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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如彗星般一闪而过的“狂飙文人”高长虹。多年以来，高长虹的名字一直与鲁迅紧密相连，他既是“狂飙社”的发起人，又是“莽原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鼎力协助鲁迅编撰《莽原》杂志，后来却因与鲁迅交恶而广为人知。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盂县。1924年9月，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狂飚》月刊，不久以后去北京，以《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编辑《狂飚》周刊，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高长虹从《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很是欣慰，于是便到鲁迅处拜访。《狂飙》当时发行量不大，处境十分困难，高长虹拜访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得到文坛领袖鲁迅的支持，后来高在回忆录中充满感情地写道：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是走入了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我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然他所给我的印象，实以此一短促的时期为最清新，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
鲁迅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两人之间的这次晤面：“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据《鲁迅日记》统计，从1924年底到1926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去访他（指鲁迅）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从这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当时鲁迅对高长虹也是爱护备至，花费了许多心血的。
1925年3月底，高长虹的《狂飙》停刊，4月11日，鲁迅邀高长虹、荆有麟、向培良、章衣萍等人来家共饮，并于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荆有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及《莽原》创刊时的情形：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当时到场的，我记得的有许钦文、章衣萍、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在我报告了同飘萍接洽经过之后，当时便想到刊物的名称，最后还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报头是我找一个八岁小孩写的，鲁迅先生也很高兴那种虽然幼稚而却天真的笔迹，次一个星期五，《莽原》第一期就在京发刊了。除随《京报》附送外，另外，还由《京报》赠送三千份，作为写文章的人的报酬，这被赠送的三千份，是交由北新书局李小峰发卖的。
鲁迅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如下文字：
钦文来。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这次聚会标志着莽原社的成立，席间众人都非常高兴，故鲁迅日记中有“大醉”之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十几天后，《莽原》周刊创刊，第一期也于4月24日顺利发行。
当时《莽原》周刊的撰稿人主要有鲁迅、尚钺、高长虹、向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姜华、金仲芸、黄鹏基等10余人，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鲁迅、高长虹和荆有麟，而三人中又以高长虹最为出力。高后来在《给鲁迅先生》中说：“《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鲁迅也一直承认，莽原社中“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他对长虹也是十分关心和赏识，常常将其作品安排在头版头条，自己的文章却放在后面。当时《莽原》并无编辑费和稿费，但鲁迅特别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高长虹每月都能得到10元或者8元的酬金，这对于“漂”在京城的长虹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925年8月以后，高长虹到鲁迅家的频率明显减少，对鲁迅也逐渐疏远。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需要谈一谈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了。
1940年，高长虹写了一篇名为《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文章，其中谈及他与许广平的关系：
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彷彿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景宋所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高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彷彿中山先生是那样性格。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次原因了。我对于当时思想界那种只说不做的缺点，在通信中也是讲到的。后来我问了有麟，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决定了停止与景宋通信，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高长虹文中的“景宋”即许广平。他们之间是什么时候开始通信的？又是什么时间停止的呢？梳理一下相关史料就能找到答案。
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发表了高长虹的《棉袍里的世界》。许广平以为是老师鲁迅的作品，于是便于次日晚上写信询问：“此外，《棉袍里的世界》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但不能决定。”鲁迅28日回信说：“长虹却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许广平收到信大约在月底了，此时她知道了长虹其人并给他写信。据此可知，许广平给高长虹写信当为1925年5月初。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鲁迅家里，时间是7月19日，高长虹停止与许广平通信应该是在他们见面不久，也就是7月底8月初的样子。由此可见，他们通信的时间不过3个月左右。从高长虹此文也可以看出，高对许是有些想法的，起码是有好感，但当他发现鲁迅与许的亲昵关系后，便主动停止了与许广平的通信及交往——这也许就是高长虹与鲁迅疏远的原因？
11月初，高长虹有事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下旬返回北京。此间，《莽原》与《京报》也脱离了关系，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高长虹回来后，虽还为《莽原》写稿，但更热心的是编辑自己的《弦上》周刊。1926年4月，高长虹离京去上海，决心到上海开展“狂飚运动”。几个月后，鲁迅也南下厦门。这样一来，刊物的两个主要人物都离开了《莽原》，无奈之下，鲁迅便让韦素园负责《莽原》的编辑工作。
当时《莽原》的作者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作家群，如高歌、向培良、尚钺、王鹏其、荆有麟等山西籍人氏；一方是由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人组成的安徽作家群（未名社）。所谓莽原社，就是以鲁迅为领袖，由这两个作家群体而共同组成的文学社团，两个群体之间有合作，也有矛盾与冲突。《莽原》初办时，鲁迅对高长虹及狂飙社作家的倚重，使安徽作家产生了一种嫉妒心理，双方的摩擦、冲突便接踵而来，“退稿事件”即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
当时《莽原》杂志对于同仁的稿件，都遵守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一般不退稿。然而就在韦素园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小说《剃刀》和“莽原社”创始人之一向培良剧本《冬天》的事情。高歌和向培良同为狂飙社作家，自然马上将此事告诉了远在上海的高长虹。
韦素园对狂飙社成员的挤压，引起了高长虹的不满，长虹便给厦门的鲁迅去信，希望他能站出来说话，然而鲁迅却“一声不响”。于是，长虹便在上海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第二期《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很不客气：“《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在致鲁迅的信中，高长虹主要是想让他主持公道：“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对鲁迅说：“如果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然而鲁迅此时对高长虹及狂飙社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在10月23日他致许广平的信中表现得明明白白：“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
实事求是地说，高长虹当时并没有与鲁迅决裂之意，但对高已有看法的鲁迅却不发一言。高长虹对此大失所望，于是便武断地认定韦素园排挤狂飙作家群是鲁迅的授意，他在文章中愤怒地说：“我本来也知道他们未必能答复的。第一，他们找不到说话的理由。第二，诚恳地认错，他们没有这样的精神。然我是希望他们答复的，希望他们好。”高氏文中的“他们”自然是指“退稿事件”的“主谋”，包括韦素园，也包括鲁迅。但鲁迅对此却一口否认，他在《两地书》中这样辩解：“培良和素园在北京闹纠葛，要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但后来他在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中却无意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指高长虹的狂飙运动）的傀儡。”
鲁迅及韦素园的“不屑”对高长虹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依照他的个性，肯定是要出手还击的。10月28日，高写出万字长文《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将矛头直指鲁迅。该文用词激烈，使用了诸如“瘟臭”、“呕吐”等字眼，高长虹在文中说：“过此以往，（鲁迅）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
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发表了爱情诗《给——》第28首，这首诗通常也被称为《月亮诗》，诗中写到：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作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著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
请你住口。
后来高长虹又在《狂飚》第9期上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我倒让步过人。”在第10期上又接着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贡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这些话无疑为“月亮诗”提供了解释和注脚。此后不久，韦素园便给厦门的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的主要意思有两点：一是高长虹之所以与鲁迅接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追求许广平；二是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把许广平比做月亮。
12月29日，鲁迅复信给韦素园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画，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其实，此时的鲁迅已与许广平陷入热恋，他之所以这样遮遮掩掩百般解释，主要还是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名声。因为这段师生恋情，不仅在他人眼里不够光明正大，就连鲁迅和许广平自己也存在着心理障碍。1928年夏天，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杭州度假，此时他们结合时间不长，将其视为两人的蜜月之旅也未尝不可。但就是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鲁迅竟然让学生许钦文与自己和许广平共居一室，直到离开杭州——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时鲁迅对于他和许广平的关系极为敏感，也是非常在意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对高长虹又是写诗又是“瞎说”的做派非常不满，他给韦素园复信后就写了一篇小说《奔月》，借以讽刺高长虹，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在《奔月》中，鲁迅借“逢蒙”的老师“羿”之口教训“逢蒙”说：“你闹这些小玩意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小说中羿对逢蒙的教训，正是现实生活中鲁迅对高长虹的嘲讽。
后来鲁迅还写了《新的世故》、《新时代的放债法》等杂文影射高，鲁迅在文中说：“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很明显，这是对高长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的反驳和讽刺。
鲁迅还把这事告诉了广州的许广平：“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高长虹有着深深的反感和敌意。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高长虹诗中的“月亮”指的并非许广平，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才女石评梅。高长虹曾在石评梅父亲工作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做过书记员，石父对其颇为赏识。当时评梅在北京求学，他经常向高长虹说起女儿的事情，石假期回太原的时候，也见过高长虹。此间高追求过评梅，然而石评梅心中已有他人，长虹的这段“单相思”无果而终。1925年3月5日，石评梅的恋人高君宇突然病逝，高长虹旧情复发，于是写诗再次向石求爱。
这也属一家之言。
从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到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第一次拜访鲁迅起，到1926年8月31日到上海孟渊旅社看望将赴厦门的鲁迅止，高长虹与鲁迅的友谊持续了不到两年。我们不妨将两人的交往做个简单的梳理：
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首次拜访鲁迅，倍受鼓舞。
1925年4月，《莽原》出刊，高长虹成为莽原社的核心人物，为鲁迅所倚重。
5月前后，许广平首次给高长虹去信购书，以后书信往来。
7月，高长虹在鲁迅家中见到与鲁迅“厮熟”的许广平，主动停止通信。
8月，高长虹见到广告中称鲁迅等人为“思想界权威”，感到反感，与鲁迅逐渐疏远。11月，高长虹离京去太原。
1926年1月，高长虹回京后自办刊物，很少到鲁迅家里去。
4月，高长虹离京南去。
10月，退稿事件发生，高长虹连续发文质问鲁迅等人。
11月，发表诗歌《给——》第28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月亮诗》。
12月，鲁迅开始撰文反击。
透过这个交往脉络，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高长虹交恶的诱因就是许广平——正所谓“都是月亮惹的祸”。
1935年3月，高鲁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出人意料地重提高长虹，并且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1940年8月25日，从国外归来的高长虹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
可惜此时鲁迅已经去世，假如先生还在人世的话，两人会不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那该是最温馨的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