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宽容”

历史几乎都是多种事件和现象并行发展的，但却不是所有事件排成一行同时并进。事件的发生有先有后，其发展不但不会齐头并进，反而会先后不一，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叙述复杂曲折的主要原因。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一点而只叙述他认为重要的事，历史也许变得更易理解，但却成为应试用的教科书。

叙述历史就像制作珍珠项链。如果只想用颜色一致、光泽又好的大珍珠来做，那么颗粒稍小但颜色光泽俱为绝品的珍珠就派不上用场。可这些珍珠具有价值，不能舍弃。平庸的匠人大概会用这些珍珠做成戒指之类的物件，而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则会在珍珠周围镶上极小的钻石或宝石，做成的首饰比单使用珍珠更富变化感，且不会损害珍珠的美感和价值。

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地中海历史上的小粒珍珠。它们不具备左右以后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力量，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双方都一直把它视为异端的缘故。

古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一句名言：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恶劣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善意。”

这是真理。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事例，简直是毋庸赘言。但反过来表述这个真理，难道不也正确吗？

“不论以后成为多么美好的事例，开始时的原始动机都基于恶意（即使不那么恶劣也并不值得赞赏）。”

公元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伊斯兰统治的负责人、常驻巴勒莫的“酋长”并没有在西西里构筑新天地的高尚想法。他只是企图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

以往巴勒莫的“酋长”必须遵从被北非伊斯兰教徒奉为圣都的凯鲁万“酋长”的命令。可是，凯鲁万与东方的巴格达不同，随着宗教色彩的愈发浓烈，被任命为“酋长”前来巴勒莫上任的人也有了变化。派来的当然都是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与其说这些“酋长”是行政官，不如说一任接一任都是伊斯兰的法学家和导师（伊玛目）。其结果是身在突尼斯的“酋长”却给巴勒莫“酋长”下达命令。

这就使巴勒莫的“酋长”心生厌恶。站在他的立场上，理由并非不可理解。第一，持续了50年之久的征服西西里行动，只有开始时是依靠突尼斯所派兵力进行的，后来的军事行动都是定居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所为。

第二，这些人虽然多为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已经厌倦了北非经常爆发的柏柏尔人、摩尔人等新伊斯兰教徒的反叛。北非不稳定因素很复杂，不光是“原”与“新”的差异，也不仅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还有宗派之间的抗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这一时代已经极为炽烈。

第三，他们似乎受到了西班牙伊斯兰教徒统治方法的启发，这一点可以想象得到。不管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者是叫“埃米尔”，还是叫“哈里发”，他们与北非同辈的关系都相当淡薄。

第四，西西里虽是岛屿，但其面积足可匹敌突尼斯“酋长”统治的地域。如果不用地理面积而用生产力做尺度衡量，可以说西西里还在北非之上。

古罗马时代，虽然西西里也一直向本土出口农产品，但重要程度却远不及同时代的突尼斯。在古代，说起非洲几乎就是指突尼斯。那个时代的突尼斯，有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农业和商业，特别是有从非洲内地运来的黄金，使其具有足够的价值，从而被视为北非要地。

可是，北非在帝国末期被北方蛮族汪达尔人征服，后来又遭受拜占庭帝国的连连恶政，到了公元7世纪归入了伊斯兰统治之下。罗马式思维已死，被誉为帝国粮仓、繁盛的农业已死。居民没有活路，遂使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化为海盗的巢穴。

而这个时期的西西里躲过了北方蛮族的袭击，没有成为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战争的舞台，所受拜占庭帝国恶政的影响也小于其他地方，走过了一个比较安泰的时代。当然，大部分居民也一直是基督教徒。与改信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等共生共存的北非不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征服西西里以后，他们所要统治的是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古风的基督教徒，统治方法有所改变亦属自然。

常驻巴勒莫的“酋长”不知玩弄了何种计谋，巴勒莫的“酋长”不再由凯鲁万和突尼斯的“酋长”任命，而改由巴格达的哈里发直接任命了。从突尼斯到巴勒莫只有一两天船程，而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传到巴勒莫的时间无法与之相比。上司所在越远，受命行动之人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巴勒莫的“酋长”似曾一度僭称“哈里发”，他对西西里的统治已经具备了更加西西里化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教徒对西西里的征服，从公元827年开始到878年叙拉古陷落结束，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当然，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并没有等待叙拉古的陷落，而是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叙拉古陷落之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条统治路线就是伊斯兰方面自画自赞的“伊斯兰的宽容”，并在西西里取得了成功。

首先，一神教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一神教的伊斯兰教把另外一个一神教基督教徒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西西里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殉教者。就是说，没有人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为基督教殉教。但也不是整个西西里的基督教徒都改信了伊斯兰教。

其次，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当同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叙拉古遭到了进攻，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却几乎无人赶来参加保卫战。保卫战持续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如果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爆发反伊斯兰起义也不足为怪。趁统治者把兵力投入到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举行起义，是被统治者的常用方法。然而，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过起义。

叙拉古是过去拜占庭帝国恶政的象征，不愿意为救援叙拉古而卖命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使叙拉古防卫成功，整个西西里也不会立即回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西西里全岛几乎都已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当时的叙拉古也只是一座孤城。即使在9个月的保卫战期间发生了起义，大概也不过是对伊斯兰统治的反弹，而不是要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这一连9个月，叙拉古以外的西西里基督教徒们都是老老实实的。

最后，西西里屈服于伊斯兰统治之后，来自于此的袭击“鲁米”（直译为“罗马人”，意译为“基督教徒”）之地的海盗行动几乎绝迹。实际上，“鲁米”也已从这时起，开始区别使用“撒拉森人”和“阿拉伯人”的称呼。“撒拉森人”指居住在北非且以海盗为业的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则指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

西西里在归入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以后，甚至享受到了不优于却也不亚于古罗马的繁荣。这也是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方法之所赐。那么，这种统治方法的支柱“伊斯兰的宽容”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在现代，正像“伊斯兰各国”的说法那样，伊斯兰教徒也分国别。非伊斯兰教徒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原本不存在国家这个概念，只有涵盖所有伊斯兰教信徒的“伊斯兰之家”的概念。

可是，没有国家概念会有一件麻烦事——无法征税。税收是国家为代行国民个人无法办到的事情所需要的费用。国家的意义不存在了，税收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而在伊斯兰国家，无法征收始于古希腊城邦、完成于罗马帝国又延续至现代的“国税”。

这种情况在实际层面上使人非常困惑。纵使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仍然是一种居民共同体。

《古兰经》也承认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有可能征“税”。这就是向伊斯兰教徒征收的唯一税种，名为“扎卡特”（zakat），其意义却不同于希腊、罗马式的税。“扎卡特”直译的意思是“富人为净化见穷人饿死而不救助所感到的悔恨之情”而解囊。因而，“扎卡特”不是被课而缴，而是一种自发捐赠的行为，这与基督教世界的慈善相同。与基督教世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不通过国家相似，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以援助贫穷伊斯兰教徒为目的的慈善事业团体，捐赠也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的。现代基督教国家认为钱款从这些团体流向了恐怖分子，但即使向贫困伊斯兰教徒提供援助的团体与恐怖集团有牵连，在逻辑上也无法指摘。

我们先不谈这一问题，且把话题拉回到中世纪前期的伊斯兰世界。“扎卡特”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以“净化悔恨之情”为目的的自发行为，就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设定税率。可是，如果钱款进项不确定，就不可能制定救济贫民的福利政策，也不可能使之组织化。此外，穆罕默德还认可另一种税收。

这是一种向战败者即被统治者课征的税收。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税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忠实实施。但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近东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大部分都改信了伊斯兰教，没有改教的多为犹太教徒。这种税在东方专以犹太人为对象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税种在征服者伊斯兰教徒的保护之下征收，犹太人要在伊斯兰世界里坚守自己信奉的宗教并生存下去，就要拿出收益、收入的一半。按伊斯兰的说法，这是非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之家”中得以“容忍”的“代价”。也许有人认为50%的高税率实在没有人性，但在中世纪前期这个时代，却未必可以这样说。

罗马帝国也有向被统治者征收的行省税，税率是10%。但是在中世纪，自耕农要向封建领主和同样是大地主的修道院支付税金，尽管因土地所有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超过50%。这是因为古代的税制“广而浅”，到了中世纪演变为“窄而深”，也是因为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为首的免税对象变得越发庞大，社会上不纳税人数多于纳税的人数。

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看来，这个50%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中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伊斯兰教中只要纳税就认可“异教徒”的存在，基督教中却不行。在基督教世界里，连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都不认可，遑论“异教徒”。

在西西里，征服当初，大概是圣战狂热过了火，对失败者的处置过于残酷，对被征服者的这种税收也实施得极为严格。所以，在首先被伊斯兰征服的以巴勒莫为中心的西西里西部，起义时有发生，也有大批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如果改信伊斯兰教，不但可以免重税，也不会再有被当作奴隶卖到北非的危险。

我因此想象，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统治者后应该有以下的考虑：

第一，既然要淡化与北非的关系，朝独立的方向迈进，最好不要发生被统治者的起义和暴动，避免给北非以派兵的口实。

第二，如果西西里只有伊斯兰教徒，那么面向非伊斯兰的这种税就征收不到。净化对穷人悔恨之情的“扎卡特”即使收进来，也不能挪作行政和军事费用。

可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找到了非常现实的统治方法。

首先，决定不奖励被征服者西西里人改信伊斯兰教，相反鼓励他们不改宗教。

当然，要向这些人征税来作为“容忍”他们存在的代价。通过把地租税和人头税分开的方法，做到实质上减税。

地租税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拉吉”（kharaj），税率是耕地收入的10%另加课于动产家畜头数的2.5%。对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似乎也征收这种税。

人头税只向居住在西西里的基督教徒征收。人头税，在阿拉伯语中叫“吉齐亚”（jizya）。人头税的征收对象也并非全体基督教徒。妇女、儿童、身体残疾者、乞丐、奴隶免交此税，其课税对象仅限于成年男子。

人头税不是等额征收，而是按财力分上中下三等，各等级所缴纳银币数目不同。下面记录的是以“迪拉姆”（dirham）银币为单位的一年纳税数目：

上等：48枚

中等：24枚

下等：12枚

迪拉姆银币由3克白银铸造而成，搞清它在中世纪的价值非常困难。当时的白银绝对要比21世纪的今天贵重。正因如此，撒拉森海盗才更要袭击修道院和教堂，基督教的弥撒及其他祭典所使用的圣器几乎全是白银制成。

由于这样的情形，想要知道1 000年前银币的货币价值近乎不可能。如果只是想大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假定如下。假定在2008年11月这个时间段，1克白银为0.5欧元弱，1欧元合125日元，那么：

上等：144克白银=72欧元=9 000日元

中等：72克白银=36欧元=4 500日元

下等：36克白银=18欧元=2 250日元

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只会说这太“便宜”了。但在那个时代，价值说不定10倍、20倍于此。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不人性的。这是基督教徒为了在伊斯兰统治下也能坚守信仰生活下去的“代价”。对伊斯兰方面来说则是“容忍补偿金”。

阿拉伯人称此为“兹因玛”（dhimma），是“保护”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本意是“容忍”，只说“保护”是相当虚伪的说法。在罗马那样的多神教世界可以直接称为“保护费”，但在一神教世界，“保护”的意思也成了“容忍”。但如果想到同时代基督教世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存在，而在这里付钱即可，也许这种“伊斯兰的宽容”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要问基督教徒支付了“容忍补偿金”，其境遇是否就会与伊斯兰教徒一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基督教徒的人身安全、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承认，财产也受到保护，但他们必须忍受几个方面的不自由。他们终究只是“二等公民”。

严格禁止向伊斯兰教徒说教基督教教义。

禁止新建教堂。

禁止在基督教节日上街游行，教堂不得鸣钟。

禁止携带武器行走。在家可饮葡萄酒，但禁止在人前饮用。

基督教徒必须在家门上打上某种“标记”，今天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些标记的内容。

严禁与伊斯兰教徒通婚。

在路上遇到伊斯兰教徒时必须避到路边让路。

这些禁令即使不从近现代尊重人权的理念来看也是非人道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使人感到屈辱得不堪忍受。暂且不说很早就被征服、据传已有300多座清真寺的巴勒莫，就连征服行动前半期归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据说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基督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在西西里东部，墨西拿、卡塔尼亚、叙拉古这些古希腊时就有的城市较为集中，这里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未改教。可以想象，在周围尽是二等公民的社会中，这些禁令也不会带来多少不适。不是吗？路上与伊斯兰教徒邂逅的概率几近于零。非但如此，受伊斯兰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反而多占了便宜。

伊斯兰·西西里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农业形态从大规模农庄转为了中小规模的自耕农。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农业一直是主要产业。罗马时代的西西里有着大规模的农庄。农庄的合理运营是西西里成为罗马帝国粮仓的主要原因。进入中世纪以后，在生产效率方面有所下降。尽管没有受到北方蛮族的侵略，也没有受到蛮族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战争的危害，西西里的农业还是衰落了。

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广泛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这一制度避免了耕地的分割，但却使农庄经营僵化。世袭而代代重叠，使经营者极其自然地成了守业者。想要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准，只要继续生产以前所生产的产品即可。在西西里，自古以来的主要产品就是小麦。

阿拉伯人成为西西里新统治者以后，似乎强制推行了伊斯兰阿拉伯式的继承法，其理由不得而知。这是一种把继承权传给所有儿子而不仅是长子的继承制度。

大农庄制度因此骤然崩溃，中小自耕农变成了西西里农业的主人公。在早期纳入伊斯兰统治的西西里西部，农田因农庄主及其家人被杀而成为无主土地，很多阿拉伯人便把这些农田据为己有。这个继承法看来也适用于这些伊斯兰教徒。所以在西西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并无区别，一同进入中小自耕农时代。这带来了诸多好处。

第一，农庄主本人开始直接参与农庄运营，可以关注到细节。

第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了自由竞争的环境。

第三，阿拉伯人农庄主带头从东方引种了许多新品种。

第四，这无疑也是阿拉伯人积极主动所为——西西里引入了东方的灌溉方法，中世纪东方在这方面绝对先进。

第五，农业要繁荣，必须保证下面几个条件：安全与和平得到维持、流通与市场的网络功能正常。

由于以前袭击掠夺的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从事农业和贸易，安全与和平便以极其自然的形式得到了保障。

流通与市场网络方面也不成问题。北非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已经伊斯兰化。西西里拥有这样的广阔市场，还有乘着南风或东南风几天即可到达的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不久以后，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也会加入这股基督教势力。

被伊斯兰统治后的西西里既不用担心海盗登陆，也不用担心在海上遭到撒拉森海盗船袭击。西西里的船已成为伊斯兰船。如果袭击西西里船，撒拉森人就不再是自诩圣战一翼的“官方认可的海盗”（corsair），而是纯粹的“海盗”（pirate）。在伊斯兰的法律中，对这种罪犯的处罚也相当严厉。

在伊斯兰阿拉伯时代，巴勒莫已明显成为西西里的中心。10世纪造访巴勒莫的阿拉伯人旅行家留下了以下叙述。

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位于大海之滨，面积大于阿尔福斯塔特（现开罗旧城区）。城市根据功能分为几个地区。由于使用瓦和石灰，很多建筑物的颜色红白相间。城里有水路，各处的喷泉喷着水花。城内还有宽阔的运河，名为瓦底·阿巴斯河（Wadi Abbas，现奥莱托河），水车数量很多。由于水源丰沛，这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城市有很多清真寺。市场位于郊外，除星期五外连日开放。市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商业区。这一切使得全城充满活力。城墙环绕着城市，有四个城门可以进出，出城后的道路通往西西里全岛。

——阿尔·穆卡达西（AlMuqaddasi）

同一时期遍游西西里的地理学家也留下了以下叙述。

整个西西里岛因其美丽富饶被誉为地中海的珍珠，的确名副其实。西西里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举世无双，为不同的统治者所钟爱。

现在的西西里，旅行者来自各国，贸易商人云集，他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西西里的重要性和它的美丽，羡慕与岛上居民进行贸易的收益。西西里的这些利处，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吸引力。

西西里历史所拥有的魅力，会给亲眼见过她的人留下难忘的回忆。昔日辉煌的遗迹，不同的时代统治者留下的业绩都遗留至今。如今西西里的统治者，只要想到自己是这些古老统治者的继承人，心里一定会感到自豪。

——伊本·豪卡特（Ibn Hawqat）

这位伊斯兰教徒似乎与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的精英不同，对希腊和罗马的异教文明并不排斥。

阿拉伯人不仅在西西里的首都巴勒莫建设了贸易中心，还从厌恶拜占庭帝国的禁锢而逃到波斯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并移植了所有他们知道的哲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已不顾圣战大义，停止了袭击掠夺基督教徒。他们决定在西西里生产，并将其作为生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全部移植过来。他们已把西西里当作了自己的家，所以非常热心地要使家里舒适。

他们最热心的是移植农作物。我在这里制作了一份一览表。看了这份表，人们大概可以理解后世欧洲人在《你可知晓那遥远的南国》 的歌中所讴歌的西西里其实是阿拉伯人所创造的。在一览表中，除了农作物以外，我还加进了一些语源为阿拉伯语的一些词汇。大家一定能通过这些了解到，伊斯兰阿拉伯的影响决不限于9世纪至11世纪伊斯兰统治时代的西西里，后代也受到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阿拉伯数字。这是基督教世界引进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礼物。阿拉伯人在印度学会了这种类型的数字，并带到了地中海世界的西方。这种数字现在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所使用。

1—Ⅰ

2—Ⅱ

3—Ⅲ

4—Ⅳ

5—Ⅴ

6—Ⅵ

7—Ⅶ

8—Ⅷ

9—Ⅸ

10—Ⅹ

50—L

100—C

500—D

1000—M

这就是9世纪到11世纪的西西里，它不是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航母，而是地中海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出入西西里港口的不再是海盗船，而是商船。在西西里安定下来的伊斯兰教徒已不再是海盗。事实上，在西西里，甚至在巴勒莫都没有被称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而这种收容所必定存在于同时代的北非主要港口。把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廉价劳动力也是冒着遭到迎头痛击或海难死亡的风险绑架而来，如果有别的生路这事就不划算。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找到了“别的生路”。

中世纪也有奴隶。与古代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基督教徒不能把基督教徒作为奴隶，但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伊斯兰教徒不能把伊斯兰教徒作为奴隶，但可把基督教徒和其他异教徒作为奴隶。信奉任何宗教都不能把人作为奴隶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回溯到1 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西西里并不存在名为“浴场”的奴隶收容所，尽管这时西西里已经属于伊斯兰世界。这件事值得特书一笔。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和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经常遭到基督教世界的责难，原因是这些国家与西西里有贸易关系，并将这种贸易关系优先于参加罗马教皇呼吁的对伊斯兰战争。但是，伊斯兰统治下的西西里并不从事海盗业。

他们在一旁冷眼看着伊斯兰圈内的北非依然继续着海盗业，自己却没有同流合污。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勇敢地反抗袭击他们国家、绑架他们同胞、阻拦他们商船的海盗。不，可以说，出于防御海盗的需要，这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具备海军力量的海洋国家了。

地中海的奇迹

阿拉伯人在西西里的统治持续了200年。公元1072年，西西里被诺曼人征服。

诺曼人征服了英吉利以后在11世纪处在活跃时期。诺曼人从法兰西西北部的诺曼底到英吉利相距很近，但到南欧西西里的距离却很远，新统治者诺曼骑士的数量很少，这是西西里的幸运之处。人少使他们变得现实。虽然被同属基督教的诺曼王朝统治，西西里却没有多大改变，纠正的只是坏的一面。

新统治者也是基督教徒，以前200年间西西里的基督教徒所忍受的“二等公民”的处境自然不复存在了。

不需要再缴纳只向基督教徒征收的“吉齐亚”人头税了。

建造新教堂、在基督教的节日里上街游行、在钟楼上连续敲钟，这些都可以不必顾虑而堂堂正正地去做了。

诺曼人统治者并未让已沦为被统治者的西西里伊斯兰教徒沦为“二等公民”，只是把巴勒莫的主要清真寺恢复为教堂。清真寺本来就是用基督教教堂改建成的，这不过是与字面一致的“恢复”。其他的清真寺则都保留下来。保留清真寺意味着认可伊斯兰教徒可以不加改变而生存下去。人头税具有“容忍异教徒存在”的意味，但也未向伊斯兰教徒征收。诺曼的统治者反倒积极利用这些伊斯兰教徒。

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可用“勉勉强强”形容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共存社会，这时以更接近理想的形式实现了。

西西里东部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全部生存下来，叙拉古是其象征性的城市。蒙雷阿莱则是进入诺曼时代以后仍有众多阿拉伯人居住的西西里西部城市。造访过叙拉古的图奥莫和蒙雷阿莱的大教堂的人，一定会表示首肯。

图奥莫是叙拉古的大教堂，恢复成基督教教堂之后完全看不到阿拉伯的色彩。这里在作为教堂之前是古代神殿。这段历史至今仍旧给人以压倒性的冲击感。叙拉古让人感到，不论是作为基督教的地盘，还是屈服于伊斯兰，它都背负着古希腊一路走来。

而在巴勒莫近郊蒙雷阿莱的大教堂，不论从正面看去基督的镶嵌画有多么巨大，没有人感受不到教堂整体装饰所体现的浓厚阿拉伯色彩。著名的回廊完全是阿拉伯式的。这是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全面配合诺曼国王建设其所教堂的结果。

这两个教堂是我在全部意大利教堂建筑中最喜欢的五处中的两处。叙拉古的图奥莫就像古希腊的雕像，没有丝毫冗余，全体飘荡在静谧之中。只有最小限度的物件，却让人感受到其丰富无比。第一次造访这里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希望想要一个具有这种感觉的书斋。

相反，蒙雷阿莱的大教堂则投入了所有的色彩，而这一切却能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罕见的美感世界的榜样。尽管因为过于愉悦，使得精神难以集中而不适合于做书斋，但它却最适合于做工作结束后休憩的起居室。

让你二者挑一，你一定会感到纠结。因为如果说前者是镶有粲然生辉的一颗大钻石的戒指，那么后者就是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珍珠等搭配绝妙、做工考究的项链。要是我，大概会深深地叹一口气回答：“两个我都要！”

有一个重要的中世纪建筑式样在研究家中被称为“西西里阿拉伯式样”，但按照这个式样建造的建筑物却不局限于西西里。诺曼王朝的统治曾经达及意大利南部，所以在拿波里以南至今尚有众多遗存。让19世纪北欧旅行者为之倾倒的“那遥远的南国”，不光是毫不吝啬地洒向南国的阳光、地中海湛蓝无垠的大海、芬芳的柠檬和橙子。意大利语中称为“sicuro arabo”（安全的阿拉伯）的“西西里阿拉伯式样”的房屋和别墅，在北欧人的眼中也都颇具异国情趣。甚至可以说，如果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没有了阿拉伯色彩，对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这里也就不会再是他们所憧憬的地方了。

十字军仅重要的远征就有8次，其中仅有一次，有人未杀一个伊斯兰教徒就拿下了圣地耶路撒冷。这个人就是腓特烈二世，他是诺曼王朝的一位国王，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带有诺曼和德意志的血统，生长在西西里。文明史家布克哈特评价说，他是打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界限的人物。但如果没有前面叙述的西西里，就不会有腓特烈这位考虑并通过与伊斯兰领袖的和平谈判征服耶路撒冷的人。顺便提一下，中世纪后期在地中海世界发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种也是在他统治时代的巴勒莫点燃的。

在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实现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共存状态，在西西里回到基督教世界后依然持续着。

“伊斯兰阿拉伯统治”：公元827年—1072年

“诺曼—霍亨斯陶芬统治”：公元1072年—1266年

如此，这种情形至少延续了400年。

德意志系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被得到罗马教皇支持的法兰西系安茹王族取代之后，这个时期打上了休止符。这位法兰西人的统治因西西里民众大起义而遭受挫折。这次起义因朱塞佩·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西西里晚祷》而闻名于世。然而，取代被赶走的法兰西人进驻西西里的是西班牙系的阿拉贡王族。

法兰西人比意大利人受到基督教化的地方更多。西班牙人又比法兰西人更加基督教化。西班牙人统治后的西西里，最先消失的是清真寺。经历了400年已经完全西西里化的阿拉伯人，与其逃至如今仍操海盗业的北非，不如选择改信基督教。

于是，地中海的奇迹消失了。西西里作为地中海一大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宣告结束了。在西西里点燃火种的文艺复兴精神，在相距遥远的佛罗伦萨结出了果实。 lmeTpckGzagQhPWir0aOWmUvSAWDSmbsC1FYIYM6czmOcddhntFVB+DBExnc/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