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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不觉深深叹了口气，哪怕电屏近在咫尺，也无法阻止他在开始每天工作之前叹气。温斯顿把说写器拉到身边，吹掉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他办公桌右手边的气流输送管里掉下四个小纸卷。他把纸卷展开，用回形针夹到一起。
工作隔间墙上有三个洞。说写器右边的洞是用来传送书面指示的小型气流输送管；左边稍大一点的洞用来传送报纸。在靠温斯顿手边侧墙上的洞为长方形，蒙着铁丝网，用来丢弃废纸。这栋建筑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长方形洞，不仅每间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相隔不远距离就有一个。不知何故，人们将其称作“记忆洞”。只要有人得知一个文件须销毁或看到身边有废纸，都会下意识地就近打开一个记忆洞的挡板，将废纸扔进去。于是被投进记忆洞的纸就会由热气带到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销毁，这个熔炉隐藏在这栋建筑的某个神秘的地方。
温斯顿仔细看了一下刚才展开的四张纸。每张纸上用缩略语写着一两行指示——这些指示并不是用真正的新话写成，但用了很多新话词语——这种书写方式仅供部里内部使用。纸上写着：
泰晤士报 17.3.84 修正大大非洲不实演讲
泰晤士报 19.12.83 预报三年计划第四季度关于当今事件的 83 处错印
泰晤士报 14.2.84 修正富部巧克力错报
泰晤士报 3.12.83 ，大大日示报道双倍不好，涉及非人，全部重写报上级归档。
温斯顿带着隐隐的满足感把第四条消息放到一边。这项工作比较复杂，而且责任重大，须最后处理。另三项只是常规工作，尽管第二项需要处理一堆枯燥乏味的数据。
温斯顿在电屏上输入“过期刊物”，索取《泰晤士报》相关版次。过了几分钟，他所要的报纸就从气流输送管里掉了出来。他接到的任务与一些文章或报纸有关。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报纸需要修改，或用官方语言来说，需要“修正”。比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老大哥前些日子的一个演讲。当时他预测南印度前线不会有动静，而欧亚国将在短期内于北非登陆。但事实是欧亚国高级指挥官在南印度发起了攻势，北非反而没有动静。因此必须重写老大哥的演讲，通过这种方式让老大哥的预测与事实相符。还有，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官方对于 1983 年第四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预估，这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第六季度的产量。而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真实产量的报告。相较之下，之前的预估每一项都错得离谱。温斯顿的工作就是修正原先的数据，使之与后来的数据相吻合。第三项工作涉及一个简单的错误，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不久前，大约二月份的时候，富足部许诺（官方说法叫作“明确承诺”）， 1984 年内，巧克力配给量不会降低。但是，温斯顿记得就在这周末，巧克力配给量就会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因此，把原先的承诺修改为预警即可，预警内容为很有可能要在四月份的某个时候降低配给量。
温斯顿一旦处理完一项指示，便把通过说写器修正完的文本夹到与之相对的《泰晤士报》上，并将其推进气流输送管。接着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记着指示的小纸条和他做的笔记揉成一团，扔进“记忆洞”焚毁。
气流输送管连接着一个看不见的迷宫，对于迷宫里到底发生着什么事，他并不清楚细节，但知道个大概。只要有更正的必要，相应份数的《泰晤士报》将被收集、订正，并重新印刷，原先的报纸会被销毁，修正后的报纸则会取而代之进行存档。这种不停的修改不仅应用于报纸，而且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海报、传单、电影、原声带、卡通、照片等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任何文献。使得过去一天天，几乎分分钟都与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种方式，使得资料显示党的每一项预测都是正确的，不允许任何与当下需求相违背的新闻报道和观点的记录存在。所有历史事件就像写在一张可以擦去重写的羊皮纸上。只要有这个必要，就会立刻把原文擦得一干二净，重新书写。因此只要这么做，就绝没有可能证明有错误的存在。档案司中有一个最大的科室，比温斯顿工作的科室要大得多，里面工人的工作就是搜寻并收集所有须被取代并销毁的书籍、报纸等。若干版次的《泰晤士报》也许因为政治联盟的改变或老大哥预言的错误等原因被重写了几十遍，现在上面依然印着当时的时间进行存档，而且找不到任何与之相违背的版本。书籍也会被一次又一次召回重写，而且无一例外地重新发行，亦没有任何有关内容变更的声明。甚至温斯顿收到的工作指示上，也没有任何有关伪造行为的陈述甚至暗示，仅仅声称出于准确的考虑，须更正一些遗漏、错误、错印、引用不当的地方。这些工作指示温斯顿一旦完成，就会无一例外地立即销毁。
但事实上，温斯顿在更正富足部的数据时觉得这甚至不能算是伪造。完全就是以胡编来取代胡编。你所处理的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根本没有关联，甚至连谎言与现实之间的关联都没有。更正的数据和原始数据一样都是空想出来的。很多时候你需要凭空捏造出这些数据。比如富足部预估这一季度靴子的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写预估数量的时候，把产量缩减为五千七百万双，使得富足部可以和往常一样宣称超额完成了计划。不论怎样，不管是六千两百万双还是五千七百万双，或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都和事实没有关联。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生产靴子这回事。甚至可能根本没人知道靴子的产量到底是多少，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人们只知道报纸刊登着每季度靴子产量巨大，而大洋国可能有一半人口打着赤脚。事无巨细，都是这样记录的。一切都消散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终甚至连年份日期都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另一端看去。在正对面的工作隔间里，一个名叫特罗森的男人正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特罗森身材矮小、穿着整齐、下巴黝黑，膝盖上盖着一张合起来的报纸，嘴和说写器话筒凑得很近。感觉他不想让自己所说的话让除了电屏之外的其他人听到。他抬起头，眼镜朝温斯顿方向反射出敌意的光芒。
温斯顿和特罗森几乎素昧平生，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档案司工作的人通常缄口不提工作上的事。狭长的大厅一扇窗户都没有，两侧的工作隔间里不断传出翻纸的沙沙声和人们对着说写器说话的咕哝声。这个大厅里有几十个人温斯顿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每天见到他们在走廊里来去走动，还有在两分钟仇恨节目时见到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他知道，自己隔壁工作隔间里那个浅褐色头发的女人天天忙个不停，她的工作只是在报刊上查找并删除那些已经人间蒸发、不再存在的人员名字。她多少是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因为她的丈夫就在几年前人间蒸发了。几个隔间开外，有一个整天空想、身无长技的好好先生，名叫安普福斯。这人耳朵上汗毛很重，最擅长吟诗作赋。他的工作就是将一些由于某些原因依然需要被收录进诗集的反动诗歌做些修改，最后的定稿被称为“权威文本”。这个能容纳约五十人工作的大厅，不过是一个小科室，在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只是一个细胞而已。在这个科室之外，上级和下级机关里有着大群大群工人在多如牛毛的岗位上工作。印刷厂规模庞大，里面有审校员、字体排印专家，还有专门为了假造照片而设的设备精良的工作室。电屏节目科里有工程师、制片人，还有专门的口技演员。还有大批资料员，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列出清单，清单上写明需要召回的书籍与期刊。存放已经修正过文件的档案室极其巨大，用来销毁原件的焚化炉暗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某处，有一群负责管理的中枢人物，他们统筹整个机构的工作，并制定政策，决定哪块过去需要保留，哪块需要篡改，哪块直接抹杀。
而档案司终究也只是真理部的一个分支，真理部的主要工作并不是重构过去，而是为大洋国公民提供新闻、电影、教科书、电屏节目、戏剧、小说——只要是能想到的信息、指示、娱乐形式，从雕像到口号，从诗词到生物学专著，从儿童识字书到《新话字典》无所不包。真理部不仅仅提供党内的各种需求，而且以同样的运作方式满足下层群众的需要。专门有一套相关部门负责群众文学、音乐、戏剧，普遍意义来说就是娱乐。有只刊登体育、犯罪、天文报道的垃圾报纸；有五分钱一本的中篇情感小说；有充斥着色情画面的电影；还有一些情歌，由一种形状像万花筒的写歌机生产出来。这些部门下面还专门设了一个科——新话叫色科——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书籍，这些书籍被封装起来，除了制作人员之外，所有党员都不准翻阅。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气流输送管里又滑出三条指示，不过都是简单的工作，他在“两分钟仇恨”节目开始之前就把它们都处理完毕了。“仇恨”节目结束后，温斯顿回到了工作间里，从书架上拿下《新话字典》，把说写器推到一旁，擦了擦眼镜，开始着手早上的大工程。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来源于他的工作。虽然大部分时候只是单调的常规工作，但有时候也会碰到特别困难复杂的活，让人能像解数学难题一样深陷其中忘记自我——如伪造那些棘手的数据，你没有任何参考，你只能凭借着对英社原则的认识和对党想要你说什么的估计来判断。温斯顿对这方面很在行。有时候他会被委托修正《泰晤士报》上的社论，这些社论完全用新话写成。他展开之前放在一边的信纸，上面写道：
泰晤士报 3.12.83 ，大大日示报道涉及非人，双倍不好，全部重写报上级归档。
如果用旧话（或者叫标准英语）来说，这句话应该是：
1983 年 12 月 3 日的《泰晤士报》上，有关“老大哥每日指示”的报道涉及了不存在的人，极为不妥。整篇重写，并在归档前将草稿提交给上级。
温斯顿将这篇问题文章通读了一遍。老大哥每日指示，看起来主要都在赞扬一个名为“漂堡物委”的组织，这个组织负责给漂浮堡垒上的海员提供香烟和其他改善生活的物资。有一个名叫威瑟的著名核心党员，被点名表扬并授予了一枚二级荣誉勋章。
三个月后，“漂堡物委”突然毫无理由地解散了。可以断定威瑟和他的同事已经失宠。但关于此事，媒体和电幕上完全没有相关报道。因为对政治犯的审判或公开批判通常不会发生，所以基本可以猜想是怎么回事。对成千上万叛徒和思想犯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逼其供述自己所犯的罪行紧接着将其处死这类展示几年才有一次。更多时候，那些得罪党的人，会直接消失，再也没有消息。没人知道什么事发生在了这些人头上。除他父母之外，就大约有三十个温斯顿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消失了。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敲着鼻子。对面的工作间里特罗森同志依然对着说写器窃窃地说着。他把头抬起了一小会，眼镜又反射出凶光。温斯顿思忖，是不是特罗森同志和自己在做一样的工作。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不可能只交付一人来做：但反过来讲，如果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这种篡改行为是存在的。现在很可能有十几个人正在相互竞争，改写老大哥的讲话。而在核心党里，现在也有那么几个中枢人物负责选择某一个版本进行重新编辑，接着就有必要进入相互参照这一复杂程序，最后选择一个谎言，归入永久的档案，使其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知道为什么威瑟会被免职。也许因为贪污，也许因为能力不够。也许老大哥单纯只是想摆脱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或他身边的人有反动倾向。抑或也许——这种可能性最大——即发生这种事仅仅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及非人”这个词是唯一的线索，这个词暗示威瑟已经死了。一旦出现了这个词，你基本可以确定当事人并不仅仅是被关押了。有时候他们会在被处决前获得一两年的自由。在极少情况下有些你觉得很早之前就死了的人，会像鬼魂一样出现在公开审判席上，供出几百个同伙后人间蒸发，而这次是真的永远人间蒸发了。然而威瑟现在已经是“非人”了。他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温斯顿认为单纯把老大哥的讲话反过来写还不够。最好要在讲话里加上一些和原题完全无关的东西。
他可以把原文改写成常见的谴责叛徒和思想犯讲话，但这样太明显了，而前线的战争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又会使其过于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加上一些空想出来的东西。突然，他脑中闪出一个念头，一个在最近一场战役中英勇献身的奥格威同志迅速成形。有些时候，老大哥会在每日指示中纪念一些淳朴的基层党员，他们的生活事迹和为国捐躯的行为被树立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在这一天，老大哥会纪念奥格威同志。的确，根本没有奥格威同志这么个人，但几行铅字、几张假照片就能很快让他存在于这世上。
温斯顿稍作思考，随后把说写器拉近，开始以老大哥惯用的说话方式记录了起来。这种说法方式在军队中曾广泛使用，非常迂腐，以一种明知故问的方式来说（“同志们，从这件事，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学到的，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则，即……”诸如此类），因此非常易于模仿。
奥格威同志三岁时，除了一面军鼓、一挺冲锋枪、一架模型直升机之外什么都不要玩。六岁时，以特招的身份提前一年加入少年特工队，九岁时已经是队长了。十一岁时，他偷听到叔叔的谈话，认为其有犯罪倾向，于是就向思想警察检举揭发。十七岁时他已经负责组织青年反性团一个区的工作了。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爆就一下子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俘虏。二十三岁时，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当时他驾驶直升机携带重要文件飞越印度洋，被敌人的喷气式飞机跟踪，最后，为了不让敌人找到尸体，他怀抱重机枪跳出直升机，和文件一起沉入大海——老大哥说，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让人羡慕。老大哥还提了一下奥格威同志纯洁、一心奉献革命的生活。他洁身自好，从不抽烟。除了每天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他发誓终身不娶，认为婚姻与照顾家庭和每天二十四小时奉献革命两者不可兼得。他开口必谈英社原则，除了打败欧亚国敌人、抓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徒之外，生活没有别的目标。
温斯顿对于是否要授予奥格威同志奖章犹豫不定：最终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一旦这么做，就要连带进行不必要的相互参照。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工作隔间里的竞争对手。他隐隐感觉特罗森正在做同样的工作。无从知晓他们俩谁的文稿会被采纳，但他有自信最终被采纳的会是自己的稿子。奥格威同志一小时前还并不存在，现在他的事迹已经是事实了。而一件事让他感到很奇怪，即你可以创造死人，却无法创造活人。奥格威同志并不存在于当下，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遗忘，他便会和查理大帝和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存在，并立足于同样的证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