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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縕，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有关“格物”的各种观点，均以旧本，亦即朱熹等人所说的误本为标准。我刚听说时觉得很意外，继而又产生怀疑，最后，我殚精竭思，互相对照分析，又向先生本人请教，这才发现先生的主张就好像是水性冰冷、火性炎热一样，即是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产生疑惑。先生天资聪颖，然和蔼可亲，为人坦诚，平素不修边幅。早年，先生性格豪迈洒脱，曾热衷于赋诗辞章，并深入研究佛道两家的经典之作。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听到他的主张时，都认为是异端邪说，不予深究。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贬居贵州龙场的三年中，处困养静，学问的功夫已经超凡入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时刻受先生的教诲，深知他的学说，刚接触时似乎很平常，等深入研究才觉得愈发崇高；初看时好像很粗疏，仔细钻研才觉得愈发精细；刚接近彷佛很浅显，深入探求才觉得没有穷尽。十几年来，我竟连它的轮廓都未看到。但是，今天的学者，有的虽与先生才一面之缘，有的只闻其名，有的怀着蔑视、恼怒的情绪，还没谈上几句就依据传闻臆说，妄加揣度，这样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先生的学说呢？跟随先生的人士，听着先生的教诲，常常得一而遗二，如同相马时只注意马是公还是母，是黑还是黄，却忽略了能否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特意把平时从先生那里所听到的全部记录下来，给诸位同学奉上，以便相互校正，不负先生教诲之恩。
晚生徐爱书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
。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
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
，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译文】
徐爱问：“《大学》中的‘在亲民’，朱熹说当做‘新民’理解，后文‘作新民’一文似乎也可倚为证据。先生却认为宜当听从旧本的‘作亲民’，也有什么证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中的‘新’字，是自新之民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作新民’怎么能作为‘在新民’的凭证呢？‘作’与‘亲’相对应，但不是‘新’的意思。后文所说的‘治国平天下’等处，对于‘新’字都毫无阐发。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这些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就像《孟子》中所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的意思。百姓不能彼此亲近，舜就让契担任司徒，尽心竭力推进伦理教化，让他们互相亲近。《尧典》中说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有教养的意思，说新民便觉得意思偏了。”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
，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
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者得之。”
【译文】
徐爱问道：“《大学》之中‘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指万事万物都有定理，这好像与您的看法不一致。”
先生说：“从万事万物上去探求至善，就是把义视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是属于内心本体的，只要‘明明德’到了惟精惟一的地步便能做到至善。但这也没有离开具体事物。朱熹《大学章句》中所说的‘穷尽天理而不带一丝一毫的私欲’的人，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qìng］定省
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译文】
徐爱又问：“至善只从心中寻求，大概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吧。”
先生说道：“心即理。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呢？”
徐爱说：“就像侍奉父母的孝心，辅佐君主的忠心，结交朋友的诚心，治理百姓的仁心，这里边有许多道理存在，恐怕不能不去仔细研究。”
先生感叹地说：“世人被这种观点蒙蔽很久了，一两句话怎么能说得明白呢？现仅就你的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侍奉父母，不是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事君，不是从君主那里求得忠的道理；交友、治理百姓，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孝、忠、信、仁在各自心中。心即理，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以这颗纯洁无私的心去做任何事都是天理，事父便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治民则仁。所以只要在心上修习，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徐爱说：“听了先生这番话，我觉得获益匪浅。但以前的旧说仍然纠缠于胸，没有完全去除。例如事父，那些嘘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细节，不也需要讲求吗？”
先生说：“怎能不讲求？但要分清主次。在自己心中去私欲、存天理的前提下去讲求。比如寒冬保暖，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炎夏避暑，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仅仅是讲求这个心而已。如果己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颗诚恳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防寒，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会主动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现。但这颗孝心必是至诚至敬的。用树木来打比方，这诚敬于孝的心便是树根，许多具体行动便是枝叶。需要先有个根，然后才会有枝叶。而不是先去寻求枝叶，然后才考虑种这个根。《礼记》上说：‘深爱父母的孝子，对待父母一定会很和气，有和气的态度，一定有愉悦的心情和脸色，有愉悦心情和脸色的人，必定有让父母高兴的表情。’必须有深爱之心作为根本，便自然会这样了。”
【原文】
郑朝朔
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
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唯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事物上探求吗？”
先生说：“至善只是使自己的心达到纯天理的境界，怎么能从事物上探求呢？你不妨举几个例子。”
朝朔说：“比如孝敬父母，怎样才能保暖避暑，怎样才能奉养适当，必须有个标准，才是至善。所以才有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假若孝敬父母只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适当，一天两天就讲完了，哪里用得着学问思辨？保暖避暑时，只要内心纯为天理，侍奉父母双亲时只要内心纯为天理，这样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所以，即便是圣人，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训示。如果只认为将那些具体礼节做得恰到好处，就是至善，那就好比是扮作戏子，将帮父母取暖纳凉等事一一表演得到，也可以叫至善了。”
徐爱在这天又有所省悟。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
、唯贤
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
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译文】
徐爱由于未能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唯贤再三讨论，仍未能明白，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说明。”
徐爱说：“现在人都知道孝父敬兄的道理，行动上却不能孝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已被私欲迷惑了，不属于知行的原意。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人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属于知，喜好色属于行。在见到好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见了以后另外再起个心意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已经觉得厌恶了，不是闻了以后再起个心意去厌恶它。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也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亦因他未曾知臭。这就好像说某人知孝知悌，绝对是他已经行孝行悌了，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是他只知说些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他为知孝知悌。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和行怎么分得开呢？这便是知和行的原意，不曾被私欲迷惑。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不然，只是未曾知晓。这都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功夫啊，如今，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什么意思？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什么意思？若不懂得我立言的宗旨，只管说一码事两码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回事，也只是让人有所区分，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先生说：“这样做就丢失了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有一种人，稀里糊涂去做，全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道理，也只是肆意妄为，所以必须有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异想天开，只会空想，全然不肯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终生不得行者，必定终生不得知。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来已久。我现在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这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只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
，《孟子》之‘尽心知性’
，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
。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
。‘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二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
，《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译文】
徐爱问：“昨天听闻先生‘止至善’的教导，我感到已经略有所悟，但我始终觉得您的见解和朱熹对格物的阐述无法达到一致。”
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既然明白‘至善’，也就明白了‘格物’。”
徐爱说：“昨天用先生的观点推究朱熹的‘格物’学说，看起来也大致上理解了。但朱子的训导里，有《尚书》中的‘精一’，《论语》中的‘博约’，《孟子》中的‘尽心知性’作为依据，所以我还是不明白。”
先生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返躬自省。笃信固然正确，然而不如反躬自省来得恰当。现在你既然心里没有明白，怎么可以因循守旧，而不去探求真理呢？譬如朱子本来也是尊重笃信程子的，但若碰到不明之处，又何曾随便结合呢？‘精一’‘博约’‘尽心’本来就与我的学说相吻合，只是你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朱子‘格物’的训条，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并不是《大学》的原意。精是一的功，博是约的功。既然明白知行合一的说法，此处只须一句话就能清楚明了。‘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的人能够做的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的人能够做的事。朱熹对‘格物’理解错误，只是由于他把这个意思颠倒了，认为‘尽心知性’是‘格物知至’，要求初学者去为‘生知安行’的事情，如何能为之！”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就是‘生知安行’了呢？”
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是性的根源，尽心也就是尽性。《中庸》上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中的‘知’如同知州、知府中的‘知’，是人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是天人合一。‘事天’，如同儿子服侍父亲、大臣辅佐君王一样，必须恭敬奉承，然后才能万无一失，此时，还是与天相对为二，这就是圣人和贤人的区别。至于‘夭寿不二’，它是教育人们一心向善，不能因环境优劣或寿命长短而把为善的心改变了，知道穷困通达、寿命长短都由上天注定，所以我们也不必因此而动摇了行善的心。‘事天’虽然与天相对为二，但已看到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的意思，这便是初学的人立心的开始，有迎难而上、惕厉自强之意。朱熹却与之相悖，所以让初学的人感到无从下手。”
徐爱说：“昨天听闻先生的教导，我也隐约觉得功夫理当如此，现在听了先生具体的解释，更加没有疑问了。昨天清早我这样想，‘格物’的‘物’，也就是‘事’，都是从心上来说的。”
先生说：“说得好。身的主宰就是心，心之触发就是意，意的本源就是知，意之所在就是物。譬如，意在事亲上，那么事亲就是一物；意在事君上，那么事君就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上，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视、听、言、行上，那么视、听、言、行便是一物。所以我说没有心外之理，没有心外之物。《中庸》上说‘不诚无物’，《大学》中的‘明明德’的功夫，只是一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一个格物。”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
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有如孟子所谓的‘大人格君心’的‘格’，是去掉不正心术，保全本体的纯正。并且在意念中就要除去邪念，以保全心体的纯正，也就是时时处处都要存养天理，即穷尽天理。‘天理’即‘明德’，‘穷理’即‘明明德’。”
【原文】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译文】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本源，心自然能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便是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显露，又无私欲迷惑，正是《孟子·尽心上》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但是作为一般人不可能没有私心阻碍，所以就需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从而战胜私心恢复天理，如此，人心的良知就再无迷惑，能够彻底发扬流传，这就是致良知。能致其知定可诚其意。”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
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
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
【译文】
徐爱问：“先生说‘博文’为‘约礼’之功夫，我思虑再三，终不能解，请先生明示。”
先生说：“‘礼’即‘理’。‘理’显示可见的为‘文’，‘文’隐蔽不能见的为‘理’，原本是一物。‘约礼’仅要己心完全是一个天理。要内心只存天理，就需要在发现‘理’上用功。譬如，理在侍奉双亲时体现，就在侍奉双亲上学习存养天理；理在辅佐君王时体现，就在辅佐君王上学习存养天理；理在身处富贵贫贱时体现，就在富贵贫贱上学习存养天理；理在身处患难、陷入夷狄之邦时体现，就在身处患难、陷入夷狄之邦上学习存养天理；无论行止语默，时时如此，理显现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上面学一个存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约礼’就是‘惟一’。”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生，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译文】
徐爱问：“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若以先生精一的教训推演，此话似乎不妥当。”
先生说：“正是。心亦一个心，没有夹杂人为因素的称道心，夹杂人为因素的称人心。人心若能守正即是道心，道心不能守正即是人心，并非人生有二心。程子说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如此好像把道心人心分离开来，但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体的。而朱熹认为道心为主，人心听从于道心，则认为有两个心了。天理私欲不能共存，哪有天理为主，私欲又听命于天理的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
、韩退之
。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
［náo］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
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
，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
，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
，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
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
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
，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
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
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王通和韩愈。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十分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问道：“那么，王通怎么会有模拟经书这种错误的呢？”
先生说：“模拟经书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姑且说说后世儒学之士写作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比起来有何区别？”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著书讲经以阐明圣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仿效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大概于明道无补。”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那么《六经》不必删述。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愈益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发展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认为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从此，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天下阐述《易》的学说开始归一。《诗》《书》《礼》《乐》《春秋》也是这样。《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书》《诗》《礼》《乐》之中，孔子何尝加过一句多余的话呢？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来的儒生自己牵强附会硬凑的，不再是孔子当时所编著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也说是孔子编著，实际上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那是有减而无增。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然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以文辞教导人们。《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更加混乱了。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是因为他出于一己之私，更不该焚了《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话，把那些反经叛理的书全焚烧掉，这也正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从秦汉以来，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相接近的进行表扬，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即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否认这种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而求实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华丽，争相追求文饰，以求在社会上出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璞归真的切行，这些都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做解，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何必去了解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伐国就是罪，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经过？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天理、去私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会多说，只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够详细地告诉世人呢？这不是要助长乱象、引导奸恶吗！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讲道：‘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究做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叹地说：“不能通达天理的人，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我还能见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纪录的地方。’孟子也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不看《尚书》，我只从《武成》篇里取两三卷来读读而已。’孔子删述《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详细地告诉世人，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也记载得十分简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发生的事情久远而不详，能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当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修辞、注重文饰的风气，这就太古的时代，非后世所能比拟。”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掉它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为世道变化而不再适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不可能，何况恢复到尧舜的时代呢？更不必说比这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世风了！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即是尧、舜之道，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难道还能实行吗？这正是孔子删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因时机环境适宜而采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以道为本，而以功利之心来实行，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来的世儒们诸多人讲来讲去，其实只讲了个霸术而已。”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先生又说：“尧、舜以前的治世之道，后世不可能恢复，因此可以略去不记。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如此一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复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
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译文】
徐爱问：“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而史书专门记载历史事件，恐怕和其他《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实是天理的表现，天理表现为事实。所以《春秋》也是经，《五经》也是史。《易》是伏羲氏时的史，《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他们记述的事相同，弘扬的道相同，哪里有所谓的不同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
？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
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
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
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书。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诫。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可以作为戒条，保存戒条省去具体的恶行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也是存天理之本；省减恶行，保存戒条，也是想将私欲抑制在萌芽阶段吗？”
先生说：“孔子著经，当然就是这个用意，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作为戒条，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之人模仿，然而，为什么独独在《诗经》中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不是孔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孔子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这是孔门家法。孔子所修订的三百篇，都是雅乐之作，都可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和乡村郊庙中演奏，都是用来畅和平之气，涵泳心性，移风易俗，哪里会有郑、卫之声呢？这是助长淫风导引奸恶呀。这一定是秦代焚书坑儒之后，世儒牵强附会，为凑足三百篇的数目而加上去的。而淫邪之辞，世俗也喜欢传播，如今街头里巷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只是无法解释清楚，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原文】
爱因旧说汩没
，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译文】
徐爱因为受旧的学说（程朱学说）的影响较深，刚开始听到先生的教诲，实在有点惊骇不定，找不到头绪。后来听得时间久了，渐渐知道躬身践行，然后才开始相信先生的学说是孔门的真传，其他的皆为旁门左道，断港绝河。比如先生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我刚开始觉得难以理解。思考得久了便会有所领悟，高兴得不禁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