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人们印象里，民国是个口水公案笔墨官司特别多的年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就是鲁迅。据说，老先生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不下百人，与其直接交手过招的也有几十人——这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属凤毛麟角。

梁实秋是鲁迅的主要论敌，他与鲁迅那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战是20世纪最有名的文坛公案，鲁迅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让他在大陆成为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正是因为与鲁迅的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抗战期间梁氏作为国民参政会华北慰问视察团成员准备赴延安一游时，却遭到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明确拒绝，后来毛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将其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也是梁实秋在1949年江山易手之际离开大陆的主要原因。当然，对于梁氏个人来说，这未尝不是幸事。

1930年代初，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收辑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关于人权问题的一些文章。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的人权政策，在当时影响颇大，引发了南京政府的不满。胡适等人与国民党之间的这段公案史称“人权论战”，论战中胡适说了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追求的是批评政府的自由，而在此之前北洋黑马吴佩孚早就身体力行了。“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这是吴氏抨击执掌政权的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通电，可谓字字击中对方要害；1919年五四运动时，吴又通电痛斥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衷，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如此慷慨激昂的文字，谁会相信竟出自一名“臭名昭著”的“反动军阀”之手？

在鲁迅、梁实秋、胡适、吴佩孚们名声鹊起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坛政界的这些纷纷扰扰吵吵闹闹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众所周知，民国虽然是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大概正是因为政治上的混乱，才给社会留存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军阀有军阀的气度，政客有政客的操守，文人有文人的风骨，百姓有百姓的模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籍贯、门派、出身、师承、眼界、境遇、性情、辈分的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他们之间有隔阂，自然也会有学术、思想、观点、理念、信仰的碰撞与交锋。与普通的芸芸众生一样，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系，有左翼，有右翼，有文人，有武夫，有激进，有保守，有现代，有传统，有高尚，有粗鄙。他们有的强大，有的脆弱，有的成熟，有的幼稚，有的占据主流，有的处于边缘，主张和主义也不尽相同，但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些自己的事情，保有自己的一个独立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自由。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奋斗的惟一动力和缘由。

周作人曾在文章中记下了弟子废名的一段佚事：“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那些在口水战中对阵的主角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火气冲天，一本正经，或者老死不相往来。以鲁迅为例，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中说：“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指鲁迅）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在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他们之间有龃龉，有分歧，也有合作，有往来。遇见大是非，或论争，或批评，或反驳，或辩解，或声援，或反思，平日也许不是朋友，但也未必就是冤家——其他互吐口水者，也都大抵如此。

重温这些带有民国先贤体温的鲜活往事，感触良多。人们常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百家争鸣，势必会带来百花齐放，只可惜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少之又少。1927年，有人写了本《红楼梦本事辨证》，请蔡元培作序，蔡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却欣然命笔，写了篇非常精彩的序文，其中八个字分量很重，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蔡先生的话为后人打开了一扇理性探讨的窗。有人说，论辩是一种态度，论辩是一种生活，论辩是一种信仰——此言信矣。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是病态的，丑陋的，可怕的，不同的观点应相互争鸣，不同的看法宜相互辩论。只有如此，社会才能进步，文化才能繁荣，正义才能凸显，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

最后想说的是，我对所有推动或试图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人和事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还有感恩。

王凯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