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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由于年幼，对上海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只能谈一些我亲历后的点滴印象。
上海早时以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俗称大马路）以及向西延伸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霞飞路（今淮海东路和淮海中路）和城隍庙（又称豫园）为代表的商业街区，店铺林立。尤其是南京路，早已建有四大百货公司，大新公司（今第一百货商店）的电动楼梯和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的旋转门为全国独有，24层的国际饭店是全国最高楼层的饭店。全市数十家电影院中许多家已开放冷气，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即使夏日从其门口经过，也有冷气袭来，顿觉凉意爽身。我参加过在这家电影院举行的全市小学生毕业典礼，电影院的座位是宽大的沙发椅，行与行之间留有让观众顺畅通行的过道，不像其他许多影院和剧场座位狭小，一般用硬木板制成活动椅，先入座者要起身为后入座者让路。到了夜晚，南京路灯火辉煌，霓虹灯满街闪烁，直到深夜也是一派繁华之景。
上海的工业如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面粉业等许多工业部门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业非常发达，除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有银行外，还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创办的汇丰、花旗、三菱、横滨正金等外资银行，中国的私营银行更有金城、大陆、盐业、浙江兴业等所谓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等十多家；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国内也处于领先水平。
我没听说当时我家有现款存入银行，只记得两件与银行有关的事，一件是我大哥曾经在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中的理发店做过学徒；另一件是我去北京读书时家里到银行给我汇款。在对私营银行改造前，父亲通过金城银行给我汇款，当年汇款是作为存款处理，因而不存在收取汇费的问题，不仅如此，我收到钱时，银行还付给我利息，因为在存款与取款之间有许多天的间隔需要计息。相比之下，今天我国银行想方设法向服务对象收取各种费用，不用说汇款，即使存款后到异地取款，也照样变相地收取费用。
由此我又想到了上海的邮政服务业，分布在全市各街道上的邮筒，每天定时由邮递员开筒收信后集中到邮局处理。我父亲在提篮桥邮局，有一段时间就做这个工作。有一天下大雨，其中有一个他负责的信筒未能按时前往开取，被督查人员查到，父亲受到了查处，勉强过关。在大雨中漏开了一个邮筒，就立即被查出来，可见上海邮局对居民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我来广州后的很长时间内寄外埠平信是8分钱，航空信只需再加两分钱，第一天从上海寄出航空信，在广州第二天就能收到。“文革”期间妻妹在北京患病，妻子急赴北京探视，我送妻子进了广州火车站后才想起一封请北京外甥女接车的航空信尚未寄出，时已中午，匆匆忙忙在市二宫附近的邮局发出这封急信，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的外甥女在我妻子到达北京之前，就收到了我的信，来到北京站接车。今天中国邮局取消了航空信业务，改用价格昂贵的快件代替，但快件并不快，隔三四天收到这种不快的快件不足为奇。
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通过水路，可与国内外沟通，铁路、公路、航空也都比较发达。市内交通线路密布，就在我家门口几步之遥，很早就有16、19、24三条无轨电车线路，车次很密，一辆车离站开走，另一辆车迅速开来，因此很难见到人们追车的场面。坐车方便，票价也不高。由于经济原因，我经常以步代车，走得最远的一次是去江湾运动场看比赛，来回好几十公里，都是靠两条腿走完的，以步代车对我后来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起了很好的作用。
繁华的大上海是富人和权贵们的天堂，他们整天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他们住贫民窟，吃了上顿没了下顿，饿死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我家成员属于工人阶级，父亲小时候给人放牛，从1907年到1917年的十年间在沈阳老家的毛巾厂做工，从1921年在丹东市凤城邮局代办所从事火车站接送包裹工作开始，到1954年退休，一直在邮政系统做工；三个姐姐解放前在永安纱厂和申新纺织九厂做工。全家的生活水平仍处于底层，只是邮局的收入水平较一般行业好一些，在底层中又属于上层，除日寇占领上海期间生活遇到较大困难外，平时还是可以温饱度日，抗战胜利后我上学的学费可以在邮局报销，四川北路邮政局大楼内有个医务室，在邮局工作的家属有个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也可得到免费治疗。
我家收入虽不高，但日常生活用品多为名牌产品，如洗衣肥皂买五洲固本肥皂，洗脸肥皂买力士香皂，穿球鞋买回力球鞋，穿套鞋（雨鞋）买双钱牌，煤油买美孚牌，面粉买轮船牌或自行车牌……还有不少名牌我已记不清了。收入少为什么还要买名牌？答案是正因为收入少才要买名牌，因为名牌货采用现代机器生产，效率高，因而成本低、价格便宜、质量好。今天的名牌和过去相比其中一个最大不同点是价格高昂，一双球鞋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一般工人家庭哪敢问津。
上海的名牌产品在很长时间内都能畅销全国各地，有较高的声誉。各种风味小食及调料也是琳琅满目，如五香大头菜（将苤蓝切片腌制而成）、熏鱼、油豆腐粉丝汤、烤鱿鱼、油墩子、方糕、粢饭团、粢饭糕、双酿团、甜酒酿、油拖黄鱼、小磨麻油、天厨味精、冷面、蟹壳黄……这些都是风味各异、物美价廉的食品。我记得“文革”期间，在上海小店吃早餐，1角多钱就可以吃饱，两个大饼6分钱，一根油条4分钱，一碗咸豆浆5分钱，共1角5分，这些早餐吃下去能不饱吗？
今天的上海小食品及调料可以说更是琳琅满目，进入南京路的大食品店，陈列的食品看得人眼花缭乱，但风味多半大不如前。名店老大房卖的熏鱼，还不如以前我家门口小摊上卖的具有浓郁鲜香味的熏鱼；过去挑担子走街串巷卖的油豆腐粉丝汤，在离它热气腾腾的汤锅几米之外就能闻到诱人的香味。解放后我回上海探亲时跑去城隍庙才能吃到油豆腐粉丝汤，但这时的油豆腐粉丝汤不仅用鼻子贴近碗边也闻不到特有的香味，吃后不久还得赶紧找厕所，因为食物不新鲜引起了腹泻。近些年我又去光顾城隍庙小吃，要了一碗大馄饨，价格比市内其他小店高出一两倍，味道可以说没有什么味道，只见墙上挂满戴白高帽的高级厨师照片，看后令人啼笑皆非。
我小时候喝汤或吃汤面时加天厨味精是用挖耳勺来投放的，有两小勺足够了，现在我放味精已改用小瓷勺，但放得再多也没有过去的鲜味了。小时候经过麻油店，远远就有麻油香味扑鼻而来。喝汤时，放几滴即可，而今我买了各种名牌麻油，也难以吃出往昔麻油的香味。
解放前我上初中时，经常走过新闸路，这里有一家沙利文面包厂，生产面包及饼干，每次走过，远远就闻到清新的奶香，不禁使我放慢了脚步，今天我走进各种面包店也闻不到那种清新的奶香了。
如何恢复和发展过去各种风味小食也是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旧上海的服务往往到达家门口甚至入户提供服务，在我家门口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叫卖的络绎不绝：卖菜的、卖西瓜的、卖棒冰（冰棍、雪条）的、炸臭豆腐干的、卖酱菜的、卖麻油的、卖大麦茶的、卖油豆腐粉丝汤的、卖馄饨的、卖糕点的、卖五香大头菜的、卖高邮咸蛋的、卖冰块的、修棕绷的，还有收旧货的、算命的等等。吃的酱油更是送货上门，从江湾送过来，每次一小坛，有四五斤重。许多食品都很有特色，江湾酱油的坛子一打开，就可闻到浓浓的清新豆香；高邮咸蛋在每天傍晚由十二三岁的男孩挎个竹篮来卖，将蛋打开一头，用筷子一挑，鲜红的蛋油直往上冒，蛋黄起沙，鲜香无比。
旧上海的市场经济能适应各种层次的消费群体，如你家有万贯，自有花天酒地的生活使你日掷万金；如你一贫如洗，只要口袋中还有几分钱，也不会被市场轻易放过，它像一块高强度的吸铁石，将市场上所有流通着的钱币纳入它的磁场范围。像我这样手里只有一两角零花钱的穷学生，在走向学校或回家的路上，常常经不住各种零食的诱惑，最终将我的零花钱都花光了。
我家收入虽不多，但穷人有穷办法，上海菜市场中的猪头、牛筋都属于处理品，用不了几元钱就可以煮一大锅，使营养基本有了保证。沙利文面包厂的碎饼干，味道与正品无异，只因其貌不扬，就半卖半送。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日子好转只有一两年，蒋介石政府滥发钞票，使物价飞涨，我父亲领工资时要用大口袋才能装得下，领到工资后马不停蹄地上街抢购日用品，五洲固本肥皂一买就是一木箱。我最有体会的是买油条当早餐，最先是用铜板买，也可用邮票代纸币买，比方说，今天卖的油条是细长条，1分钱一根，到第二天就是2分钱一根，但油条也粗壮起来，第三天还是2分钱一根，油条又变成细长条，打回了原形，在这样一胀一缩过程中价格直往上蹿。在市场经济中，如何防止通货膨胀应引起重视。
在旧上海的市场经济熏陶下，与其他地区相比，上海人显得非常精明、精细、精准。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公共交通分段计票价时，我不止一次见到穿着比较时尚的男女青年上车时，不是问到达目的地的票价，而是问7分钱乘足可以到哪个站，他们对票价事先已有个估计，采取宁后勿前的方针，即使7分钱票价只能坐到离目的地还有一站路，他们也会提前下车，走向目的地，如果7分钱票价可以坐到比目的地更远的站，他们就会改买5分钱的票了，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恐怕是很难见到的。
邻居中有位老先生每晚都要买一碗到家门口挑担卖的馄饨，在入口前必先清数一遍碗里有多少个馄饨，有一天他数完馄饨后用半官腔的上海话向卖馄饨的发问：“今天的馄饨怎么少了一只？”卖馄饨的是苏北人，同样精确地回答说：“今天的馄饨皮子大了、肉多了。”老先生听后不再说话，低下头来吃起他的馄饨，看来他对卖馄饨的答复不持异议。
上海人在骂人时也很精准。例如，在北方，如果你走路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对方如果骂人，一般都会骂：“眼瞎了？！”上海人则不同，会骂：“眼乌珠瞎脱啦？！”（眼珠子瞎了）其准确性显然高于北方人。
上海人办事特别认真，有一次我坐上海民航的飞机，每人发几小块水果糖，邻座漏发，请乘务员补发，乘务员走来向我调查确证是漏发后才补发。
上海人做生意很精细，上门收旧货时不是给钱，而是换糖块，担挑上盘着一长条白色的软糖，切割时是斜线而不是直线下刀，一寸长的软糖看起来有两寸长，容易使人心理上得到满足。
上海人很注重外表，我家邻居有一位是理发工人，生活很贫困，但进进出出，一身西装打扮，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小人物，被上海人戏称为“西装瘪三”，“瘪三”是上海地区骂人的话，专指以乞讨和偷窃为生的游民，此处为借用，说某人是“西装瘪三”，有调侃之意，虽不是尊称，但也非骂人。
上海人虽讲究穿着，但也不忽视鼻子下面的那张嘴，上海人念念不忘这个“吃”字，吃饭固然叫吃饭，喝汤也叫吃汤，喝茶叫吃茶，抽烟叫吃香烟，甚至连打屁股也叫吃屁股，挨揍叫吃生活，用手指敲打别人的头顶叫吃毛栗子，受长辈或上级训斥叫吃排头。
我看了一些演旧上海的电视剧或电影，看不出有什么上海味道，演大上海当然离不开南京路、霞飞路、城隍庙这一大片繁华景观，但演市井小民生活就离不开里弄及石库门建筑、卖馄饨的担挑、黄包车、塌车、老虎车、马桶车以及各种叫卖声、清晨伴着点煤炉时的浓烟奏出的刷马桶的交响乐曲……如果电视剧中冒出一个男孩敲着木箱串街走巷喊着：“棒冰吃wā？赤豆棒冰！”旧上海的风情必将油然而生，上海话中读wā音时用作发问，其含义和“吗”字相同。我在看旧上海的电视剧或电影时，看不到这些必不可少的要素，听不到旧上海走街串巷的叫卖声和各种市井交响曲，旧上海的味道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