，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特征的、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简单说，“笔记小说”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事、逸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皆涵盖其中，可谓包罗万象。
“笔记”在记叙上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作者可以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及自己的思考以及观点，而“小说”则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叙述和创作，二者的相互交叉，使其优势十分明显。
笔记小说历代都有表现，较为成熟的是魏晋、唐、宋时期。《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又达到了笔记小说的相当高度。
笔记小说可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
所谓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事件，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记述神仙鬼怪故事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
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的《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等。
志怪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兴盛，一方面是它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灾祸和死亡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于是宗教迷信思想得到了最适宜的时机而流行起来，这些都反映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它是在宋元时期“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谓“讲史”，就是艺人们讲述的一些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一般都很长，表演者们没法一次讲完，只好将其分为若干次来讲。每讲一次，就相当于后来章回体小说中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艺人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体小说回目的起源。我们可以从章回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和“看官”等词中，看出它和讲史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回”的意思就是“次”。通常我们听艺人讲说故事，往往到了紧要关头，他就会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回，即下一次。
宋元两代，是章回小说的孕育期，经过长期的发展，首批章回体小说在明朝初年开始出现。其中著名的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说话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的。明代中叶以后，章回体小说的发展更加成熟，出现了《西游记》、《西厢记》、《金瓶梅》等著名作品。
由于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这些章回体小说的故事情节更趋复杂，描写也更为细腻。它们在内容和讲史上已没有多少联系，只是在体裁上还保持着讲史的痕迹。
章回小说的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篇目一般较长。
宋人小说中最出色的不是志怪或传奇，而是白话短篇小说，世称“话本”，也就是市井小说，即说书人所用的底本。
宋元说话艺术分为小说、讲史、说经等。小说家的话本称为小说，均为短篇故事。按题材又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
话本早在唐代已有，敦煌出土的敦煌卷中，便有少量的话本，如《韩擒虎话》、《庐山远公话》等。今人所传宋人白话短篇小说，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代表，其中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拗相公》、《冯玉梅团圆》等八种，便代表了宋人短篇小说的面貌。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流行，有冯梦龙所采辑的《三言》：包括《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所采辑的《拍案惊奇》初刻本、二刻本两部，以上五种，每种均收录四十篇短篇小说，共两百篇。后有个抱瓮老人从两百篇中，选出四十篇，命名为《今古奇观》，尤为脍炙人口。
元人杂剧是13世纪前半叶在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基础上融合音乐、说唱、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而成的戏曲艺术形式。它主要以中国北方流行的曲调演唱，故又称北杂剧、北曲等。
元人杂剧每出包括四个套曲，每一套曲称为一折，因此，元人杂剧的基本架构为每本四折。一折又可以分几场，有的杂剧还有“楔子”，它的位置不固定，安排在第一折之前的，称开场楔子；置于各折之间的，称为过场楔子。楔子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不用套曲演出。每一折都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数，且要求用韵相同。
每出戏由一人主唱，就是说，每个剧本，只为一种角色（行当）安设唱腔。由女主角主唱叫“旦本戏”，由男主角主唱叫“末本戏”。
元杂剧剧本前多有题目正名，整出戏要求用北方音乐演唱。元杂剧的剧本由曲词、宾白、科范组成。曲词的主要作用是抒情，一般由一个主要演员歌唱，是元杂剧的主体。宾白是剧中人物说白，主要用于交代情节。科范简称“科”，是对演员的主要动作、表演和舞台效果的提示。元杂剧的角色大致分为末、旦、净、杂四类，正末、正旦是元杂剧中主唱的角色。
元杂剧分为前后两期，以大德年间为界。前期是高度繁盛的时期，活动的中心在大都，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后期活动的中心南移，主要作家有秦简夫、郑光祖、乔吉等。
元杂剧按题材可分为婚恋戏、公案戏、水浒戏、历史戏、神仙道化戏、教化戏六类。在当时非常繁荣，知名作家的作品有500种之多。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结合唱赚、宋词及里巷歌谣等多种艺术形式而成的戏曲形式，宋元时代流行于南方，用南方的语言和南曲来演唱，和北方杂剧、院本对称，故称。
一般认为，“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南宋时南戏风行一时。在元代南北统一之后，南戏逐渐北上，出现了南北戏剧艺术交流的局面。
到了元末明初，南戏更加成熟，在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产生了“五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在戏曲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推动戏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明成化、弘治以后，南戏进一步发展演变为“传奇”，对明、清两代的戏曲影响很大。剧本有一百七十多种，但是全本留传的仅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上身》等。
南戏的体制比杂剧自由灵活，没有固定的出数，长短自由；一出也不限于一个调，还能换韵；各种角色都可以唱，还有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题目则在剧本前面，演出时还有副末“开场”，报告剧情梗概。
评点意即评论圈点（诗文），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常用形式。评点时，评论家即兴、随意地将自己的意见批在书眉或内文中，或圈点出自认为精彩的词句，然后公之于世。
在文章不同位置做批注，名称也不同，在书眉上落笔称“眉批”，在内文中下评语称“行批”，在文末称“总批”。
据说评点始于宋代，如刘辰翁曾评点《世说新语》。宋代后，评点的形式流行开来，评点的对象十分丰富，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无不可评。如《红楼梦》即有“脂评”（脂为脂砚斋），对唐诗、宋词的评点更是数不胜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最早传习的经典之一。最初只称《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
《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大部分为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创作的，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全貌。
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
《诗经》的内容，按作品的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
“雅”是周王畿地区的乐歌，分为“大雅”、“小雅”，意同后世的大曲小曲，共105篇，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中的一部分来自民间。
“颂”是朝廷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
“国风”部分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其中很多作品是当时人民口头创作的，反映了人民对压迫的抗议，体现了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两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构成了《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同时，还常用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使诗歌可以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吟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有很好的效果。
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孔子也以其为“六艺”之一教育弟子。汉初，《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立于学官。
作为儒家经典，《诗经》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被用以进行道德教化等。此外，《诗经》中还保存了上古社会的许多史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精神风貌。《蒹葭》、《采薇》、《关雎》等都是《诗经》中的名篇。
《说苑》是西汉刘向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全书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代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
《说苑》取材广泛，采获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有些史料可与现存典籍互相印证；有的也与《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有出入，足资后人分辨、考证。此外，《说苑》中还收录了一些已经散佚的古籍。
《说苑》以对话体为主，故事性很强，叙事意蕴讽喻。作者在叙事的同时，夹有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说苑》一般以第一则或前数则为一卷的大纲，杂引前人言论陈说本卷主旨，以下便用大量历史上的实例加以证明。
《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公元前4世纪在楚地兴起。在兴起之初，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楚国诗人在作品中或者自称为诗，或者自名为诵（颂），或者因袭乐章之名，称为九辩、九歌等。“楚辞”之名始见于汉初的《史记·酷吏列传》，以后沿用不变，就固定为这种文体的名称。
西汉末年，经文学家刘向等人整理，收录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16篇诗歌，合为一编，取名为《楚辞》。于是，《楚辞》又成了仅后于《诗三百篇》的一部古代诗集。东汉王逸又为《楚辞》作《章句》，并附入己作《九思》，全书遂成17卷，成为现在流传的本子。
因屈原的《离骚》为《楚辞》的代表作，故也称这种诗体为“骚体”。它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体，以其自由舒展的语句，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力。屈原作为《楚辞》的主要作者，写出了诸如《离骚》这样辉煌的诗篇。屈原在诗中直抒胸臆，驰骋高远，使《离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屈原自己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抒发个人激情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楚辞》和《诗经》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被人们并称为“风骚”，构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影响十分深远。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逸事的书。编撰者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为其作注。
全书原为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门收有若干则故事，共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记述了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逸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一部故事集。
其语言也极具特色，主要特点是高度的准确、简洁，文字清丽，笔调含蓄，用词精当，寥寥几句就表达出比较复杂的情愫，描绘出人物的品性、才能、风范。
比如，在《尤悔篇》里，桓温说：“作此寂寂，将为文（晋文帝司马昭）景（晋景帝司马师）所笑。”接着又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这短短几十个字，就生动地刻画出了那个权臣野心勃勃的心理。此外，书中还运用大量对比、比喻等修辞手法，极富形象性。
关于《世说新语》，鲁迅赞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的笔记小说影响极大。后世许多成语便出于此书，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巨著，它是古代文论领域成书的始祖。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撰。“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指精细如雕龙纹般地进行研讨。“文心雕龙”，即文章写作精义。全书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
《文心雕龙》一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
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是全书的总论，其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以圣人为师，研究圣人的著作即儒家经典。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三十多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是文体论。其中《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
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许多问题在这几部分中都有所涉及。而创作论与批评论更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部著作以骈文成体，颇具文采。由于其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理论成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至研究团队有了“龙学”的美誉。
《诗品》是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品”是“品第优劣，区分高下”的意思。《诗品》论述的对象主要是五言诗，大约作于南朝齐中兴二年（502年）至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前后。
齐梁之际，文学思潮浮靡讹滥，《诗品》之作，正是感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的“淆乱”，欲为创作立高标，为批评树标准的。钟嵘仿照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的品论方法，把两汉至梁代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每品又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评。
钟嵘在《诗品》中除了品评之外，还在序中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即“吟咏情性”。提出诗歌自然和谐的标准、诗的“滋味”说，倡导“直寻”，强调诗的“自然英旨”，反对专事用典，饶有滋味的诗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体现，便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他的主张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摆正了方向。
此外，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渊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诗品》的评论言之切切，时能一语中的，为历代所推崇。但言辞颇为尖锐激烈，有些地方有失偏颇；对作家的分品也有不妥之处，如将曹操贬为下品，陶潜、鲍照等抑于中品，等等，都是引起后世非议之处。虽如此，钟嵘的《诗品》对后代的诗话影响仍然十分深远。许多学者将《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称它们为文论史上的“双子星座”。
《玉台新咏》是徐陵在南朝梁中叶时选编的一部诗歌总集。书中收录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共769首，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其中大多为自汉至梁的作品。
据近代人考证，此书系专为梁元帝萧绎的徐妃排忧遣闷而编。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或写闺怨，或抒弃妇之哀情，虽多脂粉气，然也有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情诗，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虽是情诗，但却有反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积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详略得当，语言朴实无华却生动形象。
在编纂体例上，《玉台新咏》有三个特色：首先是按题材或主题归类，其次是对所录作家作品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最后，它收录了在世人物之作。
总体来说，《玉台新咏》中虽有一些格调不够高尚的作品，但是表现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的作品也不少，如《上山采蘼芜》、《羽林郎》、《陌上桑》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这表明了《玉台新咏》所录并非全为艳情诗。
《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的，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依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继《诗经》、《楚辞》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的诗歌资料，由于成书较早，对校正其他古书的纰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文选》是应运而生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至隋，诗文总集共有二百四十九部，早于《文选》的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刘义庆的《集林》等，但它们均已亡佚。因而《文选》就成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萧统生而聪睿，5岁即遍读《五经》。长大后被立为皇太子，其东宫藏书3万卷，引纳文士，相与商榷吟和，一时名才并集。后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萧统博览典籍，雅好文学，信佛能文。鉴于文学作品数量众多，他认为有必要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遂与门下文士编成《文选》。
《文选》共收录作家一百三十位，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到去世于526年的陆棰。编排“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先以体裁分类，再按时间先后排序。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诏、册、令等38小类。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
全书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隋、唐以来，开始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当时，“文选学”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凡士子必须精通《文选》。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谣曰：文选烂、秀才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延至元、明、清，有关《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搜神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可谓是灵怪之祖。晋干宝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30卷，今本凡20卷，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
干宝（283—351），字令升，新蔡人。初为著作郎，以平杜瞍功，封关内侯，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等许多传奇、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乐府诗集》是上古至唐五代乐章和歌谣的总集，宋人郭茂倩编。郭茂倩生平不详。此书现存一百卷，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五千多首。
《乐府诗集》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作者在题解中写道：“征引浩博，援据精番，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另外，题解还对乐曲的起源、性质、演唱配器等均有详尽说明。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十二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它所收录的诗歌多数为优秀的民歌和文人以乐府旧题为题所作的诗歌，对今天的研究者了解乐府歌诗源流有着重大意义。
《乐府诗集》中保存了不少业已失传的著作中的一些珍贵史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乐府诗集》也存在着缺点，比如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此外，在分类上也不是很科学。
《容斋随笔》是南宋史学家洪迈写的一部笔记小说。洪迈（1123—1202），字景庐，鄱阳（今江西鄱阳）人。曾为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他涉猎经史，考阅典故，著作甚多。
《容斋随笔》是洪迈花四十年光阴写出的不朽名著，又称《容斋五笔》，因为该书包括5部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文字总量达50万字。
《容斋随笔》之所以被称为“随笔”，是因为洪迈读书每有心得，便随手记录下来，历数十年的集腋成裘而撰写成书。《容斋随笔》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领域极为广泛，自经史百家、文学艺术、人物评价到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掌故志怪等，无不有所论说，而且其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高人一筹。各篇短小精悍、多姿多彩，可读性极强。
宋代的笔记体著作数以百计，洪迈的《容斋随笔》堪称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容斋随笔》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甚至有人赞誉此书是补《资治通鉴》之不足、集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精粹的珍品。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所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体文集，该书之所以名《菜根谭》，据说是作者把菜味比作世味，认为种菜的人只有厚培菜根才会有味，也有人认为是“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
《菜根谭》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而真正流传于世则是在清乾隆时期。清乾隆五十九年，遂初堂主人游古刹时，在残卷弃书中拾到一本明代洪应明著的《菜根谭》。通读之后，他深感此书关于性命之学，令人警醒，于是校正付印，公之于世。
《菜根谭》由上下两卷和《菜根谭续遗》三部分组成，共536条。该书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家的出世和作者自身生活的体验熔于一炉，形成了一套出世入世的法则，表现了中国古人对人性、人生和人际关系的独到见解。
《菜根谭》采用语录体，书中不乏嘉言格论，深入浅出，发人深省，是一部有益于人们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奋发向上的通俗读物，是中国历史上有关修身养性的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
《花间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部集，五代后蜀人赵崇祚编辑。集中搜录晚唐至五代十八位词人的作品，共五百首，分十卷。
十八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位与蜀无关外，其余十五位都曾活跃于五代十国之一的西蜀。他们是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顾复、牛希济、欧阳炯、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殉。这批西蜀词人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了花间词派。
填词风气，在晚唐、五代时期已十分普遍。唐代文人为避乱纷纷入蜀，填词风气也由中原带入西蜀。因此《花间集》中词作多才子佳人眉眼传情，当筵唱歌，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但也有一部分作品除外，如鹿虔扆的《临江仙》抒写的是“暗伤亡国”之情。
《花间集》在词史上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也确立了宋以来“词为艳科”的词学传统。
《沧浪诗话》是一部诗歌理论著作，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作者严羽，南宋人，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沧浪诗话》之名就因其号而来。
《沧浪诗话》分为五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另附《答吴景仙书》一文。是一部以禅喻诗，论述古今诗歌艺术风格与创作的诗歌理论著作。
该书基本的观点是：“学诗者以识为主”，“识”的内涵就是当时人常用的“禅”和“悟”，由有“识”而得“悟”，又由妙悟而通禅道，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严羽反对当时以才学、议论、文字写诗的弊病，以为诗歌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诗歌本身具有特殊的趣味，和才学、议论没有必然的关系。他推崇汉魏、盛唐诗歌，以为汉魏诗歌语言、理趣、意兴都结合得非常完美；唐诗既有意兴而且还有理趣。
《沧浪诗话》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作了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其脱离生活和某些唯心色彩的弊病，对后世也有不良影响。
《太平广记》是一部大型文言小说总集，中国北宋四大部书（《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之一，由李防、扈蒙、李穆等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因为它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所以定名为《太平广记》。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
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九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于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同类作品中现存最早的本子。
《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分类较细，也便于按题材索检资料。
《太平广记》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宋代以后，唐人小说单行本已逐渐散佚，话本、杂剧、诸宫调等多从《太平广记》一书中选取题材，转引故事，加以敷演；说话人常以“幼习《太平广记》”为标榜。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辑录唐代诗歌的选集。编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蘅塘退士孙洙，字临西，江苏无锡人。孙洙有感于《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故成《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共六卷，或作八卷。选入唐代诗人七十七位，计三百一十首诗，其中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乐府四十六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七言律诗五十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
选诗标准是“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既好又易诵，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书中所收作者中，包括帝王、士大夫、僧、歌女、无名氏等，但大多数是唐代重要诗人，并重点突出了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等人，其内容大致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和诗歌风貌。
《全唐文》，为唐五代文总集。清人董诰等编，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当时曾设“全唐文馆”，由董诰任总裁，阮元、徐松、陈鸿犀等参与编选，编校者有100多人。
此书共一千卷，共收文章18488篇，作者3042人。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每人之下皆附有小传，简明扼要。
此书以清内府所藏旧抄本《唐文》为底本，并采辑《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文苑英华》等书编纂而成。搜罗宏富，卷帙浩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五代文的成就。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
《全宋词》是一部宋词总集，由今人唐圭璋编。全书共辑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
《全宋词》采录广泛、搜求务尽，举凡宋人文集所附、词选所选、笔记所载，以及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书中所载之词，俱一并采录，即使断句零章，也予以摭拾。上继《全唐诗》中的五代词，下迄宋亡。凡唐五代词人入宋者，俱以为唐五代人；凡宋亡时年满20者，俱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頫等人除外。体例上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不再按“帝王”、“宗室”等分类排列。同时，每一作者均附以小传。
《全宋词》收录齐备，考订较为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但此书仍没有囊括全部宋词。今人孔凡礼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词人140余人（其中41人，已见《全宋词》），词作430余首。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所作的杂剧作品，也是一部优美动人的言情传奇小说。王实甫，大都（今北京）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是其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的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则是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的直接蓝本。全剧五本二十一折，突破了一剧四折的体例，在杂剧创作史上是一个创新。
《西厢记》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归来求亲，有情人终成眷属。
剧本反封建倾向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由明代小说家罗贯中以三国的历史和杂记为背景，在广泛汲取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而成。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普遍愿望。
《三国演义》通过记叙惊心动魄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运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其中家喻户晓的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最为出色。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理想愿望。
小说还表现了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及迷信思想。此外，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艺术结构既宏伟而又严密；小说的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江湖豪客传》，是我国第一部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作于元末明初。关于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一说施耐庵作、罗贯中编辑。现在一般认可前一种说法。
《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取材自发生于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的宋江起义的故事。宋江起义因声势极盛，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以来的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
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有着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及众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比如，在故事情节上，它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情节家喻户晓。
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更是可圈可点。如写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他们武艺高强，都是梁山泊的头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军发配，但三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上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结果都被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气奔回孟州，又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人。
三人的不同是因为，林冲和卢俊义，一个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一个是北京首富，有身份有地位有家室，只是不幸遭受冤枉，遂一心盼着刑期满后能重振雄风。因抱存幻想，故而在公人面前一忍再忍。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因此性情强悍，无所畏惧，加上他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有强烈的报复之心。
除了上述三人外，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各有特色，如鲁智深的粗中有细，李逵的憨直、刚强等。由于内涵深刻，对人物的刻画又成功到位，《水浒传》顺理成章地有了摄人心魄的强大力量。
《西游记》是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著者吴承恩，写于明代中叶，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经过丰富的想象而创作的神话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一流的伟大作品，其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同时，它也是明代神魔小说的代表作。
《西游记》最值得称道的是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这三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
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个形象，既表现出了动物本身的特点，又有人类的思维感情，而这二者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在动物的特点上，孙悟空尖嘴缩腮，轻便灵活，活泼好动，聪敏机智；猪八戒则肥头大耳，行动笨拙，好吃懒做，反应迟钝。而在人性上，孙悟空不怕困难、积极乐观、见义勇为，对师傅更是忠心耿耿；猪八戒心地善良，但却有见异思迁、安于现状、贪图美色、贪小便宜的毛病。两个形象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其各自的特征。
而对唐僧形象的塑造，既歌颂了人的善良、执着的品格，又讽刺了那些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迂腐顽固、轻信谗言、颠倒是非的人。这也是《西游记》与以往传统取经故事的不同。
除了人物的成功塑造外，《西游记》中还大胆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上到天宫，下到龙王府，描绘出令人神往的广阔世界，外加风情各异的异域风光，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在中国文学史上，《西游记》无疑是一部艺术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
《红楼梦》是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一部章回体古典长篇小说，曾用名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作者曹雪芹。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小说以贾、林的爱情悲剧及贾、薛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以贾与林、薛的爱情婚姻纠葛为贯穿线索，但是又把这中心人物和事件放进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生活环境中的各种线索齐头并进，它展现的各种情节就像现实生活那样，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使读者更易融入其中。
《红楼梦》插图
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并在现代产生了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主题的学科“红学”。《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以及作者展现的对烹调、医药、诗词、绘画、建筑、戏曲的丰富知识和精到见解，都得到了举世的公认。
《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元代杂剧作品，刊行于明万历十年，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悲剧的代表作。
《窦娥冤》全剧为四折一楔子，它的故事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及《太平御览》中邹衍下狱的故事。
剧情是楚州贫儒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被赛卢医骗到郊外，企图谋害，恰遇张驴儿父子相救，并胁迫她们婆媳嫁给他父子二人。在遭到窦娥的坚拒后，张驴儿便想毒死蔡婆以要挟窦娥，不料意外害死其父。
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屈打成招，自认杀人，被判斩刑。在临刑之时，窦娥指天发下三条誓愿：一要在刀过头落后，颈血飞溅丈二白练之上；二要六月降雪，掩盖她的尸体；三要当地大旱三年。后来果然全都应验。三年后，其父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使窦娥冤情终得昭雪。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进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长生殿》是清初剧作家洪昇（1645—1704）所作的剧本，是一部传奇作品，初名《沉香亭》，继称《舞霓裳》，最后定名为《长生殿》。
剧情取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梧桐雨》。全剧五十出。
剧本讲的是唐玄宗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唐玄宗继位以来，寄情声色，宠幸贵妃杨玉环，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朝中大权由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
七月七日，杨贵妃与唐明皇在长生殿上情意绵绵，密誓永不分离。不久，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争权，发兵叛乱。闻得兵变，唐玄宗和随行官员仓皇逃离长安。在四川马嵬坡，军士哗变，要求处死罪魁祸首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无奈，令杨玉环上吊自尽。
安禄山叛乱平息后，唐明皇日夜思念杨贵妃。后来，道士杨通幽运用法术架起一座仙桥，让唐明皇飞升到月宫，与杨贵妃相会，实现了他们在长生殿上立下的“生生死死共为夫妻”的盟誓。
《长生殿》重点描写了唐朝天宝年间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导致王朝几乎覆灭。剧本虽然谴责了唐玄宗的穷奢极侈，但同时又表现了对唐玄宗和杨玉环之间的爱情的同情，间接表达了对明朝统治的同情，还寄托了对美好爱情的理想。
这部剧本以宫廷生活为主线，穿插社会政治的演变，情节跌宕起伏，加之人物唱腔丰富，因此一经演出，立刻引起轰动。京城中几乎家家能唱其中的唱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家洪昇因《长生殿》而成名，也因《长生殿》被革职回乡，结果酒醉落水而亡。
《桃花扇》是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完成。
全剧共有四十出，分上下两卷。该剧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展现南明一代的兴亡，抒发了对末世王朝的无奈情怀。
剧中，侯方域逃难到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订下了婚约。当时，阉党余孽阮大铖有意结交复社，拉拢侯方域，于是暗送妆奁，资助侯方域。李香君知晓后坚决退回。
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欲自尽未遂，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上画出一树桃花。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几经波折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二人撕破桃花扇，出家遁入空门。
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利用真人真事和大量文献资料，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谴责了南明王朝昏王当朝，权奸掌柄，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腐朽政治。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和艺术结构上。在人物安排上，经过精心构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全剧以侯、李爱情为线索，组织多方面的社会矛盾，结构严整紧凑。曲辞亦流畅优美，富于文采而又适合于舞台表演。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作者汤显祖，《牡丹亭》是他创作的“临川四梦”之一。全剧五十五出，据明人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而成。
剧中，少女杜丽娘冲破约束，私自游园，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一病不起，怀春而逝。
丽娘的父亲杜宝升官离任，在杜丽娘墓地造了一座梅花观。柳梦梅进京赴试，借宿在观中，正好在园内拾到杜丽娘的自画像，终于和画中人阴灵幽会。
柳梦梅依暗示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成夫妇，同往临安。当时正逢金兵入侵，杜宝在淮安被围，柳梦梅受杜丽娘之托前去禀报还魂喜讯，不料反被杜宝囚禁。敌兵退去，柳梦梅以阶下囚一变而成状元，杜宝拒不承认女儿的婚事，强迫他们离异。纠纷闹到皇帝面前，才得以圆满解决。
《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感人至深。
《牡丹亭》以文辞典丽著称，曲词兼有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婉转精丽的长处。明吕天成称赞其“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牡丹亭》在昆曲舞台上保持着历久不衰的魅力。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四百九十一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作者称此书是“孤愤”之作，深含“寄托”。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黑暗的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官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一座高峰，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效仿之作。
《儒林外史》，清代长篇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原本55回，其最末一回为后人伪作。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知，吴敬梓在49岁时，该书已脱稿，但是直到其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刻版问世。该刻本已失传。今通行的是五十六回刻本。
这部小说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它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通过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讽刺了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
作者是通过对一批书生及其活动的描述来体现主题的。比如，小说中的范进，是个屡考不中、年已过百的“花白胡须”的老童生，他侥幸中了举人，看到报帖，拍手发笑，跌昏在地，醒后爬起身来边笑边跑出门，原来他欢喜得发了疯。
再如，鲁编修的女儿与蘧公孙成婚后，鲁家小姐见到丈夫专好作诗，偏偏对八股文“不甚在行”，就愁眉苦脸，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仅4岁的儿子身上，每天强迫孩子读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读书人神魂颠倒、追逐名利，可真正被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是什么样的呢？
小说中一个叫王惠的进士新任南昌知府，一到任就公开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心中的“崇高信念”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除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外，作者还着力于描写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物。小说不是一味地愤世嫉俗，在尖刻讽刺的同时，也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通过人物之间的辐射，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也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同时，也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对以后的谴责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文观止》，中国历代散文选本，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并经吴兴祚审定。他们本身没有功名，编选《古文观止》的初衷是想为初习写作的人提供一个好的范本。“观止”二字，出自《左氏传》：吴国公子季札云：“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即观赏到此为止，已尽善尽美。古文选本以“观止”作名，意谓他们的选录内容都是古文精华。
《古文观止》以散文为主，兼取骈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绝大多数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收文共222篇，分为12卷。与《文选》以后的古文选本相比，它跨越的时代既广，卷帙又不甚繁，且文章体裁多样，较少偏见，可谓广收博采，繁简适中。
编排上按时代先后分为7个时期，每个时期皆突出重点作家作品。由此可纵观古文发展之源流，也可参照分析作家之不同风格。体例方面不因循前人按文体分类之惯例，而是以时代为经、作家为纬，入选的文章也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语言精练、篇幅短小。
需要说明的是，吴氏叔侄所处的时代，科举盛行。凡是考生都要会写“八股文”。“八股文”在语言、结构、文体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故《古文观止》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当时的学童和其他读书人编撰一本启蒙读物，殊不知一“编”惊人，受到普遍欢迎，两个人借此而名留史册。
“三言二拍”不是一部书的名字，而是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的合称。
所谓“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明代冯梦龙编著。“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进而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濛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人称“二拍”。共收有拟话本小说78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可见，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稍为逊色。
《全元散曲》是今人隋树森编的中国元代散曲总集。全书分上、下两册，收入自金代至元末明初散曲家213位，上起元好问，下迄元末明初汤式、谷子敬，此外还包括元代和元末明初的无名氏作品；共收小令3800余首，套曲450余套，包括元代作者的散曲残句断语等。
该书以作家为经辑录作品，编排上大体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每一作家附有小传。对所收散曲作品，于曲尾注明出处。这部作品搜罗详备，作者不但仔细校阅了元、明两代的散曲总集和别集，并且遍阅了曲谱、曲话、文集、词集、词话、道藏及有关材料约一百一十种，尽量网罗、剔抉、校正、比对而成规模。
与此同时，作者还采用《小山乐府》、《笔花集》、《南北词广韵选》、残本《北宫词纪外集》等珍本，加以补充和校勘。对所收散曲，于曲尾注明出处，关于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则附有比较详细的校勘记。因此，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朝一代散曲创作概况，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文辞类纂》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古文总集，由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编。此书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主，兼选先秦至清代知名作家的作品约七百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每类冠以小序，概述各类文体源流。
此书选文谨严，考核细致，是代表桐城派文学观点的一部古文选本，一度颇为流行，被誉为“文章正宗”、“阅此便知为文之门径”，并推荐为“人人必读之书”。清末王先谦、黎庶昌都先后编有《续古文辞类纂》。
《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李昉等奉诏编纂。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因编于“太平兴国”年间，初名《太平总类》，因太宗按日阅览，改题此名。
全书1000卷，分55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类。据书前“图书纲目”所载，引用图书1690种，连同杂书、诗、赋、铭、箴等，引书实用2579种。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已失传，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
此书体例是每条引证都先写书名，次录原文，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加己见。所采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小说和杂书引得很少。正文作大字，注文作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较其他类书更为明晰。
作为按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类书，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方面，该书体例时有失当，类目亦有重复，引用书名往往错乱。
成书于明代初期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211卷，11915册，总字数达3.7亿。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1404年11月编成，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朱棣发现该书内容多有缺略，失于简单，下令重修，五年十一月（1407年）编纂完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并亲自作序。
《永乐大典》辑有上古至明初的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汇集了当时的天下群书。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全书编排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奇闻异见等，都随字收载，检索非常方便。
这部宏大的《永乐大典》编成后，只缮写了一部，存于皇宫深院中。嘉靖末年，虽抄写成副本，而正本却杳如黄鹤，不知踪迹。副本《永乐大典》清代收藏不善，续有遗失；近代更是被八国联军焚毁、劫掠，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只有两百多册。
正史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一种，指历代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就都是正史。
正史以帝王本纪为纲
“正史”一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正史削繁》。到唐修《隋书·经籍志》时才正式设立。《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居史部书之首位。《明史·艺文志》又以纪传、编年二体，并称正史。清乾隆四年（1739年），规定从《史记》到《明史》的24部史书为正史，私家不能擅自增加。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
就体裁而言，历代正史均为纪传体史书，以帝王的本纪为纲，以列传为辅，本纪、列传是不可少的内容。此外，志、表则不是所有正史都有。同时，除了《史记》、《南史》、《北史》等为通史外，其余大多为断代史。
就修纂而言，唐以前的正史多为个人所撰，唐及以后的正史则均为官修，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私撰。官修正史往往开设史局或史馆，由高官（多为宰相）主持，负责对一些敏感问题定夺、拍板；一般是新朝成立，即开始纂修前代之史；所用资料多为内府的实录等档案资料。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正史的阶级性，决定了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在编修历史时，不可能做到实录其事，而必有严格的取舍。因此，对官修正史，我们应该科学对待，要采取辨证的、客观的、历史的、阶级的态度去分析，不能将其简单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
杂史，史籍类别之一。顾名思义，其收录的内容非常驳杂，不仅形式杂，内容也杂，简言之，杂史就是我国古代私家著述的史书，是以记载带有掌故性见闻为主的史书。最早创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的史部也有杂史一类。
杂史既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大政的别史，它是异体杂记，是不受体例拘束的又一种体裁的史书。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史籍《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科技史籍《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学术类史籍《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汉学师承记》，传记史籍《高僧传》、《碑传集》，地理方志类史籍《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等，都可归入“杂史”。
其他如笔记、考辨及各种类书、目录书等，也都被收录进“杂史”。“杂史”大多为私家撰述，偶尔也有官修的。其体例没有“正史”严谨，撰述也未必系统。但由于所记大多是作者亲历、亲见或亲闻，所以载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又因为所记领域可能比较独特，很少为其他书籍所涉及，所以所载资料往往有其独特性，可以作为史料的补充。
别史，史籍类别之一，是官定“正史”之外有体例、系统、组织的史书典籍。别史之名，最早见于南宋陈念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用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之书。
别史是正史之外最为齐整的史书，它与正史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受到了官方的认定。比如《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在清朝皇帝钦定之前，只能算是别史。别史与杂史的区别主要在于，杂史是私家对琐杂小事的记述，而别史所记则是关系一朝大政的史事，而且有一些也是官修的。
别史的体裁形形色色，有纪传体，如《续汉书》；有编年体，如《资治通鉴》；有典志体，如《通典》、《通志》；有纪事本末体，如《宋史纪事本末》；有实录体，如《明实录》、《清实录》；还有会要体，如《唐会要》、《宋会要》等，种类繁多。由此可见，“别史”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行文体裁，都比“正史”要丰富，其史学价值是很高的。
专史为史书分类之一种。指专门记载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历史著作。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经济史、文学史、史学史、军事史、哲学史等，后来其意域逐渐广泛，凡是专记一人或专叙一事的史书，也称专史，如《扬州十日》、《虎门销烟》等皆属专史。
通史指记载历代史实、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简言之，就是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与只记一个时代的断代史不同。如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著名的通史。
通史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有所涉及；二是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将线索贯穿其中，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
通史根据不同体例，可分为纪传体通史、编年体通史、纪事本末体通史和典志体通史。
断代史指与通史相对的仅记载单一朝代史实的历史著作。
断代史始创于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 0篇，八十多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历史。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
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其中《南史》、《北史》、《五代史》包举数朝，仍然属于断代史的范围。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于断代史。今人所著的《秦汉史》、《隋唐史》等都属于断代史范围。
野史，即古代私家撰写的杂史。是一种口语化的称谓，不属于目录学上的标准分类。之所以称“野史”，主要是针对官方钦定的“正史”而言。野史之名始见于《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和野史》，后有宋郑樵《通志》所载的龙衮《江南野史》等。明高儒《百川杂志》始立为一门。
就内容来说，野史多为作者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的一些逸闻趣事，文字多涉历史掌故。“野史”并不都是信史，传疑传信，风格有的近于“小说家言”，因此，又有“稗官野史”一称。其为私家撰述，少有忌讳，很多人在“正史”中难得一见的事件，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甚至详细描述，如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谜，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雍正帝的死因等，在“野史”中都有记载，可供后人参考、分析。
相对于“正史”、“别史”的正襟危坐，“野史”能够让人们更多地看到官场、宫闱的秘闻，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风土人情的变迁及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等，其内容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野史”是今人了解过去的一个重要窗口。鲁迅先生就对“野史”非常看重，他甚至认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必须多读历代“野史”，对“正史”不能完全听信。简言之，“野史”的价值不菲，它为后世读者提供的是解读历史的另一种角度。
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此后历代正史都采用这种体裁。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最主要的部分是本纪和列传，故称“纪传体”。
司马迁著《史记》，将先秦史籍如《禹本纪》、《尚书》、《周谱》、《世家》、《穆天子传》、《帝王诸侯世谱》等所采用的各色体裁熔于一炉，成“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记载从三皇五帝至西汉武帝时期的一段通史。
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
以后出现的《汉书》、《后汉书》等，基本都沿用了《史记》的体例，《汉书》稍作修改，将“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世家”不录，从而形成了“纪”、“传”、“表”、“志”四位一体的结构，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
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分头叙述人物，历史事件则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存在重复矛盾的缺陷。到南宋，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
编年体是在春秋战国时由孔子编纂《春秋》时创立的，它是我国存在最早的史书体裁。编年体的体例特点是记事以时间为线索，按年代的顺序叙述每年发生的历史大事，所谓“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使史实发展的秩序分明。我国上古时代的史书，多数是编年体的，墨子所谓的百国《春秋》，即此类。
西晋初年在汲郡战国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和孔子据鲁国史书编纂的《春秋》，是早期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春秋》以鲁国历史为主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史实，是一部编年史。
《春秋》文义晦涩，鲁国人左丘明又作《左传》进行注释，按《春秋》的编年线索，补充叙述《春秋》未详的重要史实，让读者了解《春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含义。
由于《左传》以记史实的始末为重要特点，故又是编年纪事本末体。《春秋》和《左传》问世之后，后代仿效者很多，但独以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最为杰出，成为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但编年体也有很大的缺陷，即每年记载各种事件，而把单一事件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连续发展顺序割裂开来，所谓“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所以，在编年体盛行不久之后，纪传体随之而出。
纪事本末体主要是相对于编年体而言的。始创者为宋代的袁枢及其《通鉴纪事本末》。它以事为经，由本至末，原原本本、前后连贯地记事，故称“纪事本末体”。
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后，受到普遍欢迎。南宋人袁枢喜读此书，但又苦其浩博，一件事往往“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事之本末”难以全窥。于是，袁枢突发奇想，将《资治通鉴》按年记载之事，摘抄在一起，自成一个单元，这样就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239个事件为中心的《通鉴纪事本末》。如秦灭六国、豪杰亡秦、高帝灭楚、三家分晋、匈奴和亲等，各事件均从始至终，连贯而有条理。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面世后，不意竟广受欢迎。随之，仿其体例的史书也不断涌现，蔚为大观，差不多覆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史，诸如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
纪事本末体能完整地再现历史事件，非常适合大众了解历史，所以历来很受欢迎。但这种体裁也有局限，诸如典章制度等很难用它来表述。
典志体，就是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曾被称为分类书。典制体史书是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分离而来，发展为独立的体裁的。
典志体发端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以及东汉以后出现的典章制度专史，至唐代杜佑的《通典》完成体裁的创制。
典章制度最早载于史书，如《史记》中有“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较系统地记述了汉武帝之前历代典章制度的概况。《汉书》中则有“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较之《史记》的记录更加丰富。
东汉以后，与典章制度有关的专史开始出现，如应劭的《汉官仪》、卫宏的《汉旧仪》、丘仲孚的《皇典》、何胤的《政礼》；到了唐代前期，编纂之风一度盛行，典志书籍如雨后春笋，如李林甫的《唐六典》、唐颖的《稽典》、王颜威的《唐典》、李延寿的《太宗政典》、刘秩的《政典》。
中唐时，杜佑以刘知几之子刘秩所著《政典》为基础，扩展成《通典》，从而创制了典志体。《通典》也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其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代宗，跨越千余年。
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共348卷，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是典制体通史，后人把它们和《通志》合称“三通”。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朝廷还特设“三通馆”，组织学者续编“三通”，先后成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简称“续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简称“清朝三通”）。原“三通”加上此“六通”再加上民国时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共有“十通”。
会要体是一种分门别类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创始于唐人苏冕的《会要》，完善于宋人王溥的《唐会要》。它按朝代汇集史事和典章制度，故称“会要”。明清两代的此类史著也称“会典”。
会要体作为典志体史书的一支，以断代史的形式，总结一代法度典章，起到编年、纪传体史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清代学者俞樾曾指出：“观一人之始终，莫如纪传，而甲与乙不相联系；考一时之治乱，莫如编年，而前与后不相贯穿，于是后人又有会要之作。”他认为，会要体史书“盖编年、纪传外，不可少之书也”。
实录，是我国古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史书，其体裁也称“实录体”。实录体在梁朝产生，周兴嗣写的记录梁武帝事的《梁皇帝实录》，谢昊写的记录梁元帝事的《梁皇帝实录》，是最早的官修实录。
开始时，“实录”还没有成为皇帝编年事迹的专称，如唐李翱记载其先祖事迹的著作即称《皇祖实录》。随着皇权的增强，“实录”就成为帝王史书的专称了。唐朝开始，宰相亲撰“时政记”，每当新君即位，都要下令让国史馆根据前朝皇帝的起居注、前朝宰相的时政记等材料加以汇总，纂修一部前一朝皇帝的编年史长编，也就是实录。
以后，实录的编制成为定制，宋、辽、金、元、明、清各朝相沿因袭。宋朝修实录特别发达，国家专门设立实录院从事此事，宋各朝实录，现都历历可考。
历朝修撰实录前，一般还撰录日历作为基础，如宋朝还特别设立日历所专司编修日历。日历汇总时政记、起居注及诸司关报，系以日、月，诠次排列，在此基础上，再编成实录。实录修成之后，一般要将草稿全部焚毁，只留下定本，据说这是为了保证参加编修者能排除顾虑，直笔详书而定下的措施。
实录年经月纬，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将重要事件分别归属，内容十分繁复，凡是各种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自然灾祥、社会情况等都详细记载，同时对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牍，乃至大臣生平事迹也大都选载。
“实录”虽然号称“据实详录”，但中间也常有曲笔讳饰之处，有时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还可重修过去的实录，将史事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加以删改。但由于它基本根据档案材料编撰，所以史料价值比一般杂史、野史要高，历来为史学家们所重视。
据统计，历代实录共有116部，但绝大多数已亡佚，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实录，是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宋代也仅存《太宗实录》残本。至于整个朝代的实录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方志，又叫地方志，是一种系统、全面地记载某一地方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因此，方志可看作是有关一地的“百科全书”。此外，专门记载名山大川、城池都邑、寺庙宫观、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书籍，也可以归入此类之中。按传统的分类法，此类书籍归史部。
我国方志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方域、山川、土质、物产、贡赋等的记载。著名的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则记录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山川、古迹等，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已具备方志的特点。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方志的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现存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宋代，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明代的方志又有所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更小行政区划的乡村镇志、里坊志，专门行政（或军事、经济）单位的志书，如卫所志、边关志、盐井志等，也属此类。
清代是编修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
类书是我国古代辑录各个门类或某一门类资料的工具性书籍，大体相当于现代的百科全书。由于内容丰富，博采群书，分类编辑而成，所以得名。
类书分若干部（如天文、地理、职官、帝王、服饰等），下设若干子目（如“天”部之下，又细分日、月、星、云、雾、雨、雷等）。每个子目部下都有依次罗列的古书中的各种资料。
我国的类书起源很早，最早的正规类书，是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220年）命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共800余万字。此后，编纂类书蔚然成风，如南北朝时的《古今注》（崔豹纂）、《集林》（刘义庆纂）、《四部要略》（萧子良纂）、《类苑》（刘孝标纂）等，可惜多已失传。
唐宋以后，官方编纂类书成为惯例，如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清两代类书的特点是规模宏大，其中最著名的两部是《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为我国古代类书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编纂类书一般都是在开国之初，这与在政治上拉拢、安抚前朝旧臣有很大关系；士大夫往往有“编书情结”，朝廷则正好将这些影响颇大的饱学之士搜罗在自己身旁，为己所用。
据统计，我国古代类书从三国至清末，见于记载的有600余种，现存的在300种以上。
丛书是汇辑许多种书而成的书。“丛”即“汇聚”、“聚集”的意思，丛书即“丛聚之书”。丛书又有“丛刻”、“丛刊”、“丛稿”、“文库”等称谓，而每套丛书又必须有自己的名字。丛书名可以明确标示“丛书”字样，如《四部丛刊》；也可以不明确标示，如《四部备要》。
丛书一般至少要汇辑两种图书，超大型的丛书则有汇辑数千种之多的。丛书中所包含的单种图书旧称“子目”，它必须具有图书的相对完整性。
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编刻的《儒学警悟》，收宋人著作六种。
民国汇刻的丛书
编刻丛书在清代最为兴盛，除了官修的《四库全书》外，私家汇刻的各种丛书也极其丰富，专门性的丛书如《十三经注疏》、《宋六十名家词》等；综合性的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等；以区域划分的丛书如《畿辅丛书》、《安徽丛书》等；以朝代为限的丛书如《汉魏丛书》、《唐宋丛书》等；以个人著作汇编而成的丛书如《船山遗书》、《章氏遗书》等。
到了民国时，汇刻的古籍丛书仍然很多，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
丛书有其绝佳的好处，首先它给学者提供了阅览的方便，另外，使很多古籍善本得以完存。目前，我国尚存的各类古籍丛书有2790多种，历经岁月洗礼，弥足珍贵，为后人研究古典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国语》为国别体史书，大致成书于战国初年，又称为《春秋外传》，和被称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
《国语》的作者学界多有争论，至今还没有形成定论。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所记为当时的人物、事迹以及言论，因为涉及教诲的内容，而且偏重言辞，故称“语”，是所谓的“记言”之书。
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等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其所记史事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年的历史，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
《国语》的思想比较复杂。它重在纪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国语》有较浓重的神秘色彩，遇事求神问卜，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在江山社稷中的作用；且述事情节多虚构，如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显然是作者援情虚构，却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
《国语》叙述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且其记叙涉及边远地区，也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阕。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亦曾大量取材于此书。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和《左氏春秋》，是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也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它使《春秋》的纲目详细化，是一部详赡的编年体史著。
相传《左传》为春秋末年鲁国盲史官左丘明所作，实际上成书于战国中期。该书广泛采录了当时的各种文献，且以左丘明口头叙述的史事为主体，故成书时编订者便以左氏主名。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记录了269年的历史。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主要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道德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充分表现了各国之间道德、仁义、诚信、礼仪、智慧、胆识、勇力等方面的较量，气势恢弘，历史人物群星灿烂。
尤其是“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观和对于“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由舜所倡导的五教的标榜，都对后世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最初并不是要编成一部史书，而是要给当时的热门职业——谋臣策士提供一部学习手册，供人揣摩学习。这种手册主要汇编各种书策说辞，而且当时不止一部。到西汉成帝时，刘向依据国别，再略按时间次序，把这些书策说辞编成33篇，共460章。全书共有12国策，即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策，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为叙事体，着重记述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和行动，表现他们的才能和辩智，宣扬士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开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之先河，是一部典型的“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之秦晋之好
《战国策》有着较高的思想性和文学成就。比如反映了民本思想，一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同时，还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的揭露，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另外，《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还有，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二十四史”是一套珍贵的历史巨著，具体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下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2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编年大史”。
“二十四史”称法有其形成的历史。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被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等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最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1920年，柯劭态撰《新元史》脱稿，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任太史令，一直有志于论著“天下之史文”，但未能如愿。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在父亲死后，他继任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像
五年后，司马迁因替战败被俘的李陵辩护，被处以宫刑，饱尝屈辱和世态炎凉之苦。但他没有放弃《史记》的撰著，终于在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实现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所记之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有3000余年。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
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的《汉书》是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合称“史汉”。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父亲班彪也是一个史学家，曾续补《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着手编撰《汉书》。不久，班固因以“私改作国史”被告发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当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班昭续补八表，马续补修《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共100篇，其中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后人分为120卷。其在体制上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食货志》。既记载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及长安的兴建沿革，又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汉代长安最主要的史籍之一。
《汉书》对不少人物形象的塑造笔力不减《史记》，许多人物写得生动活泼，个性突出，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是记述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其接续《汉书》所述历史编撰，所以也称《续汉书》。作者为南朝宋人范晔。
范晔（398—445），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少好学，善文章隶书，通晓音律。他曾做过宋文帝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年），因王妃去世时深夜饮酒、听挽歌为乐而触怒刘义康，贬职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删取诸家书而作《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正一代得失”。
《后汉书》原书只有纪、传，北宋时把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与之相配，成为今本120篇，其中纪、传90卷，志30卷。保存了东汉诸多史料，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绘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
《三国演义》众人皆知，但那只是小说，是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的演绎，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而《三国志》则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记载。
《三国志》是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的不完全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年好学，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利用当时人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并自采蜀国史料，撰成《三国志》。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主要记载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共六十年的历史。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
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中尊魏为正统，称曹操、曹丕、曹睿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魏的年号。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反映出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这也是称其为不完全纪传体的原因），因此所记主要是人物。该书取材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此外，陈寿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尤其是对魏晋禅代时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多有讳饰。
《晋书》是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包括纪10卷、法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事上起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下迄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共计156年。
《晋书》为唐人所修，撰著者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的撰写，从受命到成书，历时不到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做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的创制是设立载记。唐代以前的纪传体史书中，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入列传，排在末尾。《晋书》将除前凉、西凉以外的东晋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14个政权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在二十四史中，载记为《晋书》独有。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逸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确是《晋书》的痼疾。
《宋书》为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
沈约（441—513），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字称世，齐永明五年（487年）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次年二月就完成纪、传70卷，后又续修八志30卷。
该书以资料繁复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的基本史料。该书篇幅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书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另一个特点是书中的八种志往往上溯到魏晋乃至三代秦汉，可以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
《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出当时自然科学水平，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分类开录，保存了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
《宋书》纪传叙事缜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其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另外，《宋书》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体例上是创制，内容却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是该书的缺点。
《南齐书》是记述南朝萧齐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初名《齐史》，或《齐书》，后为区别于李百药所撰的《北齐书》，北宋人曾巩等给它加了一个“南”字，才有了今天的书名。
此书为萧子显（约489—537）撰。萧子显是南朝豫章王萧嶷的儿子，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以文才著称。萧子显是以前朝帝王子孙身份而修前朝史书的，在二十四史中仅此一家。
《南齐书》共60卷，现存59卷，包括本纪8卷、志1l卷、列传40卷，所佚的1卷为序录。由于此书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一方面保留了可信的原始资料；一方面又难免毁誉出于恩怨、抑扬有所偏颇。该书比较可取的是志，《州郡志》每州之下除地理建置沿革外，还简略叙述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
另外，此书叙事比较简洁，后来《南史》用《南齐书》一般都有所增添。
《梁书》、《陈书》是分别记述南朝梁、陈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撰著者均署名姚思廉。
姚思廉（557—637），唐代史学家。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编纂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
隋代大业二年（606年）姚察去世，遗属姚思廉继续完成两部史书。唐代贞观初年，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贞观三年（629年），他奉诏与魏征共同修撰梁、陈二书，约于贞观十年修成。姚思廉虽然生长在六朝，但他所著的史书使用质朴的古文，没有沾染六朝的骈俪习气。
《梁书》包括本纪6卷，列传50卷，共56卷。《陈书》包括本纪6卷，列传30卷，共36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
《梁书》、《陈书》的主要作者是姚思廉，但其父姚察的功绩不可抹杀，魏征也在其中留下了痕迹。《梁书》26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以及《陈书》中的两卷，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以推见是姚察的原稿；《梁书》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有梁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征”，可见魏征曾参与该书论赞的撰写。
《魏书》是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全书共12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记述了拓跋氏170多年的史事。
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年）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也一直参与纂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年）受诏撰魏史。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20余年。
《魏书》在当时及隋唐时毁誉参半，甚至有人称其为“秽史”。原因是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嫉贤妒能，利用修史的便利，一方面凌辱有过节的人，有的甚至骂到别人的高祖、曾祖，致使申诉不公平者有一百多人；另一方面，他收受贿赂、为人遮掩，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
其实“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计较自己祖先在书中的记载而编造的夸大不实之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更可贵的是，魏收在《魏书》中新创释老、官氏二志，符合时代状况，也为后人提供了方便。
魏晋以后，佛、道二教影响到社会思想的许多方面，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魏书》始设《释老志》，不能不视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书》仿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在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
《北齐书》是记述北朝高氏创建的北齐历史的史书，唐李百药撰。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其父李德林，北齐时曾参与修撰国史，完成纪、传27卷。隋代开皇初年，奉诏续撰，增为38卷。
唐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他根据父亲的旧稿，并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50卷，贞观十年成书，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
《北齐书》原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全书共50卷，包括本纪8卷、列传42卷。至北宋时，该书已有残缺，今本只有18卷是李氏原书，其余是后人用《北史》、高峻《小史》补足的。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口语的运用，由此而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比如，卷二十三写魏恺被调任青州长史，却无论如何都不去，被人报入宫中，皇帝大怒，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之所以如此运用口语，可能与李百药利用了王劭所撰《齐志》有关。
王劭是隋代史家，他曾撰《齐志》，受到刘知几的极口称赞，可惜其书不传。刘知几称赞王书的其中一点，就是它运用了“方言世语”，使叙述更真实、生动。李百药正是因为采录了部分《齐志》原文，并受该书编撰及当时风气影响，才多用口语的。
《周书》是记述北朝北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撰，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年）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北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北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之史。
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五朝史，周史由令狐德棻等负责，贞观十年成书，即《周书》。全书共50卷，包括纪8卷、列传42卷。
此书仅记20余年的历史，有纪、传而无表。不过，《周书》的史料颇有不足、失实之处，因此，刘知几称其“多非实录”（《史通·杂说》）。
《周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文字古奥。之所以如此，在于北周君主宇文泰觉得自己门望不如中原、文化不如江南，所以，特别发展了一套制度与文化，突出表现就是官制用周朝时的官制，文字用先秦时期的文字，以示夸耀。因此，此书的文字像周朝的文告，非常深奥。
《周书》的列传收人很多，近30 0之数。这是因为隋、唐两代与北周关系密切，这些人的子孙在唐代大多官居显要，自然要让祖宗名垂青史。正因如此，研究隋唐制度源流与人物家世，多要参考《周书》。
《南史》、《北史》是记述南北朝时期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均为唐朝李延寿撰。
李延寿（生卒不详），字遐龄，出于陇西大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父亲李太师，熟悉前代旧事，认为南北朝互相隔绝，各朝史书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有褒贬不当和失实之处，因而有意按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书未成而去世。
李延寿追承父志，修成《南史》、《北史》。两史条理分明，详简适宜，远远超过了旧史。李延寿还曾参与《晋书》和《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的修撰；又撰《太宗正典》，受到唐高宗的褒奖。去世时任符玺郎，并兼修国史。
《南史》、《北史》这两部史书并非新撰，而是分别汇合、删节南朝的四部史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及北朝的三部史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编成的。
《南史》共80卷，包含宋本纪3卷、齐本纪2卷、梁本纪3卷、陈本纪2卷，列传70卷。该书记述从宋永初元年（420年）至陈祯明三年（589年）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共170年的史事。
《北史》成书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共100卷，包含魏本纪5卷、齐本纪3卷、周本纪2卷、隋本纪2卷，列传88卷。该书记述从魏登国元年（386年）至隋义宁二年（618年）北朝北魏、北齐（包括东魏）、北周（包括西魏）和隋四代233年的史事。
《南史》、《北史》简化了南北朝的七种旧史，把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使史事更加有条理，两史配合也较好。此外新增《贼臣传》（贬侯景），这是前史所无，属于创制。
《隋书》是记述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85卷，包括帝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纪、传主要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共38年的历史。
该书的署名有两种情况：一是全书署“魏征等撰”；一是把纪、传和志分开，纪、传体魏征撰，志体长孙无忌撰。魏氏和长孙氏都是位在宰辅的唐初名臣，其实他们只是监修者（魏征写了一些序论），编撰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李淳风等。
《隋书》的志原本叫《五代史志》，单独成书，后来编入《隋书》。因此，《隋书》的志虽然比帝纪、列传卷数要少，篇幅则不相上下。
《隋书》的十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内容丰富。比如，天文、律历二志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作了比较和评论。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的探讨，以及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变迁的情况，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又如《经籍志》，概括自汉至隋600年来书籍的情况，叙学术源流，考书籍存亡，是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对中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书目，在学术文化史上贡献突出。
《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来称《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
全书200卷，包括帝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撰。记载了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共290年的历史。
基本上，《旧唐书》只是抄录现成的唐史有关文献，照抄国史、实录及唐末文书档案，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仍然保留；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无实录存下，则杂采各家传闻和《艚年补录》、《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因此，《旧唐书》在保存史料上有一定的价值。
但《旧唐书》出于多人之手，全书比较粗糙，多有缺失。诸如，前半部分颇为详明，后半部分则或烦琐冗杂，或缺漏较多；列传有重复，前后表、疏也有重出，等等。因此，在北宋《新唐书》修成刊行以后，该书受到冷遇。
《新唐书》由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为宋代官修唐史。它修史历经17年，完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其中宋祁（998—1061）始终参与其事，撰成列传150卷；欧阳修在设立唐书局10年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并审定全书。全书225卷，包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
相比《旧唐书》，《新唐书》有很多优点。比如编者很重视志，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等，分记军事制度、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仪仗服饰等。其中，《兵志》属《新唐书》首创；《食货志》、《地理志》等都比前书系统、翔实；《天文志》、《历志》、《艺文志》则在篇幅上超过了以往。
《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结束了《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无表的情况。
另外，《新唐书》的编修者皆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无论文笔、态度都十分严谨。由于有众多过人之处，书修成后，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自然，《新唐书》也有其不足，比如编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如称黄巢为“逆臣”；评述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时，用语更是恶毒，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不一而足。其观念之正统，远过《旧唐书》。其他如排斥佛教、过度删减《旧唐书》史料等，都是该书的遗憾之处。
虽是如此，《新唐书》历宋、元、明，直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刊行版本亦多于《旧唐书》。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王若虚的《新唐书辨》，罗振常的《南监本新唐书斟义》等。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记述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宋薛居正等撰。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其为《旧五代史》。
全书共150卷。含本纪61卷，列传77卷，志12卷，以五代断代为书。有《梁书》24卷，《唐书》50卷，《晋书》24卷，《汉书》11卷，《周书》22卷，志12卷。少数民族如契丹、吐蕃、回鹘、党项等则写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
该书以范质《五代通录》作底本，并参考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各朝实录，至974年成书，前后只用了一年。正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词录入书中。
但是从史料角度说，《旧五代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他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已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旧五代史》修成后约80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面世，旧史读者日渐减少；金代立《新五代史》于学官后，该书渐废。至明初只有内府才有传本，《永乐大典》和《大事记续编》曾大量地引用该书。清初已不见其本。
《新五代史》是宋代唯一的私修正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由北宋欧阳修编撰。
《新五代史》共74卷，包括纪12卷、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材料多从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体例上，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传都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新创。
五代后唐庄宗
编撰此书的目的，欧阳修以为五代时期是“自古未之有”之乱世，因此，他仿照《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作史以匡正世风人心。
《新五代史》的编撰比《旧五代史》晚了60多年，这使它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史料。和《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旧五代史》将五代分别叙述，《新五代史》将五代融而为一。《新五代史》最有特色的是列传，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含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譬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改为了“考”，只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
《新五代史》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
欧史的“春秋笔法”旨在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有些评价未免失当，史料的主观取舍则有玷史笔。因此，这一点受到了后代许多史家的批评。
《宋史》是记述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它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作者署名脱脱。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经过两年半时间，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便匆匆成书。
《宋史》卷帙浩繁，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它向来被批评为繁芜杂乱，但又有许多漏略，大体上是北宋详而南宋略。不过，史家认为，繁芜固是不足，但对保存史料却是长处。此外，《宋史》志和表的参考价值较高。列传里又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同时修《宋史》的主要参考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散佚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金史》是分别记述辽、金两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两书署名作者均为元丞相脱脱，实则以翰林学士欧阳玄等人出力居多。
《辽史》全书116卷，包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本书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此外，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重复甚多；前人讥讽《辽史》编撰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
《金史》全书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由于《金史》有比较完整的《实录》以及相关史著为依据，元初以来又经几次修撰，实际上是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不同，故在三史之中号称最善。
《辽史》、《金史》都在书末附有《国语解》，内容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制、宫卫、部族等进行简略注释，以便让读者能明了其义。这是两史的独特之处，对了解相关知识很有益处。
《元史》是记述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王祚总裁，汪克宽等16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188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159卷。
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12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祚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15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编修，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53卷，历时143天。
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210卷，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两次开局共历时331天。
该书由于仓促成书，又出于众人之手，留下了不少错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难。主要问题是随得随抄、不加剪裁，前后重复、羝牾；蒙文、汉文的译改失实，有的竟与原义相反；照抄案牍，有的有姓无名、有职无名；史料中没有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不少；纂修者对前代和元蒙典章制度不熟，出现错误。所以，清代史学家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其实，《元史》在保存史料方面不仅不比别的正史差，而且有超出之处。元代十三朝的实录和《经世大典》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虽不合正例，却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对于蒙古、色目人的记录也远较其他史书详尽。因此，《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明史》，全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有目录4卷，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200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1665年），重开明史馆，后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次。
《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艺文志》的历朝并录；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史事的贯通、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会因感到冗长而生厌。
《清史稿》是记述清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民国赵尔巽主编。这部书未被列入正史，原因在于它是初稿（所以叫《清史稿》），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但后来由于并无定本，也无新修权威清史面世，故也有人把它与二十四部正史合在一起，称“二十五史”。
《清史稿》修于民国年间。1914年起修，1927年修成，1928年刊印。共印1100部，其中700部存北京，称“关内本”；另400部存东北，称“关外本”。现在的标点本就是用“关外本”为底本刊行的。
《清史稿》共529卷，包括本纪25卷，共12类；志135卷，共16类，交通、邦交二志为前史所无；表53卷，共10类；列传316卷，畴人、藩部、属国三传为新建。
该书详细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大型清史著作。但又存在许多谬误和缺陷，编撰者多系清朝遗老，其书一味颂扬清“德”，敌视晚清革命，疏略亦多，致使该书价值有所降低。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花了整整十九年的精力，日夜操劳，奉敕编撰《资治通鉴》，旨在有助于国家政治，而将整个历史作为借鉴。本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事件。
该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分别是：《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卷帙浩繁，规模空前。
《通鉴》由司马光综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识，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
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义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同时往往用追叙和结语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给人以系统而明晰的印象。此书使编年体史书又一次为史家所重视，续书、仿作层出不穷。
叙事之外，《通鉴》还选录了前人史论97篇，司马光自己又撰写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编成后，宋神宗十分看重，认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而对《资治通鉴》的称誉，更是除《史记》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之媲美了。
《史通》是唐朝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兄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家学渊源，博览群书，但他仕途颇不得意，于是私家撰写《史通》来阐述他的思想和主张，到710年完成。
《史通》全书共20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在我国史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历述了中国史馆的起源及变迁，列举历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种史书，以及各家史书的体裁，加以评论，形成了唐以前史学史的规模，为我国史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还对历史编纂学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在编纂方法方面，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
此外，刘知几指出对史料须加以选择和鉴别。这些主张都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史通》著成之后，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高度评价。如曾与刘知几合作修纂《武后实录》的徐坚就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将此书置于座右。不过，此书的某些评论也有过激之处。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编者为唐代杜佑。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生于名门大族，文化修养深厚，青年时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多年的从政经历使杜佑既能以史学家的眼光把握现实问题，又能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他于大历初年（约766年）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年）上表进书，历时36年。
《通典》全书200卷，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每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共计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记述了中国唐代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
《通典》取材十分广泛，凡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无不博采众收。材料皆以时间为序分类编撰。全书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
《通典》亦有其不足，比如，仅《礼典》就有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兵、刑部分却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迁。如此，不免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但从总体来看，《通典》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很便于读者查阅。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创造性地撰成综合性制度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后世所谓的“三通”、“九通”、“十通”都与《通典》有关。清代乾隆皇帝把《通典》视为“恢恢乎经国之良模”。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唐会要》是记载唐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是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宋人王溥撰。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周宰相，宋初罢相，迁官至太子太师。书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
《唐会要》共100卷，分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13类，下又细分514目，另在不少条目下有杂录，将与该条有关联又不便另立条目的史事列入。书中所记史事有不少为两《唐书》和《通典》所无。唐起居注、实录已亡佚，部分内容多靠此书保存，所以更见其弥足珍贵。
《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以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
《通志》是记载历代史料的通史，南宋郑樵撰。
郑樵（1103—1162），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深居夹漈山讲学30年，人称夹漈先生。郑樵出身贫寒，却靠艰苦自学，成为罕见的史学家，花费了数十年心血成就了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
《通志》全书共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刑、政至唐）。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郑樵在“总序”和“二十略”中投入了大部分的精力，提出了一些超越一般史家水平的卓越见解。“二十略”中有些是郑樵独创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通志》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对农民起义持批判态度。此外，郑樵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文献通考》是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简称《通考》，元人马端临撰。
马端临（约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据说，其从34岁左右开始编纂《文献通考》，以20余年精力著成。《文献通考》可补唐杜佑《通典》之不足。
该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经史、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即“文”），臣僚的奏疏、诸儒的评论以及名流的燕谈、稗官的记录（即“献”），并通过这些材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原始要终、融会贯通，故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共348卷，24门（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
自《经籍》至《物异》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另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称其为“三通”。
《册府元龟》是史学类书，为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王钦若等编修，成书于大中祥府六年（1013年）。书名为宋真宗赵恒诏题，“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书名之意，即指此书可作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该书历八年而成，取材十分严格，均以正史为主（间及经书、子书），小说、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体例以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31部，1104门。门有小序，述其宗旨。
由于该书征引繁复，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朝、五代实录史料极其丰富，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也有校勘价值。其中收集了大量的《旧唐书》史料，由于《旧唐书》失佚已久，要复原此书，必须大量引用《册府元龟》。
《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它系统记载、总结论述了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专著。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编纂。
全书共62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成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明代的210位学者。“明儒”是指明朝的读书人，“学案”的“学”指学术、流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
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以及各家治学宗旨分类，共列祟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泰州、扩泉、诸儒、东林、蕺山17个学案。
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
《明儒学案》中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只在《泰州学案》叙论中提到，未免存有偏见。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东晋人常璩在东晋永和四年（348年）到永和十年（354年）所著，它记载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等诸多情况，是古代地方性史地书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向来为人称道。
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东南）人，曾在十六国中的成汉政权担任散骑常侍，掌管文书。东晋大将军桓温灭成汉后，常璩被桓温任命为参军，后随桓温一起到了建康。
常璩之所以写下《华阳国志》，一方面是因为心怀故土；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蜀地文化。在编撰体系上，《华阳国志》自成体系，它把东晋初年以前的梁、益、宁三州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及近、由广而微地编撰成一书，是一部地方史的杰作。
《华阳国志》对西南30多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的名称、分布进行了详细记述，特别是对一些部落的历史、传说、风俗、与汉族皇朝关系的记载，为研究民族的起源、迁徙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伽蓝”为梵文音译“僧伽蓝摩”的简称，即寺庙。作者是东魏杨衙之，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人。
和尚做佛事图
洛阳曾是北魏都城，当时有千余寺庙。北魏灭亡后，该城日渐破败，寺庙也都毁败不堪。杨衙之亲睹洛阳城佛寺兴衰，感慨系之，乃撰此记。
本书所记只有43寺。书中以兴废沿革为纲，然后按远近次序，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1卷。其体例为先写立寺人、寺庙防卫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事件、传说、逸闻等，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也保存了许多洛阳地区的掌故、风土人情和中外交流诸事，此外，其文笔生动优美，“秩丽秀逸，烦而不厌”，兼用骈俪，风格与《世说新语》相似，亦是上品文章，为我国早期地区专业志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