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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创造社结缘是在1921年夏天，那一年他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
当时郭沫、郁达夫、成仿吾等正在日本留学，他们都对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做过一些创作的尝试。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甚至准备退学，弃医从文，后因日籍妻子的激烈反对而作罢，但成立一家文学社，出版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却一直是郭沫若他们心中的梦想。
就在这时，国内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振奋的好消息。
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职的同乡来信，告诉他书局编辑部准备改组，邀他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月薪100元。成仿吾听后非常兴奋，立即与郭沫若启程回国，准备以泰东书局为阵地实现他们的文学梦想。然而到上海后，却得知编辑部改组一事原系子虚乌有，成仿吾一气之下不辞而别，郭沫若留下一边改编书稿，一边与书局经理赵南公商量创办刊物的办法。
当时，郭沫若在泰东书局所受的待遇极为苛刻，不发聘书，不定职位和薪水，食宿当然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在这种境遇中，郭沫若用短短的时间为泰东编定了自己的新诗集《女神》，改译了德国小说《茵湖梦》，还标点了元代杂剧《西厢记》。郭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赵南公的首肯，最终同意为他们出版同仁刊物。这对郭沫若等人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为刊物的出版费尽了周折，是泰东书局给了他们一个新生的机会——这也是郭沫若后来一直将泰东称为“创造社摇篮”的主要原因。
6月初，郭沫若回到日本，与郁达夫等讨论创刊的事情。6月8日下午，这群年轻人在郁达夫住所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出季刊，创刊号的稿件，暑假期间备好——这次会议实际上也宣告了创造社的成立，当时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
等人。
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由泰东书局正式出版。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9岁的郭沫若一举成名。
7月16日，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来来上海考察，商务经理张元济及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商务想请胡适主持编译所事务，不过后来胡并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担任。此间，胡适与郭沫若有了第一次接触。
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
胡适8月9日的日记如此记载：“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不佳，他在日记中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指郑伯奇）也是同座的。”
两人的记述有偏差，仅时间一项就相差一个月。《创造十年》是郭沫若时隔多年后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写，与之相比，显然还是胡适日记可信度更高一些——有些回忆性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远比不上当时记下的日记准确。
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谈到了对胡适的印象，只是文字里满怀嘲讽：“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他还揶揄说：“大博士进大书店（指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文人（当时新月社尚未成立，在此姑且称之）有着很大的不同。后来成为胡适好友的梁实秋曾与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有过接触，他们请梁实秋上街喝酒，从四马路的这头一直喝到另一头，还去声色场所胡闹。他们的举动让梁实秋不胜惊骇，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不同，使梁实秋无法理解创造社作家精神上的苦闷，更不同意他们以颓废的方式来反抗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使得郭沫若等人不久便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是由郁达夫的一篇文章《夕阳楼日记》引发的，所以又叫“夕阳楼之争”。
1922年8月25日，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指责学者余家菊翻译德国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错误百出，不忍卒读。如果单单是学术上的批评，倒也没有什么，但郁达夫还在文章中夹带了一些骂人的话，十分难听：“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郁达夫虽然没有点名，但知识界都知道他骂的是谁。1919年4月底，应中国学界的邀请，胡适的老师、美国知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此间，胡适陪同老师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并亲自为杜威作翻译，郁达夫文章里指的就是这件事。他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可能与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关：1919年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曾写信给胡适请求见面，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极端自尊却又极端自卑的郁达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指桑骂槐便是对胡适的回击。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之类的话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并且余家菊还是他的朋友，于是便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编辑杂谈·骂人》的短文，以“初出学堂门的人”、“浅薄无聊”、“不自觉”抨击了郁达夫的骂人之举。几天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郁达夫说：“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随之，创造社的另外两员大将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擂鼓助威，《创造季刊》第一卷三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其中，成仿吾直接回击胡适说：“胡先生教人莫骂人，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同年11月，郁达夫又写了篇小说《采石矶》，借古喻今影射胡适，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
1923年4月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编辑余谈》，其中有这样的话：“《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胡适文中所表现出的不屑和优越感深深刺伤了郭沫若，他愤怒地反驳说：“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
就在胡适和创造社你来我往大打笔墨官司时，不明就里的徐志摩一头闯了进来，批评了郭沫若的一首旧作。而他的文章又恰恰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胡的帮凶，遭到创造社的猛批。
郭沫若的那首旧诗名为《重过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
我禁不着走进了你的门中，我禁不着走上了你的楼上。
哦那儿贴过我生日的诗歌，那儿我挂过的Beetthown的肖像。
那儿我放过的《牧羊少女》，那儿我放过金字塔片两张。
那儿我放过白华，那儿我放过我和寿昌。
那儿放过我的书案，那儿铺过我的寝床。
那儿堆过我的书籍，那儿藏过我的衣箱。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飘漾。
唉，我禁不着泪浪的滔滔，我禁不着情涛的激涨。
这首诗写于1921年，是郭沫若由自身的境况有感而发的。郭与日本少女安娜同居，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仅靠郭沫若微薄的助学金和稿费过活，烧红薯经常就是全家的午餐，只有领到稿费或者助学金时才偶尔打打牙祭。创造社创办后，郭沫若从上海回到日本，家里却空无一人，原来是因为交不起房租，妻儿已被房东赶出家门，搬到一所破败的房子里。见此情景，郭沫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路过旧居时，想起往事又“禁不着泪浪的滔滔”。创造社其他成员如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生活境遇也与郭沫若大体相同，他们作品关于“泪”的描写很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生活的悲苦；二是源自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艰辛恰恰都是出身富家的徐志摩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努力周报》第五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札记《坏诗、假诗、形似诗》，不点名地批评了这首《重过旧居》：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房，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感伤，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地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清理之中，但谁还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其实徐志摩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本是惺惺相惜的，他与郁达夫还是中学同学，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也颇能引起他的共鸣。1923年3月21日，徐志摩给成仿吾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在后来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语句：“沫若先生已归，至喜。不知有来京意否？”
从这些通信来往中可以看出徐、郭、成之间的关系非常热络，然而这篇评论文章却让他们刚刚建立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郭沫若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成仿吾，成仿吾听后大怒，认为徐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类似绝交的信：
志摩兄：
前几天沫若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信，说你在《努力》上骂他，我最初很不相信，及买来一看，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奇事。你前回嘱我向沫若致意，我正想回复你，说我们既然志同道合，以后当互相砥砺，永远为友，你最近的信，还问他能不能来北京。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有十分的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要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我在这里诚恳地劝你以后少做些虚伪。成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成仿吾
五月三十一日
随后，成仿吾将徐志摩与他们之间的通信在《创造周刊》上发表，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公之于众。徐志摩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写了一封《天下本无事》的长信回复成仿吾：“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是防止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诺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在信中，徐志摩认为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大可不必互相攻讦，党同伐异，应该放弃门户之家，共同开创文艺的新天地。最后，徐志摩提出了自己的祈盼与希冀：
悉心侦候与培养的是纯正的萌芽，应该引人注意的只是新辟的纯正的路径；反之，应该爬梳与暴露的只是杂芜与作伪。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哪里还有心意与工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屈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干损人不利己的勾当，耗费可宝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
徐志摩以诚挚的态度写了一封“求和信”，成仿吾、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在徐志摩发表公开信后也都也都不再发言，似乎默认了这种“求和”。
徐志摩无意中的卷入，大有扩大胡适和创造社之间裂隙的意味。胡适意识到如果再将这场纷争继续下去，真是浅薄无聊了，于是决定就此罢手。
1923年5月15日，胡适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今天读来，胡适的这封信既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对方，称得上是态度诚恳，有理有据。郭沫若读后也觉得应该适可而止，17日，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郁达夫也回信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他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话虽如此，但是这场争执毕竟是横隔在他们之间的一大障碍。
1923年10月，胡适与徐志摩赴浙江海宁观潮后北返，途经上海时，曾一同前往民厚里拜访郭沫若，同行者还有他们的好友朱经农。对于这次会见，《志摩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从徐志摩的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双方话不投机，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皆极冷淡，田汉甚至拂袖而去，场面非常尴尬。两天后，郭沫若回拜了胡适。当晚，郭做东请客，在座的有胡适、徐志摩、何公敢、楼石庵、成仿吾、田汉七人。这是双方和解后第一次杯酒相见，据胡适当天日记云：“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看来双方话甚投机，但不知是否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