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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20世纪中国新诗而言，网络诗歌的生产和消费已然构成了新世纪诗歌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诗学问题。客观地说，当下网络诗歌的创作尽管显得异常活跃，但其整体水平并不算高，诗歌创制中技术性含量的增强不仅未能带来艺术质量的提升，还造成了诗歌成色在一定程度上的滑坡。其原因恐怕在于，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已经逐步麦当劳化，这种快餐化和技术化的趋势，极大地妨碍了诗歌创作在艺术上的精细打磨和深度探险。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地抵御麦当劳化或许是拯救网络诗歌的艺术困境、提升其审美境界的重要路径。
麦当劳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快餐业，不过它在美国的巨大成功乃至在全世界范围的迅速推广，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远不止限于餐饮行业。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认为，麦当劳“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疆界，也远远超出了快餐业的范围。它在世界的很大部分影响了各行各业，的确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冲击力可能正以一种加速度进行着扩张”
。这种影响究竟有多深远呢？里茨尔进一步指出，麦当劳化不仅影响到餐饮业，也影响到教育、工业、医疗、旅游、休闲、饮食、政治、家庭，事实上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种迹象表明，麦当劳化已成为一个无情的过程横扫世界上那些看来无以渗透的各种机构和部分。
从麦当劳到“麦当劳化”，这标志着某类商业运作方式向一种社会范式的成功转型。从学理上讲，麦当劳化意味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原则在全球化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渗透，并使全社会朝着更具效率、更加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英雄”（欧阳友权），依凭互联网而生成与传播的网络诗歌自然也无法逃脱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命运，其生产与消费的麦当劳化也就在所难免。
关于网络诗歌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未完全统一，但大致包括了三种类型的诗歌形态。第一类是传统诗歌文本的网络化，也就是将传统纸质刊物已经发表的诗歌传输到网络上，这类诗歌虽然在纸质文本中已被承载和阅读，但一旦进入网络空间，也被当作供网民浏览和消费的网络诗歌。第二类是在网上书写与发表的诗歌，这类诗歌有效利用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以比特这种特定的电子语符将诗意数字化，在短时间内达成诗歌创作、发表、传播、反馈的一体化，形成“网络情景中的诗歌”（陈仲义）或者说“网络体诗歌”（桑克）。第三类就是超文本诗歌，借助多媒体组合和非线性链接等电子技术而构造起来的类似迷宫的诗歌样态，它可以称得上是网络诗歌的极端形式。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类诗歌，这类诗歌是网络诗歌的主体部分，从中也最能洞察到诗歌与网络结盟时所呈现的写作特征、所具有的文化意味。在这个层面上的网络诗歌，其生产与消费往往是一体的，相互配合彼此默契，共同催生网络诗歌文本的大量繁殖。产生这种一体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网络平台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为诗歌的快速发表与瞬间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活动场域，另一方面还因为，网络诗歌的体式短小与分行排列，既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和快捷，也使网民的阅读、消费显得容易和轻松。不仅相对于传统纸介媒体文学，就是相对于网络文学的其他文体，网络诗歌的生产和消费过程都是最为直接、最为迅捷的。这种迅捷态势，一定程度上确实加大了诗歌的普及程度，同时也无疑加快了其“麦当劳化”的步伐。
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麦当劳化”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第一，网络诗歌在创作、修改、发表、阅读、反馈、争辩上十分迅捷，这种一条龙的工作流程，体现出文学实践活动中的快节奏与高效率；第二，网络虚拟世界为诗歌创作和发表提供了一个可以无限延伸和扩张的载体与平台，再加上低门槛、低投入的生产环境，也为网络诗歌作品的不断诞生提供了可能。某种意义上，网络诗歌突出和强调的往往是作品的数量而不是质量；第三，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网络诗歌论坛以一种较为统一的、规范化的技术格式和虚拟性氛围，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相对安全的话语空间；第四，网络诗歌无论是作品主题帖的发表还是读者的跟帖反馈，都体现为电子技术控制下的文本自动生成，审美品质的低劣化和伦理立场的缺位也就在所难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和大量化的操作原则，使得网络诗歌在体现出表面的活跃、繁荣的同时，也暴露了浅薄粗俗、粗制滥造的负面价值，这也是网络诗歌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而后两个方面涉及网络诗歌所置身的主客观背景，这实际上也是所有网络文学共同的身世遭遇和存在命运，一定程度上鉴照到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对文学审美的破损与戕害。
如果仅就简单快速和追求数量这两个特征而言，“麦当劳化”其实是“快餐化”的代名词。麦当劳菜单上食品的每一步骤都被精简到最低的限度，工作人员只需要用最少的努力就能实现餐点的供应，顾客在用餐时间的投入上也不需很多。与麦当劳供应与歆享上的高效率相类似，网络诗歌的发表与传播也是极为快捷的，在互联网数字技术提供的无限敞开的拟想世界里，诗歌的出场显得毫无滞碍，几乎没有任何的关卡和阻力。网络诗歌的这种自如发表和迅即流传的高速率，是传统纸媒无法比拟的。吴思敬先生曾指出：“在传统的印刷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诗人发表诗歌要受编辑的制约，一般编辑部对来稿实行三审制，有一审不能过关，稿件就发不出来。网络诗歌则取消了通常由编辑控制的发表的门槛，只要写出来，想发表，贴到网上就是了。它是诗歌的卡拉OK，可以满足非职业作者在传统印刷媒体中无法轻易实现的自我表现欲。”
在文学创作中，作品发表是连接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最重要纽带，作品的快速发表既能刺激作者的创作欲望，促使他们加倍努力地写作，也给读者不断带来视觉冲击，加速他们的阅读、浏览与消费。尽管网络上的所谓发表，带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与幻觉感，对专业作家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对非职业作者来说是不乏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诗作进入别人的视野，被点击浏览，被评头品足，甚至还被喝彩叫好，那种自我满足感是充溢在心的。网络上的诗歌阅读是由鼠标点击来实现的，随着手指的轻敲，一页分行文字就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只需要短时间的屏前浏览，就能完成一次阅读行动，这比书本的阅读还要便利和简单。同时，网络论坛为读者的及时评点与论析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果有所感悟、体验、共鸣或者不满，可以马上在作品之后跟帖发言，与诗作者交流、讨论与商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平台确保了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速循环。
麦当劳“快餐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数量的追求和强调。作为批量生产的食品，麦当劳无时无刻不在突出它所提供产品的“大”与“多”，比如“大麦克”、“大家伙煎饼”、“超大吞饮”、“三份奶酪包”等，给人制造一种以较低价格得到了大量食物的幻觉。与量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质劣，有人无意掰开鼓圆的汉堡，发现里面“就像是一块布里罗垫子”
，而无论法式炸薯条还是蜜甜雪果，都给人“口味很重”的感觉
。网络诗歌在数量表现上的过分突出，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比麦当劳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数量特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发表空间大。作为虚拟实在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无限敞开、没有空间限制的世界，它所依赖的符号本体“比特”是“一种数码信息，它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可以无限贮存任何信息却不挤占任何物理空间，它用‘空中的文字’传递‘海量的信息’却将自己隐而不显”
。如果说传统媒体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时空限度与版面限制的话，那么，网络媒体在空间容载上则是毫无拘束、毫无局限的。网络就像一个无底洞，似乎再多的诗歌作品，它都能装载下来。第二，诗歌论坛和网站多。2005年出版的拙著《网络诗歌研究》附录的网络诗歌论坛地址达到了381个，而据李霞在2006年底统计，诗歌网站与论坛已经超过了600家，实际的数量其实远比这个数字要大。如果算上诗歌博客，诗歌网站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第三，网络诗人多。目前在网络上活跃着数以万计的诗歌写手，“没有哪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能够比现在更众多、更自由，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也没有如今这样多”
。第四，网络诗歌读者多。笔者在几家大型诗歌网站和论坛进行了统计，发现注册人数之多令人吃惊，比如，截至2008年1月底，中国诗歌网的注册数是16365，诗歌报论坛的是86940，《绿风》诗刊论坛的甚至达到了207527。这些数字表明，网络诗歌作者与读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队伍。在网络世界里，相比其他文学体裁，诗歌的点击率往往是最高的。比如军旅诗人王久辛的长诗《致大海》自2006年7月初《中国作家》头稿刊发以来，先后有中国诗歌网、天涯、搜狐、新浪、凤凰网、网易、中国博客等网站进行了转载和评论，截至2006年8月27日，《致大海》的点击量已逾20000，热评已达400余条。短短一个月内能有如此多的点击和回帖量，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网络诗歌读者之众、阅读之积极。第五，网络诗歌年产量高。据陈仲义先生调查推算，目前网络诗歌的“全国年产量不低于200万首。这个数字，是《全唐诗》的40倍，也是纸介诗歌年产量的40倍”
。这种生产速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第六，网络诗歌传播速度快。一首诗在论坛张贴发表后，无论天南海北，只要有网络存在，马上就会被读到，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无限带宽给了网络诗歌以超时空的流传速度。网络诗歌的快速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诗作的不断增长与大量繁殖。
或许正是因为网络空间的无可限制，网络诗歌作者的写作与发表才日益显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网络诗歌的快餐化本质无疑使诗歌生产与消费的重量轻质情形愈演愈烈。在当下，口语诗写作甚嚣尘上、铺天盖地，从“诗江湖”到“北京评论”再到“水诗”，无不成为口语乃至口水诗竞相登场的舞台，大量无深度、无技巧、无美感的诗歌布满了网站与论坛的页面，这些水平低下的诗歌借助“下半身思考”、“垃圾运动”、“崇低搞怪”等诗学主张，来吸引读者眼球，扩大消费市场，给网络诗歌存在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口语诗写作的盛行，是与网络诗歌的“麦当劳化”有直接关系的。口语诗的合法化，意味着诗人可以无须在意象、隐喻等诗歌修辞上劳神费力，直接采撷日常口语构成分行文字就可以自然成诗了，这为诗歌生产的简单快速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诗歌生产的简单方便，诗歌数量的与日俱增也就势在必然了。2007年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梨花体”诗歌事件，其实是口语诗在网络诗坛泛滥成灾后，深怀不满的网络诗歌读者发起的一次集体“暴动”，它是以“恶搞”的极端方式对网络诗歌“麦当劳化”所作出的回应和反思。
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麦当劳化”的后两种表现涉及这一诗歌文体所处的主客观背景，显露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背后某种无法忽视的技术本质。其中前者偏向主体，表征着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行动的连贯性与安全性情状，而后者则指向客体，暗示了为主体的文学行动提供安全性保障的必要技术支撑。
在一个稳定可靠的话语空间从事文学活动，确信活动的安全和连贯，不与现实生存之间发生直接的关联与纠结，这是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麦当劳化”的重要表现。这一表现与麦当劳超现实空间的服务理念是相似的。在传统的“汽车旅馆”和“假日酒店”（美国西部片展示恐怖和不测的常选地）具有的不可预测性带来重重商业危机后，麦当劳公司从中参悟到某种经营之道，他们以“重复的设置、可预测的雇员和可预测的产品”
等，试图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超现实的就餐环境，使他们确信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麦当劳的服务都是毫无二致的，“不管你跨进哪一家麦当劳快餐店，也不管你处于世界的什么地方，它恰恰都是一样的”
。麦当劳公司的这种标准化服务，给人带来了如此鲜明的感觉：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中，还有一个空间是稳定不变和相对安全的，那就是麦当劳。这种非自然的、超现实的空间，因为其提供产品和消费活动的高度可预测性，对消费者来说便成了一劳永逸的理想生活去处。在一点上，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与麦当劳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诗歌论坛的相似性使诗歌网民每每有相熟、“回家”的感觉。诗歌论坛的构造模式和生成态势一般是“主帖+跟帖”的规格，即诗作者先发表一个诗歌主体（一首或者多首诗），读者（通常是注册的网民）可以在这个主帖之后发表意见。另一方面，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各种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行动的安全性和合法性。网络诗歌作品多是无“忌”之谈，是诗非诗人们都往上贴，丝毫没有什么顾虑和戒备。网络上此类诗歌多如牛毛：“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令人大跌眼镜。在网络之中，对诗歌的探讨充满了千奇百怪的表现形态，各种出格的话语和言辞似乎都可睹见。如“扬子鳄”、“诗江湖”、“极光”、“北京评论”等，吵嚷纷争、针锋相对，甚至恶语攻击，构成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奇观，其他如“天涯诗会”、“或者论坛”、“若缺诗社”、“中国诗人”、“第三条道路”、“诗歌报论坛”，也经常是硝烟弥漫，论战如云，既有关于诗学问题的真知灼见，也有无关诗歌的插科打诨。就传统诗歌秩序而言，网络中的诗歌生产与消费似乎充满了乌烟瘴气，甚至不可理喻，一些诗歌言语和行动原本应理性制止，但网络却让它们赫然现身，横空出世。此种情形的出现，全仗网络虚拟世界的安全性允诺撑腰，是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麦当劳化的生动体现。
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麦当劳化的第四个特征对应着麦当劳的可控制性原则。麦当劳化包括寻找一些手段来增加对雇员和顾客两者的控制，这自然包括非人技术广泛用来对人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控，而“一旦人被控制，就有可能将他们的行为还原为一系列机器般的行动”
，这样，整个餐饮过程就将变得更加自如和流畅。“网络创作是由比特的编码和解码在计算机上生成文本的，是由人与机器的结合实现的技术与艺术的统一”
，不过，在这种统一之中，机器和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网络诗歌创作从人这里起步，而在机器那里实现和结束，以键盘敲打和鼠标点击来进行书写与增删，表面看来是人在操作，实际是计算机在统摄整个活动。可以说，没有计算机和网络枢纽，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就无法实现。在网络诗歌论坛中，无论是诗歌主帖的发表，还是讨论跟帖的接续，都是文本自动生成的，操作者只管把相关言论复制粘贴，网页上就会自动地将这些言论呈现出来，一般不会篡改和走样。前几年网络上流传一种诗歌写作软件，据说在使用这种软件时，只要输入几个诗歌意象和词汇（比如“春雨”、“杏花”、“湿润”），软件就能自动合成一首不乏味道的现代诗歌。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对网络诗歌乃至整个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随意、标准失范的一种暗讽，另一方面也是新媒体时代文学写作中机器控制人的一个鲜活例证。
仔细审视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麦当劳化的这两个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已经借助网络这个独特的孔道，渗入到了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什么是消费文化呢？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这样解释道：“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
这就是说，消费文化动摇了传统意义上商品的使用或产品的观念，它将消费的范围从物质世界移向了精神领域。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在许多层面上是顺应着消费文化时代的商业需求的，无论语言狂欢、欲望倾泻、性的暴露还是政治玩笑，都是网民在互联网世界里针对影像、记号和符号等文化商品进行的消费活动，而这种文化商品又主要是以诗歌的特定形式体现出来的。与此同时，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也与后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不无干系。欧阳友权曾将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口头文学阶段，书写文学阶段和网络文学阶段，并认为是一种依托“第四媒体”的本体存在，它“有效利用了互联网的两大优势：强大的媒体容载和共享的信息资源，而这正是书写印刷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这段话告诉我们，没有网络技术，就不可能有网络文学，自然就不可能实现网络诗歌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了。由于建立在消费文化逻辑和后现代技术理性基础上，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便不自觉地会出现审美品质虚弱和人文担当退场的尴尬局面，甚至有可能导致“伦理的越界与败落”，这或许是网络诗歌麦当劳化最令人担忧的后果之一。
由于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已呈现出深度的麦当劳化，这使得中国新诗在新世纪中遭遇许多美学危机，新诗的质地、品位等大面积下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中国新诗遭遇的第一个危机，来自对自由的误解与滥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网络纤维的四处蔓延，无限开放的网络空间将使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纷纷走上“诗坛”，他们通过网络诗歌论坛来阅读当代诗歌作品，发表自己的分行文字，并参与一些诗学论争，新诗创作在网络通道中一时间呈现出异常火爆和兴奋的态势，诗作数量与日俱增。新诗创作在网络上的繁荣与走高，使很多对这种一度萎靡萧条的文学品种失却信心的人顿时感到心头一震、眼前一亮，一些诗人和诗论家甚至乐观地认为，网络诗歌创作的繁盛景象，不觉使人想到了新诗的乳名——自由诗。要感谢网络，它的民主与自由特质赋予了当下诗歌创作更加开放的视野与天地，并使人们的欲望倾泄得到充分的实现。
在我看来，这里对自由诗中“自由”一词的认识是存在偏误的。回首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新诗缔造者之一的胡适先生之所以要把白话诗定位为自由诗，并倡导“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因为当时的诗坛充斥着只重合乎格律规范、不重抒发真情实感的陈词滥调，古板的格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胡适的主张不过是为了把中国诗歌从无病呻吟的颓靡状态之中解救出来。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语境同胡适当初的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文学的形式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许多的诗学规则正逐步建立和完善。80多年来，中国新诗创作缺少的主要不是“自由”，恰好是对自由的约束与限制。因为在“自由”上的规约不够，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至今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创作角度而言，自由诗的“自由”应被看作一种艺术精神，一种不拘陈规与格套、尽情驰骋联想与想象的创造性境界，而不能看作是一种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创作原则。自由并不等于放任，更不该是放纵。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在精神境界上可以是自由的、灵活的，但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是谨慎的、严格的，文学创作上任何的嬉玩与放任都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电子媒介，一种讯息工具，它只会在一个虚拟的社区里，为人们尽情营造开放、自由、民主、多元、大众的氛围与场域，“仿真”、“刺激”、“好玩”、“过瘾”、“释放”等构成了其全部的存在哲学，它全然不会顾及新诗形式建设上的要求，不会顾及艺术创作的审美规范。在中国新诗因为对“自由”的理解和把握失当而造成的一直缺乏形式定规的今天，网络将继续放大它的这一缺陷。
中国新诗遭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来自语言的狂欢与污染。因为没有一定的制约和束缚，网络诗歌书写陷入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无序状态，在随意性、不负责的书写心态下生成的许多网络诗歌产品，成了语言垃圾的聚集处，废话套话的容留所。君不见，在网络诗歌文本里，口水漫天飞，色语遍地走，政治玩笑、社会娱乐、历史调侃、文化非礼……形形色色的语词与乌烟瘴气的色调充满了网络诗歌的字里行间。种种情形令人难以启齿、不堪入目。
的确，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一直在追求言文一致的创作理想，网络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达到了口语与文学的高度合一，仿佛是切合新文学的审美精神的，然而，文学创作终究是一种语言艺术，尤其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对语言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内涉更看重，并非所有的口头话语都能纳入诗歌的语言之中，也并非所有的社会内容都适合诗歌来表现。近年来，一些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汉语面临着危机，他们极力地呼吁，要想办法拯救这种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怎么拯救呢？提高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含量，将现代汉语的诗性美尽可能显现出来，无疑是拯救汉语的重要途径。但是，网络的存在却为诗美的创作凭空制造了难度，网络语言的无节制倾泄与肆意狂欢阻止了审美语言的葱茏问世。青年学者洪治纲把网络交流认定为当代汉语的一大污染源，作为网络交流之一的网络诗歌在狂欢之后，也不幸成为这类污染源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令人哀痛的事情。语言的狂欢与污染，对中国新诗美学品质的存留与升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新诗遭遇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伦理的越界与败落。中国新诗自20世纪初期诞生以来，歌唱真、善、美，贬抑假、恶、丑，一直是它基本的价值立场与伦理准则。诗人艾青曾经说过：“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烁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
。”正因为此，对真理的咏赞、正义的吟唱、生命的关切、良知的呼唤以及对美的探求，成为中国现代诗人始终坚守的诗学阵地和表达不尽的文学主题。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诗人一直坚守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准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今的网络诗歌界，再也没有什么生命担当的重责与欲说还羞的禁地。在网络策划的这场假面舞会里，诗歌创作成了无所不能的话语表演，身体叙事、欲望狂欢、下半身挑逗，一浪高过一浪地扑打过来，不断刺激我们的眼球和荷尔蒙分泌。在这里，思想被放逐，正义被嘲戏，伟大被调侃，丑陋在扮酷。同时，诗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着出名的捷径，他们不是希望努力把作品写好来赢得人们的认可与尊重，而是利用互相吹捧、哄抬、媒体炒作，或者相互漫骂、揭底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从而吸引人们注意，获取某些名声。中国新诗的伦理底限一再下调，没有哪一块阵地能够最终守住。伦理的越界与败落，令中国新诗的审美原则和价值尺度显得虚设与空落。
网络诗歌是技术高度发展中伴随而生的文学产品，其生产与消费的麦当劳化不过是社会合理化方案在网络世界的进一步延伸。随着网络诗歌在上世纪末的问世和本世纪初的异常繁荣，人们曾一度对中国新诗将在新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下走出边缘再度兴盛充满信心。不过，当我们意识到网络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已经与现代社会一起步入麦当劳化的轨道之中时，先前那种乐观和高调的心理很可能马上会随之消散。鉴于此，有意识地对麦当劳化进行抵御，或许才是救网络诗歌于困局之中的理智选择。对于网络诗歌来说，我们首先应当采取多种方式，来有效减缓作品出场与传递的加速度，这当然同样需要依靠技术。技术既然能帮助我们加快作品生产与消费的频率，自然也会有办法将这种频率减速。其次，诗歌网民要保持文学创作与阅读上的良好心态，不能在作品数量上贪多求大，而应当学会节制，尽可能在审美品格和艺术质量上做文章。再次，网络诗歌生产者与消费者也应该对消费文化的运行逻辑作深入的反思，不能盲目地追随它的脚步前行，同时要警惕科技中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力求做到文学活动中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并驾齐驱，协调统一。只有做到这些，网络诗歌的审美境界才有可能向新的高度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