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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发布的《2012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非银行部门跨境人民币收入与支出之比为0.99:1，收支相抵后略有净流出，其中经常账户人民币净流出、资本项目人民币净流入各400多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的循环模式，与历史上英美日等国本币国际化初期从资本项下输出、经常账户回流本币的模式大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统计含义上，更体现在政策含义上。
在2010年和2011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初期，人民币快速走出国门，每年非银行部门跨境人民币大规模净流出，替代了当期购汇，加剧了外汇储备增长压力。2012年，由于经常账户净流出、资本项目净流入，二者相抵后，跨境人民币收支基本平衡。看似跨境人民币业务对国际收支平衡影响缓解，但其实不能掉以轻心。
从国际收支概念上讲，当期只要有人民币流出，就必然有等额的人民币回流，否则国际收支就无法平衡。按照权责发生制，即使人民币沉淀境外，也会形成境内对境外的本币负债增加。2010~2011年跨境人民币呈现大量净流出（主要是货物贸易进口支付人民币），是因为其回流主要通过银行中介进行，如通过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或境内代理行，以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形式转存境内，通过境外同业或联行拆入人民币，通过三类境外银行进入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等。这并不反映为非银行部门交易，但在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时，记录为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负债项下的资本流入，与经常账户流出相对应。最终，当期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部门的全口径的跨境人民币收支实现了基本平衡。
2012年跨境人民币收支平衡反映了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新进展。随着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逐渐由经常账户扩大为资本项目交易，人民币越来越多地从外来直接投资、境内机构境外人民币发债和境外人民币借贷等资本项目渠道回流。这部分交易反映为非银行部门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回流，基本消化了经常账户项下的人民币输出，非银行部门的跨境人民币收支实现了自我平衡。除前述银行部门的回流渠道继续发挥作用外，2012年还新增添了一条合格的境外投资者（RQFII）回流渠道，记录在银行部门项下
。因为非银行部门跨境人民币收支已基本平衡，新开辟的人民币回流渠道，则意味着在银行部门内部进行对外人民币资产负债的增量和存量调整。
从历史上看，美、英、日等国本币国际化初期，其模式都是以对外投资、借贷（如美国马歇尔计划、日本的黑字还流计划）等形式从资本项目流出，以出口收款等方式从经常账户回流。而跨境人民币以进口支付方式从经常账户流出，以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借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形式从资本项目回流。两种模式均萌发于本国贸易顺差规模较大时期，也都实现了本币的跨境收支平衡。但是，前者顺应了货物贸易顺差对应资本账户逆差平衡国际收支的一般模式，而后者却对国际收支有不同的影响。
由下面三步，可推理出后一种本币国际循环模式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第一步，假定货物贸易收支平衡，进口付本币、出口收本币。这种情形下，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账户和资本项目收支都是平衡的（如果从进口付汇到出口收汇之间在境外没有迟滞，甚至资本项目都没有任何交易），外汇储备没有变动。第二步，假定货物贸易收支平衡，进口付本币、出口收外币，境外获得本币后作为投资回流，境内收取外币后卖给央行再以外汇储备资产形式在境外运用。这种情形下，经常账户收支平衡，资本项目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第三步，假定货物贸易收支顺差，则上一步演变成为经常账户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资产增加。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德国极力抵制本币国际化，正是由于担心非居民持有日元、马克资产越多，本国对非居民负债越多，也就意味着资本流入越多，进而产生更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德国当年一度采取负利率政策，对非居民马克存款倒收息。
现阶段跨境人民币从经常账户输出、资本项目回流的循环模式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初始阶段，如果没有先期人民币的大量输出，就不会有后来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大发展。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激发了海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顺势而为，推动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迅速从计价、结算走向投资、储藏，有助于跨境人民币业务从无到有地快速起步，为人民币在未来国际金融新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创造条件。如果未来海外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足够大，那么，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利益更加攸关，从而可能为中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更大的空间。一方面，从过去以转存境内为主的形式被动回流人民币，发展到今天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多渠道回流本身也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此做好经常账户逆差加速到来的准备。正是因为各国不断积累美元储备，美国国际收支逐渐从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转为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并产生了特里芬难题，美元危机频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才终告瓦解。
首先，区分居民和非居民是国际收支统计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只有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才会构成国际经济交易。例如，国内企业收入了外汇，存到境内银行，这是属于居民和居民之间的交易，在国际收支账户上没有反映。而假如银行拿了外汇存款以后，到境外去用，就记录为银行部门的对外投资，一般反映在其他投资项下或者证券投资项下的资产运用。
其次，国际收支统计“认人不认钱”，只要是居民与非居民的交易，不管是外币做计价结算的货币，还是本币做计价结算的货币，国际收支都有统计
。因此，本币形式的资本流入也是资本流入，也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影响外汇储备的变化。这不仅有统计含义，也有政策含义。即只要是从境外借入或投入的资金，即便是人民币资金（如人民币外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也属于资本流入，会扩大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反之，则是资本流出，也会加大国际收支逆差、减少外汇储备。
再次，当人民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时，它就等同于外汇。对于已经开放的资本交易，允许以本币形式流入，只是将结汇地点由境内转向境外，不会影响资本流入的总量。但是，当对外币形式的资本流入有所控制，增加本币形式的资本流入，政策含义却不尽相同。如从国际收支角度看，RQFII与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均属于证券投资项下的资本流入，增加RQFII额度就等于增加QFII额度，只是QFII项下是外汇进入内地后转换成人民币再投资股票、债券，RQFII项下则是在境外结汇后再进入内地投资。同理，人民币外债与外币外债也是等价的，但人民币外债绕开了外债规模控制和结汇限制。
最后，由于境内外市场的监管规则不同，境内外资金不能充分融通，导致境内外价格经常出现差异，进而可能诱发利用跨境关联交易进行跨市场和监管政策的套利活动，削弱境内金融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如2012年年底，有些境内企业就利用境外CNH价格相对境内CNY大幅溢价的机会，大量增加对境外人民币支付，实际在境外通过关联公司购汇支付进口款项，套取境内外汇差。这在政策上符合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规定，在微观上也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只是在宏观上减少了境内购汇，扩大了境内外汇市场供求缺口，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一是从大平衡角度统筹本外币业务发展。无论是QFII还是RQFII，外汇外债还是人民币外债，都是资本项下的流入，最终都将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调控效果。经常项下输出、资本项目回流本币的跨境流动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收支失衡的隐患。因此，不能就人民币谈人民币，而要从国际收支角度评估跨境人民币流动的影响，谋划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方向。
二是从有效性角度形成本外币监管合力。最短的木板决定了木桶的存水量，一旦对涉外经济活动的管理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可能造成“管涌”。为避免监管政策套利，相关部门应该加强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形成监管合力。监管协调并非一味趋严，而应寻找新的平衡点。总体上，本币管理稍收一点、外币管理稍放一些。
三是从促平衡角度鼓励资本项下本币输出。现阶段应借鉴相关国家历史经验，既可鼓励以人民币形式对资本短缺国家提供借贷和投资，也可尝试以人民币计价，海外向我国融资后再换成外汇汇出。同时，还要多开辟经常账户人民币回流的渠道，兼顾促平衡与国际化两个目标，以此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