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

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我国历史上抵御外侮、反抗压迫的许多气势恢弘的战争和战役，表现了历史的智慧。即使是非义战，也留下不少值得后人记取的教训。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到比较成熟、完善的军事思想体系和军事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孙子兵法》为其代表。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孙子兵法》虽说是中国古代成熟的兵书，又被历代兵家奉为圣典，但它反映的却不是最早的军事思想。

《周易》是现存的第一部反映古代军事思想的著作。军事思想来源于战争实践，商末周初，朝代更替，战争频仍，《周易》对军事活动也有总结。大致说来，《周易》的军事思想首先是主张和平相处，恃强凌弱是可耻的。《兑》卦“初九”爻辞：“和兑，吉。”“兑”就是“悦”，国与国和谐共悦，就是件吉利的事。《兑》卦“九二”爻辞：“孚兑。吉，悔亡。”“孚”通“俘”，意思是说以俘虏他人为悦，暂时吉利，终归是要倒霉的。《兑》卦“六三”爻辞：“来兑，凶”，某国恃其强大，威胁他国，强迫其服从自己的意志，是件凶事。从一些特定战争场合的描述上看，《周易》作者有浓烈的反战情绪。《离》“九三”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这似乎是一场突然的袭击，造成被袭一方的大灾难。作者表述的是一种非战主义思想，追求的是“庶政为和，万国咸宁”的太平盛世，这与西周统治者反复宣扬的“保民而已”、“仁民爱物”的政治理念比较契合。

不过，《周易》虽然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并不反对师出有名的正义战争。《谦》卦“上六”爻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战前赢得道义上的主动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关键。《蒙》卦“上九”爻辞：“不利为寇，利御寇。”主动去侵略别国会对本国造成不利之局面，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则是有利的。慎战的思想在《周易》中得到反复的强调，战前要重视运筹计划，不可盲目用兵。《豫》卦卦辞：“豫，利建侯，行师。”军事活动及国之大事，应事先详细考虑，周密计划。一旦出兵，军队的纪律和作风就是决定战事胜负的重要因素。《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藏，凶。”无纪律约束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作战的指导思想，《周易》中也有体现。其一，进攻要大胆果断。《晋》卦“九四”爻辞：“晋如鼠，贞厉。”畏首畏尾，必致失败。其二，抢占关键要塞，一举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同人》卦“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有时，毕其功于一役，即可使敌国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多年不得恢复。

我们若是把《周易》的军事思想比做是有价值的玑璞的话，那么，《孙子兵法》就是十分珍贵的珠玉。这部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经典性军事著作，对以后的战争实践和军事思想，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孙子兵法》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吴国名将孙武所著，全书共十三篇，各有主题，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孙子始终对战争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的“慎战”思想，几乎渗透了其《兵法》的所有篇章。“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孙子“慎战”，但不是畏战，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争“利”，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应作为国家选择战争与和平的准绳。“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白费力气）。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任何战争，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运用何种策略，归根结底，总是同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所以说，“利益”是战争目的性在最广泛、最一般意义上的表现。

与此相联系，孙子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篇》）。其中“道”是最重要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即取得人民的拥护。其次才是天、地、将、法等条件。必须根据交战双方的这五个条件进行比较研究，有胜利的把握，才可出兵。“天”有阴阳、寒暑、时制之别；“地”有高下、远近、广狭、死生之分；将领的素质有智、信、仁、勇、严的差异；“法”有“曲制”（即军事编制）、“官道”（即军官职责）、“主用”（即后勤补给）的不同。这些概括，奠定了战略分析的基本思路。

《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通过威慑，达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的。“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认为，军事行动的上策是在谋略上取胜；中策是用外交手段取胜；下策才是在战场上取胜；攻城则属下下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不易实现的理想境界，孙子更为重视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指出不少值得借鉴的作战指导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作战中要力争主动，避免为敌人所调动。“因敌变化而取胜”，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这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抱残守缺是最不可取的。“兵贵胜，不贵久。”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经济，“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战争中经济消耗极大，没有任何国家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所以，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原则，他认识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后果是极为可怕的。

《孙子兵法》中的攻防理论极为完备，其用兵原则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兵法·谋攻篇》）。十倍于敌就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五倍于敌就进攻；一倍于敌就要设法分散敌人；敌我兵力相等，要有把握，有决心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要能退却；比敌人弱小，要避免决战。指挥官要善于处理防守与进攻的关系，“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孙子兵法·形篇》）。防守的主动权永远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而进攻的时机则常取决于敌人的失误和疏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孙子兵法·形篇》），防守异常坚韧、隐蔽；而进攻时却“动于九天之上”，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形成战役或战斗的突然性。

《孙子兵法》还很讲究作战的布势（兵力部署）问题。“治众如治寡，分数（军队编制）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旌旗金鼓）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兵法·势篇》）。意思是说，要统一指挥众多的军队，靠的是正确的兵力区分和编组；要使众多的军队，行动统一，发挥整体的战斗力，靠的是正确的指挥（旌旗金鼓的运用）；要使军队在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奇正的运用。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术语中的常用范畴。其含义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在兵力部署上，担任正面作战的为正，担任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箝制敌人的为正，担任突击的部分为奇；列阵对敌的为正，集中机动的为奇。在战法上，明攻为正，偷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孙子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高明的指挥官，一定是善于出奇制胜的，“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势篇》）。作战就是一个奇正运用的问题。军队之间的正面交战，往往是由以侧击、迂回、奇袭、包围等“奇”的形式展开的行动而取胜的。奇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军队的部署（战势、战斗队形）也是千变万化的，指挥不可拘泥于一格。

孙子曾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就是了解敌情，这与作战胜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兵法·用间篇》）。要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类比推断），不可验于度（看天象星辰），必取之于间谍。孙子特别强调使用间谍侦察敌情的重要意义，整个军队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展开行动，同时又指出，“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使用间谍时，必须机智、果敢和精心细致，以防止被敌人欺骗和利用。“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兵法·地形篇》），封闭、狭隘、自以为是，是不可能赢得战果的。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丰富的作战实践，为军事思想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孙膑兵法》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展现了当时军事思想的特征。

图12　战国时期战车模型

《孙膑兵法》是战国时齐人孙膑及其后学所著。全书三十篇，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作了继承和发挥。

首先，《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慎战”思想，认为战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对兵员应作严格的挑选，同时还要对选出的士兵作严格的训练。“兵之胜在篡卒（精选士卒），其勇在于制（纪律），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孙膑兵法·篡卒》）士兵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孙膑重视政治素质的培养，“德行者，兵之厚积也”（《孙膑兵法·篡卒》），军人的品德，是军队建设的基础。

其次，孙膑对作战的攻防理论有进一步的思考，较之《孙子兵法》，有新的发展。尤其对进攻规律的探索，如“必攻不守”进攻指导原则的提出，就是对敌人没有或无法防备的地方，必须予以致命的打击。又如以众击寡与以寡击众的作战原则，孙膑认为，在我众敌寡、我强敌弱的情况下，我军就是“赞师”（寻敌决战的军队），凭借自己的优势，迫不及待地逼敌决战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毁卒乱行，以顺其去”（故意使队列显得混乱，以迎合敌人求胜的愿望），诱敌出战，伺机歼之，才是最为高明的。而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先要“让威”，避开敌人锐气，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对冷兵器时代两军交战时的作战形式作了详尽的探讨。《孙膑兵法·十阵》论述了各种阵势的列法和战法，其所创立的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战斗队形（阵法）的理论为后代作战阵法奠定了基础。中国冷兵器时代的阵法，基本上没有超出孙膑的原则和方法。后世阵法，只是孙膑十阵的发展而已。

秦汉到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其中汉唐两代，史称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在军事思想上，承前启后，留下了许多创见。《吴子》和《李靖兵法》就是很好的例子。

《吴子》相传是战国初吴起所著，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吴子》，可能是一部托名吴起所著而真正成书于西汉早期的伪书，反映的是汉代的军事成就及军事思想。

《吴子》有六篇。《图国第一》首先阐述了战争观，认为“修德废武”和“恃众好勇”都是不可取的。战争既不是可以无条件仗恃的手段，也不是可以完全避免采用的手段，“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才是正确的态度。《吴子》的战争观较之《孙子兵法》有其新意，“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其实是《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发挥，它深刻地指明，长期的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使是战胜国，也付不起这种代价。

《料战第二》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熟知敌我双方情况，是获胜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提出“凡料敌有不卜（不必占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亡”。要乘敌处于困难境地之时，抓住战机，乘敌之隙而迅速击灭之。相反，当敌人强大而又处于有利形势时，则应避免决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孙子兵法》在论述“相敌”时，列举了敌军在战场上出现的三十多种现象，显得有些繁杂而无重点，《吴子》的总结则比较简明而具体。显然，这是新时期军事思想的新发展。

《治兵第三》论述了军队建设，认为其要点在于“不在众寡”而“以治为胜”。如何以治为胜？一是建成“父子之兵”，也就是令行禁止的精兵，“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则攻无不克，守无不坚。二是治军要以“教戒为先”，它包括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三是培养治军将领的果敢决心。战争实践表明，将领能否根据敌我双方情况，把握战机，沉着、冷静、果断、正确地下定决心，对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吴子》要求将领在作战指挥时，犹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那样谨慎、冷静；而待计谋已成，决定一下，行动则要迅速，要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是为千古名言。

《论将第四》阐述为将的标准和将领的职责。将领必须具备“五慎”、“四机”等军事素质。所谓“五慎”，即理、备、果、戒、约。要求将领具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怯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所谓“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必须掌握部队的士气，充分利用地形，运用谋略胜敌，随时注意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应变第五》论述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它首先指出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然后分别论述各种情况下的不同战法，提出了山地作战、水上作战、围攻城邑、防御袭击等作战原则。

《励士第六》强调奖励有功将士以激励士气的重要性。士气，即精神的力量，在战争中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国家若能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则何往而不胜？

《吴子》反映的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大兵团以骑兵作战为主要形式的军事战争的实况，它所提出的军事思想及作战原则，是《孙子兵法》在新时代的发展，其价值不容低估。

李靖（571—649年），唐初大将，辅助唐高祖、唐太宗征战天下，北征突厥，西讨吐谷浑，身经百战，战功赫赫，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军事天才。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都已失传，唐代杜佑的《通典》一书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在战略思想上，李靖继承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慎战”原则。“夫决胜之策者，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是为必胜之道也。”（《通典》卷一五〇引李靖语）战前的准备，形势的分析，战机的把握，是必须详加考虑的。在肯定孙子“兵贵胜，不贵久”原则的前提下，李靖在理论上首先提出“战略持久”的问题，“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先可速而犯之耶？”（《通典》卷一五四引李靖语）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蓄盈待竭”，与之持久相抗，待敌我强弱之势发生变化以后再力求歼灭敌人。李靖还继承了《吴子·料敌第二》中提出的“料敌制胜”的思想，“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通典》卷一五〇引李靖语）。他对《吴子》“必可击之道”又作了发挥，认为有“十五形可击”，乘敌之隙，便可一举击败之。

李靖的战术思想反映了隋唐时期战争的实况，他特别强调运用“锥行阵”。锥行阵是进攻队形的一种形式，便于突破、分割敌人阵势。在此之前，进攻一般是采用方阵。李靖把锥行阵用作经常的战斗队形，是个创举，也说明他在战斗中勇于对敌进行突破与分割的攻击精神。此外，李靖还首创了纵队战术（坚阵）的理论，专用于对付恃仗险固、顽固抵抗的敌军，并对逐次抵抗、交互掩护的撤退战法也加以完善。他以其对古代兵法的精通，结合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宋代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前后期的分界线，是中国专制社会由前期转入后期的决定性的关键时代。宋朝同过去一些专制王朝相比，在政治上的突出特点是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实行内重外轻的军事部署，把军事力量集中在首都周围；二、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重内轻外；三、采用优礼与钳制相结合的方法控制文人士大夫，造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这种政治生活的特征折射于军事方面，便形成了从本质上说是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此种战略构想，又与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相结合，“弱宋”的地位由此而奠定。所以，尽管宋代文治鼎盛，修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编撰了第一部军事丛书《武经七书》，但还是改变不了其困于辽、西夏，亡于金、蒙古的命运。

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有价值的军事论著。戚继光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抗倭将领，《纪效新书》则是其实战经验的总结及古代兵法的发挥。

《纪效新书》十八卷，在继承、借鉴古代阵法、战法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敌情（倭寇）、地形（江南水网地带）、火器等特点，创造性地制定出以十二人为基础的“鸳鸯阵”与“三才阵”。已接近于近代散兵群、散兵行的形式，鲜明地标志着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的特点。在战法上，也有了开进、展开、野战进攻、合围、逐次抵抗（交互掩护撤退）等近代战法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各种战斗勤务，以及物资保障等。所有这些，都在前代兵法基础上有所创新。尤其是其军事训练思想，有着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如注重提高士兵参与军事训练的自觉性，坚持将帅带头参加军事训练。主张“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时处亦要同滋味”（《纪效新书·谕兵篇》）；训练要按实战要求进行，反对搞形式主义，“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纪效新书·操练篇》）。《纪效新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用性，正如戚继光在叙言中所说的：“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它的实用思想直至现在仍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