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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先生道席：
昔在里昂，曾瞻□范，前于鄂渚，又侍麈谈，维躬康鬯，颐养冲和，长扶大雅之轮，永为多士之范，为欣为颂。比者鲁迅在沪逝世，鲁党推先生主持其葬仪，上海各界成立鲁迅纪念会，又推先生及宋庆龄女士为筹委，方将从事盛大宣传。先生太邱道广，爱才若渴，与鲁迅旧谊颇深，今为之料理身后诸事，亦复分可当为。顾兹事虽小，关系甚大，林窃有所见，不得不掬诚为先生陈之，幸先生之垂听焉。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鲁迅屡变。后又推广其攻讦之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高等华人”，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贼”，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操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夫女师大风潮，曲直谁在，为公所知，借曰直在鲁迅，而曲在“正人君子”，计亦非不共戴天之仇，引绳批根，至十余年而不已，果胡为者？且胡适先生从未开罪于彼，徒以与其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学问名望，较彼为高，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鼋而祸枯桑，连胡先生一并卷入旋涡。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论鲁迅书首肯。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心理的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逾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之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已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之所雅愿者哉？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本欲青年皆成为健全之国民，今先生四十年努力之所不足者，鲁迅一书败之而有余，天下事之可以太息痛心者，又宁有过于是哉？
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或谓鲁迅讽刺文笔之佳妙，不如肖伯纳，而口唱社会主义，身拥百万家财之一点，则颇相类（见一九三三，二，十七《大晚报》社评），谁谓其言之无所见耶？彼在上海安享丰厚之版税稿费，又复染指于政府支配下之某项经费。染指则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说，痛骂文化城之学者，以示一己之廉洁，欲盖弥彰，令人齿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然则所谓文化大师者固一如此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之人物也！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此风传播，报章杂志，语及鲁迅，必有一段滥恶不堪歌功颂德之词，读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作三日恶。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忠贤秉政时，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之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然青年则何知，是皆鲁迅好谄之念所造成耳，盖鲁迅盘踞中国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逾于瓜蔓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发纵指使，为所欲为，气焰之盛，至今文人语及，犹有谈虎色变之慨，先前威棱，可以想见。盖彼以劣迹多端，惧人摘发，又虚荣心极炽，欲长据其所谓“金交椅”者，非此则不能自保，且名位愈崇，愈可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用以吸收青年之信仰崇拜，果也，名利双收，生荣死哀，“世故老人”可以含笑地下矣！
鲁迅固以反帝战士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反帝之人乃与我国大仇如斯亲昵，此虽鲁党亦百喙不能为之解者也。或曰鲁迅所反对者日本帝国主义耳，与私人友谊何与？然林闻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先生乃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之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亦有所蔽焉尔。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国家缔造艰难，今日基础始稍稳固，而国难如此严重，吾人亦正需要一内可促现代化之早成，外可抵抗强敌侵略之中心势力。黄台之瓜，不堪再摘，同根萁豆，宁忍相煎，而左派乃欲于此时别作企图，肇分裂之奇祸，为强敌作驱除，谓非丧心病狂，又乌可得？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归？传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知卫其足”，此则愿先生深思者也。先生昔日营救牛兰及陈独秀，纯出保障人权之立场，态度光明正大，无人不表钦佩，然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则个中利害，大相径庭。先生耆年硕德，人伦师表，一言足为天下经，一动足为天下法，先生而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之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诗曰：“德音孔昭，民视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
左派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此次之事，无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为鲁迅偶像装金，且借此为其宣传之掩护。甚至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亦被列名葬仪发起人之内。其实彼等于先生及马老先生之主张信仰，何尝赞同？不惟不肯赞同，时机一至，即毫不容情加以掊击矣。林平日虽极恶鲁迅之为人，其人既死，雅不愿更有所指斥，然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且观左派宣传之剧烈，知其志不在小。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出言戆直，惟祈海涵，聪明正直如先生，傥不以斯言为河汉乎？第月旦人物，仁智之见各殊，或者夫已氏之恶，不如林所见者之甚，故先生不惟不忍绝之，且不惜借以令名而保护之，则望锡以教言，开其聋塞，不胜企盼之至。引领春申，斗山在望，临风拜手，不尽依依。
肃缄敬请
大安伏祈
亮鉴
后学苏雪林谨上
十一月十二日
此书乃去冬十一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人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雪林自跋
（1937年3月16日《奔涛》第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