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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诗歌”作为四大文学体式之一，是属于“文学”这个集合名词统摄的对象，“新世纪诗歌”的话语内蕴，也就理所应当蕴涵在“新世纪文学”的理论表述之中。因此，当我们谈论“新世纪诗歌”时，倘若从“新世纪文学”的高度来理解它的表现形态、审美特征和文学史意义，一般是不会有差错的。在这个基础上，张未民所指出的“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即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和空间拓展上的“盛大性”与“自主性”，无疑为我们分析与阐释“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质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视角
。与此同时，张炯、雷达、白烨、张颐武、陈晓明、程光炜、孟繁华等学者对“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的学理阐发
，也构成了我们从不同层面洞察“新世纪诗歌”内在肌理的必要的理论基石。问题是，既然有那么多学者已经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极为深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是否还有必要用专文来阐释“新世纪文学”主概念中已经包含着的“新世纪诗歌”这个类属性概念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很多时候，对种概念所具有的共性的描画，往往是以牺牲类属概念的个性为前提的，“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探讨恐怕也难逃此宿命；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学者阐释“新世纪文学”时，用以支撑其观点的文学对象主要是小说，对诗歌鲜有论及，而新世纪小说与新世纪诗歌各自面对的具体问题、表现出的文本形态以及在新世纪文学中占有的历史地位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学术界认可的理论术语，“新世纪小说”也被推置到历史的前台时，“新世纪诗歌”的面貌在我们的视线中却始终不甚明朗和清晰。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将“新世纪诗歌”单独提出来加以辨析和阐发，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的现实状况总是过去时代历史情形自然而有序的延伸。当我们论述“新世纪诗歌”时，很容易想到新世纪之前的诗歌发展状况，而在对此前的诗歌历史加以回视和反省的过程中，20世纪末中国诗歌界发生的“盘峰论争”成了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作为“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和交锋”（张清华语），“盘峰论争”既可看作是对90年代若干诗学问题的集中争辩，也可看作是对新世纪诗歌的一种开启，因而构成了新世纪诗歌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新世纪诗歌中出现的诸多创作迹象和存在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顺着这场争辩寻找到某些暗伏的历史线索。
1999年4月16至18日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由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研究室、《北京文学》杂志社以及《诗探索》编辑部等几家单位联合主办，这次会议本来是想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节点上，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态势作一次全面的回眸与总结，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诗歌发展趋向加以预测和展开前瞻，不过，由于会上以西川、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陈超、孙文波为首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和以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为代表的“民间立场”群体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次大会不免散发出较为浓重的硝烟味。这次激烈的争论表面看是由《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诗歌年鉴》两本诗歌选本引发的，但深究起来，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转型所导致的诗歌地位下滑、诗人身份裂变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盘峰论争”的出现，说明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问题。首先，诗歌资源严重匮乏。毫无疑问，经济体制的变化更改了人们的生活态度、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正如吴义勤所说：“随着市场经济中心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传统的文化理念面临挑战与嬗变，以卡拉OK、肯德基为标志的世俗化文化广泛渗透于当今社会生活，人们最具日常性的行为也被烙上了商业文化的烙印。”
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代文化一时间出现了价值迷乱的精神危机，诗人的写作处境显得极不乐观。在一篇长文里，西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他认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事实上的困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由于精神远景历史性的丧失，纯经济手段难以平衡，中国人一下子把欲望浮生到了最高层面，似乎每一个人都不反对自己成为一名投机商。社会的投机心理毁掉了我们的道统、法统和学统，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一种前命名状态，即它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它成了投机、空想、野心、世俗化、原始平均主义的大杂烩，这时社会的道德理想便陷入混乱。”
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学不可能再复现80年代那种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繁盛景观，而是面临迅速由社会的中心向边缘滑落的残酷现实，与小说相比，诗歌滑落的趋势更明显。在90年代日渐浓厚的商业语境里，诗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一段时间，社会上甚至出现过将“诗人”作为贬义词来相互揶揄的怪异现象。诗歌资源的匮乏，不仅包括社会关注程度的锐减，还包括诗歌读者群的缩小。“写诗的比读诗的多”一时间成为人们描述新诗读者日减的典型话语。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争夺为数有限的诗歌读者，使自己的作品能够继续为人关注，不至彻底从大众视线中消失，成为了一些诗人的当务之急。《岁月的遗照》和《1998中国诗歌年鉴》这两本诗歌选本在编选策略上的有意规划，显示的正是这样的心理动机。
其次，诗人的文学史焦虑异常突出，这种现象其实也是由诗歌不再受人追捧的残酷现实所导致的。一般来说，当文学处于社会的核心位置，在文学作品一旦诞生就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作家的创作能迅速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其“被重视欲”能得到及时的满足，因此他们的文学史焦虑是不会显明的，但当文学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大众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度很低，作家苦心经营出来的文学作品诞生之后未能在社会上引起应有的反响，作家的艺术才华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人们的首肯，这个时候的作家就会出现明显的心理焦虑症候。“盘峰论争”可以说正是诗人在90年代普遍具有的文学史焦虑心理的一次曝光。参与论争的两派诗人，其实在艺术观念上并无水火不容的隔阂和冲突，诚如张清华指出的那样，“诗人之间的分歧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双方竟然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个词语下进行交锋。其实，它们的含义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如此，‘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同‘民间’的概念很接近。从写作来看，两者一个强调活力，一个强调高度；一个倾向于消解，一个倾向于建构，正好优势互现，不足互现，因此大家要达成兼容互谅，保持自省”
。张清华的阐释是很有道理的。作为诗学争鸣，“盘峰论争”与其说是为了辨明某些诗学观念，不如说是用一种策略来给在商业文化语境下日显颓势的中国新诗注入一剂强心针。这样的论争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从主观愿望上说，论争双方心照不宣地共同参与了“权利阴影下的‘分边游戏’”
，他们都希望借助论争使自己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有效升迁，用罗振亚的话说，“出于一种为确立自己在90年代诗歌史上位置的文学史焦虑，两个‘阵营’在利益驱动下，竞相进行狭隘的派系经营和话语权力争夺，功成名就者希望借此巩固在诗坛的霸主地位，边缘的新贵们欲借此赢得诗坛的确认”
。从客观效果来看，论争的出现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促成了大众对诗歌的更多关注，而且参与论争的双方借助这次争论增强了自身的社会影响，获得了某种文学史效应。
在新世纪10年里，诗歌所面临的文化环境与90年代没有多少差别，而且可能更不尽如人意。社会对诗歌关注程度依旧不高，诗歌读者群相当有限，诗人们的文学史焦虑仍然十分突显，在这样的情势下，诗歌论争也在频频上演，尤其是网络上的诗歌论争更是硝烟不断
。耐不住寂寞的新世纪诗人，常做自我标榜，喜欢结派拉帮，不断提出一些诗歌命名，鼓吹某些标新立异的诗学主张，这与“盘峰论争”有几分相似。可以说，“盘峰论争”是新世纪诗歌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了解“盘峰论争”的前因后果，挖掘其中深含的诗学意蕴，对于理解新世纪诗歌的现象和本质来说，是极为关键和有效的。
新世纪以来，李少君在不少场合都论述过“草根性”这一诗学范畴，虽然这个范畴在李少君的不同文章中其内涵并不一致，但强调新世纪诗歌的自然生长、自由发展，显示出日益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色彩等情形无疑构成了“草根性”这一术语的基本内容。诚如李少君指出的那样，新世纪中国诗歌已经不像80、90年代那样流派奋起、潮流涌动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潮流了，诗歌恢复到一种自生自长的自然状态，在很多偏僻的角落，也有人在那儿潜心于诗艺本身的雕琢、培育与发展”
。也就是说，新世纪诗歌从格局到面貌都与八九十年代迥然不同，草根性力量的崛起是导致这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其中，网络、民刊和地方性诗歌的繁兴，构成了草根性力量凸显的三大主要标志。
除了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外，新世纪诗歌的发表与传播离不开两大载体：网络与民刊，而这两大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世纪诗歌存在与发展的重要阵地。要想准确了解新世纪诗歌的生存格局和美学风貌，对于网络与民刊的深度追踪是极为必要的。
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体进驻中国领地时，不仅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异常显著的影响，而且也直接促成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发表、批评、传播等方式的巨大改变。自从中国大陆最早的诗歌网站《界限》在1999年1月成功入住互联网空间后，中国当代新诗由此与网络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在新世纪的10年中，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的创建成风起云涌之势，许多旧作和新作都借助网站和论坛的平台纷纷出笼，网络成了人们及时阅读诗人新作、准确了解当代诗歌现实格局和发展态势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舞台。网络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不言自明的。许多学者对于互联网将极大促进新文学的快速发展持乐观态度，曹顺庆曾指出：“互联网借助技术的手段来承载人文信息，传播古今文化，它为文学爱好者去熟悉历史、了解传统，自由地表达情感、书写心声、探索技艺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历史舞台，在互联网上将诞生出具有全新的审美眼光、开阔的世界胸怀和自由的表达欲望的新一代作家群体，他们有可能突破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盲目追随西方、一味抛弃传统的坚厚壁垒，重建中国新文学的美学规则，创作出超越过往的艺术作品。”
那么在互联网语境下，新世纪诗歌出现了哪些新的征象呢？换句话说，网络给新世纪诗歌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呢？
在笔者看来，网络对当代新诗产生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网络的出现，将诗歌发表与传播的路径极大地拓宽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互联网是一个可以无限加载的具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化空间，这为诗人们特别是尚未成名的诗人们诗歌作品的发表（“准发表”）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而网络的无处不在，又使得人们在诗歌阅读中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只要进入诗歌网站、论坛和博客，随时随地都能读到新近出现的新诗作品，这无形中加快了新诗的传播速度。其二，互联网与新诗联手，使得诗友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得异常方便和快捷。在诗歌论坛上，某个诗人将一首新近创作的诗歌“发表”上去后，立时会有人来点击阅读，赏析品评，相互切磋，这种及时交流和对话的情态只有在网络空间中才有可能发生，传统纸媒时代是无法做到的。其三，网络也催生了大批新世纪诗歌创作的生力军，借助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年轻诗人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互联网给人们的阅读、发表和交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在这些便利条件的庇佑之下，年轻一代诗人得以迅速成长起来，从而使新世纪诗歌阵营中不时添加新面孔，不断输入新的血液。其四，网络也使部分搁笔多年的“老”诗人纷纷“归来”。不少诗人在80年代曾发表过诗作，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告别了诗坛。当网络作为新世纪的重要媒介出现在他们眼前时，其发表的快捷、传播的迅猛、品评的及时等特性自然会刺激他们的思维神经，从而点燃他们心中一度熄灭的诗歌火种。自然，互联网的出现给新世纪诗歌造成的积极影响远不止这四点，可以说，网络促进了新世纪诗歌全方位的变化，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诗歌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与网络诗歌的火爆相一致，新世纪诗歌民刊也呈现出繁盛的景观。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民刊的印行和传播就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今天》为招牌，连同继起的《非非》、《他们》等，民间诗歌刊物呈现出持续潮涌、不断丰富的态势。到了新世纪，民刊的数量依旧有增无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载体，民刊在推举诗歌新人与新作方面是功不可没的。通过民刊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全方位了解当代诗歌的写作群落、探索风向和人文特征，也能及时发现正在冒出、不断茁壮的文学新苗，并由此追寻中国新诗的未来与希望。
民刊可以看作诗人们通过某个诗歌出版物实现的民间雅集。谈到民刊，我们会很自然想到自由、开放、个性、试验、探索、先锋、另类、别趣、野性、肆意等诸多词汇，毋宁说，民刊这一诗歌阵地的留存，为新诗的多向度展开和全面性实验创设了开敞的空间。民刊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按照诗人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工种、诗学理想、形式追求等来集纳群贤，彰显诗意。晓音的《女子诗报》、周瓒的《翼》等是引人注目的女诗人大本营，当代许多优秀的女性诗人都在这样的阵地上抛头露面，一展才华。江雪的《后天》、胡应鹏的《诗·70P》、王西平的《核诗歌小杂志》是“70后”和“80后”集结的域所，显示出极为明显的年龄特征。鲁亢、顾北的《反克》、宋醉发的《多面主义》、孙文波的《首象山》、徐江的《葵》、黄海的《唐》各自有着较为鲜明而特定的审美追求。更多的民刊，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和多元化特征的诗歌汇集，如《太阳诗报》、《大象诗志》、《有巢诗刊》、《人行道》、《自行车》等。
不管以什么方式集结，诗歌刊物最后要看的还是文本质量，也就是说，民刊的价值几何最终取决于所刊发诗作的艺术档次的高度。《今天》、《非非》、《他们》之所以成为民刊中的里程碑，是因为这些刊物推举出了当代诗歌史上堪称典范的诗人与诗歌作品。所以，有眼光的民刊主持人，都会不遗余力地争取一些质量上乘的诗歌稿件，以之作为刊物实力展示的重要砝码。
民刊作为中国新诗发表与传播的重要阵地，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与行进的风向标，它为我们了解各种诗歌潮流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和变化趋势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美学信息。比如有关口语化写作的基本情态，我们就可以从民刊中找到许多印记。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崇尚口语化写作的审美取向是比较盛行的，此方面的创作成果也颇为丰富。从各种民刊刊载的一些代表诗人的诗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诗潮的新动向。《诗歌现场》（2009年总第6辑）登载于坚的《芳邻》一诗，应该是诗人的近作，诗歌不长，全录于此：“房子还是这么矮/樱花树已长得高高/向着晴朗朗的蓝天/亮出一身活泼泼的花/就像那些清白人家/在闺房里养出了会刺绣的好媳妇/这是邻居家的树啊/听春风敲锣打鼓/正把花枝送向我的窗户”，语言干净、漂亮，情感纯美、古雅，二者之间形成高度的共振，这首诗已经剔除了于坚在早期口语写作时显露的某种粗糙、简陋的毛病，代表了这类诗体在语言选择和价值认同上的新态势。刘川是口语写作的后继者，其载于民刊《后天》（2008年第3期）的《拯救火车》一诗可以作为我们窥探“70后”诗人口语写作面貌的一个范例。诗歌将“火车”比喻成一只苞米，以典型的农业文明意象来喻指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当诗人看到“苞米粒一样”的人群散落在城郊的时候，诗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困惑：“我该怎样把他们带到田野”。在这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紧张和龃龉，异乡人难以回归故土的怅惘，种种情绪都在诗行中显现。也许主题上的新意并不见得怎么突出，但诗人显然找到了新的观照视角和表意词汇，因此读之仍不乏新奇之感。
民刊和网络为新世纪诗歌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它们对诗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民刊和网络可以容载诗歌文本的空间较大，这使得不少质量低下、艺术性欠缺的诗歌也获得了发表（“准发表”）与传播的机会，以致造成新世纪诗歌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现实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损害诗歌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同时，由于网络和民刊的审稿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说较为宽松，诗人们被“自由之轻”
所蛊惑，写作上的随意性被不断放大，这使得诗歌精品诞生的机会大大减少。在近百年新诗史上，新世纪10年来生产的诗歌数量可以说超过了此前80多年的诗歌之和，然而，新世纪诗歌的经典作品又相对较少，这种反差的存在，说明了网络与民刊在促成新世纪诗歌热闹和火爆的创作态势的同时，也给新世纪诗歌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和民刊的层出不穷，各个区域性、地方性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观。不管是在都市还是乡村，不管是江南还是塞北，都有钟情于诗歌的人们在笔耕不辍，他们用分行的文字，记录着自我的心灵踪迹，记录着人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地方性诗歌的发展，是新世纪诗歌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奇特的诗学风景，给人不时带来鼓舞与欢欣。
与90年代诗歌相比，新世纪诗歌不仅在发表、传播、批评等方式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美学迹象，主要体现在三大回归（回归现实、回归传统、回归自由）和两大超越（社会学超越和语言学超越）上。
在90年代，由于对“个人化写作”的不恰当理解，一些诗人将新诗创作导入到一味书写个人呓语、完全与时代和社会无关的诗学歧途上。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草根阶层的不断觉醒和持续崛起，新诗中底层表述的篇幅日益增多，并逐渐成为重要的话语形态，新世纪诗歌也悄然实现了从悬置当下到回归现实的范式转换。以打工诗歌为例，新世纪10年来，以郑小琼、柳冬妩、许强、罗德远等为代表的打工诗人，都曾有过在东莞、深圳、广州等地打工的不平凡经历，他们一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不忘用分行的文字把自我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思考、对故乡的怀念书写出来，他们的诗歌不是躲在精神的象牙塔里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受到现实生存和繁重劳动的炙烤之后的一种心灵反馈，因此较为真切地传递了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和底层生存状态的信息。张未民将这些诗人的创作称为“在生存中写作”，赞赏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真实的现实精神，既有硬度和反抗，也有细腻和妥协，一句话，很现实。没有多少审美的精神幻觉”
。张清华也对“打工诗歌”的美学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我确信它给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诗人的社会良知和‘知识分子性’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
其实不光打工诗歌是现实生活的直观写照，体现着与现实的血乳联系，另一些被批评家指称为“草根诗人”代表的，如雷平阳、杨键、江非等，他们的诗歌也不是凌虚蹈空的梦呓之作，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是对生活深切体味、对人生反复咀嚼之后所流溢出的真情道白，他们的代表作如《祭父帖》（雷平阳）、《暮晚》（杨键）、《时间简史》（江非）等，都散发着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气息。
新世纪诗歌的第二个回归是向传统的回归。如果说新世纪诗歌向现实回归有力凸显了新诗的当下性的话，那么，新世纪诗歌向传统回归则是其寻找“中国性”、体现民族气质和民族特性的生动反映。中国新诗是在西方诗歌的影响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这决定了近百年来中国诗人始终在追慕着西方诗人的踪迹，也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诗歌的阴影，由于过度迷恋西方，中国新诗的民族特色和民族个性迄今都不甚显明。新世纪之后，在网络和民刊等优质的发表与传播条件的保障下，中国诗人们在新诗与传统的有效接通上作了多向尝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博客语境下的女性诗歌书写，其诗歌文本有浓厚的传统意蕴，将民族经验和民族性格加以诗意彰显。翩然落梅的《胭脂痣》曰：“今晚，我还会做旧时妆扮/白纱衫缀上茉莉/丁香花籽研做香粉，红玫瑰汁/晕上双唇。我身段袅袅/穿过花园的鲜露水/苍苔冷冷，绣花鞋悄无声息//小楼上那人却浑然不知/尚留月西窗，烛光微微/舐开窗纸，恰看到他呵/正饱蘸松烟，添画我肖像中最后一笔/锁骨上盈盈的胭脂痣”，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仿佛睹见一个富有古典气息的女性在清风明月中款款而行的曼妙风姿。通过古雅的意象撷取、幽谧的境界创设和富有传统色彩的人文情怀的吐露，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充分展露了汉语诗歌的美学魅力，实现了新诗向传统的努力回归。自然，向传统回归不是为了在传统中迷失，而是为了借助古典文化的艺术精神和思想资源，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人生领悟，也就是说，新诗的中国性应该是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完美结合。
新世纪诗歌的第三个回归是回归自由。新诗是自由诗，自由既是它得以生成的诗学规则，也是它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根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新诗的创作自由受到约束和限制时，新诗创作就将萎靡不振，其艺术性也会大打折扣，而一旦新诗的创作自由有了保障，新诗马上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为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作品诞生创造了条件。由于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新世纪诗歌宛若春风吹拂下的百花园，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思想情怀的各种诗歌作品在这里争奇斗艳，竞显芳华，新世纪诗歌创作一直都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繁盛的局面。
新世纪诗歌在实现三大回归的同时，还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表达上完成了两大超越，即社会学超越和语言学超越。新世纪诗歌在价值取向上紧承第三代，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吸收和借鉴，而且在诗歌表达中往往走向极端，以“异端的伦理”逻辑生成超规越界的诗歌文本。在新世纪诗歌文本中，有不少标新立异的诗歌作品，充分挖掘了新诗创作所具有的野味和野趣潜能，甚至出现了一些格外扎人眼目、有意挑战传统价值的成品，如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些》、沈浩波《一把好乳》等“下半身写作”文本，典裘沽酒《鲁迅，我脱掉裤子给你抬棺》、野狼《城市中最牛逼的老鼠》等“垃圾派”诗作。如果按照传统的诗歌美学观来衡量，这些诗歌肯定是不合格的。但如果从中国新诗创作的表现领域拓宽和尝试性努力等层面考评，这些诗歌又显示了一定的诗学意义，它们以其在社会学上的大胆超越，给新诗边界的扩展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从语言学层面说，新世纪诗歌几乎将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用诗歌的形式一一进行了诗性检测，让所有的词汇都获得了成为“诗家语”的身份与权利。在这样的语言学超越中，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而通过对所有汉语词汇的诗学检验，势必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诗美呈现中，语言的表达功效还是存在着高下之别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适合用来进行诗性言说，这意味着诗歌语言不是日常语言的直录，而是需要对日常语言加以淘洗和拣择的。越界之后还需再度划界，这是重建新世纪诗歌美学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