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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科举制是古时考试的惟一途径。唐太宗李世民看破了这种考试的实质，即以权力为诱饵把读书人终身都束缚在了仕途上。
当他躲在门端处，看到新中的进士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自语道：“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
中国古时的历代知识分子们也由此徘徊于政治与学术间。因为他们只有走上仕途之路，才能谋取到一官半职；也只有谋取到了一官半职，才能保证基本的物质生活。
“读书、进学、中举、得士”是古时中国读书人的老路，即“读书至上”，“读书做官”。
战国时代，有一个叫苏秦的读书人曾以“头悬梁”、“锥刺股”而名满天下，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读书人既然读了书，而又不能够以此来谋取高官和厚禄，这样的人读了再多的书又会有什么用呢?
在这段话中，苏秦把自己读书以图升高官、发财的目的道了出来。
“读!读!读!书中自有千种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有女颜如玉。”。
这句广为流传的“座右铭”据说是宋真宗赵恒的“御制杰作”。
上述观点即为人们所说的“读书观”。
读书观具体来说就是，为谁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掌握了知识后又要去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但是你必须清楚，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的苏秦并不是在追求知识、真理，而是在追求做官，其发愤读书的动力来自于“做官”。
孔夫子说得很实在：“耕地，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就是说，通过学习可以求禄求官。
你大概也熟悉《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的故事吧。
范进中举以前，穷极潦倒，到处遭人白眼；而一旦中举，情形立刻大变，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自有人送上门来。
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韩以一七绝示之：‘读尽诗文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73岁得官，还有人来议亲，当真应了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
神童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你读这首诗时千万不要误以为古代十分尊重读书人、尊重知识，之所以读书比种田、经商都“高”，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出人头地。
隋唐以后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更是把读书和做官两者直接连在一起，一个读书人，通过考试，就可以脱掉布衣，换上官服。
如果有幸中了殿试的第一名“状元”，荣誉和特权更是达到极点。
林语堂在《中国人》里面对“中状元”者所受的“欢呼和拥戴”，作了如下描述：
“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由皇帝亲自装饰，作为全国第一也是最聪明的学者在街上走过，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人王子。作为头名状元，他应该是很漂亮的。这就是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所得到的荣耀，一个中国官员所得到的荣耀。他每次出行，都有人为之鸣锣，宣告他驾到。衙役们在前面开道，将过路人驱逐向两边，像扫垃圾一样……”“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不论在什么时代，不论是什么人，读书，总会有一个目的性。
现将这些目的归纳一下，即以下三种：
第一种：“为读书而读书”。
为读书而读书的人凭的是兴趣，既超脱，也“有闲”。宋代诗人尤袤非常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藏书，据说他的目的就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而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这个目的，出自于诗人之口，确实让人感到有点“浪漫”。
由于古代的文人大部分都很清高，所以，这种目的颇能获得儒生们的赞同。章钰之所以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即出于此典。
第二种：“为立言而读书”。
历代文人都受到了古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不谓不朽”观点的影响。
许多书都接受了以上的观点，这些观点中包括了《文赋》、《典论》、《文心雕龙》、《史论》，这些书都强调著书立说可以让人流芳于千古。说到底，他们为的也就是“名”，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宋代著名的史学家郑樵，从少年之时就立志，要贯通百家学术，求得其中的博大精深，所以他不愿做官，也不参加科举。
他自称“十年访书，三十年著书”，他于16岁之时，在夹祭山之下搭起了茅屋读书，他为了博览群书，常常四处寻访，并通宵达旦地阅读，他实现了以“立言”求“不朽”的宿愿，写下60多种著作，留下了500万言的《通志》。
第三种：“为功利而读书”。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会读书均出于这种目的。譬如在古时的科举时代，读书者之所以会读“四书五经”，其目的就是考举人、中进士，升官发财。
其实，我们对于“功利”也不能一概地予以否定。应该否定那种自私的、损人利己的目的。
譬如：今天的专业户，之所以会读《怎样养猪》、《盆景制作》、《果树剪枝》、《怎样养鸡》之类的书，也都是出于“功利”，那么他们所读之书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不论人们读书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人们无可否认的，他们都是为了求知。
胡适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三点。
第一点：读书为了生活。
读书是为了获得应付环境、解决困难的方法，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些思想的来源。
第二点：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
因为书是先人传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我们只有在接受了这些遗产以后，并在这些遗产的基础上，方可发扬光大，进而建立更高深的知识。
第三点：为要读书而读书。
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不读书便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读书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读书能力。
如果我们对胡适的读书观进行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里面仍有两个不足之处。
第一，看上去是三个读书目的，但在事实上这三个目的只说明了生活运用和文化继承的两个目的。
因为，三个目的中有两个目的，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目的。读了书就可以获得知识，获得了知识就能应付环境，解决困难。不同的只是层次先后罢了。
第二，在现代社会生活特征中，仅仅是为了生活应用和文化继承是不够的。
在现代社会之中，生存已不是改善生活的含意，而是为了更丰富的生活品质。更丰富的生活品质，不但要有应付环境解决困难所需的一切物质基础，还要有使人们生命充实，生活美满幸福所需的精神食粮。想让你的生活达到如此境界，必须要靠读书获得那些包括价值、态度、观念在内的综合人生哲学后才能建立。对于这点，在胡适的读书论中就没有提及。
正确的读书目的应该是以下的四种情况：
第一，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第二，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装饰自己表现自己；
第三，我们读书不是为了以学说去炫耀；
第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当官。
确切地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积累知识，为了开阔视野，为了增长才干，这才是目的所在。其中，也有许多伟人，读书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华，造福于民，这更是读书的目的所在。
童第周上大学时，就树立了“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民族争光”的读书观，使自己的读书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一本书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童第周在比利时进行胚胎学的研究和实验时，与他同宿舍住的是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俄国人，这个俄国人非常瞧不起中国人。
有一天，这个俄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童第周非常愤怒地对他说：“不许你侮辱我的祖国!要不这样，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祖国，从明天开始，我不进行实验，我和你一起开始研究经济学，看我们谁先取得经济学学位。”这个俄国人被童第周的一番义正词严说得无地自容。
童第周经过四年的发愤读书，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擅长于在显微镜下做当时外国人还做不了的精细手术，他不但得到了生物界的称赞，还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鲁迅早年因帝国主义列强侮辱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而从此立志从医，治病救人，希望能够用医道把中国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他的读书观非常鲜明非常清晰。他在东渡日本学医时，怀着强烈的爱国愿望，带着救中国于衰亡的激奋。
然而，在他赴日孜孜求学的期间，他却改变了最初习医以救中国的愿望。
那是在一次课余看放映时，他看到一个中国人因为给沙皇俄国军队当侦探而被日军捕获，抓去枪毙，而围观的中国学子却在大声叫好，这种对同胞的生死无动于衷，精神麻木的状况，这种情景，使鲁迅的爱国之心受到了刺激。
鲁迅深深地感到，学医救国并不能够真正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并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现在最重要、最当紧的是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现有精神状态，使之清醒振作，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和奋斗。
鲁迅认为文艺是能最快、最好地改变中国人精神的武器。于是，他毅然拿起了笔杆子，弃医从文，以拯救民族精神为已任，投入到了救国救民的“战斗”之中。
在鲁迅从医之前，曾一度以为中国之所以会遭受侵略和侮辱，是因为经济落后所致，曾刻苦钻研采煤等专科，为振兴和发展祖国的经济而努力求学读书，并立志于中国的实业。
虽然，鲁迅数次改换所读的专业，但是，他以国家、民族振兴为己任的“读书观”始终不移，在这种读书观的推动下他不但学有所成，而且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开拓者，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人们所敬爱的周恩来，还是一名学子时，就树立了为中华民族振兴，为国家兴亡而读书的伟大思想。
周恩来在东北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在新学年刚刚开始时，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在课堂上向学子们提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读书是为了什么?”
有的学子回答：“为了父母而读书。”
有的学子回答：“为了知礼而读书!”
也有的学子就干脆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
魏校长对于这些迂腐、低俗的回答非常不满意。于是，他又大声地问道：“周恩来，你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读书?”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未加任何思索庄严地回答了魏校长的提问。
由于他浓重的南方口音，魏校长一时没有听清楚，于是周恩来又高声地对其读书的目的重复了一遍：“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就是中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青年时代的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以祖国振兴、民族新生为自己使命的“读书观”，多么的感人!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这样说过：“没有目的，个人完了，目的也完了。”
同样，我们读书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对读书这项艰辛劳动的根本认识，才是真正的“读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