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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苏雪林一生之中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高寿，从1897年一直活到了1999年；二是反对鲁迅，苏雪林素有“骂鲁第一人”之称，她自己也曾讲过：“‘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
苏雪林原籍安徽太平岭下村，1899年生于浙江瑞安县丞衙门，因为这个缘故，她经常称自己是半个浙江人。苏家是个老式家庭，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许女孩子出门求学，这对渴望读书的苏雪林是个巨大的打击。当时，安徽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招生，得知消息后，苏雪林“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的顽固长辈，允许她去报考。对于年轻时的这段往事，多年以后苏雪林仍记忆犹新：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女子师范毕业后，苏雪林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深受新文化的熏染。1921年，苏雪林走出国门，赴法国留学。回国初期，她先后在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任教，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散文集《绿天》以及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赢得了许多读者特别是女性的注目，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出生于无锡一富商之家，酷好读书，是苏雪林的忠实粉丝。杨绛在《将饮茶》中记了母亲读书的一件趣事：
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红楼梦》，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临睡前爱看看《红楼梦》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苏雪林）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苏雪林）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么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从这个故事里，足可见苏雪林的文字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正如作家阿英所说：“苏绿漪（苏雪林）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至少，在现代女性作家作品比较上，我们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苏雪林与鲁迅有了接触。
据鲁迅书信和日记记载，他与苏至少见过两次面。1928年3月14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中国文人的私德，实在是好的多，所以公德，也是好的多，一动也不敢动。白璧德and亚诺德，方兴未艾，苏夫人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者欤？”
鲁迅信中的“苏夫人”与“该女士”即苏雪林，当时正在东吴大学任教；“结婚纪念册”指的则是苏雪林的的散文集《绿天》，该书收录了她的《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和《小猫》等六篇散文，描写了作者的婚后生活，表现手法细腻、婉约，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1928年3月，《绿天》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九期刊登了该书的出版广告，称其是作者的“结婚纪念册”。《绿天》出版后，苏雪林曾赠送给鲁迅一本，扉页上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教正 学生苏雪林谨赠7，4，1928”。关于赠书的经过，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苏雪林也未曾提及，所以也就不知详情了。
鲁迅与苏雪林的另一次见面是1928年7月7日，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设宴招待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苏雪林等多人。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记到：“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夫人并女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并侄。”鲁迅笔下的苏梅即苏雪林——这是苏雪林和鲁迅有稽可考的第二次会面。
1934年11月15日，已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在《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四十四期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苏雪林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苏雪林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着在其评论中即可看出：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十分之六七为他本乡绍兴的故事。其地则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则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七斤家族闻宣统复辟而躲起一场辫子风波，闰土以生活压迫而变成麻木呆钝，豆腐西施趁火打劫……而已。他使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或世故沉深的土劣，像活动影片似的在我们面前行动着；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愚蠢或奸诈的谈吐，可笑或可恨的举动，惟妙惟肖地刻画着。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颠”了。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以后，表现“地方土彩”（Localcolor）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至今尚成为文坛一派势力。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读到是苏雪林对鲁迅作品的尊重，还有推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1月12日，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揭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苏雪林一反常态，对曾高度评价过的鲁迅颇多指责，言辞之激烈，令人叹为观止：
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此风传播，报章杂志，语及鲁迅，必有一段滥恶不堪歌功颂德之词，读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作三日恶。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忠贤秉政时，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之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
其实，这封信并没有交到蔡元培手上。因为苏雪林当时不知道蔡先生在上海的通信处，故委托一位南京的朋友转交。这位朋友感觉内容欠妥，自作主张把信扣下，没敢交给病中的蔡元培，建议苏雪林考虑考虑再说。恰好这时武汉《奔涛》半月刊约稿，苏雪林就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载于1937年3月16日《奔涛》第一卷第二期。该信公开发表后，苏雪林立即成为左翼文人攻击的靶子，据她自己说，“骂我的漫画、诗歌，无所不有”，“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一时间，苏雪林成为了文坛上的新闻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苏雪林也给北京女高时期的老师胡适写了一封信，重弹“骂鲁”老调：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在这里，我要套吴稚晖先生的口吻大声疾呼道：“宁堕畜道而入轮回，不忍见此可悲现象！”我想先生也有同样的愤慨吧。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在信中，苏雪林要求借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角，发表她批判鲁迅的文字，并将其写给蔡元培的书信抄送胡适一阅。当时胡适正在国外，1936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经过南京时，便听说了苏雪林给蔡元培写信的事。回北平后，胡适将苏雪林的两封长信细细读过，心中颇有感触。近几年鲁迅对他常有指责，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每念及此，胡适心中满怀愤懑和委屈，对苏雪林的愤慨自然也颇有共鸣。但胡适毕竟是位有修养懂宽容的谦谦君子，14日，他给昔日的女弟子复了一封长长的信，对她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劝诫：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深，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胡适与苏雪林既有同乡之亲，又有师生之谊。苏家所在的太平距胡适老家绩溪仅一县之隔；1919年，苏雪林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也在此兼课，苏雪林回忆说：“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可惜少女时期的苏雪林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案前请教疑义，更谈不上去家中造访了——苏雪林虽然是胡适的铁杆粉丝，但年轻的先生却对这位害羞的同乡兼学生一直印象不深。
1928年，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苏雪林与同学冯沅君结伴来访。胡适热情款待了两位女弟子，请她们品尝江冬秀亲手制作的徽州麦饼，并介绍此物乃徽州人远道外出时的旅途食粮，可称“徽州之宝”。其后，苏雪林写了一篇谒师记，文中提及这个宝贝的由来。胡适读后非常高兴，师生之间的交往也热络起来，以后胡适每有新作出版，均不忘寄送苏雪林一本。后来，苏雪林去武汉大学任教，校长王世杰，教授陈源皆胡适好友，苏与他们相处也甚为相得。
苏雪林对胡适终生执弟子之礼，她也多次说过，对文化界人物“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1950年代，胡适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当时苏雪林正在在师大任教，就坐在前排。讲台上胡适侃侃而谈，讲为人师之道，他说为人师之不易，自己教书几十年，不知究竟给了学生多少好处，听人称自己为老师，总会惭愧。他随即举例说，当年在北京女师大教书，出过几个人才，女作家苏雪林至今还“老师”、“老师”地称呼自己，真叫人难以承担。这个细节，是苏雪林在《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中披露的——胡适自然是很会讲话的，演讲时总能就地取材，而苏雪林心中的那份高兴、得意以及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也是溢于言表。
但在鲁迅这个问题上，苏雪林却没有听进胡适的意见，她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1949年后，苏雪林离开大陆去香港和海外工作、求学，后又回到台湾重执教鞭，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国立成功大学执教。1966年，苏雪林将自己半生“反鲁”的重要文章结集出版，定名为《我论鲁迅》，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
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
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
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我论鲁迅》中得到了最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可以说是苏雪林“反鲁”的一个总结。据说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这是她“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然而苏雪林最终还是未能停住“反鲁”的脚步。
1988年，已逾九十高龄的苏雪林又作惊人之语，《香港月刊》第11期发表了她的《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爆料说：“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叫起来，说道：‘原来鲁迅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关于此事，查阅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原文如此：
十六日 晴
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青莲阁是上海四马路上有名的的老字号茶楼，据《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介绍，这座茶楼创于清末，原名华众会，“华众会啜茗品艳”曾是上海洋场一景，声名远播，即使在江浙乡间村野，也是无人不晓。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凡往上海观光的乡下人，必定首先到青莲阁去，那里虽说茶还不错，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为了看女人，而那些让乡下人感到特别有趣的女人正是四马路的特产——“野鸡”。有篇名为《青莲阁上雉鸡飞》的短文，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对沪上掌故了然在胸，他笔下的青莲阁甚为有趣：
青莲阁的好处是，这儿比街上要安全许多，你可以在此尽情吃茶看鸡，不用担心会被掳到鸡窝里去。来这儿的妓女通常有老鸨相陪，她们走上楼来，若是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就白她一眼，以示醋意，若是看见有单身男子坐着吃茶，便会放出种种手段恣意勾引。
野鸡原本多出没于烟馆，自工部局颁布禁烟令后，野鸡在烟馆无所容身，便纷纷改换门庭，麇集于茶馆。一时间，四马路各茶楼雌雉翔集，好不兴旺。青莲阁原来也是兼营烟馆的，二层楼前楼卖茶，后楼卖烟，红木烟榻一溜摆开，气派得很。有了这样的基础，成为四马路众茶馆中最红火的野鸡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1989年，香港《明报》发表了署名为李允经的文章《为鲁迅一辩》，反击苏雪林“鲁迅召妓”的说法：“这原来是对于妓女的同情，可是一到李石城、苏雪林笔下，便被篡改为‘召妓发泄’。莫非除此而外，李、苏等人还会在鲁迅日记中别有‘发现’吗？当然绝不可能。那么为什么要篡改呢？这除了粗心、无知而外，就只能是居心叵测，恶意中伤了。”
李允经“同情妓女”的说法有些牵强，其实对此大可不必讳言，鲁迅不只是印在教科书里铁骨铮铮的硬骨头，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其日记里记述的“至同宝泰饮酒”，“往青莲阁饮茗”，我觉得不仅没有败坏鲁迅的形象，反而为其增添了几分可亲的人间烟火气，让人有了亲近的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得之见，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苏雪林为什么对鲁迅如此仇恨，以至耗用半生时光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说法很多，有人说鲁迅曾经冷落过她，苏雪林自己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我是受过五四时代理性主义熏陶的人，凡事都要讲个理性。现在看见新文坛忽然大变，一派蛮不讲理、气焰逼人的行帮作风，当然深感痛苦，尤其对于鲁迅那种一口咬上了人至死不放的□狗行为，更为不平。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对鲁迅攻击，但也曾屡次表现我的不满。鲁迅心胸何等仄狭，对我岂肯轻饶。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
这次会面就是鲁迅日记中记载的悦宾楼宴饮。据说苏雪林到时客人大多到了，当时她的《绿天》刚刚出版，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赞美有加。对此，郁达夫还专门在日记中记下了一笔：“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苏雪林笔名）女士，新自法国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的风趣。”
但当主人把苏雪林介绍给鲁迅时，也许鲁迅对她的姗姗来迟有些看法，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既没有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这个插曲让苏雪林非常尴尬，也让大家感到有些意外。
两人以前素无恩怨，苏雪林对鲁迅此举百思不得其解。1931年她到武汉大学后，与在武大任教的另一位女作家凌淑华过从甚密，一次闲聊时，苏雪林将这个困扰她多年的问题告诉了凌叔华，希望闺密能给她解疑答惑。
凌叔华果然告诉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凌叔华的先生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在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波中与鲁迅结怨，两人针锋相对，相互笔战。凌叔华告诉苏雪林，因为她曾在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又与胡适、陈源、王世杰等交往密切，自然被鲁迅划入了现代评论派——这就是苏雪林遇冷的原因。
凌叔华的想法其实是她自己的推测，实际上并无证据证实此事。其实很多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鲁迅与初入文坛的苏雪林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梁子，至于那次宴会上不给她面子，估计也就是一个文学前辈在后生面前耍耍大牌而已。因为从那次饭局直到鲁迅逝世，鲁迅并没有发表过什么攻击苏雪林的过分言论。
被鲁迅冷落只是个引子，其实最令苏雪林反感的是鲁迅对杨荫榆、胡适等人的攻击。她与杨、胡两人私谊甚笃，情感上自然就站在他们一边，对鲁迅反感也是必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苏、鲁结怨的主要原因。
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对杨荫榆和章士钊进行声讨，陈源在《现代评论》上替杨、章二人说话，结果也遭到鲁迅的迎头痛击。苏雪林是北京女师出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与杨荫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杨荫榆1924年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苏尚在法国留学，苏雪林回国后不久，杨因“女师大风潮”去职，避居苏州，后在东吴任教，与苏成为同事。苏雪林对这位年长自己十几岁的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素怀钦敬之心，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杨荫榆：“她同我说话时，精明强毅之气犹溢于眉宇，她果然是个充满魄力的女子。”1938年苏州沦陷后，杨荫榆为保护同胞姐妹免遭蹂躏而被兽兵推入河中枪杀，死得很惨。远在四川乐山的苏雪林闻讯写下了《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一文，文中写道：“我与荫榆先生相识，系在民国十七八年间。关于她的平生，我曾在一篇《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一二。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
而鲁迅对胡适的批判，更令苏雪林不能容忍了，她在文章中写道：“他盘踞左翼文坛时候，痛骂‘正人君子’不算，连与他毫无恩怨，只因同‘正人君子’接近的胡适之先生也遭了大殃。他骂胡先生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伪学者’、‘皇权的保卫者’，在抗日怒潮正高涨时，他又乘势骂胡先生为‘汉奸’、‘卖国贼’……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听了鲁迅这种话，胡先生生命岂不是危乎殆哉了吗？”
关于苏雪林反鲁，还有一种比较新奇，也比较有趣的说法，此说出自房向东先生的《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一书。现转述于下，供有兴趣者探讨：
陈漱渝（大陆鲁迅研究学者）采访苏雪林时曾问他，为什么要对鲁迅采取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苏雪林不说也罢，陈漱渝并没问她是不是爱上了鲁迅，她却先说了。她为什么又性急了呢？她要表白什么？她要洗刷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只有天晓得。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八卦的一个原因了吧？
这是一场奇特的论战。
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是在其逝后才开始的——这就注定了论战是单向的，有来无往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一个人的论战”吧。
毋庸讳言，苏雪林对鲁迅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感性色彩，有的近乎于谩骂，不得不承认这是她的一个软肋所在。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在其《被亵渎的鲁迅》序言中写道：“苏雪林对鲁迅的仇视，现在看来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格冲突反映。苏雪林是有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即使身遭不幸，也不愿陷入绝望的困境中。……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
1998年5月，101岁的苏雪林坐着轮椅乘上飞机，从台湾高雄国际机场起飞，先飞香港，再飞合肥。第二天，又乘车来到芜湖——当年她曾任教的安徽大学，如今的安徽师范大学就在长江边的这座美丽城市里。作家诸荣会在他的《苏雪林：归去来兮“迟”》记下了苏雪林此行的一个花絮：“校方拿出当年老安徽大学教授花名册给她看，旁边有人说：‘字太小，我帮您找吧！’可是没想到，还没等人帮她找，她竟然自己用手指一下指在了自己的名字上——苏梅，排在她前面的是陈望道、郁达夫……”
第二年春，苏雪林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驾鹤远行，后归葬皖南故里，陪在了母亲身边。
是耶，非耶，一切皆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