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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白驹过隙。距上次出版专著《中国先机》，转眼过去了六年多。其间，个人职业生涯曾经到达过新顶点：准确预言了2011~2012年主权债务危机冲击的开头与结尾，带领的团队因此获得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殊荣、一位同事因此荣获“五四青年奖章”；2014年底2015年初，再次成功预见当前资本流动冲击“故事”的开头；连续六次作为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新闻发布会……不久前，刚刚实现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自2015年7月起正式离职，加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任高级研究员，全职做研究。以前认为，那份工作是我一辈子的事业，现在发现，研究才是我的全部，事业仍可以继续。
如果说自己的研究还有些特色的话，那就是比懂理论的人稍懂点政策、比懂政策的人稍懂点理论，比懂金融的人稍懂点统计，比懂统计的人稍懂点金融。有人开玩笑说，过去我是学者型官员，现在我是官员型学者。这或许正是我现在的一种状态，一只眼看政府、一只眼看市场，想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只眼”。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后，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透彻，立场也更加超脱、观点也更加平衡。
专职做研究以后，思考和创作的时间更多了。尤其是离职后不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又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建议我就汇率问题出一本专集，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构思和问世。这本书主要收集了2011年以来我的工作论文或少量工作报告，其中大部分是离职后创作的。现在汇集起来，有些数据和内容做了更新，也算是立此存照吧。这里，主要与大家分享二十多年来做研究与宣传工作的一些心得，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
“一”就是“一个中心”，即围绕政府和社会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不求系统全面、学术规范，坚持问题导向、观点鲜明。就一个热点或焦点问题，大家关心什么，我们就写什么，不关心的就不写或者少写；行文上，标题、领句就是核心观点，突出文章精髓，引导和便于读者阅读。
第一个“四”就是“四有”，即“有数据、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数据和情况是研究工作的立足之本。一方面，做研究不能只讲故事、讲个案，而必须要有扎实的数据支持，以支持总体判断；另一方面，做研究不能只有干巴巴的数据，还应该有鲜活的情况，以使得报告更加丰满。分析和判断则是研究工作的更高境界：不能满足于用数据解释数据，简单地图表文字化，这只是初级的研究、基础的工作；高质量的研究，应该在对海量数据和信息加工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东西；考虑到读者不一定都是专业人士，最好要带着问题来研究，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或是“怎么了、怎么看、怎么办”。
第二个“四”就是“四新”，即“新观点、新方法、新角度、新论据”。现在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唯有新意多多的报告，才能令读者耳目一新，才能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观点。为此，要突出创新意识，创新点越多，研究报告的价值就越大。同时，把研究当作创作，就会有新鲜感、挑战性，就会激发自己的研究热情，变消极工作为快乐工作，把研究当作一种享受。
首先，任何政策选择都有机会成本，即意味着选择这一政策，就放弃了其他政策选择带来的好处。所以，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让各方面都满意，任何政策都可能受到批评。
其次，对政策的利弊分析，不能以为自己就绝对正确，因为对方都可能拥有另一方不知道的信息，兼听则明。
再次，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上升。即使某个政策选择有副作用，但起初边际收益可能大于成本，不一定就是坏的选择。然而，利弊会动态发展演变的，对于政府来讲，也不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要跟踪评估、适时调整。
最后，建议者是不用承担后果的，而决策者做出任何选择都必须担起责任，二者面临的压力大不相同。况且，政府部门都不是孤立或者独立的，许多政策不可能仅从本部门考虑或者由本部门做主，市场需要体谅它们的难处。
只有多一些谅解和宽容，公共政策研究才可能会有理性的讨论，才会多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所谓“五要五不要”，就是：要说知道的，不要说不知道的；要说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要说能说的，不要说不能说的；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要说对话，不要说错话。
“要说知道的，不要说不知道的”，就是应该根据本部门职责发表意见，不要说其他部门的事情，或者说本部门决定不了的事情。
“要说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就是应该说符合自己身份的话，不要说不符合身份的话；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围绕本部门的中心工作发表言论，不要背离中央精神和本部门工作。有些官员以为以个人身份发表看法，言辞有时就不太顾忌，这实际上经常会犯大忌。
“要说能说的，不要说不能说的”，就是要注意内外有别，不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些敏感事项或者数据被媒体意外曝光，给本部门甚至国家的工作带来不便，往往主要原因不在记者，而在于当事官员嘴没有把门。
“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就是要注意自身市场信誉，哪怕不说，也不能用假话唬人。一旦市场发现你说过一次假话，那么，你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挽回自己甚至是政府的市场信誉。
“要说对话，不要说错话”，就是要注意专业性，避免犯错误尤其是一些低级的错误，让市场看轻你。当然，这点很考验个人的业务能力。也许当事人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实际可能是错的。
为帮助大家更好体会这些要领，我在本书特别附上了参加六次新闻发布会和一次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的发言文字实录作为参考。
本书共分七章，从基本概念和原理入手，涉及对国际收支数据的解读、对“8·11”新汇改的评价和预判、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前瞻，以及对资本流动冲击风险的监测预警等。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外汇“旧常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不接受，我国外汇市场也进入了多重均衡状态，在给定贸易继续大额顺差、人民币延续高息货币的基本情况下，跨境资本既可能流入又可能流出，人民币汇率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也正逐步成为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常态，是我们必须穿越的从单边到双边市场的拐点。
外汇问题看似神秘，但“内圣外王”，所有外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国内问题，解决之道都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从短期看，经济稳才能货币稳，为了稳定汇率而牺牲国内利益，是本末倒置；从中长期看，经济强支持货币强，只要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前景有信心，面对短期市场波动就无须惊慌失措。解决外汇储备多和少的问题，也应该放在对外平衡服从对内平衡的角度统筹考虑，不能就外汇谈外汇。
第二，尽管近年来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提高，但人民币资产终究是风险资产而非避险资产。外部冲击有可能触发国内资本外流。如果外部冲击与内部冲击叠加，则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资本流出。如果基本面原因与贬值预期叠加，则资本外流压力可能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流动冲击尽管不能准确预测，却是可以预警的。
第三，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关键也在于练好内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要国内有一个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以及一个灵活的利率和汇率价格体系，就能较好地吸收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只要国内经济保持健康运行，最后跨境资本流动就会回归经济基本面。
第四，要用市场化的意识和方式应对市场状况。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规律只会迟到却不会缺席，违背规律迟早会付出代价。汇率浮动负责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价格调节 ，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负责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数量出清，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违背。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已经进入多重均衡状态，市场既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必须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有备无患。哪怕是对于一些小概率的坏的情形，也应该提前有所准备，避免事到临头、进退失措。
由于个人学识有限，驾驭宏大问题的水平和能力不足，谬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管涛
201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