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抬头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在统治长达37年之后于公元565年去世。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让人编撰了古罗马时代制订的众多法律之集大成——《民法大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从476年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北方蛮族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半岛和北非。因为这一点，历史上称他为“再征服者”。

然而，蛮族盘踞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曾经的罗马领土的状况并未改变，说他再次征服有过誉之嫌。不过，意大利半岛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北非又是罗马的粮仓，可以说，他收复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留下的主要地方。

但是，这位查士丁尼大帝去世后仅3年，伦巴底人便南下意大利。东罗马帝国在长达20年与哥特人进行的意大利半岛争夺战中已经耗尽了气力，还要在东线应付没完没了的针对波斯的战争，再要驱逐新来的北方蛮族伦巴底人已经力不从心。伦巴底人也无力完全称霸意大利半岛。结果，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帝国希腊人统治的地盘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盘便逐渐在意大利半岛犬牙交错，共生共存了。这种状态在被统治一方看来，只意味着不安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难以生存的时代。

570年，查士丁尼大帝死后不过5年，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他于613年开始传教，632年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使半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了。先知穆罕默德似乎还有武者之才。

先知死后便是其继承者哈里发（khalifah，伊斯兰教领袖）统率的时代。“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其成功相当惊人。两年后，他便完全称霸阿拉伯半岛，遂将目标北移，先是巴勒斯坦，进而叙利亚。他于635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并迁都至此。翌年又战胜前来迎战的拜占庭帝国正规军。在700年里一直是罗马帝国东部要冲的叙利亚被伊斯兰化。此后他马不停蹄，东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西向小亚细亚纵深进攻，南向埃及，连续闪电进击，所向披靡。

伊斯兰势力于公元642年攻陷亚历山大，使埃及伊斯兰化。仅仅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的黎波里，将现在的利比亚地方伊斯兰化。其后伊斯兰势力没有停下称霸北非的步伐，公元698年后征服了迦太基。这时，北非全境已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了。公元670年，伊斯兰势力在现今突尼斯境内突尼斯以南15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北非最早的阿拉伯人城市，取名凯鲁万（Kairouan）。他们无疑打算把这里作为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前沿阵地。

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公元710年，在攻陷迦太基，完全称霸北非之后，伊斯兰势力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开始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征程。但是，在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企图把伊斯兰化的巨浪推向整个高卢时，法兰克国王前来迎战，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普瓦捷之战”，遏止了这一浪潮。在后世看来，这一“遏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欧洲免于伊斯兰化。在当时急剧扩张的伊斯兰势力面前束手无策的人们大概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是暂时的，也总算是让他们停顿了一下。

好似在巨幅白纸上泼墨一般的伊斯兰化浪潮，在中东更加彻底。先是罗马帝国，接着是拜占庭帝国的宿敌波斯。萨珊王朝虽已衰落，但也实在是“其亡也忽焉”。就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被注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包夹、中东强国经常作为根据地的地方，这个一直是东方文明母体的地方，也被伊斯兰化了。

不知是阿拉伯人没有心情把波斯的首都当作自己的首都呢，还是他们认为应当新建伊斯兰的首都，公元762年，他们舍弃了以往所有帝国都在此建都的泰西封，在距此仅有40公里的地方建设新首都，取名巴格达。首都随即从靠近地中海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西岸新建的巴格达。其间还两次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势力不但灭掉了长久统治东方的波斯帝国，并已强大到可以扼制正式名称还叫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咽喉的程度。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短短的百年之内。

伊斯兰势力迅速扩大的原因，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尽在一事之中：

“这是新兴宗教常有的突破力量与阿拉伯民族的征服欲合为一体的结果。”

换成口号式的说法就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

这是基督教方面的看法，伊斯兰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处在1300年后的现代，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仍然感动着每个人，这才是原因。时至今日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真正的伊斯兰教厌恶暴力。这一说法似乎也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双方可以相互接近的起点。

然而，在直到最近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却不是这样。

“当抵抗……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指犹太人、基督教徒），你们要与他们战斗。”（《古兰经》第九章“忏悔”第29~30节）

“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你们应当斩杀他们，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古兰经》第四十七章“穆罕默德”第4节）

基督教世界将“圣战”正当化是接近中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在罗马帝国后期盛行的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方面的“强制”。无关人性是好是坏，在正视人性现实的思想复活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并未直接指向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

“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意思是宗教不论说教多么正确，如果不具有强迫他人的力量，就不会成功。

在宗教夺取现有世俗国家的权力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类似，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宗教费时300年。与此相比，伊斯兰教得天独厚。

基督教当初的对手是强大而尚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元首政体时代的罗马帝国，而伊斯兰教面对的是步入衰落期的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波斯帝国因东北蛮族的侵略和与拜占庭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拜占庭帝国也与此类似，加之东方基督教独特的教理论战，教会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相互憎恶不已。

论战起于耶稣基督是神还是具备神性之人。因为论战，拜占庭帝国的两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主教甚至公然敌对。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国家，主教相争对一般民众而言，既然领袖之间是敌对关系，民众相互之间也成为仇敌。

听闻亚历山大被伊斯兰势力占领的消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徒居然走上街头欢呼庆祝。

除了帝国内部分裂，拜占庭帝国还存在贪污和重税，这是它的特质之一。恶政如此深重，不满自然在人们中间蔓延。伊斯兰教的渗透也就无须像基督教那样需要300年的时间。绝望的人会去寻找值得依靠的对象。

深远的教义也许会净化内心，赐予死后的安心，但却不能给活在现世的人以足够的力量采取行动。而具体现实的好处，往往会使人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徒苦于苛捐杂税，他们一定会想，做一个伊斯兰教徒会把自己的烦恼一扫而光，这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只要成为伊斯兰教徒，就可以不用再向拜占庭帝国缴税了。

撒拉森人

无论在利比亚、突尼斯，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地中海阳光灿烂、风平浪静，展现在眼前的这片景象自古未变，直到21世纪的现代。事实上，地中海已成为谋求生路的“路径”，难民不惜铤而走险把命运交给橡皮艇和破船，渡海前往欧洲各国。眼下热门的是前去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距今1300年前的8世纪，撒拉森人镇压了北非之后，并没有把展现在眼前的地中海视为挡住去路的“壁障”，而是看作自己面前的一条“大路”，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所谓撒拉森人，来源于古希腊语“Sarakenoi”，罗马人称其为“Saraceni”，自古为人所知。这个称呼并非泛指所有阿拉伯人，似乎单指住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他们只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古代撒拉森人袭击乘坐沙漠之舟——骆驼往来的商队，抢劫货物，或是以保护为名收取过路费，也有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参战。根据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后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公元378年，在著名的哈德良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在与北方蛮族的战斗中惨遭大败，连皇帝都战死在沙场之上。战场上，罗马方面英勇善战的就数撒拉森士兵。当时，撒拉森人是站在基督教徒一边战斗的。

打那以后，撒拉森人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了，直到200年后才因先知穆罕默德而再次现身历史。此后，伊斯兰化的大潮所到之处，无处不有撒拉森人尖兵。地中海对岸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尤其把镇压北非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也许回忆起了古时的称呼。这样一来，经过中世纪1000年的漫长岁月，这个称呼固定下来，它不仅指阿拉伯人，也用于称呼居住在北非的全体伊斯兰教徒，包括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

如果想出海获取生活食粮，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做商人，要么当海盗。在食物保存只有干燥或盐渍这两种方法的时代，从事渔业并不是个好出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不知道古罗马盛行的牡蛎养殖和大规模鱼池养鱼的方法。这不是因为技术被人遗忘。农业是典型的需要实实在在沉下心来投入其中的产业，和平和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中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不出海即能生存，就不会有人去风浪中玩儿命。古代的北非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是葱郁富饶的农耕地带，今天已无从想象。可是这久已成为过去。北非失去了和平与安全，帝国灭亡后，占居民大半的民族已不同于帝国时代。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这些流浪民族和沙漠民族历史悠久。还有摩尔人。尽管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罗马帝国子民，但绝称不上是农耕民族。这些民族在传统和历史上都不是天天下地劳作，以期收获的农耕民族。

地中海时常风平浪静，阳光充足。这些人成了地中海南岸广袤地区的“主人”，能迅速获利的海盗业对他们自然更有魅力。而且，他们新奉的宗教已把加害异教徒的行为视为正当行为。

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国家、民族、人种都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信不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今后要转变为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想法，世界只有“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这两个家。“伊斯兰之家”成员的职责是去“战争之家”战斗并取得胜利，从而扩大“伊斯兰之家”。

基督教并非不重视，而是最重视推广耶稣的教义。这一点是基督教与其母体犹太教的重大差异。不过，推广教义的“传教”是主教、祭司等教会专业人士的职责，而不是每位信徒的职责。与此相反，在伊斯兰教中，这也是一般教徒的职责。于是，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即使是对异教徒的敌对行为也会与“圣战”（jihad）联系起来。既然相信《古兰经》是唯一圣书，这样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不过，“海盗”的意思却由此发生了变化。

海盗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徒的海盗第一次袭击基督教世界是在公元652年。伊斯兰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出发，袭击了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叙拉古，大肆破坏、掠夺，绑架了800名男子和妇女，在亚历山大的奴隶市场上出售。这就是此后戕害地中海千年的撒拉森海盗之始。

不过，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地中海再大也是内海，风向易变，老练的水手也经常会有行船失控，卷进涡流的危险。专程从地中海东边的亚历山大远道来到西边的叙拉古，只是为了海盗的勾当，这种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况且，回程时船上满载掠夺来的财物和人口，却不停靠北非的任何地方，直接回到亚历山大。夏天，地中海大多是西风劲吹的日子，尽管人、货可以一起上船，伊斯兰船的船舱里可以塞满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但这时期沿途的北非却不是可以放心停靠之地。要知道，虽然伊斯兰打下了的黎波里，已经控制了利比亚，但突尼斯还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北非要港迦太基是在公元698年才投降伊斯兰的。

虽然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中与阿尔及利亚一直是海盗的重要基地，但突尼斯在7世纪末才彻底完成伊斯兰化。我认为，这就是7世纪中叶袭击叙拉古事件以后长达50年间，伊斯兰海盗没有再来袭击基督教领土的原因。沿贸易路线有相应的基地是海上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海盗也需要在一定距离内有方便停靠的基地，其原因我会在后面详述。不论怎样被宗教上的热情所驱使，往返于埃及与西西里之间而中途不停靠港口，其距离都嫌太远。

不过，这个偶发事件显示，沙漠之民的阿拉伯人，只要能玩转东方的海洋民族希腊人，就可以往来于地中海之间。

公元700年，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两个岛接连遭到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这两个小岛，现代都属于意大利领土，但当时却和西西里一样，属于拜占庭帝国。两年前迦太基投降时逃亡的人们移居于此。这些基督教徒全被杀害，其空间由刚刚伊斯兰化的北非移民所填充。现在这两个小岛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当时却无甚产业，征服这里大概只是出于确保海上交通线停靠港的目的。

这个时期北非的“首都”尽管在突尼斯境内，但却不是沿海的迦太基和突尼斯，而是阿拉伯人出于和在中东建设巴格达同样的考虑新建的凯鲁万。

这座城市由从东方前来赴任的地方长官（Amir） 治理。这座城市建在突尼斯以南150公里，距最近的海岸线也有50公里的内陆地区，这显示出当时的阿拉伯人并不充分了解地中海。从凯鲁万出海，最先碰到的是兰佩杜萨岛，紧靠其北面的是潘泰莱里亚岛。从突尼斯、迦太基等沿海城市出海，挡在面前的不是兰佩杜萨和潘泰莱里亚，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就是阿拉伯人要率先攻占这两座小岛的原因。

撒拉森海盗自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袭击。无论是从凯鲁万出发，还是从突尼斯出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都是其首要的目标。在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之前，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的伊斯兰化尚未完成，这个目标很早前就已决定。伊斯兰势力在仅仅百年的短时间内便迅速扩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速攻”。我甚至在考虑，伊斯兰势力即使推迟确立对攻占之地的统治权，也会优先考虑不断进攻的。

公元704年，伊斯兰战士大举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6年之前，凯鲁万的地方长官穆萨宣布进行“圣战”。当年夏天，地方长官亲率1 000名伊斯兰士兵在西西里岛南岸登陆，杀戮掠夺之后乘船凯旋，回到凯鲁万。据说如果把掠来的物品卖掉，将收入全部分配给参加行动的人，人均会得到100枚第纳尔金币。他们懂得了一件事，基督教世界不仅是能予以杀戮的异教徒聚居之地，还是可以迅速致富之地。

此后，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开始称呼居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内的人们为“鲁米”（Rumi），意即“罗马人”。当时的罗马人全是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鲁米”即基督教徒，即不信真主之徒。

公元705年，也许是前一年的成功令海盗们心情大好，他们再次从凯鲁万出发，突然袭击了叙拉古。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叙拉古一直都是重要城市。西西里成为拜占庭帝国领土之后，叙拉古也一直是其首府，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防守坚固。只动用1 000人的兵力袭击叙拉古表明，此战并无征服的意图，目的只在骚扰。

事实上，海盗并不攻击防卫坚固的城市，破坏的只是城墙之外广阔的郊区。可见中世纪的海盗也很善于骚扰敌后。烧抢之后再掳走居民，自然使得人人恐惧。周边地区连续受害以后，农耕生产率下降，物产向城市的流通不畅，大城市的脖子就这样一点点地却是扎扎实实地被扼住了。

不过，705年这次袭击叙拉古以后，撒拉森人发动的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像风暴戛然而止一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阿拉伯编年史的作者坚信，这一时代伊斯兰势力在安拉的庇护下，不断发动着进攻。他们以生动的笔法逐一记录了这些进攻，流传后世，唯独这15年里一次进攻的记录也没有。我想这是北非伊斯兰势力于710年开始了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将力量集中于此的缘故。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肩负扩大“伊斯兰之家”使命、使北非全境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与被他们征服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北非原住民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在8世纪时的伊斯兰教中，并没有把感觉上可以称之为“原生”的阿拉伯半岛出身的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变宗教信仰的其他地方的居民同等看待，而是分别称为“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以向一般教徒说教《古兰经》为使命的伊玛目（imam，导师）一定是“原伊斯兰教徒”。实际上《古兰经》的语言直到今天都是阿拉伯语。

还有一件事将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区分开来。

“原伊斯兰教徒”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战士”，负有参加战斗扩大“伊斯兰之家”的职责，也拥有把战斗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员归为己有的权利。说白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而“新伊斯兰教徒”没有资格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战斗，也不能参与战利品的分配。伊斯兰战士大约是想让这些“新伊斯兰教徒”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然而，被伊斯兰化的北非居民是罗马帝国时代就不擅长这些工作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他们再也不想默不作声地旁观眼前海盗业的收益了。正好，这段时期大部分伊斯兰战士都集中于征服西班牙的征战之中。

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民族不会繁殖兴旺，往往人口较少。我想，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原生阿拉伯人的悲哀就在于人口稀少。“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擎着《古兰经》”的做法也许和战士阶层人数减少的风险不无关系。

最后妥协的似乎是原伊斯兰教徒，也许他们注意到从事海盗业适合于原伊斯兰教徒和新伊斯兰教徒的共生共荣。

不论是做什么事业，只有在全体参加者认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才会成功，才会长久。利害一致方能成功，成功方能长久持续。对北非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海盗行为这种“幸运之例”，既可以给原伊斯兰教徒带来完成圣战的满足感，又能给在宗教地位上不及他们的新伊斯兰教徒带来迅速到手的财富。

到了公元725年，海盗行为再度开始。这时，即使是打着圣战旗号出海的海盗，也都不再从阿拉伯人充满推广伊斯兰教义之心建设的凯鲁万出发了。由原伊斯兰教徒的地方长官亲自率领的海盗行为也逐渐少见。此后的出发港都是面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多数都是自古以来以海港城市而闻名的港口。较之于离海岸线50公里的内陆地区的凯鲁万，一出家门就是大海的港口城市对出海更为有利。人们从这点可以想象，此后海盗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已经从原伊斯兰教徒转为新伊斯兰教徒了。虽然不清楚始于何时，海盗出海的利益分配也按下面的方法确定下来。

收益的五分之一上缴地方长官，剩余的五分之四由船主、船长和船员分配。

绑架

然而，新方法起初几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公元725年的海盗行动彻底失败，居然没能登上西西里岛。船队倾覆于狂风巨浪之中，船只相互剧烈碰撞，仅极少数人得以逃生，其他人几乎全部葬身海底。也许凭着信仰、主张冲过风浪前进的原伊斯兰教徒与长期居住在北非了解地中海、主张撤回的新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据说漂浮到西西里海岸的尸体中，有几具是把《古兰经》紧抱在胸前的。

翌年的海盗行动，同样未能踏上西西里土地。但在第三年，公元727年海盗出海，使西西里南岸一带遭殃，海盗们满载着掠夺品和绑架的人口凯旋。进入港口的海盗船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迎风飘扬。

被海盗绑架带到北非来的西西里居民并不是迎战海盗而失败的人，因而不是俘虏。但在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海盗看来，他们是失败者，是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的战利品，而且是些伊斯兰教认为的信仰“错误教义”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尽管承认犹太教、基督教是先行宗教，但却断定由于它们脱离了真的道路，作为宗教已经堕落。

如果这就是伊斯兰的基督教观，被绑架的人就只有做奴隶一条路了。如果被绑架来的基督徒是男子，他会有下面几种命运：

第一，做以海盗船为主的伊斯兰船的划桨手。

在靠帆和桨航行的加莱船 上，划桨手承担着发动机的作用。在无风或风小以及风力过大而无法用帆的时候，或是进出港口的时候，就要发挥划桨手的作用了。划桨手如果是奴隶，划桨时要被锁链铐住。

第二，加入正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圣战的伊斯兰军队。

参战士兵要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既是圣战，伊斯兰军队中只有伊斯兰教徒才被允许参战。

第三，在奴隶市场出卖，在买主手下当一辈子奴隶。

第四，送进不知为何而被称为“浴场”(balneum）的强制收容所，等待愿意使唤他们的伊斯兰教徒前来挑选。当然，他们的报酬极低，是廉价劳动力。不过，他们也经常会被提拔为“浴场”管理人，但仅能获得极少的食物。从早到晚在“浴场”干重活，就是这些人的生活。

如果被绑架的是女人，则几乎都会被在奴隶市场上卖掉。虽然结果仍是当奴隶，日子与被绑架的男子并无两样，但女子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却极高，因为伊斯兰教禁止与异教徒发生性关系。

公元727年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其后的多次海盗行动。以现代的地域而言，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西面的海港，用铁锁链成队锁住的基督教徒奴隶的身影越来越多。

同时，西西里人感到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海盗袭击，人人惊恐万状。从这时开始，他们的脑海里刻上了这样一种图式：

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 = 撒拉森人 = 海盗

但是，应以保卫他们的安全为己任的拜占庭帝国却拒不出战。

说拜占庭帝国无力迎战也许更为准确。8世纪上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不仅被伊斯兰势力夺去了叙利亚、埃及、北非等帝国最富庶的地方，还在小亚细亚方面受到侵略，连三重城墙护卫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时常受到威胁。在帝国西部，已经很难压制住新的北方蛮族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入侵。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拜占庭有义务保障其安全，但是帝国却无力向这些地方派出正规部队。

不能保障本国国民安全就失去了统治的资格。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问题，还会让绝望的人们倒向敌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要比处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希腊更为富庶。

变本加厉的入侵

蛮族从欧洲北部南下了。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势必成为罗马帝国军队迎战蛮族的战场。过去，曾经有过向战胜后滞留的蛮族提供三分之一耕地，从而维持蛮族与罗马人共生的时代，但北方蛮族素好意大利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事实上不在这种体系之内。此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属下的将军贝利撒留打了一场哥特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尽皆荒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并未成为战场，因而免遭荒废。

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富庶，是与北部和中部相比较而言的，并不能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相提并论。不过，在中世纪的最初时期，这里还留有古罗马式农庄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体系的残余。在拜占庭的皇帝看来，可以指望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获取相当的税收。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总督经常会在西西里首府叙拉古的官邸里慨叹边境工作，但这位总督的主要工作却是征税。

几乎可以肯定，西西里岛已成为撒拉森海盗的目标，这种险境已由总督报告给了皇帝。但是帝国没有余力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帝国对险境报告的回应只是命令驻防叙拉古的防卫兵前去迎击。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728年，撒拉森海盗700人又从突尼斯港出发，要到岛屿南端抢掠，西西里派兵迎击。可是，这样做非但没有让敌人遭受损失，反而西西里兵被轻易打败，仓皇逃回叙拉古，空自让撒拉森海盗燃起了打跑拜占庭正规军的自信。

不过，伊斯兰方面也不是事事顺利。也许撒拉森人原本就不长于思考如何扎扎实实地积累战果。

也许是打败拜占庭军让撒拉森人心情太好，翌年他们四处搜罗，征集了180条船，组成庞大船队。这次他们已不满足于袭击小镇小村，而把目标指向了沿海围着城墙的富庶城镇。他们从突尼斯港出发了。

拥有180艘船，这可是大型船队的规模。撒拉森海盗常用的船是加莱船中最小的一种，称为“福斯塔”（fusta），是一种小型的军用快船。这种船有一根桅杆，使用与船身长度差不多的三角帆，划桨手有16至20人。这种船一般只能载水手、划桨手和战士40人。180艘这样的船所能装载的战士不会超过2 000人。这一人数尚不到一年前打败拜占庭兵力的3倍，以此兵力去攻打防守坚固的城市，与其说是大胆，不如说是鲁莽。

攻打有城墙的城市，必须做持久战的打算。守方即使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因其可以灵活用兵而有可能长期防守，攻方却需投入远超守方的兵力。

还有军粮问题。防守方已经储存了平常需要的粮食，而攻方只能靠外部补给。进攻城市需要投入远超防守方的兵力，是因为需要一边持续攻击一边派兵去后方运粮，有时是抢粮，这些人数也要计算在内。如果人数上没有余地，那就必须像全盛期的罗马军队所做的那样，确保与后方基地之间的补给路线，保持它的作用。公元729年的攻城战，这样的条件一个也没有。以后撒拉森人也大多缺乏这种综合战略，甚至让人觉得莫非这就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海上排列着180艘战船，刚开始时对居民产生了恐吓的效果。随着撒拉森军队实际情况的不断明朗，防守方也增强了自信心，开始以彻底抗战的决心来直面进攻。战斗陷入僵局。战事起于夏天，但在你来我往的持续中，冬天临近。尽管西西里地处南国，但冬天西北风仍然寒冷凛冽。原本就不擅长持久战的撒拉森人决定就此撤退，等待来春。

可是，冬天的地中海对他们并不温柔。他们在归途中遭遇猛烈的暴风雨。180艘船中竟有163艘连同船上人员一同沉没。原本要前往突尼斯所在的西南方，却漂流到了南方，仅有17艘船漂流到利比亚的黎波里。司令官阿尔·穆斯塔尼尔乘坐在这17艘中的一艘船上，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撒拉森海盗行动的第一次大败。惨状很快由的黎波里的地方长官通报给了突尼斯的地方长官。突尼斯地方长官接到通报立即命令“即刻送还”。

阿尔·穆斯塔尼尔被带回突尼斯，以怯懦无能致大量安拉的战士死亡为由被宣布有罪。起初他被鞭打到流血，仍不能得到宽恕。接着被绑在驴背上在城里游街，再被投进监狱。他每天被拉到监狱院中棒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士兵打开牢房门锁，再要拉他到院子里去时，发现这位前司令官已经断气了。

然而，一次惨败不会让撒拉森人打消念头。3年之后的公元732年，安拉的战士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与前来迎战的法兰克王国军队作战，大败于普瓦捷近郊。伊斯兰势力在短短20年时间内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得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不过，打消了沿内陆征服欧洲的念头，却意味着更想从海上征服欧洲。

西西里居民成为目标，厄运连连的时代已经到来。阿拉伯人的编年史家也写道：“灾难连绵，无法逐一记录。”撒拉森人似乎也不再好高骛远，不再进攻筑有城墙的城市。他们改变了战法，用十来艘“福斯塔”船组成小型船队，出海抢劫，抢到即回，如此循环往复。

这样的战法很适合撒拉森海盗。因为是抢了就走，只要装足去程够用的淡水和粮食即可。如同现代比赛用的赛艇，只需装上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船只自然轻巧。船又是小型船，水和风的阻力都很小。船速很快，又是少量船只行动，不大会引起居民的注意。海盗船旋风一般地从海上袭来，抢夺绑架，又如旋风一样地消失在大海深处。这已成为南方岛屿西西里夏天的平常之事。

撒拉森海盗的目标不仅是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的岛屿。随着海盗出海次数的增加，自然会有撒拉森海盗出没于与西西里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一带。撒拉森人还意识到可以利用西地中海中央的撒丁和科西嘉这两座岛屿。从地中海一侧进攻法兰克南部，如果失败，伊斯兰船归途可漂流到此落脚。

这两座岛屿在古代不似西西里繁荣富庶，可说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积蓄较少，即便进入中世纪，也还不敌西西里。但岛屿多有面海的沙滩和断崖下的洞窟，能够补给新鲜水和食物，作为海盗在掠夺后回到母港之前稍事休憩的地点最为适合。这两个岛上尽管没有可以卖得更多第纳尔金币的物品，但却有居民。伊斯兰势力在这个时期进行绑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劳动力，这两个岛在这方面也有利用价值。实际上，当年了解这个情报后，从突尼斯出海袭击了西西里的海盗船队并未像平常一样掉头返航，而是继续北上，登上了撒丁岛。不光是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撒丁、科西嘉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大海是第勒尼安海。现在，这片海域也不再安全了。

随着出没海域的扩展，海盗需要相应的更多的坚固船只。行动范围拓展了，遭遇暴风雨等的风险也就更多。公元734年，亦即普瓦捷战败的第二年，地方长官命令在突尼斯建造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最早的造船厂。既是受地方长官之命建设，这船厂就不是私营，而是公营。在8世纪前半叶，所有基督教世界都没有这种造船厂。虽有造船修船的工厂，但当年也都规模偏小，只相当于现代在任何街道都能看到的汽车摩托车修理厂之类的水平。在罗马帝国尚能发挥其基本职能之时，海港中必有附属造船厂。但这些造船厂现已倒塌，成为废墟，只余杂草繁茂。港口也被河流带来的泥沙淤塞。造船厂自然化为废墟。

然而，北非朝向地中海的那一面又开始回荡起造船的当当锤声。

“中世纪”是后世学者所起的名称，所指时代大致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92年热那亚出生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代被视为“中间期”，可实际上也是历时千年的漫长岁月。通常，这1000年以公元100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前期”和“中世纪后期”。按照这种方法，“中世纪前期”在地中海世界掌握主导权的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伊斯兰教徒。

我不想议论文化文明方面孰优孰劣，但说到最大限度凭自身力量上升的意愿，在“中世纪前期”，伊斯兰方面绝对表现卓越。不过这种意愿投向了海盗业，这对海盗的目标——基督教世界的居民而言是一种不幸。

地中海世界就这样进入了8世纪后半叶。小股海盗开着快速的小型加莱船，不断袭击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沿海一带，这仍然是夏季的常态。这时，海盗已把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作为落脚点。这样，连意大利中部也不得不与海盗发生关系。

“坎帕尼亚”的中心是拿波里，“拉齐奥”的中心是罗马。伊斯兰势力不但开始深入意大利中部，甚至把手伸向了基督教世界的中枢、“神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脚下。这时，海盗的根据地东起突尼斯东部的利比亚，西至阿尔及利亚，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良港。

拜占庭帝国面对伊斯兰势力的攻势，从不想真正迎击挑战。有时装模作样地派来一星半点儿的战船，却没有一次能给撒拉森海盗以沉重打击。绝望的西西里总督用金钱收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试图买到和平。但不独突尼斯，无论何处的地方长官都是只收钱不办事。就算从大马士革前来上任的地方长官有意遵守约定，实际上也挡不住海盗的反对。这时的地方长官似乎仍继续由阿拉伯人担任。被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情愿在这个伊斯兰教本家出身的人的统治下从事海盗业。海盗业对原伊斯兰教徒来说是圣战，但对新伊斯兰教徒来说已经成为打着圣战的大义旗号的产业，是一种生意。

间或有两三年不见海盗船的踪影，这对基督教徒来说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往往是地中海对岸外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的摩尔人、柏柏尔人之间爆发了冲突。基督教徒把他们都称为“撒拉森人”，但撒拉森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然而，这种“休战”不会持续很久。海盗业虽然被冠以“圣战”之名，实质上却已是一种生意。暂时休业之后，海盗就会来袭，进行更为彻底的掠夺、放火和绑架，以期夺回休业期间减少的收入。

从这时开始，海盗对绑架来的人按照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进行分类。除了在奴隶市场出售或当作奴隶残酷使用直至其死亡以外，又搞出了一个新名堂——收取赎金。

收取赎金这个新名堂的对象，不只是个人，整个城市也会成为收取对象。海盗们已经不需长期艰苦地攻打铜墙铁壁似的海港城市了，只需荡平城市周边，瞅着城市哀鸣求救的当儿，以撤退为条件勒索赔偿金就成。小城镇赔款尚可理解，叙拉古防守坚固，据说在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这样的城市也曾支付赎金，以求海盗撤退，这可真是到了世界末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基督教素有末日思想。

8世纪就是公元700年到800年之间的100年，这是地中海世界东南西三面都被伊斯兰势力覆盖的一个世纪。退缩于北方的基督教世界不断遭受海盗袭击，渔船亦不能远航。所谓海盗，也并不只是在海上施暴。

在海盗看来，这可以充分理解。如果袭击航行在海上的商船，一次袭击可能收获很大。但商船却是运动中的靶子。地中海浩渺广阔，在没有雷达的时代，要捕捉到航行中的商船并非易事。而如果上岸袭击，就只需瞄准静止的靶子。北非产的马形体矮小，一艘福斯塔就能装十来匹。

撒拉森海盗就是这样，在大海上靠轻快的小型加莱船，在陆地上靠体形矮小但吃粗耐劳的北非良马，使用最合适的突袭战法，进行着海盗行动。

那么，谁来负责防止这些灾害？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既然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撒丁都正式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安全保障的责任就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在查士丁尼大帝以后的意大利半岛，拜占庭领土和南下入侵并盘踞下来的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犬牙交错，而北方蛮族伦巴底人也改宗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罗马教皇是信仰上的领袖，而皇帝是世俗领袖。这样，即使在伦巴底人统治的地方，防卫责任最终还是落在拜占庭皇帝的身上。

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后来的新兴力量伊斯兰势力不断蚕食，如今已被逼到首都君士坦丁堡西翼的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之间。它正在竭尽全力保卫所剩无几的土地，再无余力向意大利伸出援手。因此，无人能掌握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拜占庭甚至把保卫希腊西面的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的责任，也托付给了尚在成长中还谈不上可以独当一面的威尼斯共和国。

伦巴底人也没有力量承担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保障。伦巴底人也从来没有统一过。贝内文托大公和萨莱诺大公徒有漂亮的称号，实际上只是几个部族的头领，统治着各自的地盘而已。他们之间也时常生出争端，大动干戈。

未曾被伦巴底人侵略，留在拜占庭帝国的只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可是，正像我们曾在有关西西里的章节里所述，拜占庭已不能保障这里的安全，却还要收税。这样，沿海居民一直处在撒拉森海盗的威协之下，哪里都没有希望。他们所能拥有的自卫手段，只是选择在能够瞭望到广阔海域的地方建塔，尽早发现海盗船的来袭，给居民们多一些逃跑的时间，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样的瞭望塔，意大利语称之为“撒拉森塔”（torre saraceno）。现在意大利半岛还留有为数众多的这种塔，分明是16世纪大炮普及以后的造型，但这些塔却不是16世纪建造的，而是对以前的塔进行加固后形成的。

塔内还残留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原物。建在海岸边上的瞭望塔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由于海岸线的侵蚀，已经浸在海水中，遭到遗弃。在罗马的南方，亚壁大道边的福尔米亚塔就是其中的一座。据说这座塔建在西塞罗的别墅之上。古罗马有情趣的人喜好在近海的地方建别墅。这些昔日的豪邸已经坍塌，却为中世纪的百姓提供了建造瞭望塔的石材，毕竟新开石材并运到海边也是需要花费人工和费用的。

可是，不论建多少撒拉森塔，也不能完全躲避海盗之灾。撒拉森海盗来袭时不会在桅杆上高悬黑底白色骷髅旗，也不会打起绿底白色月牙旗表明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常常挂出别的基督教国家的旗帜，或挂着被袭地同盟国的旗帜靠近。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瞭望者为了早一秒辨明靠近船只的真相而在塔上拼命凝神定睛，这种心情委实令人同情。对生活在中世纪前期，即公元1000年以前西地中海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不愿意被绑架去当一辈子伊斯兰教徒的奴隶，就只能依靠这点儿自卫手段了。

后世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世纪并不黑暗。不过，至少对居住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生存其中的“中世纪”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神圣罗马帝国

公元800年是学习西方历史的学生必须记住的年头之一。

1200年过去了，在现代的布鲁塞尔，与欧盟（EU）相关的大厦中有一幢被冠以“查理曼”（Charlemagne）之名。

公元800年11月中旬，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首先横跨意大利北部进入拉文纳。当时，在逼退了伦巴底人之后，意大利北部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因而查理曼率领大军顺利地横跨意大利北部。

查理曼和平地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把托付给儿子丕平的部队驻扎在拉文纳，自己则只率手下沿亚得里亚海“轻装”南下。从安科纳进入内陆直奔罗马。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带有多条古道通向罗马，宛如河流流向湖泊。在离罗马尚有一天行程的门塔纳，教皇利奥三世前来迎接。

查理曼和利奥牵手走进罗马城门的准确日期现已不详。不过12月25日基督圣诞那天，他们出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罗马教皇亲手授予法兰克王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冠。这是中世纪史上的大事件，被后世历史学家视为“欧洲的诞生”。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理由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大团结，再创历史辉煌。

说是再创历史辉煌，但既然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就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世纪半之前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完成的短暂的“罗马帝国”。那厢的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打着基督教旗号，但却正式号称“罗马帝国”。因而这厢加上“神圣”一词，不就是想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区别和从此以后的分离吗？因为催生“神圣罗马帝国”的真实意图源于拜占庭帝国从来不关心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欧洲之防卫。

在王侯和地方豪绅相互之间整天为领土你争我夺的时代，罗马教皇多少感到自己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责任。

这不是由于罗马教皇们有出色的政治感觉，而是因为尽管也被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住在西方。但罗马教皇并非像拜占庭帝国皇帝那样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首先，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罗马教皇曾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送去过几多请求保障西方安全的信函，却每次都大失所望。就像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也无余力做到这些了。但罗马教皇是神职人员，而非政治家。他只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而不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他把拜占庭皇帝优柔寡断的应对解读为拜占庭皇帝不想为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西方履行防卫职责。

情绪发展到如此地步，一丁点儿过失都极易酿成大事。圣像破坏问题就是一例。在关于是否认可圣像崇拜的争论中，拜占庭皇帝断然持“否定”的态度。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大量圣像被焚毁破坏。

愤怒的罗马教皇开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教籍。开除教籍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皇拥有的最强大武器，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并无义务追随被开除教籍的人。皇帝也好，王公也罢，只因有大批部下追随才能维持帝位和权力，一旦随从离去，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

因而，对俗世的君主王侯而言，开除教籍是一个可怕的武器，然而这对拜占庭帝国的臣下却并无明显效果。

这里的原因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直轻视灭亡后被蛮族割据的过去的西罗马帝国，将他们看低一等，自信自己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个原因是，君士坦丁堡也有主教，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罗马的主教，感情上不能允许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第三个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破坏圣像问题。

于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知道拜占庭皇帝靠不住，罗马教皇需要另寻伙伴。教皇不具有军事力量，伙伴的资格首先是要拥有军事力量。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意大利半岛与拜占庭势力分庭抗礼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于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其南下耗费了漫长的岁月。但到8世纪中叶，他们竟也把首都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南下当初，伦巴底人并未与被征服的罗马人融合，只是作为统治者君临当地。到了8世纪前半叶，登上王位的利乌特普兰德不仅改信了基督教，还完善法律制度、组织统治制度，成为罗马教廷眼中“可与之对话的对象”。利乌特普兰德修筑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首屈一指的地方，或许是西欧第一的繁华都市。建国不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带着从君士坦丁堡贩来的东方奢侈品到帕维亚出售，而不去其他城市。

可是，这位被尊称为“立法者”的利乌特普兰德在公元744年去世了。之后伦巴底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分散状态。罗马教皇本想让意大利半岛确立强大势力，以对抗风头正健的伊斯兰，到这时这个想法也夭折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想出对付伊斯兰势力的对策。教皇的目光这次投向了法兰克王国，它正在欧洲中部逐渐形成广阔而统一的国家。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理由中，字面上既未提到拜占庭帝国，也未言及伊斯兰。不过我想，如果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良好，或者不是伊斯兰势力形成了如此威胁，神圣罗马帝国便不会产生。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否加上“神圣”二字，实际上都是东方有一个名为“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又要创立另一个“罗马帝国”，要有一位与“罗马帝国皇帝”并立的皇帝。这件事也表明了罗马要在西方主导下与君士坦丁堡分离的意志。

如果再放任不管，欧洲迟早要被伊斯兰吞噬。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普遍抱有这种危机意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处境来看，其根据再充分不过。

实际上，从公元700年到800年的一个世纪之间，伊斯兰势力发展惊人。

公元762年新建巴格达，“《古兰经》之民”的首都就已从地中海附近的大马士革移到了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望的巴格达，尽可作为伊斯兰帝国之都。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民活力四射却野性十足，而波斯人虽被阿拉伯征服，却在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历反复的历练，这是阿拉伯力量与波斯文明的幸福结合。在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水平之高令人惊异，大大优越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一切在基督教看来，伊斯兰世界现已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而且兼备文化文明的力量，自然越发被视为巨大的威胁。伊斯兰士兵发出豪言壮语，“要把圣彼得大教堂变成伊斯兰的马厩”，这已不能只作为士兵的逞强之言而充耳不闻。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来依靠查理曼，也是这一危机意识的自然结果。

法兰克人当初不过是罗马帝国末期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北方蛮族之一，进入前后长达400年的中世纪前期以后，已成长为堪当欧洲守护者的势力。

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人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资质。日耳曼系蛮族勇猛而残忍。卫生观念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以此指标评判，法兰克人则是不卫生和马虎的民族。

不过，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族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使发生了杀死族长的权力之争，他们也经常会言归于好；几乎不会滥杀被自己征服的人民，更多的是去融合他们。法兰西人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他们是日耳曼系蛮族征服者与被他们征服的罗马系高卢人的融合。

这两个特质对法兰克族的强盛起了作用。首先，减少了因镇压被征服者起义而需投入的兵力，可以将军力对外；第二，有可能招募到扩军所需的足够士兵。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父亲率领法兰克大军，在普瓦捷的原野大败伊斯兰军队。大军中血统纯正的法兰克士兵的比例低于其他蛮族国家。

到了查理曼这一代，在法兰克人的特质之外又加上了查理曼个人的军事才能。结果，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已经向北达及多佛海峡，向南达及比利牛斯山脉，向东越过莱茵河，达及易北河。趁着拜占庭帝国不介入的做法，法兰克王国又把手伸向了意大利，把伦巴底人赶到了意大利南部，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这样，在9世纪前夕的欧洲，法兰克已经成为无人比肩的领国之主。

在蛮族中，法兰克人最早改信基督教，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辽阔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化先行者的资格。查理曼登上王位后一直转战各地，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者最合适的人选。教皇利奥三世一定也想不出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不是无懈可击。

首先，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戎马生涯之后，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查理曼已是即将60岁的年龄。

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在才能卓越的查理曼率领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存续下去。这种情况也令人不安。

查理曼似乎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已是基督教在欧洲防卫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也许是模仿古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桥梁。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有击退以渡过多瑙河南下为目标的敌人，才能确保多瑙河以南广阔土地的安全。

然而，这桥不过是把小船和浮筒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木板的浮桥。多瑙河是条大河。只要上游稍稍下点儿大雨马上就会冲走这样的浮桥。即使上部是木造的，但至少立在水中的桥墩和用来支撑桥板的桥梁应该用坚固的石头建造，这样才能承受桥体的自重和过桥的人、车重量。图拉真桥是700年前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著名桥梁。这座桥与查理曼浮桥的差别，是古代帝国与中世纪帝国的差别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个例子不能不令人深思。

查理曼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还创建了舰队，这大概是他接受了教皇利奥的请求，教皇对撒拉森海盗的危害了若指掌。舰队有“阿基坦舰队”（Classis Aquitanica）和“意大利舰队”(Classis Italica)两支。从名称推测，前者一定是为保卫法兰克南部不受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而建，而后者一定为的是保卫意大利半岛西侧和西西里的。法兰克人以前并不是海洋民族，这是一项值得褒扬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这两支舰队的确切规模，但当时海战的胜负是靠接近并爬上敌船后的白刃战决定的。而法兰克将士对陆战非常自信，一定会充分利用陆战经验取胜。船似乎是由意大利水手操纵的。

舰队的海上巡逻似乎很快见效。舰队创建后12年，812年9月7日教皇利奥给查理曼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由于上帝的恩宠和圣母马利亚的慈悲，由于阁下的慎重和果敢，我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守护，免除了危害，令人不胜喜悦。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二人都不应忘记为使现存防卫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努力。”

两年后的814年，查理曼逝世。又过了两年之后，教皇利奥三世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主角。人们只知道他们去世的年份，却没有他们出生年份的记录。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懂得了没有正确的记录就不会有商业繁荣的道理以后，存在于古罗马的“重视正确记录的精神”才得以复活。这时出现的国情调查（census）正是这种精神复活的表现。

不过，古代有一个“复活”的东西，那就是肥皂。据说查理曼来到罗马，了解到使用肥皂洗涮的好处，回到法兰克后做了推广。此前也使用肥皂，但仅限于古罗马遗风尚存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直到今天，马赛传承古风，仍是肥皂和洗涤剂的著名产地。或许马赛制皂业中兴的鼻祖还是查理曼呢。

人死了，肥皂可以留存下来，可是统帅人物死后，依靠个人才华发挥功能的组织便一同死去。这是这种组织的宿命。查理曼死后，留下的“欧洲”不仅被儿孙瓜分，他们之间还因此争端不绝。很快，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了。保卫地中海沿岸不受伊斯兰海盗祸害的两支舰队也消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解散的时间。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由于这二位深谙此道的人物的去世，欧洲再度陷入战乱，地中海也回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伊斯兰势力在销声匿迹10年后，不会不好好利用这个绝好机会。

成为目标的修道院

海盗很快就像神圣罗马帝国创立之前一样横行起来。陆地上也不安全。撒拉森海盗驾着“福斯塔”在沙滩上登陆，骑着个儿小却快速的阿拉伯马四处袭击，抢掠、破坏、放火、绑架，然后撤走。海盗非常了解袭击何处可以高效且收益巨大，就像事前做好了调查。修道院首当其冲。

我原本以为，修士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整日祈祷、劳动；修道院以贫为德，是静谧度日的宗教设施。但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却不是这样。隐者自然另当别论，他们一个人躲进连路都没有的深山洞穴中，靠附近人们施舍，过着孤独的祈祷生活。贯穿整个中世纪，在善恶两方面都发挥了莫大影响力的修道院，只服从罗马教皇的命令，当地主教、封建领主无法插手，因而是事实上独立的宗教组织。

首先，修道院常常建在城市的城墙之外，而不在远离乡村的僻壤。修道院因信众的捐赠和遗产赠予而拥有广阔耕地。出售耕地上的收获物使之与俗世有着充分的交流。

其次，在中世纪前期，有不少神职人员娶妻。修士是独身者，没有结婚生子引起的财产分散，也不拿薪水。

最后，向上帝祈求却未成事，是因为不够虔诚，上帝不会被问责，因而不必要考虑愤怒的信徒前来袭击破坏这类风险。

相反，如果向上帝祈求后如愿成功，信徒就会感恩戴德，贡奉“恩宠收条”（grazia ricevuta）。虽然这种奉献有时只是一幅绘画、一打鸡蛋，但如果受到恩宠的人地位很高或是很有钱，对“恩宠”的回报就会是金银制作的弥撒用贵重圣具、沃田或是带有葡萄园的山庄。因为修道院是宗教组织，还可以免税。

修道院靠运营、使用这些资产所得的收益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兴办慈善和教育等各种事业。以后，这些都成为基督教会的垄断事业，即使所需经费加上修士的生活费，也还是收入大于支出，这种状况从未改变。中世纪的人由于生存环境严酷，信仰颇为坚强。这使得所谓宗教组织财源滚滚，古今东西概莫能外。撒拉森海盗可期望得到最大效益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修道院。

同样的理由也使教堂经常成为海盗的目标，虽然教堂建在城镇，海盗有诸多不便。人们得知海盗来袭后最先逃往教堂，教堂便成为海盗可以一次绑架众多居民的地方。

排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后，海盗的目标就是领主的城堡和富人的宅邸。这些地方多有守护人员，抢掠绑架不便。海盗首先会瞄准防守薄弱的地方。他们没有粮草，人数亦少，必须尽快完事。

信息量越多，据此所下判断的准确度也越高——这种认识完全错误。

即使所获信息很少，但在具备能迅速而正确地解读其意义的人手中，信息就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皇帝布告用拉丁语写成，在公布时一定会译成当地居民能够读懂的语言，例如在帝国的东部要译成希腊语。重要的政策还经常会刻在大理石上，放置在人们聚集的广场上，甚至会刻在人们每天握在手里的货币上，以此传递着信息。

然而在进入中世纪以后，由于基于政治意志的国家灭亡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无人去做。这样，以中世纪史为专业的后世历史研究家们便苦于史料的极度匮乏。这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状态意味着人们对统治者的行为毫不知晓。对付海盗的舰队需要维护费用，便征收特别税；为建造撒拉森塔便向人们收费。只有这时，人们才注意到统治者在做什么。

信息靠这种方式传递实在是一种不幸。但如果这样还能显出效果，人们或能忍受。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表明这样的统治意志，即它的防卫不会像以往那样依赖拜占庭帝国，而要靠西方自己。但因创立者查理曼之死，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只延续了不到10年时间。神圣罗马帝国创立后，意大利半岛居民成为皇帝的臣下。他们甚至还未来得及感受自己付出的费用和劳力是否被有效使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卫意志就已消失殆尽了。

但是，地中海对岸却有人正确解读了这10年多来西欧动向的个中意义。中世纪前期，伊斯兰势力特别以其积极的态度超越了基督教势力。行动积极证明大脑活跃。得到少许信息，也能立即理解其重要性。神圣罗马帝国的创立意味着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意味着基督教世界东西方并肩战斗的可能性越发渺茫。

换句话说，如果进攻拜占庭帝国，西方各国也不会立即出手救援，而进攻西方某国，拜占庭帝国也不会派出军队。而且，曾被视为强劲对手的神圣罗马帝国10年之后便已名存实亡。以普及《古兰经》教义为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以及尚无这样强烈意识的新伊斯兰教徒，都认为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对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的伊斯兰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尽管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尚未被波及。从北非到西西里，顺风时只需一天时间。这时的北非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自然开始对征服西西里产生了强烈兴趣。

不同于大部分土地被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人统治的意大利半岛，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至今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果攻打西西里，能来抵抗的至多也就是微弱的拜占庭军队。法兰克王国、伦巴底各公国以及与拜占庭皇帝不和的罗马教皇，都不会轻易出手救援。

海盗航行的目的是掠夺财物、绑架人员，而征服航行的目的是要把全岛收入手中。这两种航行是不一样的。况且，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摩尔人合在一起，撒拉森人也没有足以组成大军的人口。绑架基督教徒也正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劳动力。但只要不改信伊斯兰教，基督教徒奴隶就只能当划桨手，而不能用作士兵。由于这些原因，撒拉森人看到机会来临却无法利用。不过，西西里的基督教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

尽管地处最西端，西西里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圈内，由常驻在首府叙拉古的总督（esarca）与负责防卫的武官联合统治。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前来赴任的“总督”名义上是文官，通常是帝国的贵族。负责防卫的武官则大多由西西里岛当地出身的人担任。这反映出拜占庭帝国防卫力量的衰弱。公元827年到西西里赴任的人也是拜占庭帝国贵族，名叫帕拉塔。迎接这位文官的武官名叫欧赫米奥，长期担任驻扎在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总指挥官。

在为庆祝“总督”上任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帕拉塔对欧赫米奥的妻子奥莫尼莎一见钟情，不光是恋着这女人，还把她夺来为妻。

奥莫尼莎原来是修女，欧赫米奥让她还俗，娶为自己的妻子。被人横刀夺爱，欧赫米奥的愤怒当然可以理解。然而，古老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没有仅止于一个被人夺爱的丈夫的愤怒，这愤怒蔓延到西西里的男人，引发了驱逐拜占庭的风潮。

这似乎是历史被偶然事件所左右的一个案例，但这与很多类似案例一样，不过是水已积满因而最后一滴溢出而已。即使没有帕拉塔的轻率举动，在西西里人的内心，无疑已对拜占庭帝国充满了不满情绪，怨恨拜占庭只知横征暴敛，却不真心保卫西西里免受撒拉森海盗的残害，否则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团结一致奋起驱逐拜占庭帝国。

然而，借用西西里历史记录者的话说，到了这一步，欧赫米奥却“玩起火来”。

他向身在凯鲁万的地方长官要求结成统一战线，把拜占庭赶出西西里。

根据长年从事西西里防卫的经验，欧赫米奥知道突然袭击、抢完就走的短平快战斗是撒拉森人的拿手好戏。西西里地域辽阔，只要为数众多、分散在岛内各处围着城墙的城市不被攻破，就无法征服西西里全岛。撒拉森人既没有这种毅力也没有这种实力，迟早会泄气撤退。欧赫米奥认为，撒拉森人撤走之后，遭到撒拉森人攻击的拜占庭军队一定会更弱，仅靠西西里人的力量也足以把他们赶走。他甚至还认为，自己会成为摆脱拜占庭统治后的西西里君主。

然而，事情却并未按欧赫米奥预想的方向发展。他要求人们与伊斯兰教徒共同战斗，这唤起了虽对拜占庭统治不满，却是基督教徒的西西里人的反感，把许多赞同他，有心奋起反对拜占庭的西西里人推向了拜占庭一边。结果，追随欧赫米奥的兵力大大少于预想人数。

伊斯兰的“圣战”

在大海对面的北非，征服西西里的准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收到欧赫米奥共同战斗请求的凯鲁万地方长官是从巴格达派来的，大概是位把扩大“伊斯兰之家”当作自己使命的原伊斯兰教徒。与被阿拉伯人征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新伊斯兰教徒不同，像他这样的原生伊斯兰教徒都是对“圣战”坚信不疑的人。

地方长官向北非全境发出布告。

“安拉之外没有神，穆罕默德之外没有先知。现在时候到了！全体伊斯兰教徒鼓足气力，杀向无信仰之徒的老巢！”

也许是布告的作用，地方长官召集到了1万名志愿者、700匹马和数量不详的船只。如果这一切都是从北非招募而来，在当时就意味着在招募海盗和海盗船。

被委以这支伊斯兰远征军总指挥之职的不是专程从巴格达来的军事老手，而是专司司法的原伊斯兰教徒阿布·阿拉·阿萨德。全部人马集结于突尼斯东岸的苏萨港。总指挥官阿萨德站在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帜前，面向全军再次宣读了地方长官的布告，宣布出征。

公元827年6月14日。初夏时分，这一带海域最适合于快艇帆船的航行，即使在现代这里也以此闻名。使用当时的加莱船，到达位于西西里西端的马扎拉也只需两天的航程。马扎拉从罗马时代起就一直是前往北非的港口，欧赫米奥带着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前来迎接。

让1万名士兵和700匹马上岸，让众多船只停泊并随时可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的时日。撒拉森人并不习惯做这些事。做完这一切，出发去到平原，花去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给了总督帕拉塔时间，使他可以调集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庭军队，赶赴马扎拉。

公元827年7月15日，拜占庭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在马扎拉附近的平原展开决战。伊斯兰方面担任总指挥的法官阿萨德在宣告战斗开始前，对一旁自以为在共同指挥的欧赫米奥不容分辩地说道：“这里不再需要你和你的士兵了。离开战场。就此消失也好，留下观战也罢，这是你们的自由。如果想要观战，我劝你们用那边的草把头盔盖上，免得被误为拜占庭兵而杀掉。”

欧赫米奥只得听从这个劝告，别无他法。战斗在欧赫米奥及其部下的眼前进行。对西西里居民来说，这场战斗交战双方的士兵都是他国人，不论哪方胜利，西西里的命运都掌握在他国人手中。

当天的战斗，以伊斯兰方面的胜利而告终。战场尸横遍野，没有留下伤兵和俘虏。担任总指挥的阿萨德不是军事专家。他一遍又一遍地用阿拉伯语诵读着《古兰经》。对他这样彻底相信《古兰经》的人来说，基督教徒这样的异教徒连人都不是，而只是狗。这些异教徒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狗”，把剑挥向伊斯兰。只有杀掉他们，才是恰当的处置。

但还是有一部分士兵成功逃脱。幸运的是打了胜仗的伊斯兰兵并不追击，他们更热衷于把战死者全身剥光。总督帕拉塔从西西里逃出，在卡拉布里亚投靠了拜占庭人，却反被他们杀害。

伊斯兰势力战胜拜占庭军队后，依旧以高喊圣战的阿萨德为先锋，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进程。征服依旧是杀戮抵抗者，抢掠所有值钱的东西，绑架不抵抗的人送到北非，如此反复。当时的胜利消息似乎也传到了北非，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争先恐后蜂拥来到西西里的圣战战士总数曾经达到4万人。

司法者阿萨德当然没有能力按照军事战略组织如此数量的人。涌到西西里的撒拉森人各自为战，向东面和西面打去，在西西里遍地进攻。

阿萨德和他的军队一气打到了叙拉古。我认为这是他不谙军事的例证。谁都知道，攻下了叙拉古就等于攻下了西西里全境。然而，叙拉古防守坚固，连罗马军队也曾陷入长期攻城战的泥淖。过早地把目标放在了不可能轻易攻下的叙拉古，这正是狂热信仰而无视军事战略的证明。实际上，进攻叙拉古的战斗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

为孤立叙拉古而下令在其周围打焦土战，这也只是外行的做法。焦土战本应是受到进攻的一方为对付进攻方而采取的军粮攻势。这次，因为进攻方采用了焦土战术，虽然到了收获的秋季，伊斯兰军队却比守在城里的叙拉古人更加缺粮。

据说缺粮的伊斯兰士兵把专门从北非带来的马匹吃掉充饥。叙拉古岿然不动。迟滞的战事和严重的缺粮使安拉的战士们不堪忍受，他们请求指挥官阿萨德权且撤回北非。他们说：“伊斯兰战士的生命比罗马人的所有财富更宝贵。”

阿萨德听到这些不动声色，冷冷地回答道：“让逃离战场的伊斯兰战士回到圣战不是我的职责。”

这就是说：你如果要这么干，安拉是不会不问的。士兵们也只有沉默。

叙拉古顶住了进攻，而赶来救援的拜占庭军队却再次一败涂地。

叙拉古攻防战打了10个月。缺粮导致体力衰退，伊斯兰军队的士兵中，病倒的人比被敌人的剑和矢击中的还多。指挥进攻的阿萨德也病倒了。

伊斯兰军队失去了司令官，一切都匮乏，士兵数量也减少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而在广袤的西西里，却没有攻下一个好在屋檐下睡个安稳觉的城镇。这样的现状使得参加征服之行的伊斯兰士兵士气低迷，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看好攻占叙拉古的事。

通常，人们会考虑如何趁此机会打击已经衰弱的敌人。然而，欧赫米奥却主动要求打头阵，去内陆为撒拉森人寻找能在屋檐下睡安稳觉的城镇，他已经无法回到拜占庭一边了。

伊斯兰教徒如大群蝗虫从北非渡过地中海袭击西西里岛，这一情报早就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中。情报来源非止一处。

第一个来源是意大利商人。这个时期北非伊斯兰教徒与意大利几个城市之间已有明显的贸易，也有意大利商人到北非港口城市去。商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动向格外敏感，不会不注意到因为“圣战”而喧腾的人和船。

第二个来源是居住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他们与西西里只隔着狭窄的墨西拿海峡。这与其说是情报，不如说是悲鸣。没有比这更原始的情报传递手段了，而“恐怖”却是最有效的传递手段。

第三个是安拉的战士自己带来的情报。

北非伊斯兰教徒始于公元827年的西西里征服，并不是根据事先慎重考虑好的战略进行的，因而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实施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是因为有人提倡“圣战”，而有人响应，是由这样聚集起来的一伙可称为乌合之众的人进行的。不少应该去西西里的船都不知所踪。

其中有若干只船随风漂流，居然漂到了罗马教皇领地的意大利中部海岸。圣战的战士昨天还是海盗，漂到哪里都行，到了无信仰之狗所居之地，便重操起他们早已习惯的掠夺绑架的旧业。当然，他们完事后就会回到船上扬帆而去。

这个时期在位的教皇是格列高利四世，他出身于罗马有实力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年富力强。

他首先正式向负责意大利防卫的神圣罗马帝国请求派遣援军。但是当时的法兰克王国整天国内纷争不断，根本顾不上西西里，对教皇的请求充耳不闻。

支援西西里需要船只，于是他转而向正成长为海洋国家的比萨和威尼斯请求合作。

但这样做也无甚效果。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尚不能确保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这是保障他们最重要的东方贸易通道所不可或缺的。为确保制海权，最要紧的是打退盘踞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海盗。换句话说，眼下威尼斯的利益与支援西西里并无密切关系。

承诺提供船只的比萨也并非不考虑本国的利益。确保亚得里亚海航行安全是威尼斯的最大课题，而对濒临第勒尼安海的比萨而言，意大利半岛西侧第勒尼安海的安全则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最大问题。北非北上而来的撒拉森海盗已逐渐成为这片海域的最大威胁。

现在，这些海盗正在袭击西西里。如果西西里被伊斯兰化，海盗船将会从西西里港口出发来袭，这比从北非港口出发要省一半路程。只要看看地图，我们便可理解这个时期以后比萨应对伊斯兰变得积极起来的原因了。

虽然由于比萨的支援有了船只，但船上却没有士兵。成为海洋国家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人口形成陆上战斗力，转而向海洋求生路。比萨即使能够提供船只和水手，也无法提供打仗的士兵。

教皇仍未放弃。他把眼光投向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家臣、负责第勒尼安海防卫的博尼法乔伯爵。教皇成功说服了这位托斯卡纳的豪族。教皇立即发出征兵布告。招募到的士兵数量不详。根据当时的记载，参加征服西西里之战的伊斯兰士兵有1万人，而教皇征到的士兵数量要大大少于这一数目。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四世本来的意图，组建这支由博尼法乔伯爵率领的基督教军队的目的，是支援遭到伊斯兰军队攻击的西西里。可是，博尼法乔却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天才的点子。

梦见西庇阿

伯爵的点子是不去西西里，而去直捣敌人的根据地凯鲁万。当时的凯鲁万类似于地处遥远东方的巴格达，是一座对伊斯兰教徒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博尼法乔认为，如果进攻凯鲁万，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恐怕不得不回师救援。

他也许想起了1 000多年前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那场布匿战争。博尼法乔可能是想仿效当年西庇阿果敢的战略。

汉尼拔甚至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打进意大利半岛，此后连战连胜，使罗马人的梦魇持续了16年之久。一位罗马的年轻武将想，要把这个噩梦驱赶出意大利半岛，只有突袭汉尼拔的老巢迦太基。他认为，迦太基遭到突袭而惊慌失措，不可能不给最高武将发出回防的命令。这一战略非常成功，罗马在扎马会战中打败了汉尼拔，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

往事越千年，博尼法乔自然想仿效这一做法。

“原版”与“模仿”毕竟有差异，但博尼法乔仍然想全盘照搬地模仿西庇阿。攻打凯鲁万从突尼斯东部登陆是近道，他却在突尼斯北部乌提卡附近的海岸登陆，理由或许与西庇阿选择登陆地点的理由相同。博尼法乔从这里沿陆路杀向突尼斯。博尼法乔肩负着一个西庇阿所没有的任务，出发前教皇与他约定，解放在农村做奴隶的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徒。

他没有抽出时间去攻打突尼斯城。也许是扬言要攻打突尼斯的威胁奏了效，他成功地解放了收容在突尼斯城里的基督教徒奴隶。他用获得自由的奴隶扩充军队，挥师直指原本的目的地凯鲁万。

行军途中，博尼法乔注意从奴隶那里收集情报，这是他值得赞扬的长处。他甚至了解到，突尼斯的地方长官已用快船向西西里派出信使，向正在西西里作战的本国军队传达本土危险的情况，命令他们从速回国。

凯鲁万与突尼斯不同，防守设施并不完善，但防守气概豪壮。这里是伊斯兰的圣都，守护这里的士兵士气高涨。

在统帅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看来，这些仓促招来的阿拉伯士兵有着坚决的战斗意志，他的指挥也坚决而毫不松懈。

萨夫农率领的伊斯兰军队与博尼法乔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在凯鲁万郊外展开决战。

战斗从日出开始，日落仍未结束。激战持续了5天，自始至终激烈而残酷。最后获胜的是基督教军队。伊斯兰战士在“无信仰的狗”面前败逃了。经常身先士卒的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也差一点做了俘虏。他逃到苏萨港，向西西里发出快船，再次命令伊斯兰士兵回师救援。

突尼斯地方长官和默罕玛德·伊本·萨夫农似乎这时还不知道去西西里的远征军的状况，也不知道统帅阿萨德已经病死。统一的指挥系统不复存在时，命令再多，如果不知谁来接受，想执行也无人率领。

西庇阿的战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有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天才做对手。

一心想效仿西庇阿的博尼法乔给人留下笑柄。但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方面虽然圣战的意欲高涨，却也净出乱子。正因为历史有其不乏滑稽的一面，才映射出了人类社会的立体图景。

博尼法乔的做法颇为滑稽。他并不知晓正在西西里远征的伊斯兰军队的现状。因为长期逗留在敌国令人不安，他决定回国。季节也到了秋天。

博尼法乔预测，只要本土的“埃米尔”下令，正在征战西西里的伊斯兰军队就会中断行动回国。预测碰巧与奇妙的现状吻合，却没有成为现实。他并未攻下突尼斯，连凯鲁万的市内都没能进去。不过，他解放了被锁链铐住、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的众多基督教徒。博尼法乔觉得这就够了。

据说他集合士兵，带上被解放的人们，回到了原来登陆的地点。如果真是这样，直线距离也有120公里之遥。走完这120公里而未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远征伊斯兰之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便成为事实。全部人员安然登船，船队没有停靠西西里，而是直奔北方的撒丁岛。他们在撒丁岛停靠，途经奇维塔韦基亚。原来的奴隶下船后，他们便向比萨凯旋而去。

博尼法乔班师后受到了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全境人们的一片赞扬。然而这一快乐仅持续了公元828年一年。撒丁岛与科西嘉岛之间的海峡直到现代仍被称为“Bocca di Bonifacio”，直译是博尼法乔之嘴。博尼法乔负责的海域是东起意大利半岛、西至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

不知为何被命名为“博尼法乔之嘴”，但根据民间传说，这是吞掉撒拉森海盗的意思。实际上，撒拉森海盗不但未被吞掉，以后照样继续横行海上。这是百姓表达美好愿望的又一个例子。

伊斯兰在西西里的征服行动混乱不堪，难以为继，但他们并未因厌烦而撤退，反而一心向前，足见宗教狂热之不可救药。接续阿萨德法官高举绿底白色月牙旗涌入西西里的撒拉森人中，有一个名叫哈尔卡莫的伊斯兰教徒。

哈尔卡莫在西西里南部刚一登陆，就命人在部下眼前烧毁了来时所乘的所有船只。他对惊讶的部下说，非洲已无路可回，我们只能在这个岛上住下来。他说完便身先士卒，率领不得不跟随他的部下，开始向西西里北部行进，一路上自然是不断地做着抢掠、放火、破坏、绑架的勾当。

这位撒拉森男人似乎言出必行。今天，在连接巴勒莫和特拉帕尼的高速公路边上还有一个名为阿尔卡莫的城镇。意大利语中H不发音，哈尔卡莫变音为阿尔卡莫。正是由于有了像他这样的伊斯兰教徒，开始时错漏百出的征服西西里之行才会不懈地延续下去。这对做事容易厌倦的撒拉森人来说是件稀罕事。

打到罗马去

地中海西边伊斯兰教徒的象征性城市凯鲁万遭到攻击，而且被“无信仰的狗”打得一败涂地，无论如何要雪耻报仇。让他们得胜撤走不被追究，就不能继续把他们当“狗”看待了。这对正在进行的征服西西里行动不会不产生恶劣的影响。

自诩为原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对雪耻的愿望比谁都强烈。在北非，阿拉伯人既是外来民族，又是征服民族，他们与被称为新伊斯兰教徒的被征服者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的关系紧张，经常担心后者会起来反叛。

阿拉伯人在北非数量很少。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就需要不断地显示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威和权力的有效性。如果失败，权威就会受到伤害。这种失败哪怕只有一次，也必须迅速挽回。

他们认为，基督教徒狗仔们都打到了凯鲁万，只有直捣他们信仰的象征性城市才算雪耻。而象征基督教的城市只有罗马。于是，在博尼法乔撤走还不到一年的公元829年6月，满载大军的伊斯兰船队从突尼斯的港口启航。

登陆地点选在了罗马以北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这个港口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图拉真皇帝所建，进入中世纪之后仍是罗马教皇所领有的拉齐奥地方的主要港口。奥莱利亚大道连接着奇维塔韦基亚和罗马。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一直把意大利半岛叫作“鲁米人居住的狭长土地”。他们看准了奇维塔韦基亚，把这里作为基地，去进攻位于“狭长土地”半腰上的罗马。

在古罗马时代，奇维塔韦基亚被称为“Centumcellae”，意为“万物仓库”。恰如其名，这里港口的规模堪与帝国时代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相匹敌。

当时，港口建造得合理而坚固，港内沿岸建有为数众多的仓库。由于是强大帝国的主要港口，才会有如此的设施。进入中世纪后，设施虽已闲置朽坏，但墙壁厚而坚固，不愧是罗马人所建。可以躲在这些仓库中作战，是奇维塔韦基亚得以抵抗伊斯兰军队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主要原因。

可是，长达两个月的保卫战以失败而告终。破城之后的屠城使奇维塔韦基亚成为无人之境，幸存的人们纷纷逃离，去了内陆深处。

在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基督教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赶来支援奇维塔韦基亚。罗马教皇并无军队。本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兰克国王正忙于在意大利北部进攻同是基督教徒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几个小公国的伦巴底人因惧怕伊斯兰军队而不敢靠近。拜占庭士兵也因防卫西西里腾不出手来。这就是9世纪“鲁米”即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所在的“狭长土地”上的状况。

也许是知道这一状况，伊斯兰军队攻陷奇维塔韦基亚后并未急于进攻罗马。他们知道近旁的奥莱利亚大道的终点就是罗马，却决定在托斯卡纳悠然过冬。当然没有缺粮之虞。不消说，意大利中部一带所有城镇村庄全都被撒拉森战马的铁蹄践踏蹂躏。当时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记录：铁蹄踏过之处宛如大片蝗虫袭来飞去。

第二年，公元830年春，伊斯兰军队留下少数守兵后向罗马进发。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奥莱利亚大道南下，一路沿海岸从海上到奥斯提亚港，下船后通过沿台伯河的道路去罗马。把船队调至奥斯提亚，是为了尽快把掠夺的物品和绑架的人们装船运往北非。

基督教方面的援军没有出现在奇维塔韦基亚。罗马号称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甚至没有援军前来救援。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兵力。可能是为了把抢来的东西和绑架的人们随时运去北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士兵离开了队伍。统率大军是要有很多条件的，但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却看不到有关情况。大概撒拉森人因兵力减少便分成小部队进行袭击，这也是海盗们更为习惯的方式。小镇小村抗不住撒拉森人袭击，但罗马城是帝国后期建设的，有超过20公里长的高大厚实的城墙拱卫。而攻击罗马的撒拉森人与海盗的所为并无二致。当年的罗马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然而，位于城外的教堂却没有一个逃过劫难。

奥斯提亚大道旁的圣保罗教堂名为“Fuori di Mura”（城墙之外）。这样的教堂自不待言，就连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建设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也遭到了伊斯兰士兵的洗劫。圣彼得大教堂是遵从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体之上建造教堂”的教诲而建，建在圣彼得殉教的梵蒂冈。这座教堂在基督教世界享有至上的尊崇地位。伊斯兰士兵实现了他们说过的话——“把圣彼得大教堂变为马厩”。

罗马教皇居于建在城墙内侧的圣拉特拉诺大教堂。罗马人虽然没有打出城去的兵力，但尚有不让撒拉森人越过城墙的力量。教皇格列高利四世身先士卒，激励大家，全体市民行动起来，成功地守住了罗马城。

伊斯兰军队未能攻进城内，扫荡周边地区以后撤退了。他们从奥斯提亚港乘船返回北非，留下的人再次沿奥列里亚大道北上，在奇维塔韦基亚驻扎下来。他们没有改变把这座港口城市作为进攻罗马的桥头堡的想法。敌人夸口要抓住“无信仰狗的头目”，他们将在离格列高利四世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宫只有50公里的地方扎下根来。

此时，北非又传来了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消息。

在以突尼斯为中心的北非一带，正在集结300艘的船队和2万人以上的军队。这300艘船，可能多为“福斯塔”这种小型加莱船。即使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北非伊斯兰化以来，撒拉森人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船队。

船队的目的非常明确，在西西里岛西岸登陆，企图一举攻陷巴勒莫。这次远征军的指挥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柏柏尔人阿斯巴哥，与其说他是安拉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地道的海盗。

巴勒莫陷落

现代的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区——西西里岛的首府，在此有区长官的官邸，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但在古代，在中世纪前期，这里还只能算是主要城市之一。叙拉古自古以来一直是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雅典为得到叙拉古曾不惜冒远征的风险。柏拉图对统治组织抱有强烈的兴趣，为了看到最佳例证也访问过叙拉古。希腊人也曾祭出阿基米德研制的新兵器与罗马人苦战。罗马人认为，不攻下叙拉古就得不到西西里。这一想法与希腊人一致。

后来，在罗马逐步将地中海变为“自家之海”（mare nostrum）的过程中，位于与北非相对位置上的特拉帕尼、马扎拉和阿格里真托等都成为对罗马很重要的港口。在整个古代的历史中，巴勒莫的重要性都仅次于这些城市。进入中世纪以后，拥有西西里的拜占庭帝国让派去统治西西里的总督常驻叙拉古已成定例。

确定巴勒莫为目标，似乎也是顺应着这个传统，莫非公元830年的北非伊斯兰教徒中有优秀的战略家？因为叙拉古面海向东，阿格里真托面海向南，马扎拉面海向西南，特拉帕尼向西，而巴勒莫却面海向北。这就是说，巴勒莫面向着地中海这个广大的基督教世界。如果希望扩大“伊斯兰之家”，巴勒莫作为前沿基地最为合适。在攻下巴勒莫之后，漂浮在地中海中央的西西里岛就成为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西西里得天独厚，军粮可以自给。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并非开始就是如此，这样的想法可能更接近实际。

无论如何，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徒阿萨德统率的征服西西里行动，自大肆张扬地开始以后，3年过去仍未攻下叙拉古。在西西里东西线中段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城堡都市恩纳。这里位于要害之地，防卫相当严密。伊斯兰军队数次进攻均未奏效。顺便一提，为伊斯兰势力创造了征服西西里机会的欧赫米奥，被派来与守城的拜占庭军队谈判。他随即被捕，被指向伊斯兰出卖西西里而被处死。他借伊斯兰之力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后，自己当了统治者，但这美梦没能持续3年。

撒拉森人的海盗行动长年不断，他们或许认为征服西西里易如反掌。然而征服行动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把罗马选作目标的同胞已经带着掠夺而来的人和物满载而归，受到欢迎。他们知道后也许开始着急起来。出于以往的海盗经验，他们选择了防卫肯定比叙拉古薄弱的巴勒莫作为目标。

不论当初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择，这一选择甚至考虑到了恒久的益处。从此以后，巴勒莫比叙拉古更经常地成为西西里的第一大城市就是明证。在战略上值得赞赏的是，这次不是小股队伍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举投入大规模兵力的军事行动。

从马扎拉登陆西西里，已经成为北非伊斯兰势力这3年来的常路。公元830年这年，伊斯兰人也从马扎拉登陆，但船只多达300艘，无法全部进港。于是他们兵分两路，另一路直奔北面不远的马尔萨拉港。这样登陆后队伍也分成了两支。阿拉伯人较多的部队去了巴勒莫，阿斯巴哥率领的柏柏尔人部队去了阿格里真托。他们准备进攻恩纳，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向叙拉古。

可是，这支队伍来到阿格里真托时遭到了瘟疫的袭击。瘟疫总是在体力衰弱的时候或卫生状况最差的时候来袭。我们不知道柏柏尔人是否比阿拉伯人更不讲卫生，但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平安无事地行军时，第二队的人却因疫病眼见着一个个倒下。阿斯巴哥自己也倒下，死掉了。剩下的士兵都觉得征服西西里行动难以为继，乘上从西西里人那里抢来的船只逃回了北非。2万人的半数开了小差。

前去巴勒莫的那支队伍却意气风发。打头阵的士兵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先知穆罕默德之旗”，队伍中有较多的阿拉伯人，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主流。

巴勒莫当时只不过是西西里的主要城市之一，加上那年听到撒拉森人逼近的消息后从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巴勒莫共有7万人口。只看这一点看就可以知道，中世纪前期的西西里比意大利半岛富庶。巴勒莫人根据以往直接、间接的经验知道，落入撒拉森人之手，其后的命运不是死亡便是沦为奴隶。他们拼死守城，坚持了一年之久。这让进攻的伊斯兰人也深感震惊。城里的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怖和绝望之中。

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赶来救援。这一点我已经写腻了。

拜占庭军队在防守坚固的恩纳和叙拉古坚守不出。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及基督教世界的各路王侯为守护自己的领地已经拼尽了全部精力，稍有余力的人脑子里也只想着如何侵略他人地盘。

罗马教皇在拿不出行动这一点上也与他们同罪。不过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说服不了拥有军事力量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说明教皇动用了开除教籍的武器，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西西里是拜占庭帝国的正式领土。但是，拜占庭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实在不好。他们之间围绕圣像问题存在教理争论。虽有拜占庭皇帝，但教皇却又特意造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虽同为基督教徒，这些事件仍然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不定在罗马教皇的内心深处，还有冷眼观战，看拜占庭如何守卫西西里的心思。这时的巴勒莫食物匮乏，许多基督教徒饿死病死。

公元831年9月，巴勒莫攻防战已打了近一年。市内一切匮乏，应该说什么都没剩下更为准确。

在防卫战打到将近半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派来统治巴勒莫的总督、主教就已乘着准备好的船只出逃意大利了。没有找到船只，只得沿陆路西去的修士在逃跑途中被撒拉森人抓住，被逼做出选择：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去死。他们全体选择了死亡。

城市在这种状态之下陷落，并不是那种迎击发起总攻之敌之后雄壮的陷落。就像一点点地衰弱迎来死亡的人一样，城市终结于一片阴森恐怖的寂静之中。据说在长达一年的守卫战中死亡6万多人。

城市陷落后，市内还剩3 000多人，但多数都已衰弱到了极点，胜利者觉得送去做奴隶也无价值。还能走动的男女和儿童被装上了船，其余的人全部就地处死。

巴勒莫化为无人之境。后来，北非来的伊斯兰教徒在此定居下来。如果无人居住，拿下巴勒莫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重新引入居民，使城市再生。

很快就有地方长官被派到巴勒莫，地位低于突尼斯的地方长官，但官名一样。北非的伊斯兰势力将征服西西里全岛看得与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同等重要，让巴勒莫成为西西里中心的意图昭然若揭。

而基督教方面，似乎很少有人能正确认识到巴勒莫陷落意味着什么。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即使在能够采取对策并有相应实力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个中的意味。

拜占庭帝国皇帝比其他任何人都能主张领有权，但其行动是在陷落4年以后的公元831年。虽然当时拜占庭帝国东有伊斯兰势力的进逼，北有斯拉夫民族的逼迫，但无论如何行动都嫌太晚。

在此期间，伊斯兰势力照例毫不留情地杀戮企图抵抗的人；抢掠贵重物品，甚至粮食、家畜；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要抓来送到北非去当奴隶；最后放火烧屋，使之变成废墟。他们用这种做法征服了西西里西部，又将势力扩大到东部。

人们感到拜占庭帝国终于“行动起来了”，但实际情况只能说是粗陋不堪。

皇帝任命女婿亚历克西斯为常驻西西里总督，命他组建救援西西里的大军。这事做得不错，拜占庭帝国正式表现出出征的架势。可是，此后的表现却证明，这只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国家及其最高领导人的做派。

亚历克西斯来到仍处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西部，热心组建大军，成功地招募到了相当数量的士兵和船只。可是拜占庭皇帝知道后内心起了疑窦，想亚历克西斯莫非是想率领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把自己拉下皇位。

皇帝的疑虑给了专制君主国家必然存在的宫廷阴谋家绝好的借口。亚历克西斯被突然召回，直接投入了监狱。在牢里，这位拜占庭的贵公子似有所思，说他万念俱灰也许更加正确。他宣布舍弃公职、地位和妻子，要去修道院，于是被释放出来。回到现实世界后，他便在社会上彻底消失了。

拜占庭海军本应以海港城市叙拉古为基地，以保障地中海西部海域的安全为己任，但皇帝这个司令官的表现尚且如此，海军也就一事无成了。这时，拜占庭战船对撒拉森战船已是每遇必逃。

北非突尼斯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在现代欧洲被称作“西西里海峡”（Canale di Sicilia），因为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领土，但古罗马人却称同一片海域为“阿非利加海”（Africum Mare）。

在那个时代，西西里和北非同属一个文明圈，由一个皇帝统治。以隔海相望的随便哪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都不会意有所指。可是，到了中世纪，隔海相望的国家分属于不同文明圈。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辽阔海域自然会以拥有制海权一方的名称命名。

我甚至认为，在中世纪前期的这个时代，如果要给这片海域起名，用古代的称呼“阿非利加海”也许更为合适，因为这片海域的制海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即撒拉森人的手中。

换成古代罗马人的观点，所谓制海权就是拥有把海洋称为“自家之海”的资格。一旦居住在北非的撒拉森人认为眼前这片地中海是“自家之海”，接着的想法就是要把横亘在地中海对岸的陆地也称为“自家的土地”，甚至还可用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大义名分去行掠夺之实。

拿下巴勒莫大有好处，紧接着征服了从巴勒莫到墨西拿的海港城市群，使得这个好处更加完美。

意大利南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烈地受到西西里伊斯兰化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地方包括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膝盖以下的所有地方。这样的情形是很自然的。撒拉森海盗此前的做法是从北非来袭，猛击一下之后又回到北非。现在却可以中途先在不沉的航空母舰上落脚，然后再次出击。从此以后，以卡拉布里亚、普利亚和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地区完全暴露在撒拉森海盗的“猛击”之下。

同样打着扩大“伊斯兰之家”的旗号，但地中海东部与西部情况并不一样。

在东部，伊斯兰势力从小亚细亚东部逐渐侵入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征服所有包围东地中海的陆地后已经过了两个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已经完全成为“伊斯兰之家”。或许可以认为，伊斯兰势力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恐怕已有相当的组织程度。此外，在伊斯兰世界的西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其土地之辽阔恐怕不能称之为半岛。这里处在以科尔多瓦为根据地的“埃米尔”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业已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伊斯兰势力的指挥体系。

在沿着扩张路线突飞猛进的9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北非在统治组织化方面最为落后。这片地区就后世的国别而言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将这些国家统称为“阿非利加”是因袭古罗马的习惯。历史完全不同的埃及往往被区别开来。中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仍然继承了这个习惯。

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伊斯兰世界中，北非的定位是“伊斯兰之家”的内部成员，但其地位却莫名地有所偏离，待遇方面类似于相当程度上被授予自治权的“埃米尔”所统治的领地。“埃米尔”一语的日语究竟是译为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好呢，还是译为有着强烈的实力者意味的“酋长”好呢，人们莫衷一是。顺便一说，这个词儿有时译为“酋长”，是参考了现代将“United Arab Emirates”译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例。

总之在中世纪前期，北非的统治形态明显尚未确立，连伊斯兰史专家一般也在这一方面不甚明了。

但是指挥体系不明确的状况却会令其敌手困惑。如果指挥体系明确，必有一定的战略战术预测其动向，事先“读懂”并非难事。军队越庞大就越容易在其准备、整编阶段察知其动向，也就越容易确定迎战体制。

可是，中世纪前期的北非情况完全相反。“地方长官”埃米尔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不明确。时常有埃米尔亲率大军前来进攻的情形。撒拉森人大多情况下是以小规模海盗船队前来袭击。令基督教徒悲叹的“大群蝗虫”也并非一次性集群来袭，好似分为小群分别在不同日子袭击不同的目标，形成波状攻击，反复不已，令人防不胜防，放马后炮都来不及。

北非的伊斯兰社会

从撒拉森海盗的传统、习惯和性格来考虑，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合理、完美的。

他们操纵着容易控制的小型加莱船，船上没有多余之物，船快如飞，小规模行动使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打着基督教国家和城市的旗帜骗人眼球，登陆后丝毫不浪费时间，只做海盗该做的事情，然后和来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大海深处。

在他们的祖国，这样做完全不是犯罪。不，甚至还是英雄行为。

第一，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在市场上出售，所得金额的五分之一会自动上缴给“酋长”。

第二，撒拉森海盗在基督教徒居住地区采用的是恐怖战法。如果这样能引起人们恐慌，使人们绝望，就比出兵征服容易得多。撒拉森人的海盗行为也是伊斯兰化的前哨战。

第三，必须提到一个事实，即对于居住在北非一带的人们来说，海盗业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也给未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

要把掠夺来的物品和绑架来的基督教徒换成“收益”，就需要有人来判断这些商品的价值，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项工作，管理、运营收容掳获来的基督教徒的“浴场”。

“浴场”一词自古就有两个意思：洗澡的地方以及收容战争俘虏的场所。

在古代和中世纪，有不少词语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浴场”也是其中之一。在中世纪的欧洲，洗澡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洗澡带来的愉悦会使人堕落，因而有害。罗马时代被称为“庶民宫殿”的豪华而设施齐全的公共浴场也都化作废墟，人们已忘却了公众浴场这个词。而在同时代的北非，这个词语的意思转变成为“收容掳获来的异教徒的地方”。

因而，在中世纪听到“浴场”一词后首先联想到的是强制收容所。不过这与20世纪纳粹的强制收容所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

8世纪到18世纪北非的“浴场”接受外面的雇佣委托，被收容的人可以到收容所外面劳动。这意味着“浴场”是奴隶的收容场所。劳动报酬不直接付给奴隶，而是付给管理运营“浴场”的伊斯兰教徒，充作“浴场”全体人员的伙食费等费用。当然，管理者最热心的事是极度降低伙食的质量，更多地中饱私囊。

海盗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以造船匠为主的工匠是高效推进海盗业不可或缺的。随着船只使用次数的增加，损耗也不断加大。经常需要新造船只，修理修复的工作更不待言。不过，北非伊斯兰教徒中适合这种工作的人手不足，而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绑架来的人可以派上用场。

但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给直接从事海盗业的人创造了机会。把他们称为“pirata”也好，“corsair”也罢，他们实质上都是海盗。

海盗也和士兵一样是最危险的职业。他们可能会遭遇敌方船只，在交战中战死，也可能在袭击城镇的过程中战死。海盗船遭遇暴风雨沉没的概率也不低。海盗这一职业成功后到手的报酬很高，但风险也很高。

正因为如此，从征收收益五分之一的“酋长”到船主到船长，都在积极发掘有能力的人才。

在绑架来的基督教徒中，体格健壮的年轻男人几乎都充当划桨手。其中有些人会在面临危险时处置得当，或在别的方面表现出众。海盗就会招揽这些人。

不过，这些人继续信奉基督教是不合适的，要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海盗们便设下圈套，诱使某个年轻人去杀伊斯兰教徒。异教徒哪怕是不得已杀死伊斯兰教徒，等待他的只有死刑。可如果是伊斯兰教徒，即使杀死其他伊斯兰教徒，只要有人证明这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就会被认可为正当防卫。这就是海盗招揽有能力的基督教徒的手段。这与现代国家的谍报机关所擅长的招募间谍的手法如出一辙。

无论如何，海盗业想要产业化，决定成败的是“人”，这与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后来甚至还有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意大利南部青年当上奥斯曼海军总司令的例子。在此700年前的9世纪时，就已有原基督教徒当上撒拉森海盗船的船长了。历史上的所谓强盛期，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时代。在8、9、10三个世纪，这种运气确实偏向于北非的伊斯兰方面。

人们对其他产业的兴趣和对海盗业投入的减少并不能阻止海盗业作为一种产业取得成功。在迦太基统治的时代，或是在被罗马帝国收编的时代，北非还是丰饶的农耕地带，甚至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自古就以出口农产品闻名。

到了中世纪，这一切全改变了。海盗袭击之处，小麦等农作物也会遭抢。农作物刚收获就被抢走，这使我们感到同情，但同时也感到愕然：连小麦这样的大量低价的便宜货都值得抢吗？

北非的伊斯兰教徒越来越依靠海盗业为生了。长远来看，这就是导致地中海南岸居民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是中世纪前期的9世纪，是一个海盗竭尽全力，因而极富攻击性、强而有力的时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西西里这个中转基地了。罗马以南的沿海地区已经没有一块基督徒的安身之地了。

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

以拿波里为中心的坎帕尼亚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敏感。这里是意大利半岛著名的丰饶之乡，耕地辽阔，古罗马人称之为“幸运的坎帕尼亚”（Campania felix）。

这里位于拜占庭帝国和伦巴底各公国统治圈的边缘，直到9世纪一直是权力的真空地带。拥有如此丰饶的腹地，不受压制的人们一定会有想法。这想法就是建立独立的共同体。这样想这样做的都是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海港城市，自北向南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政治组织也都是以执政官（consul）为最高长官的共和政体。

这些海港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意大利北部的感情不如对北非更为亲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睁眼就能看到地中海的缘故吧。这些城市的港口全都是面向南方，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同，船就是脚。海盗的“脚”也是船。

可以想象，即使在北非伊斯兰化以后，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的坎帕尼亚并不忌讳与异教徒进行贸易，坎帕尼亚在中世纪依然还是农产品的出口地。

近在眼前的西西里也正在扎实地进行着伊斯兰化的转变。与其被从西西里中心巴勒莫出港而来的海盗抢劫绑架，不如与住在巴勒莫的伊斯兰教徒进行贸易。这种想法很难受到责备。当然，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受到谴责。伊斯兰教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与敌人结好就是背叛。不过，谴责他们的人也并没有出动船队，前来保卫坎帕尼亚海港城市的安全。

岂但如此，虽然同为基督教徒，拥有内陆地区的伦巴底各公国并不满足，还把手伸向了这些海港城市。贝内文托是伦巴底的公国之一，大公亲自率领军队向三个海港城市中土地最为富饶的拿波里发起了进攻。

公元835年，巴勒莫落入伊斯兰之手仅过了4年，拿波里就在海上有撒拉森、陆上有伦巴底的腹背受敌的状态下，与巴勒莫的“酋长”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

罗马教皇谴责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缔结这个条约是“与恶魔结盟”。的确，即使不考虑宗教上的差异，这也是一座“危险之桥”。

伦巴底人看到巴勒莫“酋长”派来的船队，就不再攻击而撤退了。眼前的危机消除了。然而，同盟关系常被强大的一方所左右。只要对方认识不到破坏同盟关系的后果，持久的外交也不会得到保障。

即使是短暂的，拿波里一带的人总算又能睡个安稳觉了。然而，撒拉森人的海盗业已经产业化，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于是，撒拉森海盗改变了一下袭击目标，转向了位于长筒靴踵部的普利亚。以前这一地方较少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现在这里也进入了海盗的视野。

把目光转向这里的伊斯兰势力已不满足于只做海盗，他们的意图是像占有西西里那样完全占有这块地方。他们已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自古以来就以良港而闻名，背后又是广阔麦田的塔兰托和布林迪西。

拜占庭的皇帝是意大利南部的正式统治者。但拜占庭军队撤退以后，伦巴底人的一支贝内文托公国便包抄而来。拜占庭并未尽到防卫和保障安全这一统治者的义务，却一个劲儿地主张统治权，间或派些军队过来，好像要证实一下这种权力。

从北非和西西里来的伊斯兰势力在与拿波里结盟之后的5年中，与贝内文托公国交手三次，三战三胜。撒拉森海盗越发认为基督教徒胆小懦弱。伦巴底人源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南下而来在意大利落脚，改信基督教以来已有300年。即使不以伊斯兰教徒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一定认为，这些伦巴底人不是对手，普利亚很容易征服。伦巴底士兵没有拦住撒拉森人，威尼斯共和国却成功堵住了他们。

威尼斯人如何会在这时出现呢？其原因据传是威尼斯正式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请求。

5世纪中叶，为了躲避大举入侵的蛮族，人们在一片汪洋的澙湖海滩上建设了居民共同体。如果将那时作为建国起点的话，到9世纪中叶，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但这个共和国有着长达1400年的历史，以人的成长作比喻，度过最初的400年可以说是刚刚踏进青春期。

拜占庭帝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的正式统治者。但由于威尼斯位于拜占庭帝国的西端，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所有方面都处在专制君主统治的负面影响之外，没有受到压制，这是非常幸运的。威尼斯商人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去，会比其他欧洲商人享受到更有利的条件。威尼斯有能力给拜占庭帝国带去它所需要的东西。

最初，拜占庭帝国向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打退当时横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海盗的巢穴散布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如果斯拉夫民族在这里定居下来，土地毗邻的君士坦丁堡就会受到威胁。

威尼斯当然会接受这个请求。他们从建国之初就以通商立国。亚得里亚海是通商要道，确保海上的安全航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9世纪前半叶，他们才刚刚开始着手这样做，离确立的目标路还很遥远。

解读以后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大国之一威尼斯共和国的钥匙是“国家利益最优先”。无论在政治、军事和宗教各方面，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为信仰、名誉冲昏头脑的时候，只有威尼斯的统治者置身局外。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甚为令人生厌的现实主义者的集团。

公元840年时，纵令没有拜占庭帝国的请求，威尼斯大概也会出动海军。个中原因看看地图就会知道。塔兰托和布林迪西所在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部位一旦伊斯兰化，就堵住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威尼斯也就无法与东方进行贸易，为刚刚确立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所付出的辛苦也将付诸东流。如果不能从亚得里亚海深处走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死路一条。

9世纪威尼斯海军在规模上还称不上是海军。总督彼得亲自率领，海军倾巢而出，能集结到塔兰托外港的也只有60艘加莱船。他们不但规模小，战术和士兵也不熟练，在与撒拉森海盗的战斗中大败亏输。

威尼斯士兵几乎全部战死，仅有的幸存者也都当了俘虏，被送往北非的“浴场”。只有总督乘坐的船和其他极少数船只成功逃脱，但也一次次地遭到追击。据说他们一直沿亚得里亚海北上逃到海湾，都忘不掉背后受敌的恐怖。

撒拉森人这时很冷静，未去攻击威尼斯本土。但他们在沿亚得里亚海返航途中，袭击了沿途经过的所有港口。尽管离波河河口稍有距离，他们还是沿河逆流而上，沿途扫荡，就连罗马时代的港口城市安科纳也未能幸免。每次袭击后，撒拉森船都会加载抢来的东西和人。凯旋回到塔兰托港时，所有船只都超载得几乎沉没。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撒拉森的海盗船队于翌年841年再度从塔兰托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北上。去年遭到沉重打击的威尼斯出动船队迎击，但再次败北。威尼斯船队只得又一次逃进澙湖。

威尼斯海军在中世纪后期被称为地中海女王，基督教舰队也只有在威尼斯参战时才能获胜，但在中世纪前期却是如此惨象。

如果伊斯兰方面当时乘胜追击，亚得里亚海大概也已成为伊斯兰之海了。斯拉夫人同样也是海盗，这两家无论谁胜，亚得里亚海一定会成为海盗之海，而不再是商人之海。

然而，撒拉森人救了威尼斯。撒拉森人的行事方式一贯不够谨慎耐心。他们在努力称霸西西里的同时，还把手伸向了意大利半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们在亚得里亚海的战果惊人，却忘记了这战果，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

威尼斯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他们具有正视失败，从头开始的坚韧意志和忍耐力。威尼斯两度败给撒拉森海盗。这一定给斯拉夫海盗增添了勇气，让他们卷土重来。他们此前被威尼斯人赶进了地势复杂的江河入海口深处，潜伏下来。威尼斯人不得不从头开始整治亚得里亚海上的海盗。

再攻罗马

但是，威尼斯海军败北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亚得里亚海。两年后墨西拿陷落，西西里北部完全落入伊斯兰势力之手，进攻教皇这个“胆小的基督教狗”的最高人物居住的地方已无任何障碍。

距罗马仅50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也已被伊斯兰占领。进攻罗马的船队也可以从巴勒莫和墨西拿这两个良港扬帆起航。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有陆上战斗力的是伦巴底人，其中贝内文托公国已被屡次击败，必定不会出头，其他公国正忙于内讧，不会成为问题。伊斯兰方面判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救援罗马。威尼斯也还龟缩在亚得里亚海的深处。

凯鲁万的“埃米尔”看准现在正是进行圣战的好机会，命令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地方长官做好准备。

圣战是忠实实行《古兰经》教义的事项之一。圣战允许以下的行为：

剥夺基督教徒这些信错神的教义的人们和犹太教徒的财物是正当行为，抓获信仰错误的人当奴隶也是正当行为。于是，不仅伊斯兰教徒，听从圣战召唤行动起来、对额外好处更感兴趣的撒拉森海盗也卷了进来。

他们在以往的海盗行动中了解到，基督教徒奉献的财宝集中在大修道院和城里的主要教堂中。

15年前的公元830年，撒拉森海盗打到罗马，却因城墙阻隔未能进入市内，只扫荡了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位于城墙外的教堂。虽然这两座教堂在罗马的教堂中数一数二，但城墙内还有教皇居住的拉特拉诺等罗马七大教堂中的三座。教堂之外，罗马还集中着贵族和豪门望族的宅邸。在伊斯兰教徒眼中，罗马既是“错误信仰之徒的头目居住的城市”，还是一座有众多猎物的城市。

从北非各地出发的伊斯兰船只首先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集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规模多大，总司令官是谁。历史上只有时在夏季大船队集结的记载。船队在巴勒莫分两路出海。一路可能打算在墨西拿靠港，然后进入伊奥尼亚海，在塔兰托登陆后沿着古老的亚壁大道，直指罗马。

主力所在的另一路离开巴勒莫之后一路北上，进入第勒尼安海，然后一分为三。其中一队在利科萨登陆。帕埃斯图姆在现代以古代神庙遗迹而闻名。利科萨是帕埃斯图姆南方的一个海岬，控制了这里，阿马尔菲、拿波里和加埃塔等地连商船也将无法出海。

同时，另一队在蓬扎岛登陆，占领了这座小岛。在罗马帝国时代，蓬扎岛是流放，或是说隔离发生丑闻和制造麻烦的皇族成员的地方。该岛并非孤悬海外，一旦控制了这里，船只从意大利南部驶向罗马的必经海域便可尽收眼底。蓬扎处于拿波里的势力之下。蓬扎与拿波里签有同盟条约，但该岛被占领，拿波里却一声不吭。

第三队好像去了已被占领的奇维塔韦基亚港。

仅仅这些也已是相当规模的大战略了。撒拉森海盗的行动是走哪算哪。只有这一年，凯鲁万的“酋长”让人觉得准备充分，行为符合圣战宣言，是依据经过相当推敲的战略在行动。

拿波里的执政官比谁都早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执政官赛乔向海港城市加埃塔和阿马尔菲发出了呼吁。这三座海港城市的代表都非常害怕，如果罗马陷落，整个意大利南部就会被伊斯兰化。他们迅速组成船队，然后率领船队来到利科萨，团团围住停泊在附近的伊斯兰船队，进行威胁，让其选择是回到巴勒莫去，还是以自己的血来祭奠这片海域。

撒拉森海盗善于登陆抢掠，却不喜海上作战。他们决定撤退，离开了利科萨。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可得到巨大收获的圣战。他们也不会自缚于与拿波里的约定，拿波里人也是基督教徒。

伊斯兰势力离开利科萨后并没有去巴勒莫所在的南面，而是不理睬拿波里，径直北上，在拿波里湾西端的米赛诺登陆了。

米赛诺是罗马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军港所在地。这里可以停泊众多的船只，陆上交通也很便利，拐上多米提亚大道和亚壁大道，可以直通罗马。

伊斯兰船队在米赛诺卸下士兵和马匹之后，空船往北驶向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他们连拿波里也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加埃塔了。陆地北上的士兵和海上北上的船只都不理睬加埃塔。伊斯兰士兵沿着古老的罗马大道前行，他们高呼口号，直奔罗马而去。

“砸烂无信仰者的神圣之都！在它的瓦砾上赞美安拉的荣光，建造清真寺！”

北非侵略者为求军粮一边行军一边抢劫。8月的强烈阳光似乎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

公元84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是3年前登基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在中世纪前期，很多教皇的生年不详。这位教皇情况同样如此，不知他有多大年纪。他在第二年去世，可能不是老死就是病亡。伊斯兰大军逼近，他并不能身先士卒，奋起指挥，是罗马的市民奋起保卫自己的城市。罗马首次记录下了伊斯兰军队的规模。

船只有73艘，其中50艘为大型船，其余23艘为“小船”（sottile），这些小船可能是为军事目的而造。

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进攻的军队总数大约为3万人。据说其中1.5万人是步兵，所以3万人这个数字中也许包括划桨手。伊斯兰船上的划桨手经常是基督教徒奴隶。他们经常被铁锁链相互连成一串，锁在划桨台上，一边挨着鞭打一边划桨。这些人只是“马达”，不是兵力。纯粹意义上的士兵人数，不论如何高估，2万已是极限了。要攻打由周长超过20公里的城墙防守的大城市，这点儿兵力太少了。这些兵力也许就是当时北非伊斯兰世界能够动员起来的最大限度了。

能够动员的军队人数必然反映出人口的状况。罗马帝国末期因为人口锐减，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数量也减到了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以下，罗马帝国以这样的状态进入了中世纪。地中海南边的伊斯兰世界和北边的基督教世界大概都面临着可动员的人数减少的类似情况。在某种方面，这也可以说是穷人之间的对决。

绵延不断的环绕罗马城的坚固城墙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以前遭受过撒拉森海盗祸害的人们得知伊斯兰军队要来进攻后，纷纷逃来罗马避难。他们与罗马人的共同点是“绝望”。然而“老鼠急了也咬猫” 。绝望的老鼠齐心协力，奋起抗猫。附近的伦巴底士兵和驻扎在罗马的法兰克士兵也都参加了罗马的防卫。近郊拥有领地的豪族也带领手下的男子赶来罗马。时常为弹丸之地你争我夺的人们，也因为罗马的危机而将平日的恩怨置之脑后。也许“绝望”与“信仰”超越了消极性和利己心。没有谁来做总指挥，但防卫的一方团结紧密，士气高昂。

罗马周围高大厚实的城墙因由奥勒良皇帝建造而被称为“奥勒良城墙”（Mura Aureliana）。伊斯兰军队来到这座城墙前，城墙上箭矢如雨而下,箭雨中一个个士兵又被投石机抛来的大石块击中。

伊斯兰士兵的服装优先考虑的是要能自由活动，对箭矢和石块几乎没有防护作用。他们也并不擅长这种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要攻下这座“无信仰狗的神圣之都”，非得等到防守一方粮尽而降的时候。伊斯兰方面只有2万名士兵，也不可能将有20公里以上城墙环绕的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

攻不进城去，就彻底扫荡城外的广阔地方。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首当其冲。根据教廷的记录，从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者查理曼，历代皇帝贡献的金银圣器都被劫掠一空。这个记录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在15年以前，这两个教堂就曾被劫掠过。

不过，这些“集500年间贵重物品贡献之大全的一大博物馆”中的一部分还会遭到劫掠。

有过15年前被劫掠的经验教训，人们应会将这些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内的教堂中。但在基督教徒中，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想法非常浓厚。像圣彼得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这样最重要的教堂，也不可能全部搬空。伊斯兰士兵这次还会有相当丰盛的收获。据说这些士兵向绘有基督圣像的镶嵌画放乱箭，在自己的阵地上通宵狂欢乱舞，寻欢作乐。

这些情况传到城内基督教徒的耳中，他们群情激愤。第二天夜里，人们趁着夜幕，悄悄渡过台伯河，攻入了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人们手执火把，袭击了伊斯兰士兵。偷袭取得成功，至少将伊斯兰士兵赶出了圣彼得大教堂。

成功夺回圣彼得大教堂，给城里的人们增添了信心，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意大利中部。罗马奋起了，整个意大利中部都在奋起反击伊斯兰。自古仅自北方而来的大道就有奥莱利亚、加西亚、萨拉里亚、诺门塔那和蒂泊蒂娜五条大道汇集于罗马。中世纪前期，这些道路虽有破损但仍可使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大道来到罗马。公元846年，人们通过这些大道聚集而来，拯救罗马。

不知是为了信仰，还是出于勇气，抑或是由于面对危机的绝望，也可能是这些兼而有之，大批民众不断聚集而来。伊斯兰士兵震惊了。

以前他们认为基督教徒是“胆小没有反抗勇气的狗”。狗现在要冲过来，而且是成群结队的。伊斯兰士兵开始退缩。他们溃不成军，只想着带回抢来的东西，于是乱成一片，四散而逃。

有些人向停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船逃去，有些人涌上亚壁大道，一个劲儿地南逃。多数赶来救援罗马的人都是沿大道从北方而来，伊斯兰士兵便全部向南逃去，向基督教徒不会过来的方向逃去。然而，冬天将至，他们即使南逃，也不再安全。

加埃塔、拿波里，还有阿马尔菲，这些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已经与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缔结了同盟条约，但这次也明确地站在了基督教一边。这样，逃往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兰士兵在罗马与拿波里之间受到了夹击。

绝望的伊斯兰士兵用信鸽向巴勒莫的地方长官求援，信鸽是他们之间使用良好的通信工具。地方长官收到了信，但船只出港要看天气。虽然地中海总是风平浪静，在冬季也会不时波涛汹涌。到了次年的公元847年，靠抢掠度过一冬的伊斯兰士兵盼望已久的船总算从西西里、从北非开来。不过在此期间，基督教徒已经组建了防卫军，指挥系统也已确立，总指挥是法兰克国王、曾经的意大利国王鲁多维科。伊斯兰方面也重整旗鼓，留在奥斯提亚和米赛诺的船只也南下与从西西里和北非来的船队会合。

在此后的半年里，伊斯兰方面企图进攻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与团结一致的基督教方面展开了地面战，双方都要争夺这座意大利南部最为著名的修道院。春天的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在卡西诺山下布阵的伊斯兰军队被水冲走。基督教方面认为这正是上帝的恩宠，他们沸腾起来，感谢上帝。载着幸存士兵的伊斯兰船队与载着基督教方面士兵的阿马尔菲和拿波里船队之间展开了决战。

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这时上帝又出手相助。在海上决战打响前，胜负就已决定。强风突如其来，袭击了加埃塔港外海战场。基督教方面的船只尚未出港，躲过一劫，强风直接袭击了已经来到港口外海的伊斯兰船队。据说加埃塔附近海岸满是溺毙的撒拉森人的尸体。被铁锁链连成串的划桨的基督教徒奴隶和船只一起消失在海底。也许上帝的恩宠是有优先顺序的。就这样，公元846年开始已打了7年的、以征服基督教首都罗马为目标的伊斯兰圣战彻底失败了。

但是，伊斯兰方面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是一场凯鲁万的埃米尔发动的圣战，凯鲁万相当于西方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这也是一场起着首都作用的突尼斯的埃米尔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征服罗马为目标，并得到了举国支持。就这样败下阵来，对这两人而言都有面子的问题。北非的新伊斯兰教徒都是被军事征服后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原住民，一旦败退，这两个人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失去威望和权力。圣战的成功与否还是国内稳定的关键。

不等这年结束，说教继续圣战的导师就从凯鲁万分赴北非全境。他们在各地清真寺的经坛上热情说教。

“征服错信上帝教义的无信仰之徒的首都罗马，是安拉和穆罕默德的共同愿望。参加圣战是我们忠于伊斯兰教义的义务。天堂在等待着参加这场神圣战斗的人们。去吧，伊斯兰的战士们！打到罗马去！”

第二年，公元848年的整整一年中，北非全境建造新船的锤声就没有间断过。士兵们不再去想过去的失败，开始集结。凯鲁万的埃米尔也高调宣布要在翌年重开圣战。

在意大利半岛，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面对面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没有一个人认为伊斯兰就会这样退走。这里的人对撒拉森海盗的恐惧，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所谓世袭感情。

这个时代的意大利半岛居民认为，如果罗马屈服，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将屈服于伊斯兰。历史上并不缺乏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西西里，除了恩纳和叙拉古之外，全岛已被伊斯兰势力征服。

意大利南部数一数二的良港塔兰托和巴里也已落入伊斯兰之手。

在意大利中部，要把伊斯兰势力从教廷领土内第一港的奇维塔韦基亚驱逐出去，却无法着手实行。

在其他地方，人们惧怕海盗的小船队，风一般来袭，抢人越货后又风一般消失在地平线之外，连渔民也只能在海岸附近捕鱼。

直到今天，在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随处可见被称为“撒拉森人洞窟”（grotta saracena）、“撒拉森人入海口”（cala saraceni）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们发动袭击之前的藏身之地。不光在第勒尼安海的基督山、吉廖、皮亚诺撒以及厄尔巴岛这样的小岛，就连撒丁、科西嘉这样类似陆地的大岛沿岸也遍布着这种海盗的藏身之地。这意味着，不仅罗马以南的地方，就连罗马以北比萨所在的托斯卡纳、热那亚所在的利古里亚也都进入了撒拉森海盗的视野。

好似要证明这种情形一样，公元849年刚刚入春，撒拉森船队在鲁尼登陆，其目的与其说是打圣战，不如说是做海盗。

鲁尼位于托斯卡那北端，自古以来就是港口城市，港口背后有耕地，以富饶闻名。撒拉森海盗捣毁了鲁尼。他们并未在劫掠、绑架后立即撤走，好似要向基督教徒显摆伊斯兰发怒的后果。从此以后，鲁尼成为一片废墟，化为无人之境。撒拉森人撤退之后，回来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撒拉森人毁灭了鲁尼之后并未停止北上，他们接连扫荡了以热那亚为中心的利古里亚沿海地方。他们的暴行甚至波及法兰克南部，之后才终于南退。即使在普罗旺斯，人们也不敢放心地靠近大海了。

基督教的“圣战”

这个时代，只有罗马教皇能够设法拯救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于水火。前任教皇去世后，利奥四世一年前被选为教皇，他以积极进取而著称。

利奥教皇没有坐等北非的再度挑战。当选为教皇后，他立即进行了罗马城墙的加固工程，还制定了用粗铁链封锁台伯河的战术，并完成了准备工作，如果敌船沿台伯河逆流而上进攻罗马，随时可以付诸实施。

利奥四世认为目前面临的状况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他并未向拜占庭的皇帝发出呼吁。虽然他向神圣罗马帝国请求组织军队，抵抗伊斯兰，但却同样未抱多大希望。与其依靠这种地位崇高的世俗者，不如依靠对撒拉森的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意大利人。他将拿波里、加埃塔和阿马尔菲的代表召到教廷所在的拉特拉诺。

问题在于，是等撒拉森人登陆后予以迎击，还是在海上严阵以待，在撒拉森人登陆前展开决战。我们不知道教皇是与什么人商量的，说不定教皇采纳的是应召而来的阿马尔菲代表的意见，他是三个海港城市中最了解北非情况的人。教皇选择了在海上决一雌雄。

9世纪的阿马尔菲仅次于同时期的威尼斯，几乎是西欧唯一深深介入东方贸易的国家。他们和威尼斯一样，与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也有贸易关系，常常引起敌视伊斯兰的教皇不快。

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对伊斯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撒拉森人不但不惯于攻城战，而且也不善于海战。

也许同样根据这三位代表的意见，决战的战场定在奥斯提亚港前方的海面上。可能教皇认为，如果这场海战失败，台伯河两岸设置的铁锁链将不起作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这时传来了消息，在大海彼岸，打着圣战旗号的伊斯兰大船队已经离开突尼斯港。

代表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的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提供的船只和水手已经全部开进奥斯提亚港。志愿参加海战的士兵也已开始从整个意大利集结到达奥斯提亚。接到报告的教皇利奥也走出位于城墙之内的安全的拉特拉诺宫，前去奥斯提亚。教皇来到这个图拉真皇帝建设的巨大港口，向停泊在此的船上的船员和士兵高声说道：

万能的上帝啊！昔日在您的救助下使徒彼得曾行走海上。您还三度拯救了遭遇风暴即将沉没的使徒保罗。这次，请听听我们的祈祷吧！基督教的信徒们，现在正要为正当神圣的大义献出生命。如果他们在即将开始的海战中获胜，那也是为上帝的荣光而做出奉献。愿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永昌！

教廷的记载中记录道，人们凝听着，神圣之火在心中燃烧。

地中海彼岸人们的心间燃烧着“神圣之火”，地中海此岸也同样燃烧着“神圣之火”。

伊斯兰称“圣战”为“jihād”，同一个词语基督教则称为“Guerra Santa”。所谓圣战是一神教才会有的概念，一神教最大的特点是不承认其他神祇的存在。

教皇利奥没有回罗马，在奥斯提亚住了下来。他打算亲赴上帝之子即将开始的海战。无须久等，派去侦察的快船回来报告，伊斯兰船队已经逼近。

台伯河入海口两边，海岸线一望无际。伊斯兰船队桅杆高耸，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在风中猎猎飘扬，渐行渐近。

岸上观战的人都觉得，伊斯兰船队与出港迎战的基督教船队短兵相接，一场血战就要开始。可是突然之间，风向大变。

猛烈的西南风从正在开过来的伊斯兰船队背后袭来。对阵的基督教船队很快注意到这阵风，舵手使出全身力气转舵。可伊斯兰船队可能缺少能够辨别风向的老练水手，未及反应就被强风吹走，友船相撞，一片混乱。有些船撞击后被狂风卷起，猛撞海岸。只能这样认为，神这次没有眷顾穆罕默德，而偏向了耶稣基督。

伊斯兰船只破损严重，不能再用，但划桨手却得以挣脱锁链成为自由之身，还俘虏了大批伊斯兰教徒。

数千人的俘虏被锁链成串锁住押回罗马。在去罗马的大道上以及进入罗马之后，沿街人山人海。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撒拉森海盗被锁链锁成串的情景，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一睹为快。

利奥教皇让这些俘虏建造环绕梵蒂冈的城墙。为使圣彼得大教堂不再被伊斯兰教徒践踏，教皇决定在以大教堂为中心的梵蒂冈周围建造坚固的城墙。利奥假手伊斯兰教徒建造了这座被称为“利奥内墙”（Mura Leonina）的城墙，它现在依然矗立在梵蒂冈周围，守卫着基督教世界位列第一的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及其附属建筑。

这场战斗在历史上以“奥斯提亚海战”而闻名，罗马教皇认为这是基督教值得纪念的胜利。文艺复兴时代，教皇委托拉斐尔以此战为题材挥毫作画。人们今天还能在梵蒂冈的“拉斐尔画室”观赏到这幅画。站在基督教一方来看，教皇的想法顺理成章，毕竟这是第一次战胜伊斯兰对手的战斗。然而，并非取得了一次胜利，形势就会好转，事态依然不容乐观。

打着绿底白色月牙的伊斯兰旗的明火执仗的圣战，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北非伊斯兰势力改变了战术，又转回采用海盗波浪式攻击的方法。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明智的策略转换，其理由有四。

第一，只是回到了长年惯行的方法而已。

第二，海盗已经成为产业，不论是采用直接的方法还是间接的方法，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只能坚持下去。

第三，海盗必须上缴收获的五分之一，对统治北非各地的“酋长”而言，这笔收入不可或缺。

第四，海盗以基督教徒居住之地为目标，自然是削弱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视为圣战。

总之，当时伊斯兰教徒去做海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海战伴有失败的风险，但海盗总是袭击没有准备的人，风险既小，收入也稳定。

在基督教方面，“神圣之火”就像对胜利的欢呼一样早已湮灭。伦巴底人诸公国为地盘争夺不休，四分五裂。贝内文托公国占领萨莱诺以后，又对近边的阿马尔菲表现出了露骨的领土野心。

阿马尔菲这样的贸易国，少有耕地，人们只能出海谋生。让他们完全自由，在通商贸易方面取得成绩，这对周边国家也是有利的。贝内文托既然已把萨莱诺这样拥有耕地、能够生产出口物产的城市弄到手里，就应该把出口委任给能胜任此事的阿马尔菲人。企图在阿马尔菲行使像内陆一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方法是不明智的。

但伦巴底人是从北方南下而来的民族。只知道陆地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大海的作用。不过他们定居意大利已有300年的历史。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并非是因为陆地民族而不了解大海，而是仍未具备领悟大海效用的能力。实际上，伦巴底人的统治在意大利北部十分有效。以米兰为中心的区至今仍叫伦巴第（Lombardia），这个名称即起源于伦巴底（Langobardi）。

“海洋共和国”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有4个海洋国家具备在地中海世界与海盗渡海作战的海上战斗力。现代意大利海军军旗图案，就是缆绳围着的这四个国家的旗帜（参见本书卷末彩页）。

军旗上这四个国家的顺序，从上至下是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比萨。这些国家的商人靠与海外的贸易积累实力，构筑起财力基础。国家政体也是商人主导的少数人领导的共和政体，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海洋共和国”。

但是，如果按照作为海洋力量崛起的先后顺序，应该是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才对。我曾思考过这种顺序的变化，但在地图上观察各国位置的一瞬间，我明白了。

阿马尔菲位于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比萨位于意大利中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北部第勒尼安海一侧；

威尼斯不仅位于意大利中部，还处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位置。

这四个海洋城邦国家中，距离北非伊斯兰世界较近的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形成海上势力。换言之，防卫撒拉森海盗的必要性使它们成为海洋国家。威尼斯最后成为海洋国家，也是因为它虽曾两度在海上败给撒拉森海盗，却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撒拉森海盗打到家中抢掠破坏、人民从未被绑架过的国家。

但如果按照在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这四个国家排序将会不同。在文字是从左往右阅读的国度里，左上方通常是最重要的位置。现代意大利的海军军旗把这个位置给予了威尼斯。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四个海洋共和国中只有威尼斯一直维持着独立，还因为它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已成为海军国家，被称为“地中海的女王”。

按这样的说法，人们似乎会说，下排左边的阿马尔菲要比位于其后的比萨在历史上更为重要。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阿马尔菲是“海洋共和国”的先驱，应当受到相应的尊敬。

阿马尔菲崛起的契机是伦巴底人的“瞎管闲事”。这事饶有趣味。虽然大海的弄潮儿并非不满意做拿波里的盟弟，但他们也许对受旱鸭子统治感到厌恶。公元860年，准确地说是在那年前后，阿马尔菲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起步了。当时意大利南部的形势扑朔迷离，激烈动荡，渺小的“海洋共和国”很容易被一口吞掉。

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里亚和卡拉布里亚，撒拉森势力已经侵入内陆腹地，伦巴底人本应奋起反抗，但其内部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向撒拉森人求援。而罗马教皇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让伦巴底人的统治者不要忘记自己是基督教徒。而伦巴底人却只有在与撒拉森人的共同作战不利时才会“想起”这一点。

北非伊斯兰势力战术的改变涉及了正在征服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海盗改变了战术，不再是袭击、掠夺，然后离去，而是侵入意大利南部的内陆腹地，建立据点，再从那里出去抢掠。

他们不再辛苦地袭击修道院，而以烧杀抢恐吓威胁，勒索容易运输又不需兑换的金币。

所有的修道院都是勒索的目标。意大利南部最负盛名的修道院是圣本笃创立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就连这座位于山顶、被认为最易守难攻的修道院也交出了3 000枚金币后才免于被付之一炬，这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然而，交钱之后，下次又会被盯上。中世纪前期甚至可说是修道院的时代，各地都有大型修道院。撒拉森海盗的袭击日趋严重，修道院也逐渐建得像城堡一样。本该是用于祈祷的建筑，外观却越来越像军事设施。

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始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这个时代以后。

人们离开近海地方，为寻求安居之地，纷纷移居到悬崖之上或深山之中。这个现象在意大利南部尤为突出。在现代，人们驱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很多村镇紧贴在高耸的悬崖之上。如果不了解历史，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要特意住在那么不方便的地方。但生活在中世纪前期的人们要豁出命去求生。以前只有信仰狂热、追求孤独隐遁生活的人才会隐居在深山里，而现在普通人也移居了进来。

山里大约不缺新鲜水。但再怎么努力开垦，深山里的耕地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有耕作近海平原时那样高的生产效率。此外，移居选择的地点是连撒拉森人都不来的偏僻之处，与外界以及附近的其他人交流也相当不易。由此而来的孤立，不仅在精神上，也使实际生活受到影响。

听到在小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就会联想到这种生活理想而和平。实际上这是一种浪费很大的生活方式。别的居民共同体可以大量生产、购买的东西这里都得“自给”，这导致了生产力低下。

罗马帝国是广域经济圈。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中世纪，只有成为狭域经济圈一条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物产流通是昌盛还是停滞。

共同商议后做出判断，这种意义上的合议制，应该只适合于富有自信的人们集合而成的共同体。相反，对提反对意见失去自信而逃匿的人而言，由某个人下决断，其余人服从命令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安全感。

时至今日，人们一踏入建在深山里的城镇，便会产生穿越时光隧道，一下子回到了中世纪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房屋保留了昔日的原样。与简朴的房舍形成对照，修道院或领主的称为城堡更为准确的宏伟建筑，更加给人以中世纪的感觉。修道院除了宗教事务以外，还起着指导开垦和耕作的作用。一旦有事，领主可以提供防卫保障。

这二者几乎都是农田的地主，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保护费。罗马时代这些租费约占收益的一成，而在中世纪，至少也超过五成，原因是自耕农已经消灭，保护费是地方越小，人均负担越高。这一点只要与罗马帝国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时有着很好的体系，可以利用完备的罗马大道向需要的地方派遣军队。

“撒拉森塔”

中世纪也有人决定不逃进深山而留在海边。这恐怕是权衡生活方式之后的决断。

这些人首先在能够眺望到广阔海面的海岬和悬崖上像串珠似的建起了被称为“撒拉森塔”的监视塔。

他们接着组建了迎击撒拉森人来袭的舰队。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撒拉森海盗最讨厌劳而无获。即使是商船，只要有护航船，遇袭的概率立刻锐减。

然而，即使不再遭到直接袭击，也还常有撒拉森海盗在附近登陆，沿陆地袭击的危险。虑及于此，城镇建筑牺牲了舒适性，以防御为最大目的。用一句话说，城镇建筑的设计是小巷曲折，宛如迷宫。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穿行于这座城市房屋下面狭窄昏暗的小巷之中，眼前会突然一亮，出现一小片空地。这空地并非为周围房子的采光而建。

往这里一站，谁都会想到，如果把刚才进来的小巷和对面的小巷用铁门或别的什么东西堵上，来袭的海盗就成了口袋里的老鼠。阿马尔菲的小巷不仅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有些地方还会突然变窄。这些小巷还会在某个方向上建成复线。从阿马尔菲最大的教堂出来，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有两条小巷，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你都能逃出城外。

这种城市建筑在地中海南部的伊斯兰世界称为“卡斯巴城”（Kasbah）。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城至今都很有名。我们不知道北非的阿拉伯人为什么喜好这样的城市结构。然而，地中海北方的意大利“卡斯巴城”则是为防御从地中海南方卡斯巴城来袭的海盗而形成的。

有些人想建造以防御为目的的“卡斯巴城”而无法建造。他们居住在广袤平原之上的港口城市，背后没有阿马尔菲那样的峻峭山峦。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组建相当强大的舰队，城中的居民就只能逃入内地。这类人在中世纪前期占了绝大多数。

有一个办法最适合现代人想象哪个地方的人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最甚。

这个方法要在大脑里进行电脑制图。不过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有想象力就行。

从法兰西南部开始，沿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往下，围着“长筒靴”的脚踵部画一个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濒临第勒尼安海和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域。这一带如今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充分享受到“地中海”的游趣。这些地方的共通特点是气候温暖，阳光明媚。让我们在大脑中将这里的所有人、房屋建筑和港口船只统统屏蔽掉，在大脑里把这里变为无人之境。在古代，这里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平原上有片片耕地，每一个角落都被精耕细作；上下水道完备的城市和村镇像珍珠首饰一般串成珠链；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让我们在大脑中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从这片土地上统统抹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们恍然明白中世纪前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也一定能够从心底里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中世纪暗无天日”。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最为悲惨的9世纪，保卫基督教徒应该是专门为此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义务。这时的皇帝是鲁多维科二世。他和历代的法兰克皇帝一样以法兰克为根据地，却拥有“意大利王”的称号。

经不住罗马教皇再三请求，公元860年，他终于答应去意大利，敌人当然是撒拉森人。

就在马上要为保卫臣民安全前往意大利前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向意大利半岛的臣民发出了这样的布告：

动产较多之富人有义务动用其财产让杀人犯出狱，并为其准备武器装备，送他们上战场，越多越好。

贫者中，拥有10个以上铜币者有义务担任所住地区及其海岸一带的警戒。财产不足10个铜币者免除本义务。

多子之父，只可留下一个最适合的儿子，其他必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

仅有二子者，则其子均须报名参加皇帝的军队；有三子者，则许其中一人留在家中。

领主和土地管理者亦不得免除这些义务中任何一条，概无例外。全民均有参军义务。但允许以前帮工的用人中有一人，或为继续以前工作可再有二人留下，以保卫留下家属之安全。

如果违反本令，有企图留下更多人者，将剥夺其领主之地位，若为地主，将剥夺其拥有土地之权利。

修道院、尼僧院也以同等条件与领主和地主承担同样义务。如有怠慢此项义务者，将剥夺其神职人员之资格，并没收修道院和尼僧院所有的土地及其他一切不动产。

只看字面，这布告表现了皇帝奋起反抗撒拉森人的坚定意志。可是，发出这项命令的皇帝长年以来一直敷衍着自身的义务和职责。这命令也许得到了遵守，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大概是大打折扣的。

皇帝来到罗马，皇后同行相伴，仪仗豪华，显示着基督教世界中的俗界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然而，此后赴意大利南部与撒拉森海盗作战，结果却是惨败。失败不止一次，翌年又吃败仗。皇帝自己也险些做了俘虏，全靠临阵皇后的机灵才免遭危难。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撒拉森海盗的俘虏，北非全境的伊斯兰教徒一定会高奏凯歌。皇帝也许会被当成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无信仰的胆小无能的基督教徒”的活标本，用锁链锁成一串拉着游街。撒拉森人最想抓到的人就是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这个时期，所有的地中海沿岸地方一直受到撒拉森海盗的祸害。我不再一一记述这些事情，因为撒拉森海盗的祸害已成家常便饭，千篇一律，逐一写来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这些海滨城市经过千年之后，以老百姓为主角的祭祀活动今天依旧延续。前面打着护城圣人画像，祭祀队伍在城里迤逦而行。几乎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祭祀活动都集中在夏天。因为北非的海盗多是乘着夏季的西南风或东南风来袭，夏天地中海的潮流也是自南向北流动的。

来袭的撒拉森船队未能躲过突然改变的风向，猛撞崖壁后沉没，海上现出了圣母马利亚；圣尼古拉唤醒了塔上打瞌睡的放哨人，城里的人得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护城圣人的由来因地而异，形形色色，但都与撒拉森海盗有关。

9世纪，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恐怖是同义词。在这个世纪里，准确地说，是在公元876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八世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撒拉森人结伙袭击，每每犯下种种暴虐残忍的暴行，这使我心中不能不充满深深的苦恼和悲哀。可以说，这种惨状没有一天不使我痛苦万分。

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在想，任何笔都会因不堪书写这无休无止的种种悲惨而折断，任何语言都不能准确表达那些惨状的细节。

我自己也在深深的苦恼中度日。我眼前浮动的，尽是基督的敌人让信奉基督的人们痛苦、死亡的景象。上帝的孩子在各地流血，忠于上帝教义的人们的灵魂正在逝去。所有地方都已化作掠夺、杀戮和放火的舞台。人们躲过剑锋也逃不过大火。逃过大火，等待他们的也是铁锁链，他们被带走送到异教徒的地方，在那里当奴隶，做牛做马，迎来死亡。这就是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命运。

曾经人口稠密的城市、村镇和田园已经不见人踪，如今或是成为撒拉森人的巢穴，或是成为野兽出没的地方。

而罗马城，已经成为失去家园的人们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避难之所。看到这些人，我就心如刀绞。

亲爱的皇帝啊！这是降临到上帝的孩子们身上的灾难，是不能不让我痛苦的现实情形。

然而，绰号“秃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二世连封回信都没有写。他正全力以赴收拾法兰克内部的各种势力。也许无法完全不理睬教皇的屡次请求，他还是向伦巴底族公国之一斯波莱托的领主下令，要求组建抵抗撒拉森的军队。

可是，斯波莱托大公古伊德根本没有对抗撒拉森，反而率领大军进攻了卡普亚和拿波里。意大利南部各城市重新开启了与撒拉森的交涉，使他有了进攻基督教同胞的口实。

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等城市在得不到皇帝和伦巴底各派势力保护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起来，谋求与撒拉森人建立良好关系。这确是事实。

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是海港城市，接近撒拉森的理由不难理解。商船的安全航行对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对没有耕地的阿马尔菲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卡普亚是内陆城市，老是受到伦巴底系的贝内文托公国的觊觎。这块名为“卡普亚伯爵领地”的独立领土，逃脱不了被贝内文托公国吞噬的恐惧。于是，战胜伦巴底人的想法逐渐扎根，他们试图投向撒拉森人。人被逼到生死边缘，人种、宗教的差异也许就成为第二层次的了。这些人都拥有健全生活，不是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神职人员。

如果卡普亚站到了撒拉森一边，罗马教皇便会陷入危险。从罗马向南去的大道，不论是亚壁还是拉提纳，都要经过卡普亚。古罗马大道虽然在中世纪也被弃置，根本得不到修缮，但因为没有建设其他的基础设施，仍然还是最好的交通手段。一旦卡普亚伊斯兰化，就等于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

教皇约翰八世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靠不住，在公元877年，即发出前述信函的第二年，沿亚壁大道南下，在明图尔诺与卡普亚、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的代表见面，目的是说服他们不要与伊斯兰结盟。教皇说道，要想对抗伊斯兰势力，基督教方面只有团结起来。但是，代表们默不作声，教皇的话音只不过是被当作耳旁风。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最终也没能得到他所期待的不与伊斯兰结盟而与之对抗的答复。非但如此，拿波里的执政官赛乔辞别教皇回去后，让人逮捕了反对与伊斯兰建立良好关系的急先锋阿塔纳西奥主教，挖去他的双眼并把他扔进了牢房。

没有一个人响应教皇拼死的请求，听从他的说服。而撒拉森海盗一直继续着野蛮的暴行。教皇被迫做出选择，是把宗教放在优先的地位，对信徒的痛苦置之不理，还是为了哪怕是暂时的拯救而把耶稣基督暂放一边。

教皇选择了后者。他以一年之内不得掠夺意大利西海岸为条件，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罗马教廷铸造的2.5万枚银币。

在此以前，叙拉古、拿波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都曾有过花钱买平安的事，但还从来没有过西欧基督教之首的罗马教皇与伊斯兰海盗做交易的先例。

如果回到公元877年，我们去问居住在当地的人们，首先向伊斯兰屈服的是君士坦丁堡还是罗马，我想更多人的回答会是罗马。意大利半岛在9世纪后半叶的任何时候被伊斯兰化都已不足为奇。终于，西西里发生的事件使这个判断更为确实。

叙拉古陷落

伊斯兰势力征服西西里的行动始于公元827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这时已结束在望。西西里主要城市只有恩纳和叙拉古尚在基督教手中。城堡恩纳矗立在山顶之上，一个市民向伊斯兰方面密告了上山的秘密通道，恩纳随即陷落。最后只剩下了叙拉古，这是一个把突出于海上的海岬整体打造成为要塞的城市。

然而，在被视为北非伊斯兰教徒首都的凯鲁万的埃米尔看来，不能控制叙拉古就等于没有征服西西里。既然宣布并开始了圣战，如果不能完全征服，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圣战也会失去威严。

即使不站在伊斯兰教徒的立场上来看，位于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曾经发生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即是始于对西西里的争夺。不拿下叙拉古，就不能完全称霸西西里。

进入中世纪以后，叙拉古的重要性并未改变。这个时期，西西里这个地中海最大岛屿的正式统治者还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西西里是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土。总督官邸也设在叙拉古，肩负防守西西里全岛任务的拜占庭军队也驻扎在这里。征服了叙拉古，地中海西部的拜占庭势力也就被一扫而光。

此外，叙拉古具有自古以来不可小觑的知名度。譬如没有见过地中海的北欧人，哪怕不知道巴勒莫，也会知道叙拉古。攻陷叙拉古，意味着在心理上给基督教世界一个重大的打击。

凯鲁万“酋长”新任命因战斗果敢而崭露头角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担任西西里“酋长”。不知是否是为了纪念征服西西里之行50周年，他还把攻克叙拉古大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交给了贾法尔。

贾法尔来到已经成为伊斯兰西西里首都的巴勒莫上任。他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气力。

他向西西里并且向北非全境发出号召，征募志愿者。同时，他让人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对于伊斯兰武将来说这些器械非常罕见。贾法尔大概认为灵活使用攻城器械会有助于那些不善进攻有城墙的大城市的伊斯兰士兵。

巴勒莫城里立刻成了一座大兵工厂，各地汇集而来的士兵人头攒动。时间紧迫，到处都在忙着赶工。这给日后的贾法尔带来了灾难，但进攻叙拉古的准备工作却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时节已经入夏。公元877年，在开始征服西西里行动的第50个年头，士兵们高举圣战旗帜，骑着战马，带着攻城武器从巴勒莫出发，杀向最后残留的叙拉古。

叙拉古也在奋起防卫，似乎已把曾经用堆积如山的拜占庭金币做交换，让伊斯兰撤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连同周边地区前来避难的人，叙拉古共有2万居民。能够打仗的士兵人数不详。从已投降伊斯兰的城市和要塞撤退而来的士兵约有1万人。在修士狄奥多西奥后来编写的《编年史》（Chronicon）的记载中，却没有关于本该常住在叙拉古官邸的“总督”的叙述。说不定他在公元877年春天伊斯兰明确攻打意图时，就离开了叙拉古，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向皇帝搬救兵去了。总之，在长时间的攻防战期间，“总督”这位防御总指挥一直没在叙拉古。

但是，并不是没有人担任防御战总指挥。总指挥是位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修士狄奥多西奥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说起指挥官，还有一位名叫尼凯达的队长，他经常厉声激励前线士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尼凯达也是希腊的塔尔索人，这时已失去家园。圣彼得与圣保罗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两大支柱，圣保罗就出生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塔尔索。对基督教徒而言重要无比的圣人出生地，也已伊斯兰化了。

叙拉古攻防战，就这样似乎成为伊斯兰与奋起抗击的已基督教化的希腊之间的战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也是希腊人僧侣。这回拜占庭帝国倒像认真考虑派遣援军了。一个不断衰退的国家，特点就是作决定很慢，决定的事情实施起来也很慢。进攻海港城市叙拉古，一定要实行海上封锁。攻占这个城市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伊斯兰方面既没有封锁海上，也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拜占庭能够快速决断并付诸实施，就能使援军在叙拉古尚能顶住敌人猛攻的期间到达。打防御战的人只能依靠援军的救援。

中世纪后期尚不能使用大炮轰击，遑论使用飞机轰炸。在这样的时代，进攻坚固城墙环绕的城市，其难度远非我们后人所能想象。

在没有火药的时代，所谓攻城武器的效果也可以想象得到。发射球形石弹的目的是破坏城墙，发射点着的火球的目的是杀伤城内的人。然而在中世纪，决定这些武器命中率的技术水平远逊于古罗马。不独伊斯兰方面，基督教方面也是一样。所以，大城市攻防战的结果取决于下面几个条件。

第一，防御方须在人和物两个方面拥有经得住持久战的足够力量。

第二，进攻方须持续拥有能将城市围困得如铁桶一般的力量。

第三，进攻方是否受到瘟疫、恶劣天气等灾害的影响。

第四，防御方翘首以盼的援军能否到达。

在公元877年的叙拉古攻防战中，叙拉古具备第一项条件；伊斯兰方面不具备第二项条件；这第三项条件，伊斯兰军队过去经常遭到瘟疫的袭击，有很多因此而撤退的先例。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援军能否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次动了真格的消息传到了叙拉古。

这次奋起守卫叙拉古的人们不是殉教者。殉教者往往会受到狂热的宗教热情煽动，而去参加抗击基督教敌人伊斯兰的绝望战斗。这次参战的是相信冷静思考也能打胜仗的普通人。

不过，当年的叙拉古有一点不足，这件事也许让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修士无法理解。这就是西西里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人为了保卫叙拉古而前来参战。

这是因为叙拉古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暴政和剥削的象征之地。对居住在西西里其他城市和地方的人来说，叙拉古是吮吸“总督”所课重税并装船运往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叙拉古以外的地方已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但人民并没有全部成为伊斯兰教徒。反抗伊斯兰的暴动也时有发生，但就连这些人也没有赶来参加叙拉古保卫战。

叙拉古攻防战开始于公元877年8月。总司令官贾法尔率领大军不断攻城。他们高唱着战死荣升天堂的战歌，高举着圣战大旗，决心坚决战斗到底。叙拉古也在坚持着。攻城军队用石弹和火球进攻，防御的士兵则用一种叫作“希腊之火”的武器回击。“希腊之火”是点火即燃的雾状喷火武器，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火焰喷射器”。他们把这种武器在城墙上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向一齐登城的伊斯兰士兵喷发火焰。

夏天转瞬过去，秋天也过去了，进入了冬季。没有援军到达叙拉古。满载拜占庭士兵的船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出了爱琴海后却不再西行，而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过冬去了。

那时，只要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冬季是不打仗的。特别是进攻大城市的士兵不得不长期宿营野外。为了使他们得到休整，事实上冬季多为休战期。伊斯兰方面的总司令贾法尔也决定回巴勒莫过冬。这时，传来了基督教徒在巴勒莫近郊发动暴乱的消息。

贾法尔是进攻叙拉古军队的总司令官，也是在巴勒莫设有官邸的地方长官。镇压暴动也是他的任务之一。然而，这次他没能回到久违的官邸睡上安稳觉。他刚到巴勒莫就遭到暗杀，最终也没有查清凶手是谁。基督教方面的记录推测，这是一个嫉妒贾法尔地位和权力的伊斯兰教徒所为。不过，进攻叙拉古的行动并未流产。伊斯兰方面决定擢升名不见经传的阿布·伊萨为进攻叙拉古的总司令官，待来年的878年春天再启战事。

伊斯兰方面虽然换帅，但战术未改，还是人海战术。因温暖而一下子变得干燥的西西里的气候，给进攻的一方带来了运气。可能是受到安拉的眷顾，这次没有发生常常使伊斯兰军队痛苦不堪的瘟疫。历史上没有这次攻防战的详细记载，现场的唯一证人狄奥多西奥是一位修士。他可能对人们的悲惨处境敏感于心，但对战斗展开的战略战术却毫不关心。我们后世之人便无从知晓当时的战况。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以下这些情况。

进攻的伊斯兰方面军粮和兵力充足，没有遭遇到坏天气和瘟疫的不幸，可谓条件优良。然而事实却是耗时9个月，他们才最终攻下叙拉古。

防守的叙拉古方面则军粮告罄，城内满是病人和伤员，甚至无处可以掩埋尸体，始终见不到援军出现于水天之际。他们在这种状态中坚持了长达9个月的漫长时光。起初的几个月里，城墙被破坏后，当天夜里居民就会全体出动修复。但转年之后，前线的人逐渐减少，可以说战斗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敌人一步也未能踏入叙拉古这个建造在海岬上的城堡城市。

终于，坚固的城墙也有几处被攻破，却来不及修复。居民们在坚持战斗。他们知道，如果投降不是被杀就是去做奴隶。伊斯兰方面把抛掷石弹和火球的攻击集中到了夜里。白天，满脑子想着叙拉古城里财富的撒拉森人攻击城墙坍塌的地方，晚上休息。晚上，攻城武器又开始上阵。叙拉古城内的人日夜得不到休息。

5月20日，距攻防战开始已过去了9个月。这天夜里，敌人的攻城武器不知道为何一直沉默着。南国的初夏之夜在恐怖的寂静中度过。

21日天刚破晓，伊斯兰方面动员了所有士兵，动用了所有攻城武器，发起总攻。防卫者已无力应对敌人的全线总攻。撒拉森人开始从各处入城。根据狄奥多西奥修士的记载，撒拉森人蜂拥而入，像恶魔一样狂叫着，手里挥舞着绿底白色月牙旗，赤裸着双脚，浑身污秽不堪，只有眼睛像野兽看到猎物一样闪着光芒。

不论是士兵还是市民，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他们见人就杀。叙拉古城内的地面自古都是用平整的石头铺成，路面因石头上流淌的鲜血而打滑，拖住了逃跑人的脚步。

在海岬的前端，有座高塔可把大海尽收眼底。9个月以来一直担任守卫战总指挥的拜占庭贵族和手下70个奋战的叙拉古权势人物躲进塔里，试图作最后的抵抗。但是，全城都陷落了，孤立的一座塔不可能幸免。他们最终投降，全部做了俘虏。西西里首屈一指的城市叙拉古有地位高于主教的大主教。大主教索弗洛尼奥和三位神职人员躲在叙拉古的主教教堂里。他们也被抓获。这三位神职人员中就有《编年史》的作者狄奥多西奥。

叙拉古在陷落的当天被胜利者掠夺了整整一天。叙拉古美丽富饶，历史上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它被称为地中海的珍珠，难怪撒拉森士兵抢红了眼。仅仅因为待在撒拉森士兵闯进去的房子里，人们不抵抗也会被杀。

第二天，全部俘虏被押到中央广场，士兵和市民被两边分开。屠杀随即光天化日之下开始。

第一个是那位拜占庭帝国的贵族。他的罪名是对伊斯兰以刀相向的首领。

根据狄奥多西奥的记载，这位希腊人贵族听到死刑判决后面不改色，沉静地毅然赴死。这使得宣布他死刑的总司令阿布·伊萨也很惊讶，撒拉森人过去一直侮辱嘲笑“没有信仰的狗”，他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被切断喉管。

接着，连续处死了70位叙拉古的权势人物。这些人也都慷慨赴死，面对死亡的态度丝毫不逊于希腊贵族。

死亡，也降临到了9个月以来共同战斗的士兵身上。他们被驱赶到广场中央，绑着手脚一个挨一个地坐下。撒拉森士兵对他们枪刺棒打，反复不断，最后把他们送到枯草丛生的山上，周围点上火活活烧死。

狄奥多西奥唯一记下名字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塔尔索的尼凯塔。尼凯塔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嘲笑冲过来的伊斯兰士兵说：老子是狗，那你们是什么东西？每当此时，撒拉森士兵都恼怒地还他一句，打下叙拉古一定要让你享受特殊待遇！伊斯兰士兵没有食言。

出生在小亚细亚的这位希腊人队长被作为留到最后的乐趣。他最后才被拖到广场中央，仰面按在地上，捆住四肢，等待着他的是东方式的酷刑——活剥人皮。

活剥人皮，做不到只剥皮，要连皮带肉地撕下来。撒拉森士兵用枪去刺暴露出来的内脏，再用枪尖把内脏挑出来满广场乱抛。揪出心脏的士兵用牙齿撕碎了再啐出来。人们不知道塔尔索的尼凯塔是何时候断气的。他的遗体和被集体烧死的士兵的遗体一道，被暴尸弃置，直到胜利者撤出叙拉古。

根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仅是城市陷落时叙拉古的死者就已达到了4 000人。果真如此的话，活着逃出来的大概没有几人。这仅有的人中有几个乘坐藏在港内的船逃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向停泊在那里的拜占庭军舰队报告了叙拉古的陷落。这个舰队是派来救援叙拉古的，但却以过冬为由推迟出港。这时，传来了叙拉古陷落的消息。救援军司令官得知后，便率领舰队返回了君士坦丁堡。

叙拉古在古代作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而发祥，后来强盛繁荣，甚至受到雅典的敌视。柏拉图曾经访问过这里。这里还诞生了阿基米德。如今，叙拉古也落入了伊斯兰之手。当时的负责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应对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距离比君士坦丁堡近得多的罗马教皇也不会不知道叙拉古遭到进攻。这个时代的通信手段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是，这可是一场围绕地中海中心西西里最重要城市的攻防战，而且，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

9世纪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是黑暗的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港口无论大小，都与伊斯兰控制下的西西里和北非进行着通商贸易。有关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些人传到西欧。其中阿马尔菲在意大利半岛的大客户是卡西诺山大修道院。修道院不归当地主教管辖，而是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知道的事情不会不传给罗马教皇，而且也应该会通过罗马教皇传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

总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要人全都知道这一切，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起来。无论把天然的要地打造成怎样的要塞，援军不至，早晚也会陷落。

叙拉古陷落的消息在凯鲁万卷起了欢乐的旋涡。这里在伊斯兰化之后俨然已成为北非圣都。征服西西里全岛的圣战目的已胜利达到。市内挤满了感谢安拉的人，埃米尔命令举行特别庆典。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没有什么比圣战的胜利更能证明他们所信宗教的正确了。

在叙拉古，胜利者正在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伊斯兰教徒讨厌膜拜上帝和圣人画像的行为，认为这是圣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要把教堂改成清真寺，首先需要破坏上帝和圣人的造像。叙拉古的主教堂是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同时，用奉献给异教的雅典娜女神的神殿改造而成的，现在又要改建成清真寺。

叙拉古在罗马时代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也许是因为存在太多无法全部破坏的缘故，在叙拉古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希腊文化遗产。伊斯兰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但还有一些留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因而那次破坏也并不彻底，只是破坏了他们所能看见的而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神教，不承认其他的神祇。

据说所有这些一直到7月才结束。掠夺破坏、改建教堂就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些不光是胜利者所为，俘虏也为此做着劳役。

后来，胜者和败者全都去了巴勒莫。败者被用绳索和锁链绑成一串儿，从东到西横贯西西里，走了六天时间。

到了巴勒莫以后，俘虏被分为两组。大多数人的一组被作为奴隶卖掉，少数人被投入牢狱。狄奥多西奥修士是这少数人之一。牢房是地牢，在14级石阶之下，昏暗潮湿，肮脏不堪。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黑人罪犯、阿拉伯人等一股脑儿关在一起。关进来以后，狄奥多西奥才知道，大主教索弗洛尼奥也被关在这里。大主教和其他入狱者一样手脚都被铁锁链铐着。

8月12日是伊斯兰教的节日。居住在巴勒莫的撒拉森人要求“地方长官”火炙大主教，以表示对安拉的敬意，但其他伊斯兰教徒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手拿《古兰经》反对说，伊斯兰法律禁止人身作为供品。于是，大主教索弗洛尼得以继续他的牢狱生活。

这位大主教最终是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还是拒绝改教而殉教，不论是阿拉伯方面还是基督教方面，都未留下记录，也没有他死在牢里的记录。说不定他被作为一张牌留了下来。从这时开始，伊斯兰对西西里的统治方式越来越明晰。伊斯兰对地中海最大岛屿西西里的统治渐趋独特，至少有别于地中海西部的基督教世界。这是一种独特的共生路线。

人们最恐惧的不是文明的侵蚀，而是军事的侵蚀。文明的侵蚀，人们可以不喜欢不理解从而不接受，但军事上的侵蚀却不能就此了事。这样的事不用说，人们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在叙拉古陷落以及西西里全岛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意大利半岛和法兰克南部的人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恐怖。

西西里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附近撒丁岛的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顺便说一下，日本九州的总面积是4.2万平方公里，四国是1.9万平方公里。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岛和第二大岛撒丁岛的面积小于九州，大于四国。和九州、四国都没有“岛”的感觉一样，西西里和撒丁也不太给人以“岛”的感觉。但西西里和撒丁仅仅在这一点上与九州、四国相类似。

在现代，这两个岛都是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游客来访。两个岛气候温暖，风光秀丽。周边大海呈现的颜色不能用“蓝色”这个字眼来形容，而是一种深蓝色。游客在这两个岛上的游兴不一样。在撒丁岛，划艇和海水浴是主要的愉悦项目。而在西西里岛，除此以外还有漫步，参观各地的2000年以前的古代遗迹以及这个岛屿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留存的教堂、市政厅、宫殿和别墅。一句话，西西里“历史深厚”。而撒丁岛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时代飞跃。进入19世纪以后，一种以“大旅行” 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的旅行形式流行起来，欧洲各国富家子弟也为习得教养而纷纷赴南欧旅行。西西里是他们的必访之地，而撒丁却很少有人涉足。

顺便一提，19世纪欧洲各国逐渐流行精英和精英后备军赴地中海各地游历的做法。那时，伊斯兰海盗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伊斯兰海盗依然出没于地中海，北欧富家子弟就是绑架后勒索巨额赎金的最好对象，这种个人游历就不会流行。

让我们把时代的时针再次拨回来，接着叙述。即使在9世纪的当时，西西里也已经有足够厚重的历史了。希腊人在叙拉古建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这种“厚重的历史”可以提高漫长岁月中积累起来的人类技能水平，提高对这个时代而言特别重要的港口和造船厂的建设和整备水准，发展出最重要的造船和航行技能。占有了西西里就意味着拥有了所有这一切。这就是可以把西西里而不是撒丁称为航空母舰的原因。“航母”西西里完全被伊斯兰统治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冲击，其原因也在于此。

身在罗马的教皇约翰八世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比其他任何人都敏锐。前一年付了2.5万枚银币买来的“安全”已经过了约定的一年。公元879年春，撒拉森海盗重新开始扫荡教皇的领地。对意大利半岛第勒尼安海一侧南部、中部乃至北部的人们来说，和平与安全只是词典里的词语。伊斯兰夺取西西里，兹事体大。

教皇把这些基督教羔羊的困境写信告诉了应负保卫这些羔羊职责的意大利王查理三世、法兰克王以及德意志王。教皇对每位国王都加了一句诱惑的邀请：如果您能率军南下，解除撒拉森对意大利的威胁，我就将在罗马为您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三人都接受请求来到意大利，教皇又该怎么办呢？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三位国王都未理睬教皇近乎哀求的请求。他们光处理各自国内的纷争就已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打击伊斯兰海盗。

教皇对北欧各国国王感到绝望，又向在意大利南部各地拥有领地的伦巴底人各位大公发出了呼吁。但大公们此前多次败在撒拉森人手下。再具诱惑性的辞藻，对他们也不再奏效。

教皇还呼吁加埃塔、拿波里、阿马尔菲、萨莱诺等罗马以南的海港城市加入抗击撒拉森人的同盟。然而，这些海港城市在叙拉古陷落之前就与巴勒莫的“酋长”有通商关系，所以让他们参加同盟的先决条件是撕毁这种通商条约。

教皇命令他们毁约的说法是，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保持通商关系只对敌人有利。可是，通商对这些海港城市也有利。加埃塔、拿波里和萨莱诺都没有遵从这一命令。

唯一有反应的是阿马尔菲。在这些坎帕尼亚的海港和通商城市中，阿马尔菲已经把贸易渠道扩展到了地中海的东部，也许更能接受风险。这个时期的阿马尔菲的商人们积极而大胆，把地中海东半部分也作为了贸易对象。看到现在美丽小巧的观光地阿马尔菲，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也成了威尼斯商人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但是，阿马尔菲也是建立在商人的合议制基础上的以通商立国的共和国，实际上也在与北非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的贸易中获利。与撒拉森海盗开战，同样会牺牲他们的经济利益。虽然因为与东方的贸易活跃，并不会牺牲全部利益，但的确也要牺牲相当部分。不知是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对现状彻底绝望，教皇承诺向阿马尔菲提供1万银币，作为抗击撒拉森海盗的军事经费。这样，阿马尔菲共和国应该撕毁与北非和西西里“酋长”的协约，把阿马尔菲的加莱船组建成军事舰队，担负起第勒尼安海的海上巡逻责任。

就在这个协定即将签字时，阿马尔菲方面提出了异议，说约定的银币不是1万，而是1.2万。阿马尔菲代表与教皇之间为此甚至起了争执。阿马尔菲坚持不让步。他们不知通过教廷的什么人了解到，前一年教皇向撒拉森海盗支付了2.5万银币，得到了一年不侵犯的承诺。也许阿马尔菲人认为，自己都已牺牲了与地中海西部伊斯兰世界通商的利益。最终，教皇与阿马尔菲的共同作战体制胎死腹中。

教皇越发绝望，甚至去信给根本靠不住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巴西尔派来了小规模舰队，在海上刚遭遇撒拉森海盗就吃了败仗，狼狈地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教皇对把自己屡次号召当作耳旁风的拿波里感到恼怒，对拿波里的实力人物处以开除出教的处分。开除教籍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严重的处罚，但对这个时期的拿波里人却毫无效果。

公元882年，教皇约翰八世去世。为民众的悲惨而落泪，对统治者的自私而愤怒绝望了10年之后，他走了。教皇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杀害的。他大概是碍到了某些人的事。无人知道这某些人究竟是谁。中世纪前期罗马教皇的处境相当危险，还经常面临被撒拉森海盗绑架的风险。

自约翰八世被害到公元914年约翰十世即位，32年间共有13位教皇死亡。教皇是终身制的，这种情况大可说是处于无领袖的状态了。同时代欧洲各国也是王位交替频繁，但只是政局不稳而已。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抵抗伊斯兰方面非但不团结，反而一直在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纷争浪费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已经完全化作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意大利南部也不再有阻挡伊斯兰的基督教势力了。撒拉森海盗可以自由停靠撒丁和科西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拥有可以转变为战力的海上力量，但他们更加重视与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贸易，而不是与之打仗。

这个时期的一切事情都令人心情黯然，唯一的捷报大约就是总算把伊斯兰军队赶出了教廷领土内的主要港口奇维塔韦基亚。可是，这唯一的捷报与撒拉森人同年夏天于加利格里阿诺设置基地的消息相比便算不上有分量了。

加利格里阿诺河注入第勒尼安海，入海口一带因河名而被称为加利格里阿诺。河口附近的河边不仅可以隐蔽船只，还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两条连接罗马和意大利南部的古代干道，一条是到达同一海湾内的福尔米亚，然后转上亚壁大道；另一条是溯河而上进入位于内陆的拉提纳大道。

这就是说，这里可以直通罗马。在罗马看来，大道那头总有敌人。这里还处于加埃塔和拿波里的连接线上，从这里可以切断这两个港口城市的联系，这样加埃塔和拿波里也都在有效威慑范围之内。如果进而来到拉提纳大道，还有卡西诺山大修道院，其富裕程度使得撒拉森人不论是掠夺还是以掠夺相威胁勒索，都可以保证收入丰厚。西塞罗时代，在这一带海边拥有别墅是地位的象征。那时的罗马人大概根本想不到，时代变了，不动产的价值也会改变。基督教方面在得知加利格里阿诺已成为撒拉森人的基地以后，第一次感到了这一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对北非伊斯兰教徒战略眼光的准确性感到吃惊的不仅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基督教徒。因为撒拉森海盗的危害并不止于第勒尼安海一侧，还波及了法兰克南部。有坚固城墙保卫的马赛也两度遭到掠夺，沿罗纳河稍向上游就可到达的阿尔勒也两度遭到掠夺。这个数字还只是9世纪中叶约10年间的次数。防守坚固的马赛和阿尔勒都是如此，濒临地中海的其他城镇村庄的受害便不可估量。较之意大利，法兰克濒临地中海的地方极少，但也未能逃过撒拉森海盗的侵袭。

撒拉森海盗又在法兰克南部安置了基地，位于今天的圣特罗佩附近。这里在中世纪时还沿用着弗拉克西涅图姆这个古拉丁语的地名。戛纳、尼斯、蒙特卡洛沿着蓝色海岸（Cte dAzur）连成一线，是地中海屈指可数的享乐之地。这里在1 000多年以前还飘扬着伊斯兰的月牙旗。

“伊斯兰之家”是居住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徒的别名，撒拉森人也有义务参加扩大“伊斯兰之家”的圣战。拿下圣特罗佩不是为了享受日光浴，而是为了进攻内陆地区。在法兰克南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之间通有几条古代敷设的道路。进入中世纪以后没有维护保养，不能指望往日的便利。但体形矮小、适应恶劣环境、脚力扎实的非洲马扩大了撒拉森海盗在陆地上的行动范围。这样，海盗的袭击扩展到了以都灵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财物被抢掠，居民被绑架，城镇被破坏，内陆城市也并无安全可言了。

法兰克南部曾经是法兰克等北欧神职人员造访教皇所在地罗马的通道。走海路有落入撒拉森海盗魔爪之虞，中世纪前期的人尽量选择走陆路。但现在陆路也变得危险起来。这拉大了罗马教皇与北欧基督教各国国王之间的距离，通信也不易往来。

“和平”，不光是保障安全，还有缩短横亘在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效用。中世纪前期，时代往前走了，但人们之间的距离却比古代拉得更大。只有撒拉森海盗是例外，他们来往于地中海西部，好似走在自己家中。

“十字军时代”以前的十字军

约翰十世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基，做了罗马教皇。他成为教皇之前一直担任拉文纳的主教。他也许可以通过意大利北部更加了解北欧国王的想法。这就是说，他心里非常明白，依靠这些人，意大利无法摆脱撒拉森海盗获得自由。

教皇约翰十世倡议建立十字军。中世纪的人们有虔诚的信仰。在这悲惨而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时代，能依靠的只有上帝。教皇宣布要亲自率兵抵抗伊斯兰，人们纷纷志愿参战，虽然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惯于使用武器。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约翰十世针对月牙旗打出了十字旗，却不单为宗教热情而挥舞，他定下了具体目标。教皇亲自统率十字军的目标是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加利格里阿诺。

在实际军队指挥者的人选上，教皇也只看重是否具备武将的能力，而不看其他方面。队长名叫贝伦加里奥，经历复杂。这个人过去非但不以伊斯兰教徒为敌，反而总与基督教徒打仗。约翰十世重视能力的做法，在攻取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夺回撒拉森船进出频繁的加利格里阿诺，不能缺少海上战斗力。具有这种力量的近邻国家有加埃塔、拿波里和阿马尔菲。教皇也知道，这三个海港城市与西西里和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教皇却没有逼迫这三个海港城市撕毁与伊斯兰的通商协定。他没有理会这些事情，只是坚决要求他们加入夺回加利格里阿诺的十字军。

这支抵抗伊斯兰军队就这样勉强拼凑了起来。如果不想看到十字军在犹豫和谨小慎微之中销声匿迹，就只能趁热打铁。公元916年，教皇约翰十世即位不到两年，便从罗马出发，沿亚壁大道南下。宗教领袖身先士卒，令人感到可叹可悲。责难声并未传到这位教皇耳朵里。不，教皇应该听到了，但他并未理睬。

一方高举月牙旗，一方高举十字旗，战斗持续了3个月。这3个月的前半期，双方在加利格里阿诺打仗，后半期十字军追击沿河逃往内陆的撒拉森势力。这期间教皇没有回罗马，一直留在前线。这给基督教徒增添了勇气。伊斯兰方面也打得很顽强，指挥他们的撒拉森海盗头目成功地煽起了部下的宗教狂热。

这场战役本身是局部规模的，不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战场上的对阵双方，一方忘记了通商赚钱，另一方忘记了做海盗的打劫营生。

基督教一方获胜。撒拉森人的身影从加利格里阿诺消失了，海盗船的踪影也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第勒尼安海一侧消失了。夺回了奇维塔韦基亚，又夺回了加利格里阿诺，这对居住在罗马的教皇而言是件好事，北去的奥莱利亚大道、南下的拉提纳大道和亚壁大道都不再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但是，仅靠一场胜仗不可能驱逐一直给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带来威胁的撒拉森人。非常幸运的是，北非伊斯兰教徒之间原来时有发生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摩尔人的内部纷争，即原伊斯兰教徒与新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纷争连续爆发。这些纷争发生后，北非各地连续发生暴动。暴动期间海盗们便关门歇业。

这一时期的北非内部纷争持续了数年。这期间除了意大利南部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享受到了和平。既然这样，那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建立防卫体系，以防敌人的下次袭击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基督教世界再次分崩离析。拜占庭帝国甚至以每年支付2.2万拜占庭金币的代价，与撒拉森海盗缔结了停止袭击拜占庭商船的协定。但这个协定没有得到遵守，拜占庭白白付出了这笔钱。

教皇约翰十世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又活了10年，于公元928年被杀身亡。这位教皇大概又成了什么人的绊脚石。中世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前期，担任教皇是要豁出性命的。 iui5z5h4tFB9TsHpOmD+bUuHEvuvcyr/wvM/eNTPiClejgHTGtNvyUHLAly6fn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