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视察伯延纪实

1961年5月3日早饭后，周恩来总理偕同邓颖超大姐下榻于部队的一个营房，开始了对伯延4天的深入调查。周总理每天早饭后乘车到伯延，晚饭前返回驻地，中午在伯延就餐。

周总理来视察之前就已派办公室主任许明（女）、外事秘书马列等人到伯延调查研究。

5月3日上午10时许，4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伯延村北的农机站门前。周总理从车上下来，向公社办公处走去。他身着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精神很好。

4天中，周总理先后召开了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机站和修配厂人员等7次座谈会。如今仍有保存完好的4次座谈会记录。这4次记录，不仅为周总理当年的调查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更让今天的我们在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同时，愈加深刻体会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前对伯延革命老区最基层调查的深远意义。

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亲自召开11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座谈会中，周总理的插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食堂。周总理对大家说：

“你们回去好好讨论讨论，食堂办不办，还是办农忙食堂？食堂分开便利，就要分开。”

第二个问题是供给制问题。周总理说：

“供给制要不要，还是要15%，还是只照顾五保户？”

第三个问题是包工包产问题。周总理说：

“包工包产、评工记分、四固定（指生产小队土地、劳力、农具和畜力固定），都要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问题， 怎样办好。”

周总理还说：“座谈会占了你们的时间，要给工资，由市委庞书记先付给，国务院拨给。”

5月4日， 周总理又亲自召开了12名社员代表座谈会。在这次的座谈会上，周总理和社员代表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即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

当谈到食堂问题时，周总理对12名社员逐个一一征求意见。结果，只有两名社员代表说愿意在食堂，其余10名社员代表则都说食堂不好，并提出了回家做饭的要求。

周总理对12名社员代表说：

“食堂是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就可以不办。”

在谈到自留地问题时，社员张淑琴说：

“自留地可不要再收了，秋后打了粮食也不要再给顶指标了。”

周总理回答说：

“我保证，社委、区委、市委的书记都在场，都要保证：一、自留地保证不收回；二、自留地收入保证不顶指标。”

谈到供给制问题时，社员代表们说，供给制有平均主义，“干不干三顿饭”。总理说：“你们议论一下，不要供给制行不行？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行不行？”

5月5日，周总理召开了13名大小队干部座谈会。这次会上主要谈了棉花生产、口粮和公社体制问题。

谈到棉花生产时，先锋大队干部汇报说，今年棉花亩产50.3斤（皮棉），比去年亩产48斤高了点。

周总理说：

“保证棉花生产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棉花奖励粮保证发，二是售棉布票保证给，三是化肥保证供应。超产奖励要四六或三七开，多的部分给社员。”

谈到口粮问题，先锋大队汇报说，每人七两。

周总理说：

“加上棉花奖励粮、超产粮，就不是七两了，可能是八九两，要好好算一下，奖给社员。”

关于公社体制的座谈，周总理说：

“社有制非推翻不可。过去没有调查，下边说好，中央点了头，搞试点。现在一调查试点，不行。”

公社（当时叫曙光社，17个村子）书记韩玉林说：

“那是毛主席提出小脚妇女走不动时办的。”

周总理说：

“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得那么大。‘解放牌’脚穿上个大皮鞋，里面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5月6日下午，周总理又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25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5月4日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形说：

“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

周总理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

“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周总理说：

“当然是说真话。”

“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总理问：

“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说：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

周总理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座谈中，群众还谈道，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总理都细心地倾听。

张二廷对周总理说：

“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

听了这话，周总理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仰起头，有一阵子什么话也不讲，会场上也格外寂静，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一阵，周总理问二廷：

“你为什么说再过两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

二廷说：

“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们在地里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

周总理听了很受感动，说：

“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周总理又说：

“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

“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

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5月5日）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院内有人喊：

“二廷，在家没有？”

说着就走进屋，拍着二廷的腿说：

“二廷疲劳了，二廷疲劳了。”

二廷一看是周总理，赶紧从炕上爬起来说：

“不疲劳，不疲劳，总理快请坐。”

周总理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们的头，一边问：

“二廷，几个孩子？”

“4个。”

周总理说：

“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

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

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

说着说着，不由地掉下泪来。

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了些。总理说：

“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唱。”

二廷说：

“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唱吧。”

总理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

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这些人（指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不去推磨（劳改）。”

“那不行。”

“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

这时，周总理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

“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周总理到伯延后，想找一个没入食堂的贫下中农谈谈。当时伯延有一个老单身汉叫王春和，当了半辈子长工，一直就没有入食堂。周总理问王春和：

“你多大岁数了？”

“六十五了。”

“属什么的？”

“属鸡的。”

“噢，比我大一岁。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

“你为什么不想入食堂？”

“食堂吃得不对口，自己做方便。”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了食堂，开会多，接见人多，很不方便，没有几天我也退了食堂。”

“你不入食堂可以呀，你是大官，谁也不敢怎样你。我不行呀，不入食堂，人家辩论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不能这样说，入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入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我不入食堂，我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

几句话说得王老汉笑了起来。总理问：

“有什么困难吗？”

老汉说：

“没什么困难，就是锄裤坏了没人修，准说够有一百遍，也没人给修。”

周总理说：

“公社修配厂应该注重农具修理。”

5月6日上午，总理到家里去看王春和，王老汉还拿出锄头让总理看：

“这不，你一说，人家就给修好了。”

一天中午，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领着周总理来到社员徐翠叶家中。徐翠叶的婆母吕景的刚从自留地栽红薯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热着点榆叶汤，准备喝。徐翠叶参加过社员座谈会，认得总理，赶紧让总理进屋，总理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走进屋去，问吕景的：

“是两头冒烟好（指食堂做饭和家里再做饭）还是一头冒烟好？”

吕大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总理问：

“锅里煮的什么？”

吕大娘说：

“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

总理知道这就是她们要吃的东西，就又走到灶旁，第二次揭开锅盖细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啧。”

也是中午时分，女社员郭仙娥在公社门前碰到了许明。许明来到伯延已经20多天，与许多女社员很熟悉，她就和仙娥打招呼。周总理问许明：

“你认识她？”

“认识。”

周总理对仙娥说：

“那到你家看看可以吗？”

仙娥赶紧说：

“可以，可以。”

周总理来到仙娥家，见到仙娥的大女儿、二女儿正坐在桌子旁吃代食品窝头，仙娥的丈夫王连生身体有病，在炕上躺着。大女儿见母亲领着总理进来，推着父亲说：

“爹，你看谁来了，快起来。”

王连生爬起来一看：

“怎么这么多人?”

又看着总理说：

“好面熟不知在哪儿见过。”

他哪里会想到是总理呢。女儿赶紧说：

“这是周总理。”

王连生一听，急忙要下炕，他弯腰拿起来一只鞋穿着，谁知总理拿起另一只鞋，要给他穿。连生着了急：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顺手夺过了鞋。周总理安慰他要好好养病，连生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过后王连生说：

“旧社会我都穿不上双新鞋，谁看得起咱？现在，总理那样大的官，还要给咱拿鞋哩。”

周总理在伯延总共吃了四顿饭，第一天和第四天都在公社食堂吃，公社原来给准备了猪肉，总理问：

“这是你们单给我准备的，还是平时你们就吃这些？”

有人含糊地说：

“平时也是这样。”

周总理听后笑道：

“那你们比我在北京的生活还好嘛。”

周总理接着说：

“苏联逼债，不吃鸡蛋，不吃肉。肉给病号吃吧。”

5月4日上午，总理一到伯延，秘书马列就对武安市委办公室主任李志安等人说：

“总理要去社员食堂吃饭。”

李志安与公社、大队一些人赶紧去准备。让社员们提前打走饭，食堂里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鲜红薯。周总理吃后，没有说什么走了。社队干部认为，周总理不会再去社员食堂吃饭了。谁知5月5日快晌午时，秘书马列突然又说：

“总理还要到社员食堂吃饭，而且提出不去昨天那个食堂。”

周总理到食堂后，社员们早已打饭回去，一个吃饭的人也没有。跟随的干部说：

“没有饭了，总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总理用手揭开锅盖，见锅里还剩些玉米面糊糊，问：“这不是还有吗？”回答说：“那是炊事员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起吃。”

于是，周总理和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一一握手。三贵拿碗要盛饭，这时有人拿过去碗，掏出手绢准备擦一下，周总理说：

“这没关系，不用擦。”

周总理接过碗递给了三贵。

这顿饭，周总理喝了半碗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窝头看了看，过后，周总理派人送来1两粮票，5分钱。

事后李志安说：

“总理的眼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5月4日上午，总理到伯延下车后，信步走向当地称为“小章坪”的棉花地里。地是拖拉机耕的，深浅不匀，有的地方还长着棉花柴。随行人员遂顺便拔了几棵拿回村。

回村后，周总理走进拖拉机站，只见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机手们正在修车，手上沾了不少油垢。周总理笑着说：

“我今天来，你们怎么不欢迎啊？”

工人们说：“欢迎，欢迎。”

周总理与机手们一一握了手，坐在了门槛上。有人拿来一个小板凳，让总理坐，总理对女机手马对的说：

“小姑娘，你辛苦了，你坐。”

周总理称赞了他们用蓖麻油代机油、用木轮代胶轮的艰苦奋斗精神，问站长罗春生，为什么耕过的地还长着棉花柴。

站长说：

“机器少，油也赖，总好坏，任务大，没有耕好。”

周总理说：

“地耕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你们吃48斤指标，人家农民吃21斤，地耕不好，怎么对得起农民？你们家也是农民嘛。群众反映，不给你们馒头，你们就耕不好地，这不对。”

周总理还问马对的：

“你搞百亩棉田试验，有2亩亩产二三百斤，那98亩没人管，整个产量算起来，是增产还是减产？”

周总理和农机站的工人们合了影，并嘱咐他们说：

“要好好学习，要耕好地。”

周总理来到了修配厂，看到一个老头儿又黑又瘦，正抡锤打铁，就问他：

“你姓什么？”

“我姓申。”

“多大岁数了？”

“属鸡的，65岁了。”

“65岁还打铁，真不简单。”

周总理还询问了修配厂的情况，并对他们说：

“既要注重造，又要注重修，农具坏了不给修，群众不方便。”

周总理停车的附近是一片杏树园，有2亩多地，杏树园栽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马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周总理走进地里问他们：

“一棵红薯能产多少？”

“产半斤。”

“多产能不能？”

“能，多上粪，能产多些。”

“一亩能栽多少棵？”

“栽2000多棵。”

“地里栽着杏树，红薯受影响吗？”

“少影响点。”

周总理随后问他们红薯怎么栽法，并蹲下来，要给他们栽红薯。老马的妻子李善琴赶紧拦住说：

“可别，可别，都是泥。”

接着，李善琴给周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并说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红薯很少。

周总理听后连声说：

“对，对，就是得学经验。”

周总理临走又嘱咐说：

“你要保护好这些杏树。”

老马连声答应。

周总理在视察棉田时，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地里拾棉花柴。就问小女孩：

“你几岁了？”

“10岁了。”

“为什么不上学？”

小女孩哭了。

周总理对身旁的邯郸市委书记庞均说：

“你们了解一下。”

这个女孩家住北文章村，死了父亲，生活困难退了学。庞均到村上了解情况后，照顾了小女孩家百十元钱，并对村干部说：

“要让小孩上学。”

周总理还让马列找来一套小学课本，说：

“带回去，晚上看。”

同时，周总理还让马列带回北京一套《武安县志》，半年后又归还回武安县。

邓颖超大姐在路边也见到一个小女孩，问：

“你妈做的饭好吃，还是食堂做的饭好吃？”

小女孩说：

“我妈做的饭好吃。”

邓大姐说：

“小孩子说真话。”

周总理曾指示，关于解散食堂问题，选一个小队做试点。当时的市农工部副部长冯绍兴，县农工部干事宋发孝到先锋街第4小队食堂蹲点。这个小队食堂搞得较好，有63户，当时他们分析，愿意回家做着吃的有80%，20%可能不回。这20%有干部、单身汉和新婚夫妇。一宣布可以领回粮食回家自己做，当场就有58户要领粮，只有5户说愿意在食堂（没几天，这几户也不愿意在食堂了）。当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总理时，总理说：

“不要有框子嘛”（因为在此之前曾给总理说过可能有20%的人留下）。

在座谈中群众反映，土改时分得财主的房子，1958年成立公社有的给占了，做了粮库。当时房家古道（胡同）粮库就占着20多间。群众还反映，有些桌椅等用具也被公社拿走了。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公社韩玉林等人说：

“要坚决退赔。”

韩玉林说：

“退了，公社没用的。”

周总理严肃地说：

“长征时，我就在膝盖上办公，没有桌椅，还不照样？”

后来，这些房子都退给群众，桌椅等也都做了适当赔偿。

社员们在座谈中提出了牲畜没有草吃的问题。周总理说：

“县火车站不是有个大草垛吗？”

社员对总理说：

“那是部队的军草。”

周总理走后不久，总后勤部来了一副部长，将这些草都支援了武安县群众度荒。

5月6日下午座谈会后，周总理要走了。这时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不仅是本村、本县的人，还有从峰峰来的工人。有人担心周总理的安全，提出说：

“是否让群众走开？”

周总理说：

“群众来看我，哪有撵的道理？我就不信群众不给我让开路。”

座谈会的前几次都是在公社最里面的北屋座谈，最后一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供销社门前是个叫元宝坑的地方，是伯延村的中心。周总理从院里出来，本该朝北走，到村外上车，但他却向南走去，并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当走到东边时，一个老汉向前挤来，到总理面前，扑通跪在地上就磕了个头，嘴里还喊了声：“周大人……”总理向前扶了老汉一把，李志安等人将老汉搀起。

过后，周总理指示：

“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要是有特殊情况，我明天还去伯延。”

老汉名叫马三运，单身汉，当时吃不饱，有点浮肿。有人鼓动他找总理反映，他就给总理磕了个头。可当天李志安等人找他询问为啥磕头时，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说：

“总理就是宰相，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个礼节，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是想讲点礼节。”

周总理听了这汇报后只是笑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算了，明天去涉县。”

5月7日凌晨3时，总理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瞭望》周刊1984年第7期曾刊载过那一次的电话记录。周总理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5天了（总理从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电话已是7日凌晨3时，故称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指涉县堰头一个食堂），8日返回北京，帮助陈老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20天。

当日10时，总理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12时出发往涉县，下午6时参观了堰头一个食堂，7时50分离涉返邯。13日又派许明到伯延了解散食堂的情况。

总理在视察中曾多次讲话，而在6日下午召开的有社队干部和社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集中讲了若干问题——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

前两天给干部座谈，又给社员座谈，那是背靠背。今天，因为大家敢说话了，干部和社员一块座谈，这是面对面。中央、省、市、县、公社、大队、小队7级，一层管一层，但是翻过来总是群众管我们。你们批评我说：“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这批评很对。大家也提了食堂、拖拉机站等方面问题，都很对。过去不下来，你们挂几张像（指会场的伟人像），不能说话。我们不下来，思想不够明确。我们离这儿那么远，听不到你们的话，骂我们也听不到。徐翠叶（女社员）提出，让我半年来一次就好了。我不能来，派工作组来。全国现在两万多个公社，将来要划成6万多个，这样大的地面，我一辈子也走不遍。今后要在每省找几个社。这次我到这里找了两个大队，几个小队，还到拖拉机站、修配厂、食堂和社员家看了看。一年两次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星期也可以，看一个社就行。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中央、省、市、县，要到公社、大队、小队调查访问。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都一户一户地访问社员。我就到张二廷家两趟。还到王春和家，他比我大一岁。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本来是有困难，但他只提出“锄裤坏了，给修配厂说了一百次也不给修。”（这时社员提出谁给修配厂点菜、窝窝头，就先给修修。）劳动人民是不忘生产，修配厂这样做很不对。我还碰到修配厂老申（老技工），他也比我大一岁，真巧，一工一农同岁，都属鸡。

毛主席很重视调查研究。这几年调查工作少了些，听汇报多了。今后我还要下来。建党40年，就是靠走群众路线取得胜利的。这次到这里4天时间，了解了很多事情。今后我不能来，也要派工作组来。给我谈，给工作组谈，对的都要接受。

关于社队规模和体制问题

社有制非推翻不可。过去没有调查研究，下边说好，中央点了头，搞试点。现在一调查试点，不行。（总理问公社书记韩玉林的想法，韩说：“那是主席提出小脚妇女走不动时办的。”）小脚妇女走不动的意思领会不对。小脚妇女要放脚，但一下子不能放那么大。“解放牌”脚穿上个大皮鞋，里边再填上些稻草，也是走不动的。

我提议社、队规模小点好。小了好管理。先锋大队（伯延公社1个大队）由3个小队划成了9个小队。队小了你们赞成吧？（众答：赞成。）队小了容易接近群众。孔聚的（小队长）小队有5个干部，60多户，每人访问十几户，就知道他们的要求了。

公社也是小点好。我给老韩（公社书记韩玉林）说，你的公社27000多口人，面积250平方公里，像北京旧城那么大，怎么办好呢？北京城也不是一个社，还有街道。太大了！老韩同志一天很忙，顾不得想事情。再加上一个社有制，一切归公社，来了个大平均主义。一级所有好是好，就是太早了。干活机械化，社员生活提高了，那时才行。现在是靠人力和畜力，手工业式种庄稼，大了不行，社有制不行。现在社要小点，还得归大队核算，不要一切归公社。王二柱（社员），你说小了好不好？（二柱答：好！）那么大的社看不到，摸不到，公社干部只能给干部谈话，不能接近群众。这不能怪老韩，是搞试点，我们点过头。我这次来一看，不行，你们生活很不好，说“一年不如一年好。”你们批评我很舒服。这样大的社，我要是老韩，7天就把我弄垮了，因为我身体不好。（先锋大队提出：办大社平调了他们好地，有意见。）过去你们搞大社，土地来了个大平调，四小队长代表社员提了意见。对土地问题要解决，但不能全调回来，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小调整，第二要团结。调整一些大家都舒服，全国农民是一家嘛！徐翠叶（女社员）你说对不对？（徐答：对。）过去调整土地不是队搞的，不能怨队。是社搞的，中央在这里搞试点，要担负责任（庞均：主要是地委领导得不好，应负责任。）这次我来一看不行，你们生活不好，我很难过。社有制过些年是可以搞的，你们还年轻等得到，我是等不到了。

关于叫社员当家问题

多开社员会，社员代表会，要社员当家。你们12人（指总理召开座谈会上12名社员代表）说话很灵。张二廷、王二柱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你们讲的话不是个人意见，是代表大家。你们前几天讲了话我今天才能讲话，今天讲话才心投意合。有话说嘛，错了改。我也常讲错，错了就改。一百句话有八十句话对，我看就了不起。有的党委书记说了错话，别人不听，就说是“反党”。你们这里有没有？（众答：没有。）你们这里没有就好，别的县、社是有的。

小队社员会很重要。小队长代表群众意见，都应向孔聚的（小队长）学习，他反映了群众的话。但会不要开得太多，一到晚上就开会，开得大家打瞌睡，也不好。这几天开会多了，要给工资。谁开会谁出钱，中央开会中央拿钱。这样一卡会就能开少了。要注意两条：一条是要常开会，一条是也不要开得过多。

关于小队权限问题

小队权要大些，社要搞小些。你们赞成不？小队很重要。重要的是四固定：土地固定，劳力固定、农具固定、畜力固定。第四是最困难的一条，固定畜力。现在的畜力使用、饲养，所有权连不到一起，谁都不负责任。大队应把畜力分到小队。饲养的办法还没有研究。青草下来就好了。现在牲口瘦弱不堪，不能耕地，把牲口恢复起来才行。是否上边给拨点钱，组织壮劳力上山打草给钱。市委给拨款，这可办到，你们出力，愿意不愿意去？（众说：还需要补点口粮。）要解决三条：一条是拿钱，一条是补口粮（不从社员口粮中扣），还有一条补些饲料。

关于三包一奖问题

过去瞎指挥，红薯代替了谷子，把粮食挤到坏地了。今年先锋大队棉花亩产50斤，粮食亩产304斤，是高产，了不起。这是大队指标。各小队还有不同，各大队之间也不同，一定讲清楚。这几年棉花长得不错，去年瞎指挥，棉花减了产。今年又碰到旱年，但劲头赶上了，三包一奖落实到小队了，棉花增产，粮食增产，谷子也多了。先锋大队多了，胜利大队是否也多了？（胜利大队干部答：也多了。）棉花有奖励，每百斤皮棉奖35斤粮，5尺布票。奖励归小队，多劳多得。这点是肯定不顶指标。种棉花不能吃亏，保证口粮不是七两，七两半，而是八九两指标，搞几年就翻过来了。粮食要少调出，到邯郸要算全市账。你们种棉花42000多亩，今年可收200多万斤棉花，粮食不外调，顾本社。去年从你们社调出90万斤粮食，前年调出60多万斤（1958年前是调入社），调得多了些。你们这里棉花很多！去年卖给国家棉花200多万斤！全市你们种棉花500多万亩，也产粮食、煤、铁，四大指标都有，是个好地方。所以我才选这个地方来。地方好，挨饿不行。过去市委对你们照顾得不够，省、中央对你们市照顾得也不够。过去调得多，地方不好说话。要少调，保证吃到八九两，再加上个自留地。这是一点。第二点，现在有困难，确实不好办。去年是个全国大灾年。本来我不专管粮食，可是每天我要问粮食情况。从去年到今年，从外国买来粮食80多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买粮食。你们吃不饱，我心里很难过。我吃了你们4天的饭，不能说瞎话，说瞎话你们就不要我当总理了，可是别的地区比你们更困难。刘（少奇）主席到湖南，朱（德）委员长到四川，他们那里才吃六七两，东北去年也闹了灾，产粮食的黑龙江也闹灾，西北甘肃也闹灾，河南、山东也闹灾。上边计划往邯郸拨些粮食，但不够多，现在粮食是不够的，庞（均）书记说是要给你们调些。更困难的还是麦子长得不好，要调给你们些，但主要还是靠秋后，生产两年可以恢复，三年可以好转。

包产达不到，要商量，上边指标是建设。去年外调92万斤（伯延），今年不调了，产量可以少些，小队长再议一下，要实事求是，明年赶上（19）58年，后年赶上（19）59年，可不要再来个（19）60年！

超产奖励问题，大家再议议。主要给个人，大队、小队也要留点。粮食超产也主要奖给社员，卖棉花的奖励粮也主要分给社员。大家再议一下，大队、小队是否也留点。国家买粮食只能买大队和小队的。

关于自留地问题

自留地中央也决定不再收回，我打保票。生产收入归个人，不顶粮食指标。我到老马（社员）家去，看到他门前的自留地种得很好，种的有菜、有瓜、有豆，长得都很好，可以自己改善生活。

自留地内的果树要归户，可以采取分成的办法。大家议一下，这样他们就爱护了。我看到马路两旁的树头都扒光了，房边树还好一些，因为那是公家的，不爱护。田间果树也应归小队，像包活一样包给小队。这样树就有人管理了。对于没收的社员自留地的粮食，今年还不清，明年也要还清。

关于食堂问题

（座谈会上群众谈到，过去谁要说食堂不好，就要挨辩论，就说是社会主义绊脚石。）在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在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我是总理，机关大办食堂时，我入了几天，因为工作忙，接见人多，很不方便，又不在食堂了，也不能说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食堂是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可以不办。

先锋大队第4小队，共63户，有58户要出食堂，有5户还留在食堂（不几天也出了食堂）。我们要积极办好，也要积极散好，不要一哄而散。今天是6日，到10号就给出食堂户发粮食。对留下来的户要帮助积极办好，公家帮助不能太多。菜地归小队种，谁吃交成本费。食堂养猪大家都有一份，粮食加工收加工费。散要散好，办也要办好，都是社会主义。不办食堂是社会主义绊脚石，不走社会主义，不对！中央没这么说。这不知是哪一级说的。王春和（社员）就没有入过食堂，干了一辈子长工，现在劳动很好，也不能说不愿走社会主义。我没有来前，了解到食堂有十多条不好，这个不说，你们知道得更多。过去有两条迷信：单身汉愿办，孩子多的妇女愿办。到这里一看，王春和是单身汉，三年就没有入食堂。李勤叶（女社员）三个孩子，也不愿意办食堂。看来食堂是哄起来的，不是自愿办起来的，过去的迷信已打破。

五保户、困难户和供给制问题

五保户由公益金保，大家拥护。困难户怎样照顾？大家议一议。困难户照顾有两种办法：一是公益金照顾；一是部分口粮上照顾，但不是三七开，照顾多少由小队议。供给制还保留，每人都有一部分口粮供给，如5斤，10斤，适合不适合，需要不需要，大家议一议。

关于机耕地问题

你们对机耕地意见很大，我们去进行了研究。这个站（伯延拖拉机站）机器老，指标高，9台（混合台）拖拉机耕5万亩地。全国来说，一台标准台耕2500亩就不少了。这里是13个标准台，耕3万多亩就够了。机器很笨，坏一件就不能动了，和牲口不一样。牲口瘦弱还能走两步，当然牲口瘦弱，也很难过的。国家供给的机油、柴油、零件也不够，完成指标高，要求快走，再加上个双铧犁，耕得地就浅了。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只有一个毛病，就是给人家要馍馍吃。你们（机手）吃48斤，人家（农民）吃21斤，这样对得起农民吗？你们家也是农民嘛！我检查了工作，今后指标可低点，再给要馍馍，不给他们。（社员提出：不给馍要烟，不给，就不给犁地。）不给犁地不行。要馍要烟都不对，要管他们。

关于整风整社问题

家庭的东西不能平调，除自留地以外，还有房子、农作物等个人东西都不能平调，归个人所有。有的社员刚结婚就叫把棉被套卖了。这不对，是商业部门的过错。我这次没有顾得检查商业部门，今后不能这样搞。就是群众要这样办，不适当我们也要制止的。

你们这里是老区，社情很好，我在这里没有出事情。

公社平调20多万元，还欠4万元未退赔，市委欠3万元。要彻底退赔的。社没有款，市委先赔，今后不能平调。

你们家庭有什么事情，食堂问题多，4小队（先锋大队）已在搞试点，这个不要讲，今晚还要开代表会，明天开社员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总的是，今年要缓过气，明年恢复起来，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年比一年好。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要帮助你们的。秋后你们这个地方会好起来，我们工作组还要来，争取半年来一次。这次你们将了我一军。今后一年要比一年好起来，否则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毛主席今早给各省委书记写来信。要大家关心生活，就是要我们富强起来。富强了帝国主义就不敢侵略我们了。这里是老区，解放16年了，基本群众是好的，党员是好的，公社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当然有错误，要开干部会，社员会批评。干部说了6句好话，4句坏话，这6句话对也要接受。 JPxiUWZE8l1jPQWeko7KyPIR7WZsVSaxbd9TaL2zBZxxmfHiMNc7HmbYvpN8iK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