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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幼承家学，博通经史，著作宏富，多有创见，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
这部《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吕思勉先生治学勤苦，曾将《二十四史》通读过多遍，从头到尾都批注得密密麻麻，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恐怕是没有了。正是因为厚积薄发，他的通史才显得凝炼扎实，通透明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民国时期有两部通史最负盛名，一部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部便是《吕著中国通史》了。史学家严耕望说：“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诚哉斯言，两部史书交相辉映，各有所长，代表着两种悠久的治史传统。
吕著通史的一大亮点是，文化史分量较重，占全书五分之三。作者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通史仍是很新颖的，它非常适合对中国历史有一定基础的读者，能满足他们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
需向读者说明的是，因“中国文化史”各章篇幅较长，编者在文中加了小标题，起到提示间融作用。对民国时期文字用法，如“藉”（借）、“著”（着）、“案”（按）等，一仍其旧。
尽管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但本书在同类题材中，仍然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生动结合的典范，其历史地位至今难以超越。尤其在传统文化热的今天，本书实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