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中营的指挥官之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来到一个小镇就职。八个月前，这里还属于波兰西南部，现在它已归属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语中，这个小镇的名字是“Oświęcim”，而在德语里，它叫“Auschwitz”，即奥斯维辛。

尽管霍斯被提拔为指挥官，但他辖下的这个集中营其实尚不存在。它将由数个破败不堪、蛀蚀严重的前波兰军队营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亲自监督施工过程。这些营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带，散布在一个驯马场四周，周围环境极其压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里气候潮湿，不利于健康。

没有人在那一天能预见到，鲁道夫·霍斯当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奥斯维辛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决定促成的，讲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纳粹国家的运作。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从外表看，鲁道夫·霍斯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着深色的头发。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别英俊，美国律师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盘问过霍斯，用他的话来说，霍斯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家杂货店的店员”。 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绪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象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奥斯维辛火车站对面有家宾馆，在党卫队官员被安排搬进集中营内合适的住处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之处。霍斯在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时也做好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族事业的思想准备。与大多数忠诚的纳粹分子一样，德国过去25年来的历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严厉专制、强调服从，童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一战期间参军，成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士官之一，后来的战败让他有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军事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在德国边境抵抗“共产主义威胁”。1923年，他因参与了右翼暴力政治运动被捕入狱。

许多纳粹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专制的父亲 ，也参加了一战（而且与霍斯一样，也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对那些在他看来导致德国战败的人，他同样怀有强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参与一起政治谋杀的同一年，希特勒试图通过啤酒馆暴动夺取政权。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虽然大批忠诚的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浴血奋战（且许多人牺牲），但这不重要；虽然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毫不费力地就把德国的犹太人打成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在此过程中，刚刚组建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多年来的反犹情绪。从一开始其追随者就声称，他们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是出于无知的偏见，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打击他们（指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为各个族裔的人群带去了‘种族结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这段话出现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纳粹宣传海报上，“我们确信，只有这些病菌被彻底消除，民族的复兴才能够实现”。 对犹太人的这种伪科学攻击对霍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声称自己对粗浅、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犹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其刊物《先锋报》中所宣扬的观念。“《先锋报》的狂热给反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纳粹倒台后，霍斯在狱中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方法总是更冷静，也更“理性”。霍斯说他几乎从没与哪个犹太人发生过争执，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犹太人的国际阴谋集团”——他认为各国犹太人秘密地执掌大权，他们不顾国家立场为彼此提供帮助。在霍斯看来，这就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必须摧毁的：“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理念会逐步被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霸权也将因此被摧毁。”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热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因他们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视），而“真正的”德国人永远不会丧失对自然的热爱。希姆莱本人学的是农业，奥斯维辛曾一度被用作农业研究基地，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这是当时在德国十分活跃的农业公社组织。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并安顿下来，打算当一名农民。随后，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卫队（SS，全称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卫戍部队，现在，他们的众多职责又多了一项，即管理集中营。 希姆莱与霍斯相识已有一段时间，对他颇为赏识。霍斯是一名老党员，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纳粹党，党员编号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强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他在自传中为这一决定给出了以下原因：“因为我有可能迅速升职并得到相应加薪，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迈出这一步。” 其实这不是全部真相。不难想象，在这部写于纳粹倒台后的自传中，霍斯省略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他当时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应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希特勒当权已有一年时间，纳粹党正在积极打压内部敌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会人士和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不属于这几个危险群体的德国人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持欢迎态度。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说：“周围一切都重新恢复了秩序，变得干净整洁。我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都说：‘这是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人们没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 霍斯此时有机会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场他在一战结束后就一直祈祷能够发生的革命。选择加入纳粹党卫队，意味着获得地位、特权、兴奋感以及一次影响新德国发展进程的机会。而选择当个农民，就意味着一生都是农民。霍斯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令人惊讶吗？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莱的邀请，于1934年11月抵达位于巴伐利亚的达豪，以集中营守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

今天，人们对纳粹国家不同集中营的用途经常混淆，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达豪这样的集中营（达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而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这让许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认为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刚刚熬过了大萧条这场噩梦，并且自认为见证了民主没能拯救德国、反而让德国陷入低谷的历史。共产主义幽灵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选中，德国似乎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投票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对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这些支持纳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来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集中营存在的必要性：“做个巴士底狱里关着的法国贵族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是吗？是有很多集中营，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哦，这是英国佬在南非为对付布尔人发明的。’”

1933年3月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虽然早在那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遭到嘲讽、侮辱和痛打，但曾服务于前一个政权的左翼政治家对纳粹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 霍斯抵达达豪后，坚定地认为“国家真正的敌人必须严加看管” ，接下来在达豪度过的三年半时间对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集中营首任指挥官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设计下，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艾克将纳粹对其敌人的暴力和恨意融进了体系和秩序之中。达豪因身体虐待而出名，鞭笞和其他形式的殴打是家常便饭。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们的死会被说成“试图越狱时被击毙”而不予追究。送往达豪的不少犯人（虽然不到半数）没能活着出来，然而，达豪真正的杀伤力还不在肉体虐待，尽管这已经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与普通监狱不同，达豪集中营首创的一个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关押多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达豪的大部分囚犯约在一年后获释，但每个犯人刑期具体有多长完全由管理者拍脑袋决定。对囚犯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结束日期可以用来盼望，只有无尽的不确定感，不知自由会在明天到来，还是下个月或下一年。作为一个忍受过数年牢狱之苦的人，霍斯马上就明白了这一政策的可怕之处：“不知道刑期的长短让他们难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写道：“它可以让最坚定的意志也一点点被消磨和摧毁……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在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

守卫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感。约瑟夫·弗尔德（Josef Felder）是魏玛时期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是达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忆道，在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的看守拿来一条绳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绳子结成最结实的套索来吊死自己。 靠着极强的自制力以及不断告诉自己“我还有家人”，他才战胜了采纳这一建议的冲动。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间和衣物高度整洁，而党卫队看守的定期检查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毛病的机会。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违规行为，借此处罚整个营房的囚犯。每个囚犯都可能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铺上，在数天时间里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

达豪还实行“卡波”制度，这一制度后来被各个集中营采用，并在奥斯维辛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这个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语中的“capo”，意思是“头儿”。）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一名囚犯担任“卡波”，卡波对他的狱友们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由于卡波与其他囚犯朝夕共处，因此，他们几乎比党卫队守卫有更多的机会肆意妄为，把营中的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如果这些卡波不能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满意，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危险。如希姆莱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确保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给他手下的人施加压力。一旦我们对他不再满意，他就当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头一个晚上，其他人就会把他揍死。”

在纳粹分子看来，营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缩影。“斗争是跟生命一样古老的话题，”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 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卡波对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为他在人生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于其他狱友。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基本哲学。西奥多·艾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宣扬一个原则——冷酷：“如果有人对他们（指囚犯）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同情，那请你马上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强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党卫队成员，我们不需要心软的人。” 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同情和悲悯都是弱者的表现。如果有哪个党卫队队员感到自己正被这种情绪影响，那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成功地蒙骗了他。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 Der Giftpilz ）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狡诈的家伙会用尽各种方法实现自己邪恶的目标，其中就包括诱使关押他们的人对他们投以同情。人们对“背后一刀”的故事（传说犹太人和共产党在后方密谋合作，从而让德国输掉了一战）记忆犹新，而且它与敌人危险而隐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对纳粹党卫队来说，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级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果上级要求囚禁某人或处决某人，那么即便执行者无法理解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确的。面对无法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怀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这个特质被党卫队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冷酷，否则我们元首的心血就白费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除希姆莱之外在纳粹党卫队中最有权力的人这样说道。

在学着消除同情和怜悯这类情感的同时，霍斯还逐渐被党卫队队伍中强烈的兄弟情谊感染。一名党卫队队员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项任务是“弱者”无法胜任的，他必须依赖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种强有力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无条件的忠诚、冷酷无情、保卫帝国免遭内部敌人攻击——纳粹党卫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变成一种独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观。“我对党卫队给我的指导充满了感激，”约翰尼斯·哈瑟布克说道，他是另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们都很感激。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困惑。我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混乱。党卫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明易懂的观点，我们也笃信不疑。”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另外一点后来也用在了奥斯维辛：他发现，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了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莱比锡坐牢的日子，记得正是因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胶水粘纸袋子），他才能够用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在达豪，他看到工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 霍斯对工作在集中营里起到的缓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达豪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

霍斯是纳粹党卫队中的模范，他在达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选为指挥官助理；接着，1936年9月，他被升为中尉，并调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任职；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造就霍斯的，当然有父母给他的基因，但那个时代和六年集中营守卫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也就是为新成立的纳粹帝国建造一个模范集中营。他自认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建造这个集中营的目的为何。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进行参照。然而，他的上级另有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

就在霍斯着手开始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时，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级正在进行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为元首撰写一部备忘录。海因里希·希姆莱坐在柏林，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如何处理东部外来人口的一点思考”。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与所有纳粹领导人一样，希姆莱有许多敌人，他们总伺机从他手中夺取部分权力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来，一直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希姆莱感到，这次需要破例为希特勒准备一份书面文件。在所有关于纳粹种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写就的这份文档是最为关键的一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姆莱白纸黑字地解释了奥斯维辛这个新建成的集中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作用。

彼时，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莱参与了种族重组行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想象。问题也接踵而来。希姆莱和他的同僚并没能给波兰——这个在纳粹眼中一无所是不屑一顾的国家——带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乱。

纳粹内部对波兰人的基本态度并无分歧：嫌恶。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如何处置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940年大约是30万人），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而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犹太人社区，大胡子，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的味道，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辨认。战争爆发后，波兰旋即被德国和苏联占领（基于纳粹和苏联于1939年8月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现在生活在纳粹占领的区域。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纳粹所面临的另一个自找的麻烦，就是为成千上万正在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根据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北部）和其他现为斯大林所占有地区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回到帝国的怀抱”。对于希姆莱等痴迷于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来说，为所有想要回到祖国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们的信念。困难在于，该让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儿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 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将被划分为不同区域，其中一个供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剩下的将并入德国。于是，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的落脚之处不在“旧帝国”，而是这个“新帝国”。他们确实是要“回到帝国的怀抱”，只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帝国。

悬而未决的只剩波兰犹太人。在战争开始前，纳粹对居住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越来越多的官方迫害（通过种种限制和禁令实现），加上偶尔发生的非官方（但却得到纵容的）暴力行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家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自那时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尽管希特勒明显非常痛恨犹太人，且在一战结束后从没掩饰过他的仇恨，尽管他私下确实表示过希望他们全都死光，但此时纳粹还没有制定出灭绝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露西尔·艾森格林 生长于20世纪30年代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对于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她再清楚不过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还很美好很舒适，”她说，“但希特勒上台后，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子，辱骂我们。我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这样对待，所以老是在问：为什么？大人的回答总是‘这只是暂时性的，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犹太人必须搬离现住的公寓，到分配给他们的“犹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东部分也是犹太人。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公寓跟他们原来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一次次搬进越来越小的住处，直到全家挤进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尔说，“这些是法律，是规定，你也无能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千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都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不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规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来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作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试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万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 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纳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人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这里曾是波兰的领土，现在属于德国的瓦尔特大区。当他们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国”时，还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德国：“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尔特大区，哎，我可以告诉你，这真的很令人失望。”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几天后，一家原本由波兰人开的餐厅被没收，以便让新来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惊不已：“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类似的财产侵占事件超过10万件，才能想象那个时期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搬迁和安置工作的规模极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德意志人到达几个新并入帝国的地区等待安置，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以便为前者腾出空间。很多人被塞进运牲畜的卡车，送往南边的总督辖区，在那里他们被扔下，没得吃也没得住。难怪1940年1月，戈培尔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正在转移人口，并非处处都顺利。”

这一切还是没有解决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犹太人隔离区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早在1938年11月，在讨论将德国犹太人逐出家园后该如何安置他们时，党卫队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说过：“对于犹太人隔离区问题，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态度。从警察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只有犹太人居住的隔都。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单一犹太区域，它会变成罪犯的藏身之地，变成滋生瘟疫的温床。”

尽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来都行不通（虽然可能只是暂时行不通），纳粹最终还是建立了波兰犹太人隔离区。这一举措绝不仅仅是为了腾出更多住房那么简单（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说过：“犹太问题是一个空间问题。” ），它实际上反映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而这些仇恨和恐惧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纳粹认为，理想状态是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如果不能马上实现，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些携带着病菌的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埃斯特拉·弗伦凯尔 当时是个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住在罗兹地区，她从小就感觉到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强烈的厌恶之情。“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是：‘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兰人被运往总督辖区的同时，纳粹宣布，罗兹的犹太人要被“重新安置”到市内的一个聚居区。按照最初的设想，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只是暂时性的，为的是在把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地方之前临时收容他们。1940年4月，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被封锁，没有德国当局的许可，犹太人不能离开该区域。同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宣布，将减少向总督辖区输送犹太人。在这之前，希特勒曾经的律师、也是总督辖区的负责人汉斯·弗兰克已经呼吁了数个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强制迁移，因为总督辖区已无法再接纳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务部负责人弗里茨·阿尔特博士 后来所描述的：“人们被扔出列车——市区也好、火车站台或其他随便一个地方都行，没人在意……我们接到地区官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数以百计的人一批批涌来，没住的地方，也没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跟希姆莱毫无交情的弗兰克向赫尔曼·戈林（时任四年计划总负责人的他对波兰非常感兴趣）抱怨驱逐政策以及把总督辖区当成“种族垃圾桶”的做法，终于，迁移暂时中止，希姆莱和弗兰克可以借此机会“就未来的转移方案达成共识”。

在他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希姆莱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希姆莱打算把波兰分隔成德意志人区和非德意志人区两部分，并明确了该如何对待波兰人及犹太人。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立场在此暴露无遗，他想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总督辖区应该作为“没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园。“东部的非德意志人绝不能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希姆莱写道，“小学只需教给他们最多五百以内的算术，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从德国人，做个诚实、勤劳和听话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没必要教他们阅读。”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远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今天看来，这种绑架孩子的做法无疑非常罪恶且怪异，但希姆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波兰人将会“依靠这些有着优良血统的人发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谈起这些孩子时，希姆莱写道：“无论这样做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残酷和不幸，但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温和的，也是最好的。”尽管希姆莱谈论的是波兰儿童，但鉴于他指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他这番劝告显然也适用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该声明的直接对象就是犹太人：“生物灭绝对德国人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

在其议题颇为广泛的备忘录中，希姆莱还为犹太人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犹太人’这个称谓从此彻底消失，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把所有犹太人赶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这又回到纳粹一开始确立的转移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政策重新被考虑。希姆莱指望法国会很快输掉战争，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单方和解。战争一旦结束，波兰的犹太人就可以被塞进轮船里运走，到原属于法国、现归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尽管在今天看来，把几百万人装进轮船运到非洲的设想未免太不现实，但在当时，纳粹无疑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方案。一些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把犹太人运到非洲去，眼下的战争形势似乎让纳粹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有望落实。希姆莱写就备忘录的六周之后，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马赫撰写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被指定为犹太人接收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方案很可能与战争时期所有针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意味着大量的死亡和无限的痛苦。马达加斯加的纳粹官员会按部就班，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犹太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纳粹“最终解决”可能不会发生，但其他形式的种族灭绝几乎一定会出现。

希姆莱将他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诉他，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准确”（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从来没有把他对备忘录的态度付诸文字。希姆莱只需要元首的口头肯定就足以推进工作。在纳粹治下，重大决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纳粹的宏伟大计里，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那座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奥斯维辛属于波兰境内将被“德国化”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营地接下来的发展。此前，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经转手，在一战爆发前它属于德国，随后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它。现在，纳粹想要为帝国重新收回这个地方。然而，与其他将被“德国化”的地区不同，上西里西亚工业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数地区不适合用来安置德意志人。这意味着它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波兰人充作奴工，因此一个用来威吓当地人的集中营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霍斯很清楚，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尽管达豪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比起“旧帝国”的同类机构，后者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棘手得多。当时，纳粹在实行种族洗牌，波兰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毁。奥斯维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囚禁和恐吓波兰人的工具。因此，尽管一开始只是作为一般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犯人的死亡率还是高于帝国任何一个“常规”集中营。早期送往奥斯维辛的2万名波兰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丧命。

然而，奥斯维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们抵达奥斯维辛，后来成为第一批卡波，为党卫队充当打手管教波兰犯人。对首批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来说，许多人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卡波。“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水手呢，”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 说，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当时19岁，“他们都戴着水手的贝雷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们到了以后，德国卡波冲我们大喊大叫，还用棍子打我们，”威廉·布拉塞 说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奥斯维辛，“如果有谁从牲畜卡车上下来的动作慢了，他就会挨打，还有人甚至当场被打死了。我吓坏了，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个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当务之急就是建起关押自己的集中营。威廉·布拉塞回忆道：“我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须自己背石头。这可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还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匮乏，因此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负责拆除原先波兰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继续说，“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砖、厚木板和各种各样的木料都拿走。这些德国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这种做法让人莫名其妙。”

偷盗之风在集中营里猖獗一时，偷窃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包括营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说：“德国卡波会把我们叫去，说：‘去其他分队那里弄点水泥回来，他们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我们照办。木板、水泥都是从别的工作分队偷回来的。在营地里我们管这个叫‘顺手牵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别当心不要被逮到。”“顺手牵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黄不接的时候，霍斯也会顺手摸来他需要的东西：“既然不可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只能尽量将就，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到处找小汽车、卡车和必需的汽油；我要开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内和拉布卡，只为了给犯人的厨房找几个开水壶；床架和秸秆床垫还得一路开到苏台德去弄……每当我发现有哪个仓库屯着我们急需的物品，我马上把它们全都运走。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我甚至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百米长带刺的铁丝网，所以只能去偷，因为我们特别需要它们。”

就在霍斯忙着“顺手牵来”必需品，以把奥斯维辛变成一个“能派上用场”的集中营时，身陷那些偷来的带刺铁丝网之内的波兰人已经明白，他们活命的关键在于一点——自己为哪个卡波工作。“我很快就发现，在‘好的’工作分队，犯人的脸通常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威廉·布拉塞说，“他们的状态跟那些干着重活儿、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着制服的骷髅一样。我马上就注意到，跟着这个卡波是上策，因为他手下的犯人状态更好。”

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的卡波是集中营里最残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违规扇他的脸，然后命令他扶着板凳蹲了两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分队的残酷生活几乎击垮了他。“我没有力气每天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他说，“只要干一个小时手推车就不听你的使唤了，你会栽倒在手推车上，弄伤自己的腿。我得从这里逃出去。”跟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来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一样，特罗扬诺维斯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工作分队，否则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早上点名时，犯人被告知党卫队要招募熟练的木工。尽管特罗扬诺维斯基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木匠，但他谎称自己“有七年经验”，自愿应征。但是纸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刚开始干活就露了馅。“卡波叫住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瘫了。他说因为我弄坏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他让我弯下腰，开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别慢，好让我领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马大，手劲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别沉。我很想大喊，可还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声都没有。这帮了我，因为打到第十五下时他停了。‘你表现不错，’他说，‘所以最后十下我给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这十五棍也够我受的了。两个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坐着。”

虽然特罗扬诺维斯基被人从木工房里赶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找一份室内的工作。“这个特别关键，要想活下来，必须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认识一位相对比较和善的卡波，名叫奥托·屈泽尔。他跟朋友一起去见了屈泽尔，吹嘘自己的德语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厨房为德国人准备食物的工作。“我就这样保住了我的命。”他说。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收犹太人，因为当时设立犹太人隔离区的政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被送往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当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同波兰的天主教神父一样，比其他犯人更可能被分配到惩戒分队（penal commando），该分队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恩斯特·克兰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国犯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其中就包括克兰克曼。很多党卫队队员不喜欢他，但他有足够强大的靠山——卡尔·弗里奇（集中营领导，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挥官助理）。克兰克曼极胖，经常坐在一个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来平整营地点名的中央广场。奥斯维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别莱茨基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犯人们正在碾轧两栋楼之间的空地。那个碾子非常非常重，整个分队二十或二十五个人都拉不动。克兰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们，冲他们喊：‘动作快点儿！你们这群狗！’”

别莱茨基看到，这些囚犯被迫从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间没有任何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跪倒在地，站不起来。这时，克兰克曼命令分队的其他人拉着石碾，从他们这位倒下的狱友身上碾过。“我已经看惯了死亡和毒打，”别莱茨基说，“但亲眼目睹这一幕，我还是从头凉到脚，彻底呆住。”

对于这类暴行，党卫队的态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积极鼓励。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所证实，正是党卫队创造了集中营里这种残忍的文化（而且他们经常自己动手）。布拉塞说：“那些特别残暴的卡波会得到党卫队的奖赏，比如多得到一碗汤、一个面包或一根烟。我亲眼看见的。党卫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常听见党卫队看守吩咐他们：‘往死里打。’”

尽管集中营里到处都在发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纳粹眼中，比起重组波兰的血雨腥风，奥斯维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静水。彻底扭转这一切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1940年的秋天。9月，党卫队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到奥斯维辛视察。波尔看到集中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他认为它可以为党卫队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当时德国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已从1933年的2万多减少到只剩一半，经济因素的考量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益发重要，于是，希姆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为集中营的未来提供保障，那就是让党卫队开办自己的公司。

从一开始，纳粹经营的就不是普通业务。希姆莱不想成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想建立多个公司，让它们全都按照纳粹的哲学思想运作，为国家服务。集中营将为新德国提供原材料，比如为希特勒在柏林规模庞大的帝国总理府提供巨量花岗岩。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德奥合并后，党卫队在毛特豪森新开设了集中营，就在一个花岗岩采石场附近。他们认为，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再合适不过了。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毕竟，犹太人在法老时代就开始造砖了。”

希姆莱对工业生产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为帝国提供建筑材料，他对其他许多项目也极力支持。比如，纳粹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天然药物和农业生产新形式（这两个都是希姆莱非常关心的课题）。很快纳粹就开始生产衣物、维生素饮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种族正确”的人物雕塑）。近来研究表明 ，这些党卫队的企业管理者很多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讽刺的是，这桩生意的前景却是一片大好。

波尔才刚刚下令让奥斯维辛为国家生产沙土和砾石，这个集中营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1940年11月，鲁道夫·霍斯与希姆莱会面，会上他为奥斯维辛制定的计划让他的上司浮想联翩。对农业的共同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霍斯回忆起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新设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所有必要的农业实验，要成立大量的实验室和植物栽培部门。对各类牲畜的饲养都很重要……沼泽地需要排干和开垦……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农业规划，巨细靡遗，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着与他会面，已经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来。”

霍斯与希姆莱的这次会面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更关注奥斯维辛后来发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这次会议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集中营演变过程中，两位关键人物的思想状态。如果把他们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驱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疯子”，不仅太过轻率，而且根本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虽然狂热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战争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时期只可能是白日梦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与霍斯就着桌子探讨奥斯维辛建设方案的希姆莱，凭借纳粹的侵略行动，已经有过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经验。他用手在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命运。他一直在用最煽动人心的辞藻宣传自己的看法，使它成为人们可以想象的事实。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希姆莱从来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谈论他把奥斯维辛打造为农业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一愿景无疑令人作呕，但它确实清晰明确。1940年11月的这次会议上，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它将成为德国的农业乌托邦，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南边波兰人的粗鄙农庄将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团结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国农场。霍斯和希姆莱自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奥斯维辛进一步深化农业知识的设想，对他们两人一定都极具吸引力。

正在兴头上的希姆莱丝毫不顾及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适合完成这项事业。它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交汇处，该地区因常发洪水而闻名。尽管如此，直到奥斯维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营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希姆莱的梦想劳动。他们挖沟、给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对于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 SS）来说，对梦想的梦想要比讨论它的具体可行性更让人兴奋。希姆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诚的下属鲁道夫·霍斯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时，数千人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1940年底，霍斯已为集中营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它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指导着集中营的运作，包括能时时刻刻有效监管囚犯的卡波，极其残忍、允许随心所欲处罚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营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开危险的工作分队的伎俩，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在早期的种种建制中最能代表集中营文化的，是“11号楼”。

从外表看，11号楼（原为13号楼，1941年重新编号）与营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区别，都是红色屋顶的砖房，但每个人都知道，11号楼的作用独一无二。“我很怕经过11号楼，”约瑟夫·帕钦斯基 说，“真的特别害怕。”犯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11号楼乃狱中之狱，是一个充满酷刑和杀戮的地方。

耶日·别莱茨基是为数不多能活着离开11号楼，并讲述他在里面经历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里，是因为一天早晨醒来后，他病得很厉害，疲惫不堪，实在无法上工。在奥斯维辛，犯人是不可能请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营里，希望没人发现他旷工。一开始他躲在厕所，但后来他意识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来，假装打扫营地卫生。不幸的是，他被一个守卫逮个正着，送到11号楼接受处罚。

他被带上楼梯，来到阁楼。“我走进去，（屋顶的）瓦片很烫，那是8月的一天，是个好天气。但这里一股恶臭，还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耶稣，哦耶稣！’里面很黑，只有从瓦片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双手反绑在背后，被吊挂在屋顶的大梁上。“士兵拿来一个凳子，对我说：‘踩上去。’我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条链子捆住了我的手。”守卫把链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开凳子。“我就觉得，老天爷啊，简直太疼了！我哀嚎着，他就冲我喊：‘你给我闭嘴！你这条狗！你活该遭罪！’”随后，士兵就离开了。

他的双手和胳膊向后拉扯着，承受全身的重量，这种疼痛令他难以忍受。“不用说，汗水顺着我的鼻子淌下来。那天非常热，我一直喊着‘妈妈呀！’一个小时后，我两个肩膀都脱臼了，而另一个人早已没声音。接着来了另一个党卫队士兵，他走到那个人跟前，把他放了下来。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被吊得没了精神，也没了魂。然后，士兵说的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他说：‘就剩十五分钟了。’”

到他再回来之间发生了什么，别莱茨基不太记得了。“‘抬腿。’他说。但我动不了。他抓住我的腿，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也放上去。他一松开链条我就从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举起我的右手，说：‘举着别动。’但我的胳膊毫无知觉。他说：‘过一小时就好了。’我艰难地跟着这个党卫队士兵下了楼。他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守卫。”

别莱茨基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特别，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现出的勇气。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或许是两个党卫队守卫的强烈反差，一个在他毫无防备时残忍地踢开他脚下的凳子，另一个“有同情心的”守卫在受刑结束后帮助他。这也提醒我们，就像不同卡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党卫队看守也同样如此。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耶日·别莱茨基从11号楼出来时已然一瘸一拐，但命运好歹仍眷顾他，当一个人走上那些水泥台阶、迈进那道大门以后，他很有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在审讯时，纳粹用尽各种恐怖的方法折磨11号楼的犯人，不仅包括别莱茨基所遭受的双手反绑吊挂，还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莱斯瓦夫·兹博齐恩有一次看到一个从11号楼被送进医院的犯人：“他们特别爱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头靠近焦炭炉，好让他们招供。犯人的脸会被彻底烧伤……那个男人脸部完全灼伤，眼睛都烧坏了，可他还不能死……政治部的人还需要他……那个犯人几天以后才死去，自始至终都意识清醒。”

那段时间，11号楼的主管为党卫队小队领袖（少尉军衔）马克斯·格拉布纳，他是集中营最恶名昭彰的工作人员之一。在加入纳粹党卫队之前，格拉布纳不过是个牛倌，而现在他却对他手下的犯人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货”，也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决定11号楼中每个犯人的命运。一些人继续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则会接到“1号惩罚”或“2号惩罚”。“1号惩罚”意味着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号惩罚”则意味着立即处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会被带到11号楼一层的盥洗室，在这里脱去衣服，然后被领着从侧门走进一个隐蔽的天井。这个天井位于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营里只有这两栋楼之间立起了围墙，与集中营其他地方隔开。犯人就在这里被杀害：他们的两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着，走向离入口最远的那面墙（用集中营里的黑话来说，那叫“帷幕”）。等来到砖墙前，一名党卫队行刑官会用一把小口径手枪（以便最大程度减小声响）近距离对准脑袋，一枪毙命。

然而，在11号楼里遭罪的不只是奥斯维辛的犯人。这里也是德国卡托维兹（原波兰卡托维兹）地区的简易治安法庭，因此，被盖世太保抓捕的波兰人有可能不经过集中营其他区域，直接被带进11号楼。负责审判他们的法官当中，有位米尔德纳博士，他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上校军衔），也是国会议员。佩里·布罗德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讲述了米尔德纳在工作中的施虐倾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被带进房间。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从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尔德纳判他死刑。他慢条斯理地把判决书放在桌上，刻薄地看着那个站在门口，衣不蔽体、脸色苍白的男孩。‘你有妈妈吗？’男孩低着眼睛，小声说：‘有。’‘你怕死吗？’脖子粗短的刽子手丝毫不带感情地问，就像能从受害者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声音，身体却微微发抖。‘你今天就会被枪毙，’米尔德纳有意让他的话带着上帝判决的味道，‘或者他们会吊死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是死人一个。’”

根据记录，对于女犯，米尔德纳特别享受在判她们死刑后的对话：“他会用最夸张的方式向她们描述她们马上面临的枪决。”

尽管有恐怖至极的11号楼，但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依然保留着传统集中营（如达豪）的一些特点。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1941年复活节前夕，两个党卫队士兵找到了波兰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 ，他当时正在20号楼的医院。“他们对我说：‘出来！’没人给我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好事，因为我的处境突然发生变化，而身边的狱友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吓坏了。”他很快得知，他将要去面见一组德国医生。在路上，一个波兰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犯人——悄声对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你就说你很健康，感觉很好。要是你说你病了，他们不会放你走的。”巴托谢夫斯基大吃一惊。“他们会放了我吗？”他又惊又喜地问那些波兰医生，但他们只答道：“闭嘴！”

问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脑勺和后脖颈长满了大疖子。那些波兰医生给我涂了很多药膏，还往疖子上拍了很多粉，让我看起来好一些。他们对我说：‘别怕，他们不会特别仔细地检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说，那样就违反规定了，因为这里没有谁是病人，知道吗？’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德国医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波兰医生们急切地说：‘都挺好的。’那个德国医生就只点了点头。”

通过这个敷衍了事的体检后，巴托谢夫斯基被带到管理办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刚进集中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还给了他。“他们没把我的镀金十字架还给我，”他说，“他们留作纪念了。”接着，不无滑稽的是，如同常规的囚犯释放流程，党卫队问他对囚禁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投诉的。他说：“我很狡猾，我回答：‘没有。’他们又问：‘你对集中营里的生活还满意吗？’我回答：‘满意。’然后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表明我没有要投诉的，也不会触犯法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可是个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法律不感兴趣。我们的法律是由流亡在伦敦的政府规定的。不过当然了，我是不会跟那些家伙讲这个的。”

巴托谢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同天被释放的波兰人一起，在德国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火车站。当列车驶离车站的时候，他真切地感受到“最初那几分钟的自由”。他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回到波兰的母亲身边。在火车上，“人们摇着头，一些女人流下同情的眼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受震动。他们问：‘你们从哪儿来？’我们说：‘奥斯维辛。’没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看我们，眼里透着恐惧”。那天深夜他到了波兰，到了母亲的公寓。“她看见我大吃一惊，扑过来抱住我。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变化，是她头上有了一缕白发。她脸色不太好，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不大健康。”

总共有几百名犯人以类似的方式离开了奥斯维辛。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但就巴托谢夫斯基来说，舆论压力似乎起到一定作用，因为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一直在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要求释放巴托谢夫斯基。当时国际上的压力确实影响了纳粹对犯人的处置，这也可由一批1939年11月被捕的波兰学者的经历得到证实。在纳粹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过程中，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教授们从讲台上被带走，关押于包括达豪在内的不同集中营。14个月后，还活着的教授得到释放，几乎可以肯定是外界压力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教宗提出的请求。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阶段，另一个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将大大影响它未来发展方向的“愿景”：工业巨头IG法本公司的奥托·安布罗斯博士（Dr. Otto Ambros）打算在东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生产合成橡胶，因为战争没有按照纳粹预期的那样发展。希姆莱在1940年5月还幻想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犹太人可以被送往非洲。与他一样，IG法本公司那时也认为，没必要费钱费力地生产合成橡胶和燃料，等到战争一结束——最迟也就在1940年秋天——大量原材料就可以从帝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比如德国从敌人手上抢过来的那些新殖民地。

但到了11月，战争显然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丘吉尔拒绝讲和，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击退了德军的空袭。再一次地，德国这些纸上谈兵的诸公需要处理意料之外的情况。说实话，在纳粹统治期间类似的情形屡屡出现，领导层疲于应付与他们的构想出现落差的局面。这些人经常被巨大的野心和乐观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以为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战胜一切，结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规划和远见，就是对手比自信心膨胀的他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在IG法本公司，曾因预计战争会很快结束而被搁置的扩建方案，此时又匆匆地重新提上日程并付诸实施。尽管IG法本公司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但它却极其重视纳粹领导层的需求和愿望。按照纳粹的四年计划，东部需要设立一个生产丁纳橡胶（一种合成橡胶）的工厂。现在，经过多次讨论，IG法本公司同意将工厂建在西里西亚。 生产合成橡胶需要用到煤，并对煤进行加氢处理，也就是在高温下让氢气通过煤。没有石灰、水以及最重要的原料煤，丁纳橡胶就无法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丁纳橡胶工厂都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拥有获取这些原材料的便捷渠道。此外，IG法本公司坚持，工厂周边应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仔细研究过地图和计划书后，奥托·安布罗斯认为他为IG法本公司的新丁纳橡胶工厂找到了一个理想地点，那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东边三英里处的那片地区。不过，离集中营近并不是IG法本公司最初决定将工厂设在奥斯维辛的主要原因，他们更愿意让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完全依靠苦役犯。

得知IG法本公司有意去奥斯维辛后，希姆莱的态度准确来说是非常矛盾的。站在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立场，希姆莱对这一举措疑虑重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确保集中营的囚犯只为党卫队的自营企业工作。一旦为私有企业开绿灯，从而使这些奴工的利润最终成为国家的收入，而不是完全进入党卫队自己的腰包，这可不是希姆莱会热心提倡的事。尽管党卫队也能通过倒卖砾石给IG法本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希姆莱对党卫队自己的企业显然有更宏伟的规划，不容阻挠。

然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专员，希姆莱的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他知道IG法本公司需要德意志人，并且乐于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为这些即将到来的劳动力找到住处不是什么大问题，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很愿意“撵走”住在城里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以便为他们腾出空间。 最终，作为四年经济计划总负责人的戈林做出了决定：IG法本公司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建造工厂，希姆莱和纳粹党卫队应与他们开展合作。

由于IG法本公司的关注，奥斯维辛，这个在党卫队系统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营，此时却有可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一个。1941年3月1日，希姆莱决定对奥斯维辛进行首次视察，这也反映出这个集中营地位的转变。在回忆录以及战后的审讯中，霍斯都对这次视察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访问过程中，希姆莱狂妄自大的一面展露无遗。如果说11月时他要把奥斯维辛打造成农业研究站的愿望已属野心勃勃，那么他3月时的构思算得上异想天开了。此前对IG法本的顾虑已经彻底抛在脑后，现在希姆莱轻松地宣布，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将由1万增加到3万。当时陪同希姆莱的上西里西亚大区长官弗里茨·布拉赫特对这一冒进方案提出了异议，另一位当地官员也插进来说，集中营的排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希姆莱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咨询专家，应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下面的话作为总结：“先生们，集中营必须扩建。我的理由比你们反对的理由重要得多。”

尽管霍斯对希姆莱向来俯首帖耳，但他也强烈感到领导的这一新计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等到自己和希姆莱、埃里希·冯·登·巴赫-泽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纳粹德国东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最高首脑）一起坐进轿车后，霍斯便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他缺建筑材料、缺人手、缺时间——基本上什么都缺。希姆莱的回答不出所料：“我不想再听你提困难二字！”他说，“对一个党卫队军官来说，困难根本不存在！如果碰到麻烦，你的任务就是解决它。至于怎么解决，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希姆莱如何回应霍斯的抱怨，而是霍斯居然能对党卫队最高负责人这样讲话。在苏联，要是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或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NKDV，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莫斯科与希姆莱角色最接近的人）说话，那他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与斯大林体制中大多数犯下罪行的人不同，霍斯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是因为害怕质疑上级的命令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他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卫队，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认同纳粹的整体构想，这让他能够就执行的细节放开提意见。他服从上级，但他拥有百分百的权力。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并非因为自己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当然了，就小事与上级抗辩的自由与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完全是两回事。霍斯向希姆莱的抱怨无济于事，党卫队全国领袖要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计划无论如何都要付诸实施。正如霍斯沮丧地总结道：“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只想听好消息。”

IG法本公司决定在奥斯维辛建造橡胶工厂，这刺激了希姆莱，他的宏图不再局限于集中营，而是把整个小镇和周边地区都囊括进来。在4月7日于卡托维兹召开的一次策划会上，希姆莱的代表宣布：“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东部移民的示范定居点，尤其是对那些品质优秀的德意志人的安置。” 按照计划，奥斯维辛将变成一个容纳4万人的全新德国小镇，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建同步进行。

在此期间，霍斯逐渐意识到，与IG法本公司建立关系可能对集中营大有好处。1941年3月27日，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和公司代表会面，会议纪要记录了霍斯如何为集中营争取利益。 IG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够提供多少名囚犯，“霍斯少校指出，主要问题在于集中营营房的建设无法以最快速度进行，因此很难提供足够多的床位”。霍斯又提到，这里的障碍是原材料的匮乏，这也是他不久前费尽唇舌向希姆莱抱怨的问题。而此时霍斯提出，如果IG法本公司能协助“加速集中营的扩建”，那么“最终受益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囚犯”。看来，霍斯终于找到了同情他困境的听众，最后，IG法本公司的几位先生同意“负责确认能否为集中营提供帮助”。

在同一次会议上，IG法本公司同意，为每个非技术工人支付每天3马克的“统包工资”，技术工人则是4马克，并且“（每个集中营囚犯的）工作成果将按照一个普通德国工人的75%计算”。双方还协定了集中营为IG法本公司在附近的索拉河开采砾石的单位价码。总的来说，“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都强调会尽一切努力为对方提供协助”。

不过，尽管希姆莱和IG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做出了宏伟的规划，还是无法与纳粹高层此时在柏林所制定的策略相提并论，后者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个月来，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官员们一直忙着为入侵苏联制定计划，此次行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7月，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宣布，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便是摧毁苏联。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终能打破1939年8月与纳粹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德国人能摧毁苏联，英国人就会同意讲和，那么纳粹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决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不只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事实上，也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2700万苏联公民为此丧生，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单次战役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同时，这场战役为纳粹执行“最终解决”——灭绝犹太人——提供了历史背景，因此，不考虑到“巴巴罗萨行动”以及1941年夏秋的战争形势，我们就无法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东线战争的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倒退）对纳粹的思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不是一场对抗西方“文明”国家的战争，而是与犹太—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的殊死战斗。因此，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他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苏联“必须毫不留情地采取最暴力的行动”，“斯大林手下的知识分子必须全部处决”。正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经济部门才会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方案来解决德国军队向苏联推进过程中的食物补给问题。国防军中央经济部门1941年5月2日的一份文档表明，“全体德国军队”的食物将“由俄国人来承担”。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一切我们需要的，那么无疑将有几千万人饿死。” 三周后的5月23日，这个机构撰写了一篇更激进的文章，标题为“给东部经济组织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文章声明，当前的目标不仅是用苏联的食物喂饱德国军队，还要用这些食物供应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这意味着苏联北部可能会有3000万人死于饥饿。

近期有研究指出，这些文档里令人震惊的构想并不是草率提出的应急方案，纳粹分子的举措背后有着非常理性的考量，他们认为削减人口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根据“适度人口”理论，纳粹的经济规划专家单凭居住于某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地区是会带来利润还是会造成亏损。举例来说，赫尔穆特·迈因霍尔德是一位任职于德意志东部发展事务研究所的德国经济学家，按照他的计算，1941年有583万“多余的”波兰人（包括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对资源的损耗”。这些多余的人口被称为“累赘的存在”（Ballastexistenzen），是对“空间的浪费”。 在这个阶段，这些经济学家尚未把这套逻辑推演到最后一步——他们没有要求赶尽杀绝波兰的Ballastexistenzen，但他们写到了斯大林是如何处理苏联类似的人口过剩问题：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下令驱逐“富农”（kulak），对其余的人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造成约900万人死亡。

这种想法也为德国入侵苏联可预见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纳粹专家来说，“3000万人”有可能死于饥饿，这不仅对当前德军的突破有好处，也有利于德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需要喂饱的苏联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运送到慕尼黑或汉堡居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促使被占领的区域迅速德国化。希姆莱已经注意到，大部分波兰农场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德国家庭，而现在他坚信，大饥荒将推进在苏联建立大规模德意志农庄的进程。在入侵开始前的一次周末聚会上，希姆莱坦率地对他的同事说：“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3000万。”

即将打响的苏联之战显然让许多纳粹领导人产生了最为激进的念头。希特勒写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苏联的决定时，他坦认自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赋予他在这场斗争中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自由。正如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的：“元首说，无论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从战争的策划阶段就可以预见到，苏联的犹太人将遭受深重的苦难。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地将下一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的灭绝联系起来：“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内外的犹太人让各国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结果不会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 希特勒特别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一词，强调在纳粹种族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秘密进行共谋的大本营。虽然斯大林本人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纳粹想象犹太人在幕后对斯大林帝国的操纵。

为了对付苏联犹太人，纳粹组建了四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入侵波兰之后，保安部（党卫队下属部门）和保安警察都成立过类似的行动小分队。他们在大后方工作，任务是根除“国家的敌人”。在波兰，特别行动队发动的恐怖行动造成约1.5万名波兰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知识分子）被害，而他们在苏联杀害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开始，特别行动队的杀伤力就远远超过自身规模。A分队隶属于北方集团军，是特别行动队最大的分队，配有1000名士兵。剩下的三个分队（B、C和D）隶属于其他集团军，每个部队约有600至700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这些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简要概括了他们的任务。他的命令后来被记录在1941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入侵开始，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身后进入苏联。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在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瓦尔特·斯塔赫莱克博士（Dr. Walter Stahlecker）的指挥下，A分队已经到达立陶宛的考纳斯。他们随即开始煽动当地人对城中犹太人进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莱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保安警察的任务是推动这些清洗行动，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对它们进行引导，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原定的屠杀目标。” 在考纳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立陶宛人在德国人鼓励的目光下，用棍棒将犹太人当街打死。在屠杀过程中，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犹太佬！”以此来鼓励行凶者。屠杀结束后，其中一名凶手踩在尸体上，拿出手风琴弹奏立陶宛国歌。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德里希让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励”的行为。

在远离主要城镇的地方，特别行动队挑出那些“为党或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害。这常常意味着整个村庄的犹太人男性被集体射杀。毕竟，按照纳粹的理论，苏联有哪个犹太男人不是暗中“为党和国家服务”呢？

就在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相关部门屠戮苏联犹太人的同时，国防军也在战争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和《政委法令》 的授意下，德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射杀游击队员，并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报复；即使成为战俘，苏联政委也难逃一死。正是纳粹对苏联政委的态度使得奥斯维辛卷入这场战争。根据国防军与党卫队达成的协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进入战俘营，带走那些逃过前线首轮囚犯筛查的政委。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政委要被带到哪里去？在纳粹看来，当着苏联士兵的面杀死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于是，1941年7月，从普通战俘营抓出来的几百名苏联政委被送往奥斯维辛。

从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刻起，这些囚犯便被区别对待。集中营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群人却遭受更残酷的虐待。“我听到可怕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咆哮声。”在通往集中营一隅砾石坑的路上，耶日·别莱茨基和一个狱友看见了这些苏联犯人。“他们推着装满沙土和砾石的独轮车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车的木板总是左摇右晃。这不是常规的出工，是党卫队特意布置给那些苏联人的炼狱。”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边围观的党卫队看守还大声鼓励卡波：“好好修理他们，伙计！”而接下来的一幕真正让耶日·别莱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个党卫队士兵拿着枪，他们不时给枪上膛，低头看看，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砾石坑里开枪。我朋友说：‘看看那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卡波用棍子打一个快要咽气的人。我的朋友受过军训，他说：‘那些人是战俘，他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但他们却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就这样，1941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

当然，杀害苏联政委只是这个时期奥斯维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镇压和威慑波兰人。为全力保证集中营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减少越狱事件的发生。1940年，只有两人试图逃跑，但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数字继续增加，1942年迅速增至173人，1943年增至295人，1944年增至312人）。 由于早期绝大部分犯人都是波兰人，且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此只要这些囚犯能够突破集中营的防护设施，就有可能混进因种族重组而大批迁徙的人潮中，从此销声匿迹。白天很多囚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劳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环绕集中营的带电铁丝网，只要翻越外围的警戒篱墙（Grosse Postenkette）即可。

霍斯防止越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果纳粹抓不到越狱者，就把他的亲戚关起来，还会从他所属的分队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处死。1941年，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边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参加筛选。“集中营长官和其他人会盯着犯人的眼睛看，”他说，“当然，那些看起来不太好的、特别虚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选中。我也不知道在筛选的时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实这样很危险。你要努力站得很直，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你。当弗里奇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伸出他的手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罗扬诺维斯基记得，有一次筛选特别能反映出集中营长官卡尔·弗里奇的个性：“在这次筛选中，弗里奇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问：‘你为什么发抖？’翻译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发抖是因为我害怕。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孩，我想把他们养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说：‘当心点，别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炉的烟囱。那个人没听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势，他往前迈了一步。翻译说：‘长官没选你，回去。’但弗里奇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

被选中的犯人会被带到11号楼，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得知，他认识的一个人在饿了一个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过，在1941年的那个夏天，11号楼的禁食牢房中也发生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实属罕见的事，让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获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是华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营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参加筛选。站在他身边的弗朗齐歇克·加文泽科被弗里奇选中，但是他哭喊着说自己妻儿还在等他回去。科尔贝主动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两星期后，还活着的四个人（包括科尔贝在内）被注射毒剂处死。1982年，科尔贝被波兰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封圣。他的事迹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内容。然而，对他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别人的勇气，没人对此有过质疑。

同样是在1941年7月，纳粹头子在数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让奥斯维辛日后的罪孽无以复加。这是第一次，奥斯维辛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不过不是以最终让奥斯维辛声名狼藉的那种方式。这些即将被杀害的犯人是纳粹“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牺牲品。其源头可追溯到1939年10月，当时元首下达了一项指示，允许医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将他们杀死。一开始医生们给残疾人注射化学药剂，但后来他们更爱使用瓶装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观如淋浴室的毒气室。此前的几个月，希特勒已经批准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这是在贯彻他那套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冷酷世界观。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生命，因为他们身体的劣势将对德国社会造成负担。同时，作为种族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希特勒担心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会繁衍自己的后代。

9月1日，随着战争的打响，安乐死项目的受害者扩大到成年人，战争又一次成为激化纳粹思想的催化剂。在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看来，残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对处在交战状态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累赘。普凡缪勒博士（Dr. 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最优秀、最精英的年轻人跑去前线送死，好让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些真让我难以忍受。” 行凶者如此思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筛选的标准不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结果，精神病院里的犹太人不经筛选便全数送去毒死；而东部波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残忍杀害。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约1万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大区遇害，其中很多是通过一种新的装置——四轮毒气室。受害者被塞进一辆经过改装的货车后部的密封车厢内，装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们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间”得以释出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

1941年初，成年人安乐死项目推广到各个集中营，这一行动被称为“14f13”。奥斯维辛从7月28日开始执行。“晚点名时他们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离开这里接受治疗。”卡齐米日·什莫伦 说，他当时是营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党卫队会这么好心。” 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从后者那里他揣测这些病人后来的下场：“他跟我们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传言，那些从医院被带走的人后来都消失了。”

大约有500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离开了集中营，等待列车的到来。“他们都病恹恹的，”卡齐米日·什莫伦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护士们走在队尾，用担架抬着病人。那个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没人冲他们嚷嚷，也没有人笑。那些病号倒是兴高采烈：‘告诉我的老婆孩子关于我的消息。’”让犯人高兴的是，两个最恶劣的卡波也在队伍之中，其中一个是很多人憎恨的克兰克曼。营里有传言说他跟他的保护人，即营地长官弗里奇闹翻了。正如希姆莱所说——当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两个卡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天离开集中营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泽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经过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气室。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1941年的夏天不仅是奥斯维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对苏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纳粹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即将发生转变。从表面上看，整个7月的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7月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苏战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戈培尔7月8日的日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击溃苏联——没人对此再有疑问。”7月中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达350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奉贝利亚之命，找到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大使，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德苏之间的调解人向德国请求讲和。

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饥饿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在7月初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两周。戈林在申明纳粹的政策时曾说过，作为占领者的德军只会给那些“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提供食物。 另外，死在特别行动队枪下的犹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决。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陷入饥馑；毕竟他们绝不会是“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

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危机已经有所预见——不仅是东部战场，还包括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当时掌管罗兹的是帝国保安总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党卫队的罗尔夫—海因茨·赫普纳给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们无法再养活所有的犹太人，这会是今年冬天的麻烦事之一。应该认真权衡一下，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不管怎么说，总比让他们活活饿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纳信中写到的可能需要杀死的是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从1941年春天开始，纳粹越来越多地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犹太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后来在奥斯维辛著名的“筛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7月底，希姆莱下令解决被纳粹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尤其是针对东部战线。他将党卫队骑兵营和警察营的部分兵力调到特别行动队，最终大约有4万人参与屠杀行动，是特别行动队成立之初人数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东部，屠杀的对象扩展至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周，这一命令先后传到各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莱本人在巡视行刑的过程中亲自下达的。到了8月中旬，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已全部获悉他们的新任务。

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尽管到目前为止，纳粹在战争中的所有反犹政策几乎都有潜在的种族灭绝性质，且已有不少犹太妇女和儿童死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失败的尼斯科计划中，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纳粹决定把犹太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一个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一个犹太婴儿绝无可能对德国的战争形势构成威胁，然而一个德国士兵却以此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动扳机。

许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期共同促成了这一政策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苏联的犹太妇女儿童现在成了纳粹德国的“烫手山芋”，当然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射杀犹太男人并在东部实行饥饿政策。但这不是导致杀戮目标扩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将在东部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伊甸园”，言外之意是，在纳粹的这片新乐园上不会再有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这一年7月希姆莱曾多次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密谈，此后他便下令将屠杀的对象扩大到妇女和儿童，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这一举措很可能不会发生。）由于相关负责队伍已经忙于枪决犹太男人，按照纳粹的逻辑，扩大特别行动队队伍自是顺理成章，以便彻底“净化”这个新的“伊甸园”。

1941年夏，党卫队派出数支步兵团前往东部增援特别行动队，汉斯·弗里德里希 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乌克兰地区。据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反抗。“他们（犹太人）极度震惊，完全吓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他们已经听天由命。”党卫队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强行把犹太人赶出村子，让他们站在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旁边，以特定的姿势，好保证被击毙后会掉进坑里。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有人负责跳进坑里仔细查看是否还有活口，因为不可能第一轮开枪就解决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伤的，会被用手枪补上一枪”。

弗里德里希承认，他自己也参与了深坑旁的屠杀。 他说，当受害者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时，他“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仔细瞄准，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这个。当你已经站在那儿，拿着枪准备射击……要做的就是，拿稳手里的枪，打得准一些。没别的了。”他从没有因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谴责，从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噩梦，也不曾在半夜醒来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档案证实，弗里德里希是党卫军第一步兵旅的士兵，这支部队7月23日进入乌克兰。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是不愿更多地谈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没有具体说明他行凶的确切地点，然而，有记录显示，他所在的分队在不同地点都参与了屠戮犹太人的行动，包括1941年8月4日在乌克兰西部。在那次行动中，周边村庄里的1万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聚集到奥斯特罗格镇（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车和大卡车都开来了，”瓦西里·瓦尔德曼 那时是个12岁的犹太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枪，还牵着狗。”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数千名犹太人都赶出来，让他们朝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枪子儿，”瓦尔德曼说，“但党卫队不可能一下开枪打死这么多人。我们是（早上）10点钟到的，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热。我们没吃没喝，人们随地小便。那段时间很难熬。有人说他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这么热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晕倒，还有人纯粹因为害怕给吓死了。”

奥莱克西·穆莱维奇 是当地的非犹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个谷仓的屋顶后，他看见50个或100个犹太人一组组被带走，又被命令脱光衣服。“他们让犹太人站在一个大坑边上，然后长官让士兵各自找一个犹太人准备开枪……犹太人大哭大叫，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着所有人都开了枪，犹太人都倒下了。长官找来几个强壮的犹太人把这些尸体扔进坑里。”

枪杀持续了一整天。几千名犹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这次行动中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党卫队一次忙不过来，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尔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内又回到了奥斯特罗格。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行动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亲、祖母、祖父、两个兄弟和两个叔叔，但他和母亲成功逃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藏在当地村民家里，直到红军解放乌克兰。“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样的，”他说，“但我们村的人对犹太人很仗义。”几天后，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来到屠杀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动。我想有受伤的人正在下面挣扎。我觉得很抱歉。我是想帮忙，但很快就意识到就算我能把谁挖出来，也没法治好他们的伤。”

“我们家养过狗，”瓦西里·瓦尔德曼说，“但我们对它们从没有像法西斯对待我们这么残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残暴？’”瓦西里·瓦尔德曼的这个问题，汉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讲，我一点都不同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对此我终生难忘。”因此，对所有被自己射杀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对犹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断追问下，他承认，他曾经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为了“复仇”杀死犹太人是完全正当的。

了解弗里德里希的过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愿意参与屠杀，为何直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21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对身边犹太人的痛恨。他的父亲是农民，当地的犹太人是贸易商，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诉他，犹太人做生意赚取了过分的利润，而且经常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补充道，“如果你经历我们的遭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想要出售东西，比如说卖猪，但你却办不到。你只能通过一个犹太商人来卖。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

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绘制海报，写上“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并把它们贴在一家犹太商店门口。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认为它起到“提醒人们提防犹太人”的作用。他读到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特别是极端反犹主义刊物《先锋报》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非常契合。1940年，他加入党卫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参与其中”。他相信“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41年夏党卫队来到乌克兰时，作为其中的一员，他认为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文明”国家，顶多只是个“半开化”、“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

对于曾经参与灭绝犹太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毫无歉意，也从未后悔。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为自己和战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有着明确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伤害，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经意间表露，一想到自己参与过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可以“大笑着进坟墓”了。不难看出，汉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就在1941年这个夏天——与东部战线屠戮升级同时——纳粹最终定下了针对德国、波兰和整个西欧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有一份档案也许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张有戈林签名的文件，上面写着：“1939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项任务，要求你以最合适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转移和疏散，以解决犹太问题。作为对该任务的补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规划书，为正在计划中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有组织、有调研、可付诸实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来，这份文件的时间点是关键：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字、授意他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恰恰也是特别行动队受命在东部战线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时间。

然而，近来莫斯科特别档案馆（Moscow Special Archive）的新发现对7月31日授权的确切意义提出了质疑。这包括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我就犹太问题向帝国元帅（戈林）做了简单汇报，交给他我的新计划。他批准了，只做了一处关于罗森堡管辖范围的修改，然后让我重新提交。” 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计划”，很可能是纳粹的反犹政策在入侵苏联前夕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也做出相应调整。将犹太人运往非洲的设想已被放弃，1941年初，希特勒曾经命令海德里希准备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控制范围内的某地做出规划。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

正如7月31日授权书里清楚写到的，海德里希在1939年初就接到任务，策划如何“通过转移和疏散解决犹太问题”，因此，关于海德里希的管辖范围，以及在纳粹体制内为此目的所允许的资源调用空间，相关讨论一定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1941年7月17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档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他对海德里希在东部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7月31日的授权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明确海德里希的职权而做出的。

因此，总的来说，新证据并不支持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终决定，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权是这个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有纳粹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对苏战争上，他们认为在东部战线屠杀犹太妇女儿童，可以成为解决眼下具体问题的好办法。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后来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这才导致开发新的屠杀手段，以便更大规模地解决犹太人和其他处决对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8月15日。那天，海因里希·希姆莱来到明斯克，亲眼目睹他的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与他同行的人当中，瓦尔特·弗伦茨 是一名空军军官，在希特勒的总部做摄影师。处决现场让弗伦茨本人惊恐不已，难以平复，他明显看出处决者队伍中也有人是同样感受。弗伦茨说：“我到了处决现场不久，辅助部队的长官走过来，因为我是空军。他说：‘中尉，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能让我离开这儿吗？’我说：‘在警察那边我怕是说不上话，毕竟我属于空军，能怎么办呢？’他说：‘我实在受不了。太可怕了！’”

对明斯克屠杀留下心理创伤的不仅仅有这位长官，同样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 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

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刑事警察局技术研究所的党卫队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来到东部，在特别行动队B分队指挥官阿图尔·纳贝位于明斯克的总部与他会面。威德曼曾参与设计用毒气杀害精神病人，现在，他将把他的专业知识带到东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在苏联最先尝试的几个“改良版”屠杀方法，其中之一竟是将受害者炸死。一个地洞中放进几个精神病人和几包炸药，特别行动队第八分队队长威廉·雅施克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的场面太可怕了。炸药的威力不够强，有些伤者嚎叫着从地洞里爬出来…… 地洞完全塌了……肢体残片散落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树上。第二天，我们去收拾断肢，把它们都扔回地洞里。有些挂在树上的太高了，只好留在上面。”

威德曼从这个可怕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炸弹显然不是希姆莱想要的杀人工具，所以他另寻他法。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瓶装一氧化碳的应用非常成功，但要把大量这样的瓶子从几千英里以外运到东部很不现实。威德曼和他的同僚想到，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一氧化碳进行杀戮。几个星期之前，威德曼和他的上司瓦尔特·霍斯博士坐在柏林地铁的车厢中，聊到差点降临在阿图尔·纳贝身上的厄运：派对结束后他开车回家，由于喝了太多酒，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没有关掉发动机就睡着了，结果汽车尾气几乎让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纳贝的经历提醒了威德曼，他决定进行一次毒气试验。在明斯克东部的莫吉列夫，他把管子的一头接在小轿车的排气管上，另一头伸进一家精神病院砖砌的地下室里，然后把几名病人锁在里面，发动汽车。最初的试验在纳粹看来并不成功，因为小轿车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在他们用卡车替代小轿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再一次，纳粹以为找到了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威德曼发明的方法便宜又高效，可以把杀戮对屠杀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降到最低。

于是，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东部促成了纳粹屠杀手段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纳粹如何以及何时决定让奥斯维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仍存在争议。问题的棘手一部分源于霍斯提供的证词。一方面，他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受希姆莱的命令所迫，受下属的无能所累；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日期常常是不可靠的。霍斯声称：“1941年夏天，希姆莱把我叫去，向我解释道：‘元首已经下令对犹太问题进行最终解决，我们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出于交通和封闭性的考虑，我选了奥斯维辛。’” 霍斯确实在1941年6月拜访过希姆莱，向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展示，他们正按照IG法本公司提出的扩张方案对奥斯维辛进行规划。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就被告知奥斯维辛将在“最终解决”中发挥作用，这其实不太可信。首先，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最终解决”——即对灭绝营中的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灭绝的方案已经被确定下来。在时间上，这次会议早于最初特别行动队在东部针对犹太男性的屠戮，以及7月底屠杀对象的扩大。其次，霍斯后来补充的话与他自己说的日期相互矛盾。他说：“那个时候在总督辖区已经有其他三个灭绝营了——贝尔赛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然而实际上1941年夏天这三个集中营都没有建成，它们都是在1942年才投入使用的。

尽管霍斯的陈述自相矛盾，一些学者认为，1941年6月他可能被要求在奥斯维辛建造一些灭绝设施。然而，1941年夏秋之交，奥斯维辛杀人效率的提高并不足以证明霍斯6月与希姆莱的会面带来了实质性改变。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自己记错了日期。霍斯所描述的他与希姆莱之间的对话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一年，而不是1941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奥斯维辛在那个夏天没有卷入屠杀。奥斯维辛的行凶者在14f13项目中除掉了生病的犯人，在砾石坑旁射杀过苏联政委，因此它的管理者与东部特别行动队面临相同的问题——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屠杀手段。奥斯维辛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出现在霍斯离开集中营的这段时间，也就是8月底或9月初。霍斯的副手弗里奇想到，一种为防止营地附近昆虫侵扰而使用的化学制剂——结晶氢氰酸可以用作他途。这种制剂装在铁罐中出售，被定名为齐克隆氢氰酸，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齐克隆B（Zyklon B）。与威德曼在东部的做法类似，弗里奇此时也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跳跃——如果齐克隆B可以杀死虱子，谁说不能用它来杀死人类中的害虫？既然11号楼已经是营中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进行这种实验最适合的地方吗？

此时的奥斯维辛没有不透风的墙，大楼之间仅相隔数米，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因此，从一开始，弗里奇的实验就人尽皆知。“我可以看到他们用手推车运来泥土，好把窗户封严，”威廉·布拉塞说，“我还看见，有一天他们从医院里用担架抬出几个病得特别重的人，把他们抬进了11号楼。”被带进11号楼的不只是病人，不难想象，还有奥斯维辛管理者曾声明要处死的另一个目标群体——苏联政委。“他们带了一群苏联战俘去地下室，”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说，“结果毒气的效果不够好，很多人到了第二天还活着。所以他们加大了剂量，放进更多晶体颗粒。”

霍斯回到集中营后，弗里奇向他汇报了实验的情况。霍斯参加了11号楼接下来的一次毒气试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杀过程。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虽然证据表明，11号楼发生的死亡远非“瞬间结束”，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

然而他错了，真正的血洗才刚刚开始。 fd7/9UDERwSuJqwxiyru2wASpKTp/nKq50l816OuCQkF2jWoTDYFAYctFfqP1T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