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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诗歌的联姻，诗歌借助网络而生存与发展，从而呈现出丰富的情状和活跃的态势，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新诗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此同时，对网络诗歌现象的关注以及对网络诗人写作状态和诗歌文本的审视与分析，也迅速成为了当今诗歌研究的理论热点。目前对网络诗歌现象进行研究、对网络诗歌本体加以剖析的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作两个类别：一类是学院知识分子，另一类是网络诗人和诗评家。前者多是受过专门的理论训练，有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他们的分析学理性强，往往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后者多为网络诗歌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诗学训练，但对网络诗歌有丰富的体认，因此对网络诗歌的理解与分析更具现场感，更具史料价值；前者的文章多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后者的文章多在诗歌网站上登载。总的来说，对于网络诗歌的研究与评论，两类人的说法各有特点，都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对当下网络时代文学创作新动向作出的及时反思，为我们全面准确了解现代科技信息时代文学的现实样态以及文学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如何生存与发展等情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我将以这两大阵营的相关文章为线索，对网络诗歌研究现状进行一定的梳理和分析，同时提出一些意见与看法。
在对网络诗歌进行定义时，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了它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吴思敬指出：“广义的网络诗歌是从传播媒介角度来说的，一切通过网络传播的诗作都叫网络诗歌，它既包括文本诗歌的网络化，即把已写好的诗作张贴在电子布告栏上，也包括直接临屏进行的诗歌写作。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着眼于制作方式，指的是利用电脑的多媒体技术所创作的数字式文本。这种文本使用了网络语言，可以整合文字、图像、声音，兼具声、光、色之美，也被称为超文本诗歌。”
在这个解释里，作为狭义化的网络诗歌更多强调了其文本制作的技术化特性，这有利于将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样态严格区分开来。不过很多人也认为，超文本诗歌的这种特性与作为文学形态的诗歌本体自身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许多论者在界定网络诗歌时，往往会忽略这个技术性因素，而注重突出网络作为诗人创作、诗歌流传的阵地这一点。王本朝认为：“网络诗歌，准确地说就是以网络为载体写作、发表和传播的诗歌。网络既是诗歌的载体形式，也是诗人的生存方式、诗歌的传播方式和读者的阅读方式。”
张立群阐述道：“网络诗歌的概念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在网络上创作并通过网络发表的、可以获得广泛迅速阅读与交流的网络原创性诗歌作品。”
诗人艾若也说：“‘网络诗歌’指首发于各大网络诗歌论坛、诗歌电子网刊上的诗歌作品。”
尹小松甚至认为，网络诗有时与先锋诗是同义的：“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网络诗’更多指的是带有网络气息的诗歌，联系到中国诗歌界的实际情形，因为网络在当前充当着最先进、现代的文化工具（当然不仅仅只是工具，还有由这个工具符合所带来的文化生活理念），所以‘网络诗’在当下有时成了先锋诗的代名词。”
也有论者主张，不应该仅仅从网络承传的媒介学角度来定义网络诗歌，要想还原网络诗歌生成的历史语境，还必须寻找新的阐释角度，比如王璞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道：“其实，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的‘网络诗歌’亲历者和参与者，都在诗学上反对‘网络诗歌’这一提法，因为不可能存在‘网络诗歌’的本体特征；而有些时候，人们又望文生义地希望‘网络诗歌’是一种带有‘网络标志’的诗歌，也就是具有显著的网络特征的诗歌。这种网络特征突出的诗歌确实在当代诗坛已经出现，例如桑克、胡续冬等人的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带有超文本和多媒体的实验特色，但桑克等人更愿意将这种诗歌称之为‘网络体诗歌’。就我而言，我很乐于从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网络诗歌’一词，虽然可能有混淆不清之嫌，但我认为，这样可以使‘网络诗歌’这一概念更开放、丰富，也始终面对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且可以将‘网络诗歌’还原到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
尽管这种从现象学视角对“网络诗歌”作本质直观的观念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是不无道理的，它强调了“网络诗歌”语词意义生成的意向性建构特征，也说明了网络诗歌文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网络诗歌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合二为一。
有网络诗歌存在，有没有专业的“网络诗人”，也就是“主要依靠、借助网络这一新兴传媒而声名鹊起的诗人”
呢？“诗歌报”网站站长小鱼儿认为：“作为与传统诗人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网络诗人是真实存在的，他有这样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他的诗歌作品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靠网络而不是传统的诗歌刊物，二是他们直接从网络上起步开始诗歌写作，而不是其他的方式，三是他们主要是在网络上得到承认与推崇。……‘网络诗人’是一个崭新的群体，他们带给诗歌界更多更及时的、随意化的、性格化的诗歌作品，只有在网络上他们才能凸现他们作为网络诗人的不同特点，有许多作品的主题与用词习惯带有明显的网络烙印。”
比如垃圾派诗人蓝蝴蝶紫丁香，她说自己对于诗歌本来没有兴趣，“可是，到了网络以后，我又对诗歌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频频出现在诗歌网站论坛，我在无休止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灌水。所谓的灌水，不是指发口水帖一类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发帖回帖，以文字为水，以话语为水，以情感为水，以诗为水，不断地灌水。思维会越来越活跃，灵感会不断地喷发出来。奇思妙想，在灌水的时候层出不穷。不断地灌水，不断地给诗歌注入新的东西，不断地实验，不断地创造，也不断地分享灌水的快乐。”
这段话既可以看作是蓝蝴蝶紫丁香对网络与诗歌关系的一种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网络写作状态的直观描摹。在网络上灌水一样地写诗，不仅给她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也成就了她网络诗人的诗名。
网络诗歌的出现是令人们欣喜的，它打破了诗坛长时期的沉寂局面，使当代诗歌创作一下子活跃起来。对于网络诗歌的发展前景，研究者一般都持乐观的态度。他们在这种新媒体催生下的新型诗歌样态里发现了不少更贴合新诗创作精神、与以往纸介诗不同的东西。
首先是自由性。创作的自由、发表的自由以及交流的自由，都使网络诗歌与纸刊诗歌区别开来。吴思敬认为：“网络诗歌写作给了诗人充分的自由……与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相比，网络诗歌有明显的非功利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作者写作主要是出于表现的欲望，甚至是一种纯粹的宣泄与自娱。这里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给诗歌带来了更为独立的品格。网络为任何一个想要写诗并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人洞开了一扇通向诗坛的大门……网络诗歌也许不具备人们理解的诗的某些特征，但重要的是作者通过网络书写，自由畅快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这比较符合诗歌创作的初始意义。”
尹小松论述道：“‘网’诗作者在键盘上一字一字敲出句子，然后逐行阅读、修改，最后定型，这种运思过程和操作模式与纸媒上的诗歌创作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态度可能是严肃认真的三思而行，以虔诚的投入方式完成一首诗；也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心写诗，而是调侃、戏拟、恶作剧式地在电脑上敲出几个分行句式，留在网上自行离去也就忘了。这些心态的复杂性，其实仅是反映了‘网络诗’的真正自由品格，只是这种自由有时完全近于‘无政府’状态，可‘网络’能大开方便之门地接纳它们，成为它们的安身之所。因此，相对于内在地追求自由抒发的诗歌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谢向红认识到，网络诗歌赋予诗人自由是前所未有的，他说：“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在网络诗歌创作中，以‘网名’出场的诗人可以抛弃‘社会面具’和‘审美承担’的焦虑，以抒情写意或游戏娱乐为目的，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尽情抒写自我，真正实现‘我手写我口’的诗歌自由之梦。这样，可以把诗歌创作的功利性降到最低程度，使诗歌的载道和代言功能趋向淡化，自我宣泄功能、自我表现功能和游戏娱乐功能得到空前强化，从而彻底打破传统诗歌创作的职业化和功利化倾向。”同时，网络也为发表作品提供了自由通道，“网络拆除了诗歌发表的人造壁垒，为诗人自由发表作品提供了‘绿色通道’。”
网络诗评家李霞认为，网络诗歌的出现，使人们想起了新诗的乳名——“自由诗”，“自由性是中国网络诗歌最有诱惑力的特征”
。
其次是便捷性。研究者普遍认识到，在网络上，诗歌发表、诗歌传播与诗歌交流都是方便快捷、迅速及时的。张立群援引“榕树下”网站主编的话来阐发这个观点：“网络文化就是新时期的大众文学，Internet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了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
王珂认为：“在当前诗歌刊物和诗集出版不景气，诗人与读者由于书面传播渠道严重不畅，造成两者之间无法沟通的形势下，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汉诗传播的最大媒体。”从诗集出版与诗作刊发的周期来看，“诗集的出版至少需要数月，诗刊从接收到投稿再到发表也需要数月，根本不可能像网络那样快捷地将诗歌传送到读者面前。”
张闳也持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带来的书写方式的革命，正好适合诗歌的存在。这样，在平面媒体上陷于窘迫境地的当代诗歌，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便捷的传播途径和直接的互动性，极大地刺激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再次是平民化，或者说大众化。这是从话语权的视角来说的。网络诗歌没有出现以前，诗歌发表的权力掌握在一些诗歌刊物编辑的手里，而网络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获得了文章迅速“发表”的机会，在网络时代，由于大众的普遍参与，中国新诗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李霞指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催生了新诗，人们把汉诗的复兴寄望于新诗，即不同于旧诗格律诗的自由诗。从郭沫若到北岛，汉诗几经磨难虽也有数次春色，却无法挽救其越来越边缘化、‘多余人’的厄运。汉诗不幸的原因一言难尽，但最直接最直观的原因是发表难、与读者交流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网络拯救了新诗，“20世纪末因特网如洪水猛兽一样在中国人面前出现。就像毒蛇使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对方并认识了自己一样，诗人从网络上重新发现了诗也重新发现了自己。”
吴思敬精彩地分析道：“网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大众有密切的关系。网络造成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普泛化，特别是为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在传统的印刷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诗人发表诗歌要受编辑的制约，一般编辑部对来稿实行三审制，有一审不能过关，稿件就发不出来。网络诗歌则取消了通常由编辑控制的发表的门槛，只要写出来，想发表，贴到网上就是了。它是诗歌的卡拉OK，可以满足非职业作者在传统印刷媒体中无法轻易实现的自我表现欲。”
此外，还有研究者阐述了网络诗歌所表现出的独具个性的文体特征，谢向红将其归纳为五点，即网络主体的虚拟化；创作过程的交互化；艺术媒介的多样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和传播方式的网络化；阅读方式的“机读化”
。这一归纳较为准确地说明了诗歌与网络结合后所带来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谢向红指出的这几点，与其说是对网络诗歌文体特征的概括，不如说是对所有网络文学的总结。
网络对诗歌的持续渗透，网络诗歌的批量生产，给现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研究者在阐释网络诗歌时也围绕这一问题作了一定的论述。吴思敬指出：“诗歌传播新媒体的出现，是诗歌传播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它在改变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形态。”
王珂认为新媒体及网络诗将全面改变汉诗：“在目前，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将从多个方面改变汉诗，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全方位的改变，甚至由此产生新的美学革命和文体革命，即网络诗会改变诗的形态、功能、美学特征、写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及创作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打破传统诗歌的作者和文本中心论，有利于诗的繁荣。”
马铃薯兄弟编选的《中国网络诗典》，其封二和封底同时印上了这样的广告词：“网络改变了中国诗歌的生态和版图/网络扩张了中国诗人的活动空间与视野/网络激发了中国诗人生存的勇气和创造的活力/网络改变了诗歌的疲弱状态/甚至可以说，网络拯救了中国诗歌”，除开出于图书销售商业上考虑的炒作因素，这里仍然可以看到诗歌编选者对于网络诗歌重大历史作用的突出与强调。
当然，研究者也不约而同地看到网络诗歌给现代诗歌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诗歌创作的随意性、自由化，发表的低门槛（甚至无门槛），导致当代汉诗出现了“热而乱”的情形，出现了文字垃圾成堆、诗歌精品缺乏的局面。王珂说：“作者急于发表自己的诗作，可能产生大量的低劣之作。”不仅如此，网络上大量出现的“‘色情诗’，会败坏网络诗及现代汉诗的声誉，会失去读者，会危及现代汉诗的前途”。
吴思敬指出：“网络诗歌发表没有门槛限制，导致信息资源的爆炸与过载，大量幼稚低劣的作品充斥在网上，使读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沙里淘金，从而给读者阅读造成巨大负担。”
张立群甚至认为，从总体来看，目前的网络诗歌还“处于一种幼年状态”，它表现出许多方面的不成熟性，如无序的随意状、网络写作的质量不高、网络诗歌的“原创性”差等，这些都阻碍了网络诗歌品质的提升
。
网络诗歌中精品很少、垃圾泛滥的情形是确实存在的，这主要由于在网络上发表诗作的有许多是诗歌年龄较低的写手，他们批量地在网上粘贴自己的诗歌“练习”，自然挤兑了网络诗歌整体的美学质量。不过，对于写诗多年、在诗坛上已经产生了影响的诗人看来，诗歌与网络的携手并不应该成为诗人创作水平滑坡的一个诱因。朦胧诗人严力说道：“我觉得任何一种载体，它只是一个载体，最后还是看我们自己。因为，毕竟还是掌握在人的能力上，担忧是要有的。但还是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很快地把利弊的东西澄清出来，寻找到一种比较有力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具有深度的、有探索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诗本身具有一种——以前的说法——社会的良心。”
诗人伊沙也声称：“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绝不妥协。”
这些诗人的说法，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水平而又活跃在网络诗坛的诗歌写作者共同的心声，它或许就是网络诗歌终将不仅以数量的丰富、而且以质量的优异而进入文学史的一种表白。
随着网络诗歌的不断隆兴，一些在传统诗歌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诗歌界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也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网络这片天地，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对网络诗歌现象和问题进行思考和阐释，使网络诗歌研究的学理含量迅速得到提升。在这些批评家中，陈仲义可以说是用笔最勤、目光最犀利、对问题的穿透力也最强的学者之一。从新世纪开始，陈仲义就不断穿梭在各个诗歌网站与论坛间，细致观察和收罗各种网络景观，并尝试从学理层面加以归纳和阐发。从2006年起，陈仲义接连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江汉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网络诗歌研究论文，这些文章触及网络诗歌的诸多方面，对我们了解网络诗歌发展历史与现状、认识网络诗歌中存在的美学与人文问题，都不乏有益的启示。
在《网络体诗：四大“症候”剖析》
一文中，陈仲义在诗学层面意义上挖掘网络诗歌所具有的四种重要属性特征，即以游戏性作为诗歌写作的主导精神；以“泛诗化”构建了网络诗歌新美学；以语词变造凸显“无厘头”的创作风气；将灌水作为特别的技术手段。他认为这四大特性是建构“网络诗歌学”的主要支柱，其中某些新质素和合理性将给新诗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陈仲义还“斗胆”草拟了网络诗歌学的美学纲要，他将“网络诗歌的诗学取向”归纳为五大要点：游戏性为主要价值的文本观；临屏“一条龙”（写、发、评、编）的写作方式；“无厘头”为表征的美学风格；“脱口秀”兼杂“口水化”的言说语系；“灌水”作为常用的技术手段。在这篇文章中，陈仲义还清醒地指出了网络诗歌存在的消极性因素。他认为：“网络诗歌大大弘扬艺术的游戏本质，推进诗歌的自由民主，大大释放艺术的生产力、创造力，为日渐窘迫的平媒诗找到一个新平台，但不可否认，网络上更多的是游戏冲动，代替了审美动机，这使得一次性消费，瞬间快乐的感官效果，掩盖了深度的精神追求。”“一般来讲，技术只能作为诗歌借助的工具，而愈演愈烈的技术，一旦居于主宰支配地位，即技术优势盖过诗歌含量，工具理性挤掉审美价值，诗歌成为高科技的魔术表演，诗歌就可能面临她同样不愿看到的——被技术异化的厄运！”
在《新世纪五年网络诗歌述评》
中，陈仲义对新世纪最初五年来的网络诗歌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诗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富有学理深度的阐发。他首先描述了随着诗歌与网络结缘，诗歌论坛与网站的发展情况，将当时非常活跃和典型的诗歌论坛与网站进行了一一清点，同时也对网络诗歌活动，如接力赛、大奖赛、网刊与选本的结集出版、网络写作命名、网络诗人集结、网络争吵等，作了翔实的举例说明。在此基础上，陈仲义总结了网络带来的诗歌创作“大跃进”所存有的利与弊。他指出，网络诗歌创作“为诗歌发展注入强大推进力”，它存在着四大优势：其一，由于它彻底断开文学固有体制，心灵世界获得最大敞开，没有什么要求限制、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自唱自娱的诗歌卡拉OK，诗歌写作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其二，网络临屏写作，可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平等交流；其三，快捷运作，及时“在线”，特别是“写编读评一条龙”，刺激着诗歌生产力。作者、读者、编者、批评者，几乎在第一时间做互动响应，有力地促进竞争与原创；其四，随之而来，大量口语、网络语进入屏幕。尤其是中文输入法，敲击与修改的便捷，造成各种谐音、错别字，代用语，对应符号，以及各种料想不到的搭配，这就为语词的新变提供巨大空间。有优势自然就有劣势，网络诗歌也不例外。陈仲义认为，网络诗歌生产的弊病是相当明显的。首先，网络上的“超特快”，对诗歌是一种瓦解。快，容易粗制滥造；快，妨碍品尝力；快，放逐了必要的积淀；快，使复杂的精神流通变得过于简化、粗疏。其次，网络为书写提供大量技术支撑，比如下载链接、复制粘贴、排列填充，怂恿了大量灌水操作和后现代拼贴。诗，涌向了非诗边沿，表面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了，自然走向类型化，而心灵的写作难度却大大下降了。再次，面对口语为主要语词元素的超速流水线，语言受到简化、压缩、粗陋的损害，有时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不加节制的信“手”雌黄、生造、硬造、随心所欲，把汉语弄得面目可疑。超频出生的种种新“代码”，过度违规，势必让汉语纯洁性遭到玷污，也使真正的诗性语言蒙冤。在这篇论文的最后，陈仲义还富有前瞻性地提挈出网络诗歌兴起所引发的一系列诗学问题，诸如“网络诗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平衡问题、网络诗歌在众声喧哗中的尺度标准问题、网络诗歌写作者狂欢心态的调节问题与写作难度问题、网络诗歌批评与反批评的伦理底线问题、网络诗歌技术的格式化利用与节制问题、网络诗歌话语的释放与控制问题、网络诗歌管理的民主“法治”问题，还有，诗之深度模式对能指漂浮的“引导”问题、诗之高雅与低俗可能结合的问题、诗性智慧对一次性消费的超越问题”等。《新世纪五年网络诗歌考略》一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浓烈的现场感，体现了陈仲义常年蹲守于网络第一线，密切关注网络诗歌发展实际的学术敏感度和责任心。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一种新兴的数位诗》
一文主要论述台湾网络诗歌的创作现状，附带涉及了大陆与之相关的创作实际。陈仲义这里所阐述的“数位诗”，就是“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于一体的文本”，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体诗歌。他依次从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等四种类型上来分析各类数位诗（电子诗）如何做到将“声音、图像、动画”全方位组合在一起，使诗歌与网络技术联手后具有的新奇美学气象尽显出来。数位诗是技术发展带动艺术形式变革的鲜活例证，它所具有的审美魅惑一时是令人着迷的。但陈仲义提醒人们，虽然“技术的艺术性”抬高和艺术的技术化推进，正在深刻改变艺术、诗歌的认识方式和感悟方式，提升艺术、诗歌的出场效果，开辟可供艺术、诗歌驰骋的广阔天地，但过度倚重技术优势，会遮蔽可能深入的诗歌人文价值的挖掘。如果技术技艺的追求，远远大于诗歌本身的含量，是有违诗歌的人文本位、有违以技术手段实行人文目的的精神取向。我们不仅需要借助技术来拓展艺术的美学空间，同时也不能为技术所异化，弱化甚至放弃诗歌艺术必须储存和携带的人文价值，这是陈仲义此文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
发表于2009年的《新世纪：网络诗写无难度“切诊”》
一文，是陈仲义最新提交的有关网络诗歌的研究文字。该论文从具体的网络诗歌生产例证出发，对网络诗界常见的一些观念误区和创作流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陈仲义将网络诗歌中存在的创作随意、口语盛行的流弊归纳为“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创作情态，并指出“网络书写，为现代诗开辟了一条令人兴奋的出路，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病象。某些极端——例如‘自动、半自动’的‘脱口秀’，平面堆砌的现象学趣味，复制拼贴的灌水操作，都在加剧传统美学的瓦解”。在这篇文章中，陈仲义举出衣水以“苹果”为书写对象而创作出的系列诗作，从中逐一挑出若干瑕疵。又以同题诗“风”为例，揭露批评了当下无遮拦的口水写作掩没了新诗正常的美学质地这一创作病症。同时，陈仲义还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一些名诗人，强调废话写作的乏善可陈。在文章的最后，陈仲义给当下网络诗作的病象开出了一纸诊断，指出种种病疾都来自“无难度写作”的肆意泛滥，“有些人只凭一点小聪明、小感觉、甚至小机智，可以写得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他们忽略了思想资源、信仰、词与物如何与灵性达成最亲密的溶解，却过分借助生理功能宣泄，过分倚重小聪明”。针对这种病症，陈仲义开出的药方是：重申诗歌写作的难度意识。“诗歌写作，不能放弃难度。难度和诗歌标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放弃难度，就是放弃诗歌标准的底线；放弃对自我的挑战”。他坚信，“停留在快感和游戏上的诗歌，只抵达皮肤；有难度的诗歌进入时间；而有深度灵性的诗歌进驻心灵”。陈仲义针对网络诗歌呈现的创作弊端而开出的治疗药方是相当有价值的。网络诗歌要想提升审美品位，获得更高的艺术价值，提升写作的难度意识，强化精品意识，都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创作原则去贯彻和落实。
陈仲义的网络诗歌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理论特征。首先是有鲜明的现场感，诗评家对网络诗歌的观察日久，对诸多现象了然于心，因此，当他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从学理上进行深度阐发时，都能从具体的事实和现象出发，所有的观点和见解都立足于当下的诗歌实况，显得有根有据，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和凌空蹈虚的高谈阔论。其次，陈仲义分析网络诗歌时，始终坚持一种美学辩证法，既看到网络技术给诗歌艺术发展带来的美好前景，也理智地识见出其间藏有的一些问题甚至危机，这种学术上的自觉警醒和理性审察，确保了他对网络诗歌发展进行归纳和总结时得出的结论不至于偏颇和极端，而显得科学与切实。再次，陈仲义论述网络诗歌时，也能发挥自己熟稔新诗技巧的学术特长，注意从技巧层面来剖解网络诗歌作品的艺术特性，让人清晰地看到网络诗歌在技艺上的某些优势和缺失，对这种诗歌样态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