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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我应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起先是当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担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这本书就是叙述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任总统期间我国的外交政策，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大选后我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一直到越南谈判结束——大体上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尼克松第二次就任总统的时候。这只能是我个人所见到的历史，描绘的是我所见所想和所作所为，不可避免，我必须对这些事件加以选择和压缩。从历史学家的意义上来说的完整的记载，必须等到其他文件、回忆录和传记——并不都得是美国人的——发表之后。
本书所涉及的时期是国内分裂和国际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美国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但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痛苦的、但是我希望并不是没有成就的过渡。它开始了美国对自由社会的前景作出新的贡献的过程，这种贡献从长远来说也许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对有些人来说，本书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对越南战争的处理，将是从街垒的一边看问题，而这一边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在这里，我的叙述尽可能忠实于事实，目的是为了和解，而不是为了重提旧事，企图在辩论中得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有承认街垒两边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才能对我们的分裂采取超脱的态度。
在回忆录的下一部里，我想写的是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七年一月这段时期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时间，我担任国务卿。在那一卷里，我将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水门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战争和其后的“穿梭外交”；石油危机之类的国际经济问题和南北方对话；南部非洲问题；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和我们的拉美政策；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杰拉尔德·福特担任总统和一九七六年的竞选，等等。在有些问题上，我可能追溯到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时期的事态发展，这些事件，由于篇幅和连贯性关系，我在这里予以省略。手里拿着这本厚书的读者，可能难以相信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包括在这本书里，但他也许会感到高兴，有些事情确实被留到第二部再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设法不依靠记忆。我参考了许多文件，在书中所谈的某一段时间，还有我自己的日记。我想把这部附有注释的书和我的文件一起留给学者们使用，他们将来也许会更详细地回顾这一个时期的历程。
在这样一个备忘录和复印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官僚文牍日益蔓延和无事不作记录的时代，有一件咄咄怪事：写历史也许已经变成几乎办不到的事情了。
当一个历史学家撰写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时，问题是要找到足够的当时的材料；当他写现代外交的时候，问题是要避免被太多的材料淹没。如果让一个具有完美无缺的资格证书和无懈可击的客观态度的学者任意使用现代任何一个四年时间的数以百万计的文件，他的最大困难将是不知从何着手。长篇累牍的书面记录说明了问题，也会模糊一些问题；这种书面记录没有提供尺度，来判定哪些文件的制定是为了推卸责任、找寻借口，哪些文件真正指导决策，哪些反映了实际的参与，哪些是在根本不了解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制定的。在快速电讯联络的时代以前，上级给一个谈判代表的指示必须是概念性的，因此人们可以从这些指示中看出政治家们的想法；在电传的时代里，这些指示通常是策略性或者技术性的，因此不谈较大的目的和前提。我们时期的官方档案不一定会透露哪些决定是绕过了正式的程序通过“小道途径”作出的，哪些决定是口头作出，而从未成为正式记录的一部分。参加谈话的人对谈话的叙述往往是事后的自我辩解。（迪安·艾奇逊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读到过一份谈话报告，作者不把自己说成是辩论中理由最充分的一方。）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文件材料，一个人想证明什么，就能证明什么。目前人们未经许可或者擅自做主把文件透露出去的做法，几乎使得人们在编写每一份文件时都要考虑到怎样保护自己。新闻工作者的所得就是历史学家的所失。
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在写他的报告的时候，自然也难免有这种倾向。显然，他的视野将受到他自己参与程度的影响。想说明问题的意向是与为自己辩护的意向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一个参加者对写历史至少可以作出一个重要的贡献：他知道在无数可能的考虑中哪一些考虑实际上影响了他所参与的决定；他知道，在他看来哪一些文件反映了现实；他能够回忆起来，哪一些意见得到认真的对待，哪一些遭到了拒绝，以及最后作出的决定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这一切都不能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只能证明它的依据。一个参加者如果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撰写他的回忆录，那么他的回忆录就有可能帮助未来的历史学家判断事情的真相，即使是在（也许特别是在）时机成熟有了更多证据可以证明事态全貌的时候。
我深深感激那些帮助我写成这本书的人们。我的朋友、知己和十五年的好同事彼得·罗德曼监督调研工作，他自己也承担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且帮助做了编辑、核对和许多其他的琐事。如果没有他，这个工作绝不可能完成。另一位可信赖的同事和老朋友威廉·海兰对调研工作，特别是关于欧洲、东西方关系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调研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在政府中的另外两个同事罗斯玛丽·尼赫尔·尼赫斯和玛丽·布劳内尔在调研工作和审核手稿方面非常熟练，专心致志，给我帮助不小。
温斯顿·洛德和威廉·罗杰斯出于友谊答应阅读此书的全文。他们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并且在编辑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看过部分手稿的人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戴维·金斯伯格、理查德·赫尔姆斯、约翰·弗里曼、塞缪尔·哈尔彭、杰西卡·卡托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并不是说我采纳了他们所有的建议，但是我热诚地谢谢他们的努力。
哈罗德·伊万斯在奥斯卡·特尼尔的协助下以卓越的编辑眼光读完了全书。他们教会了我，熟练、明智的编辑工作如何能够帮助搞好文章的组织和写出漂亮的文章。贝特西·皮撒和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的已故的内德·布雷德福精细地阅读了手稿，对我很有帮助。梅利莎·克莱门斯熟练地做完了索引。凯瑟琳·德西博、凯思林·特罗亚和杰弗里·亚克尔协助做了调研工作。
我感谢国会图书管理人丹尼尔·布尔斯廷，手稿处的男女工作人员：约翰·布罗德里克、保罗·赫夫龙、约翰·诺尔顿和他们认真负责的助手。我感谢他们的服务、协助和保管我的文件。他们提供的工作安排对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本书中对于保密材料的处理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博士办公室一起拟定的，在这里，我也向他表示感谢。尼克松总统也欣然同意让我援引他的总统档案中的一些材料。
我特别感激我的私人助手克里斯廷·维克先生，他负责组织手稿的处理和几个草稿的打字工作，同时还努力安排好我的日常事务。谢里尔·旺布尔和玛丽·贝思·巴卢塔也极其专注地帮助打字。大家都加班加点地工作。
我的妻子南希用她的建议和爱情来鼓励我，像往常一样，她是我的良心的一面镜子。
我把此书献给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我二十五年的朋友，今年一月不幸逝世。
我个人对此书的内容负全责，正如我对书中所记述的我的行动负责一样。
于华盛顿特区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