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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纪诗歌，我和张德明兄有过多次讨论，甚至共同开展过一些研究和编辑工作。这部书稿的起初，也是我们讨论的结果。但最终，我生性懒散，没再深入，而德明兄经过辛苦研究，终于写出这部沉甸甸的心血之作。在很多观点上我们有着一致性，基于这理由，他邀请我写序。
关于新世纪诗歌的特征和情况，我与英国大诗人叶芝有着类似的历史循环论观点。即大致是在一种高级的精致文明衰落后，会重新进入一个相对粗糙的多样性阶段，各种原创性的元素自发生长与竞争，中间可能出现某种野蛮的状况，但最终，会再升华转化为新的文明，逐步升级并最终到达高潮。
我认为当代诗歌具有“草根性”特征，这其实只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判断。而且此概念的提出已有近十年，很多情况已发生变化，但在较长时间内，我认为依然有效。
其实这也并非我个人的见解，可以说是一些已有的共识。比如在前些年举行的首届博鳌青年思想沙龙上，就有一些青年评论家讨论到新时期以来甚至“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失效的问题，认为从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到评价体系，新文学都存在很大问题，比如精英主导，观念先行，严重缺乏本土传统与民众基础，一切以西方现代文学为唯一尺度和标准，以获得西方承认为最高荣誉，在传播上采取从上到下强制阅读灌输。对此，我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当代文学正面临着重大挑战。但总体而言，我对此不是持悲观的态度，我觉得危机也意味着契机，危机可以转化为出路。我提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一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说的文学的“草根性”的出现，有可能发起新的文学革命，并创造新的文学高潮。
所以，“草根性”这一概念，要从两面来看，它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代表一种很高的评价。但其中，暗含生机、潜力与契机，这是对某种诗歌的活力的肯定。下面我试着从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新诗的起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诗是外来之物，作家李锐称五四新文学是从天上“盗来的火”，诚哉斯言。新诗是从上而下的，始终难接地气，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深处，与古典诗歌不是一个级别。但几代诗人不懈努力，为其中国化探索各种路径，包括向民歌民谣的学习等，但后因战争及灾难被打断。
当代诗歌三十年，朦胧诗继承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新接轨，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类似于，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地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勉强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从此，新诗不断下行，随着社会稳定带来的教育普及，新诗向中国的最基层渗透。虽然至第三代（含“60后”），当代汉语诗歌仍然具有精英化特征，以学院体制完成启蒙任务。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第三代诗人主要由中国各地大学的诗歌骨干构成。但比起初期只有一个北京中心，当代诗歌开始呈现多个中心的局面，地方性诗歌开始起主导作用，比如四川等地。但是，新诗真正被广泛接受，我觉得是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发生，即“70后”、“80后”产生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草根化过程，新诗才开始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真实心理需要与精神追求，成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升华提高的过程。
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激烈竞争、相互融化吸收、不断淘汰的过程，在这样的基础上，被逐渐得到公认和接受的具有独特天赋的个性化诗人和具有融合能力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我看来，新诗的真正希望正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代汉语诗歌开始进入一种自然生长、自由竞争、相互融汇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产生的诗人与诗歌才真正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考验。
在这一缓慢的、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一个是盘峰论战，负责诗歌启蒙的精英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展开争论。刚才说了，朦胧诗本身是文化垄断的产物，其源头是“灰皮书”，在文化专制时代，只有高干高知子弟才能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受其启发，从而一部分具有天赋的青年开始文学探索，加上占据北京的中心位置，便于传播，先在小圈子，然后通过公开刊物辐射。第三代虽然显得更丰富多样化，但大部分还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延伸，按当时的说法，是“补课”。1989年事件导致这一历程被打断。90年代中后期盘峰论战，撕开了诗歌垄断的口子。这是知识分子精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继续寻求新诗现代化，侧重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寻求西方诗歌技巧与自身个人生活的联系，探索“叙事性”；另一部分主张要与中国普通民众相联系，吸纳中国本土资源，他们主张“口语化”，自称“民间”，其实他们并非民间，他们只是想代言民间。相当于，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专业性，另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公共性。但总体而言，仍然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仍然主要注重对西方资源的吸取借鉴，但已由中西碰撞转向内部碰撞，是具有关键性的转折点。从这一意义上说，盘峰论战值得肯定，它撕开了诗歌垄断的一个口子，这个垄断以前是被学院、公开刊物和西方邀请的诗歌节等构成的。这是对旧的诗歌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神秘感被破除，秩序从此被颠覆，旧有规矩被打破，诗歌再一次迎来众声喧哗的“狂欢”。这一事件，也揭示了原有的一套文学生产、传播、评价机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当代诗歌在此触底反弹，大撤退后大反攻。从此，拉开了当代诗歌由下而上的反弹。
诗歌界内部竞争碰撞，激发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也刺激彼此互相关注吸取对方长处。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拾不住，再加上网络、手机等新技术应用和作用。新世纪以后，诗歌界进入我称之为“草根性”诗歌时代，进入诗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现阶段，诗歌追求及主张很多，呈现多种诗歌路径，风格日趋多样化，但互不买账。在这一阶段之后，经过一种自由创造与自由竞争，在大混乱之后，也许就会出现融合性很强的被广泛接受的大诗人和诗歌。
第二个事件则是“打工诗人”的出现，前面说了，诗歌始终是精英们主导的，但其实，随着教育的普及，诗歌悄悄深入乡村城镇，悄悄深入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心灵。我觉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工诗歌、打工诗人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郑小琼、谢湘南、许强、刘大程等。这些打工诗人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教育普及，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再通过网络，他们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这也证明了，只有自由生长并经过真正的激烈竞争后获得的承认，才是基础牢固的。如果只是因为天然占据一个高的起点与位置，即使短暂地获得声誉，也是靠不住的。打工诗人们在没有任何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地难得地获得了学院、官方和民间乃至普通底层民众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样的诗歌才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盘峰论战比较，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出现，说明新诗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之中扎根，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由下而上不断提升。
第三个事件就是“梨花体”、“羊羔体”事件，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不是大众远离诗歌，而是大众开始关注新诗，诗歌正在以一种奇特的形式重返大众的关注视野，重返文化和舆论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新诗也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外来的新诗要本土化、草根化，必然地，要经历大众化、普及化的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一些诗歌、诗人受到严厉审视、挑疵，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只有经历大众挑疵、精英审查，当代诗歌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广泛的接受面，达到最大的接受程度，才可能出现诗歌的高潮。甚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有来自国际诗坛的认可的问题，新诗必须经历这一切，这也是它的命运。
新诗走到这么一个阶段，产生这么一些新的情况和现象，我个人称之为“草根性”：一种自由、自然、自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日常化的深入普通人生活和心灵深处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由天空而来的诗歌终于接地气了。我所说的“草根性”，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感受，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强调一种立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也就是“草根性”。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但其实，“草根性”并非诗歌的最高标准，只不过是新诗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已。就像当年惠特曼等人为摆脱英国诗歌而强调美国诗歌一样。“草根性”是诗歌的本体艺术自觉的必然产物，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每当文学从高潮走向低潮，面临僵化、模式化、八股化时，文学的本体自觉就会使之重回起点，再度“草根化”，向下吸取“地气”，再度走向新的创造与辉煌。
在我看来，“草根性”具有这么几层涵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自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九十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技术条件，开辟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新诗九十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六十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这几乎与盛唐初期极其相似，一批具有“布衣感”的贫寒之士，借助唐代的开放氛围和上升气势，积极进取，共同开创了盛唐气象，林庚先生因此称盛唐诗歌为“寒士文学”。
关于“草根性”，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二、网络与诗歌的“草根性”
在我看来，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极大关系。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
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的，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成本更为低廉，书本携带更为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刚才说到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颇有道理。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文学高潮。再往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创作成为可能，在明清小说广泛流行的基础上，最终出现《金瓶梅》、《红楼梦》……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作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的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作品。总之，文学借助技术的翅膀，迅速飞翔。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文学的繁荣与活跃。网络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捷。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频，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文学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文学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是伟大创造的催化剂，使其具有可能性。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网站和诗人有“若缺诗歌论坛”的陈先发、汤养宗、杜绿绿等；“下半身”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这两个论坛的诗歌追求比较明确；“文学自由坛”的臧棣、王敖、孙文波、明迪等，他们构成了一个跨国的诗歌网络；还有“平行诗歌论坛”的张执浩、小引等，以武汉诗人为主，包括杨晓芸等外地诗人；广东诗人俱乐部的宋晓贤、阿斐、沈渔等，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涵盖港澳台……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网络诗歌正在成为最具建设性的一股诗歌力量。
当然，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创造文学新的高潮。
三、地方性诗歌的兴盛
诗歌的地方化其实有很早的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是奇特的景象。首先这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历史上我们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以前我们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历史上中国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其实可以理解为“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极其活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的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范围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
这一情形类似初唐和盛唐，出现过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然后由他开始，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的过程，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像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于对诗艺的摸索和雕琢。事实上，现在中国各地已经开始出现这一趋向。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家乡充满骄傲感，这跟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80年代的风气，对自己的家乡是很鄙弃的，所以大家都往外跑。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每个地方的人总能找出一些自己家乡的优点。比如云南贵州人觉得自己环境好，广东上海人觉得自己有钱，陕西河南人觉得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总之，每个地方的人都自我感觉很好。这种地方性不断得到加强，就会产生很有创造性的文化。比如现在我们一说舞蹈，就会说云南的杨丽萍，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与创造；比如我们一说民歌，就会说到广西，这也成为独特性。
诗歌界这些年的地方化尤其明显。江南是中国诗歌传统最丰富深厚的地方，这些年，苏州的“三月三诗会”，采取纯民间形式，恢复古代的文人雅集形式，成为江南和全国诗人的盛会。目前已历五届。是国内最自由随意的开放性诗会，融踏春、饮酒、吟诵、创作于一体。苏州“三月三诗会”由江南诗人庞培、陈东东、潘维、张维、杨健、长岛等发起，其发起词里是这样写的：“江南山水平远，历属诗之胜境。三月三，大地回春，根据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年农历的这一天，人们纷纷到水边饮宴，去郊外春游、踏青。漫长的冬季过去，温暖的阳光拂面，诗人从纽扣眼里取出明媚的春风。‘忽听儿童欢拍手，花梢吹落美人筝’（杨蕴华诗：《春日》）。1633年（癸酉春）‘三月三虎丘诗会’首次在中国苏州的乡间亮相，且以纯民间诗人雅集形式，历久弥新，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今天，我们力主恢复这一传统，尝试这样一份古老悠久的诗歌精神，在新诗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通过汉语诗的不断更新，面向新诗的力量之源——民间；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农历），不避年龄，不讳风格，定期在苏州的虎丘（诗会发源地）或江南周边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诗会’。”确实，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新的诗歌的开始。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又是传统和古典保护最好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守护了传统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反而能获得创新的力量。
此外，云南诗人于坚、雷平阳都堪称地方性诗人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写作地域特色明显；甘肃诗人群古马、叶舟、娜夜、雪潇、于贵锋、梁积林等，扎根于西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边塞诗歌；山东近年来年轻诗人以群体崛起，引人注目，江非、王夫刚、邰筐、辰水、徐俊国、阿华、徐颖等的影响逐渐辐射到全国；海南诗人群被称为“诗歌海军”；湖北尤其活跃，有两个既联系又竞争的诗歌论坛平行诗歌论坛和或者诗歌论坛，又有《中国诗歌》、《汉诗》、《象形》三个刊物构成的诗人群，有联系又有区别；广东也是如此，《中西诗歌》、《诗歌与人》等民刊很多，诗生活等网站也很多，聚集了姚风、卢卫平、黄礼孩、世宾、莱耳等诗人，各个区域如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本身就很活跃，还有大量移居广东的诗人如东荡子、梦亦非、阿翔、安石榴等，相互补充融合；陕西，一个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地方，却奇怪地酝酿着先锋诗歌，80年代的韩东、丁当等，现在则有阎安、伊沙、周公度、李小洛等人；此外，安徽、河北、广西、山西、四川、宁夏等地的诗歌群体和诗人们也非常活跃，各地诗歌团体互相应和、竞争，正形成一个良好的既互相激发又互相融汇的诗歌氛围，可以说是新诗九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四、新红颜写作的兴起
“新红颜写作”诗歌现象，是指一种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的女性诗歌潮流。由于教育的普及，女性诗歌创作群体的增长，网络和博客带来的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方便，极大地解放了女性诗人的创造力。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诗歌史上留下的女诗人及其作品显然太少。也许从这个时代开始会有所改变。而且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这很适合我对“草根性”的强调。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并蓄，成就大器。
回顾当代女性诗歌的历史，在朦胧诗时代，舒婷等是最早恢复女性美的，第三代中的女诗人则普遍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自白派的风气较浓。而且女性诗歌命名的提出，本身是挪用西方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女权运动的潮流下产生的概念，强调权利平等。而在中国，当时为摆脱意识形态过于强求男女一致，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恰恰是强调性别差异，如早期的翟永明、陈染、林白，均突出女性意识，并且也正是以强化这一点吸引注意力。早期的女性诗歌，西化味道是非常浓厚的。
与之相比，“新红颜写作”明显有向中国古典传统回复的特点，这背后也许有国学热、文化民族主义全面回潮的背景。但是，毕竟我们处于现代社会，“新红颜写作”群体的现代性也相当突出。张旭东谈过既现代又中国的观点，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张旭东在评价“五四”的意义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与现代是对立的，要中国就要回到传统，要现代就要面向西方。但“五四”解决了这个困局，“五四”以后，我们发现其实可以既现代又中国，中国从此走向现代，现代并不排斥中国。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包容人类已有的优秀文明文化，最终构建中国新的文明文化。而新红颜写作就是立足传统，开拓其新的现代性。
新红颜写作群体之中我大致区分为三种倾向，一种是强调现代社会里自由独立的女性对生活和命运思考、探索，如金铃子、横行胭脂、衣米一、胡茗茗、玉上烟、阿华等，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命运，也就意识到了一种自由独立所带来的沉重与艰辛，在实践中，必然会格外痛苦，这是自由的副产品，一种巨大的孤独，有时，甚至是一种悲剧感。这一点当然并非由她们开始，但与以前的女诗人更多停留在观念上比，她们将之具体化了，因为她们处身于一个更加市场化、竞争激烈的时代，女性所经受的艰难要更多更大。在金铃子、横行胭脂的诗中，她们有一种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勇于承担，但她们也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喜悦，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玉石俱焚的气质；还有一种，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这一点在前几代女诗人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追求。其实这也是女性诗人的优势，她们可以在这方面尽情展现女性的细腻独特感受。虽然她们已经是以一个现代女性的身份来进行的，但女性身上的传统色彩其实始终比男性多，这方面施施然、林莉、冷盈袖、灯灯、代雨映、冯娜、姚月、翩然落梅等比较突出，而且有这种追求的女诗人越来越多，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这其中有强调对地方和传统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和反思的，典型的有李成恩等。还有一类比较特立独行，难以归类的，比较典型的有叶丽隽、李晓旭、朱巧玲、张小美、旧海棠、李速等人，她们游离于各种风格、追求之间，难以定性……她们正构成一种上升性的力量。
新红颜写作汇聚成为一股潮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大批“70后”、“80后”女性正在逐渐成为当代诗歌创作主体，女性诗歌发表量逐年增长，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有高于男性之势；此外，女性诗人所占比例也明显增加，有影响的女诗人越来越多。当然，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女性受教育人数与比例增加，大学文科主要人群发生变化，以女性居多，因而导致文学创作主体和人群的变化；另外相对而言，女性生存压力小于男性，因而可以更专心于创作；同时，网络本身的特点适合女性创作，学习交流便利，居家写作也自由方便，传播也更为迅速便捷。应该强调“新红颜写作”的两个特征：一是其女性的维度，女性在历史上尤其在中国传统中是弱势群体，“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对女性诗歌命名，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二是其中国性的维度，因为，此前的现代中国女性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亦步亦趋，基本上是模仿、借用、引进，当然，也有部分是转换性创造，但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个性，缺乏独特性。
“新红颜写作”应该是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结合。“新”，乃是其主体是自由独立之现代女性，而且，其指向应该是创新，是一种自由自主自然自发的创造，并且借由这种创造，打破传统女性的历史悲剧命运；“红颜”一词则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是来自传统的，吸收了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因此，又有传承。新红颜写作的出现，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恢复诗歌最基本的品质：真、善、美与爱。
五、中西诗学存在根本分野
我认为：网络诗歌、地方性团体与新红颜写作是当代诗歌的三股建设性力量，那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放在整个诗歌史来看，他们试图开拓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之路，也许他们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正在这样做。
在这里，还是需要再次先对新诗的历程做一简单回顾。新诗可以说是“五四”一些知识分子完全为了功利的目的引进模仿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现代性危机，“五四”知识分子觉得必须从根本上把中国传统文化铲掉，而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就是诗歌，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必须从新诗革命开始。而新诗革命是一帮根本不懂也不会写诗的人进行的，比如胡适，他写诗的目的也完全是功利的。胡适对于新诗革命的目的说得很明确：我们要进行思想革命，而进行思想革命就要从文化革命开始，就要从文学革命开始，就要从诗歌革命开始，因为古典诗歌在当时是最普及、最广泛、最基础的，不把这个中国文化之根铲掉，怎么可能进行革命呢？所以，连根都拔了，完全采取一种新办法来写新诗，所以新诗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新诗和古典诗歌基本没有关系，基本是模仿来的。新诗的情况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性变迁过程，基本是在“全盘西化”的思路下发展的。因此，它也热衷于追逐西方诗歌思潮，从所谓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再到诸如垮掉的一代等，我们经常说朦胧诗、第三代接上了“五四”传统，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与西方诗歌潮流接轨。因此，新诗发展九十年来，社会评价非常低。甚至有人认为新诗完全可以取消。如此激进的观点，我不能苟同。同样，持此论者显然也没看到诗歌不现代化就会走进死胡同。“五四”前夕，古体诗歌也已走入穷途末路，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僵化、模式化、空洞化，是那时诗歌的普遍特点。汉语诗歌的现代化势在必行，需要讨论的其实只是，怎么样来完成新诗的转型。是彻底抛弃过去全盘西化还是有所继承融化中西？是强行蛮力铲除传统之根还是在继承中开出新局面？在这一点上，“五四”前辈急功近利，显然缺乏深入考虑，觉得只要革命就成功了，看不到革命之后也许带来更多问题。所以直到现在，新诗的草根化、本土化也还未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
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或者说，新诗需要从传统中吸取创新的资源和力量。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根本上就有分野。在西方，西方诗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强调“批判”、“个体”观念，此一观点对中国诗歌界影响甚大，尤其是朦胧诗，几乎都是这一思路，最终，一些诗人成为斗士，另一些则走向崩溃，这与他们的西方师傅们比如萨特、梵高之类的结局是一样的。近几年更出现诗人自杀潮，后果堪忧。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西方“批判”、“个体”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诗人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诗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样就产生了“批判”、“个体”，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孤独、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批判”、“个体”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中国传统诗学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阴阳互补”，阴与阳是有差别的，但不是对立的，是相互补充并最终构成和谐圆满的。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即使经常身处逆境，也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紧张的精神，他的诗歌更是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也正因为人生不完美圆满，所以需要诗歌提供升华超越的价值精神。
因此，中西诗歌颇多不同之处，西方诗人讲自我、个性，中国诗人则讲境界、人格。前者是保持差异对抗、强调“个体”的产物，因自从上帝死后，人成了孤独的个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自私的，个人要在荒漠般的尘世获得立足之地，就要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就要与他人、世界决裂，所以，“他人就是地狱”，人皆崇拜“强者”、“自我”，讲个性，求独特。而中国诗人没有这么激烈，没这么愤世嫉俗，中国是群体性社会，人和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中国诗人更强调境界、修养与人格，与世界、社会及他人的和谐共处。即使是个人修炼，中国诗人遵循大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这种超然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道法自然”的必然心得。投身大道，安居人群之间，并不矛盾，并从中获得自由。这样的价值取向，强调先从个人修身养性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达到大境界，获得人格力量。而这是自我修身养性、内在超越的结果，是不断自我升华的产物。诗歌就是最好的内功修养之路，可从中通向大道、大境界。
就诗歌本身而言，“批判”是一个彻底否定对方价值的概念，所以西方诗歌喜欢强调“断裂”，强调一种诗歌对另外一种诗歌的反叛；而中国诗歌中的“超越”本身含有肯定对方价值、部分包含对方价值的意思，所以喜欢讲继承，强调来历、典故，诗歌也以有来源为荣。
我个人认为：新诗包括当代诗歌始终未能如古典诗歌深入人心，也许正是过于西化的原因，与传统及社会彻底断裂的原因，如今，是重新认识和反省的时候了。不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中国诗歌无法前进，也无法超越西方现代诗歌。当然，像前面所说，这种超越里已包括吸收、肯定西方现代诗歌精髓的含义。
六、诗歌自由创造与竞争时代的带来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的一切，是出于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出于中国诗人们的自由的创造。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诗歌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起码没有被主流文坛接受，只是民间流传。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备受冷落。所以，我们无须悲观，中国的诗歌现在非常活跃，但现在的主流文坛没有关注这个事实，我想没有关系，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必急于总结。我们只要创造就行，把总结和研究工作留给后人。
此外，创造总是新的，因此必然会引起争议，新的创造必然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创立新的标准，因此为人接受也需要一段时间。很多伟大作品，刚出现时总是有很多争议，为什么？因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有时反会挑战习见，所以会引起争论。因为创造即会与以前不同，与一般人的固定趣味与传统标准不同，否则有什么创造而言。对于唐诗，宋词不过是艳曲，元曲更等而下之，小说者，更是街头之言。所以在伟大的唐朝之后，如一切以唐为标准，后世人就无法创造，更遑论超越。所以，必然地，作为一种挑战，宋词脱颖而出，元曲再度突围，总算也显示某种创造力。
我经常说，如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标准，连《红楼梦》都不能算小说，关键是你的标准是什么？是墨守成规还是挑战创新。这也是我对当代小说评价不高的原因，因为它们太像西方现代小说，以西方现代小说为标准，难怪在以正统自居的西方评论家如顾彬看来中国当代小说是垃圾。人家是真的这么认为，你不是模仿他们的吗？你还能指望他给你高度评价？他能把你当成研究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资料看，已经是很尊重你了。人家分得清好坏，对唐诗宋词人家推崇备至。他读中国当代小说，是因为他是汉学家，他的专业就是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他有这种需要，想从小说中找一些材料，知道一些信息。至于艺术性创造力，对不起，你就是模仿的。你跟托尔斯泰、雨果比比，或者与狄更斯、马尔克斯比比，没有原创性的模仿还敢称大师吗？不过也好，正因为还没有大师，就人人都有希望。
我有时去学校讲课，为了鼓励学生写诗，经常跟他们说，正因为当代还没有李白杜甫，恭喜你，你有希望了，你就可能成为当代李白杜甫。玩笑归玩笑，新诗正因为起点很低，所以要超越前人并不难，比如超越郭沫若徐志摩之类的，难的是超越同代人，因为大家起点一样，难啊，谁都在努力在进步，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你敢说自己第一第二吗？当代诗歌一直还处于上升状态，还很难总结。也许已经有大师出现了，我们对他还不了解，因为其作品的传播还需要时间。不过就我视野所见，我觉得可以说已经出现一些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成熟的诗人，但还很难说是大诗人。我心目中的大师，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这样的，各类题材风格都了然于心，写出来却让人一看就是他自己的。当代诗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风格比较单一，而且沉湎于个人单一风格中超脱不出，比如一些口语诗人、学院诗人，只能写自己这一类的，写不了也超越不了不同类的。应该打破自我封闭自我循环，方能成大器。而大诗人应该是高于这些的。当然，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可能出现大师，因为大师出现的基础，就是各种个性诗人很多了，多样化多元化为大师的融汇提供了基础。杜甫就曾向很多二、三流诗人学习，但最终都融会贯通，超越了他们——正如前面强调，超越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重要的概念。所以大师往往是集大成者。他的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渊博，最重要的，他包容广大，最终成就强烈的个人风格。这是很有意思的，你越开放，你个性才会越强大，因为你经受了各种诱惑磨难，你抵挡住了，没有被同化，也就不会失去自我，并且说明你的个性何其强大，没有人能兼并你、消灭你。最终，你一定会百炼成钢，熔铸成最坚硬的。我理解的大师，就是这样造就的。伟大的创造，是这样产生的。
我一直坚信诗歌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诗是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我相信，诗歌还会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诗歌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到来。因为，诗歌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文化和文明就会缺乏原创性，难以从“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难以从一个大国迈向强国，难以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诗歌的地方化浪潮，是这一过程必经之路，就像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但其路径是先由地方试验探索，取得成功后广泛推广，自农业责任承包制开始就是如此，先是安徽试验，效果突出后再全国实行。当代汉语诗歌也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地方性诗人和诗歌团体的创造，由于其“草根性”的浓厚基础，注定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诗人和团体正在脱颖而出。
我认为，这一轮的“诗歌热”具有的自下而上的特点，比起八十年代“诗歌热”，这一次的基础更为扎实。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是虚热，有很大的泡沫成分，追逐时髦成分，所以市场商业大潮一冲击，就风流云散。连诗人自己都不能坚持，大量诗人停止和中断创作。而这一次的诗歌热是人们的真实有效的需要，上至国家领导人、亿万富翁，下至农民、底层工人，都发自内心地需要诗歌，自发地创造诗歌，虽然诗歌可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功利名声。他们很多人也不需要这些功利名声，比如大量匿名或化名的网络诗人，因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内心需要，没有诗歌，他们就觉得活得不完美，或者，生活没有意义，这就是诗歌作为中国人“宗教”的价值体现。
所以说，这一轮“诗歌热”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建立在人们真实的心理需要和精神需求上，而时代亟须确立价值与信仰，诗歌这一古老然而深入人心的类似“宗教”的精神元素，正好适得其所。我相信，在这样的体验和基础上发展并创造出来的诗歌，在相互竞争和严酷的过滤淘汰之后，那些能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诗歌，将成为真正深入中国人心灵深处与内在精神需要的诗歌，而无疑，那将是伟大的诗歌。
前面还说到过“诗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诗歌的复兴，就不太可能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诗歌乃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歌正在迈向其通向伟大的道路上。
李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