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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子女也是同样道理，当孩子出现不良苗头时，就要及时纠正，决不可姑息纵容，等长成恶性肿瘤时才惊慌，施以大手术，这种病毒可能已经扩散全身，为时晚矣，就算能够摘除，也是元气大伤。独生子女的母亲因为孩子的特殊地位，舍不得指责、批评他，对孩子出现的不良倾向。认为无关紧要，孩子还小，慢慢就会改正的，于是听之任之。而孩子还没有太多判断能力，既然母亲认可，便更加放任，长此以往，养成了坏的习惯。
比如酗酒，这是一种不良的习性，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名为《书》、也叫《书经》或《尚书》的文集中，就有周公告诫后代不要酗酒的文诰，有一篇文诰的名字就叫做《酒诰》。周公告诫侄儿成王诵说：
无若殷王受（即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无逸》）
周公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后第二年死去，由儿子姬诵继位，称成王，周公因成王年幼而辅政，他担心成王象商纣王那样昏乱，纵酒贪杯。荒废国事，因此加以训诫勉励。
周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后代的基业，积极防患于未然。后来很多母亲也很重视教育后一代不要酗酒，指出酗酒会败坏名声、给自己带来祸患、辱没先人、祸及家庭等诸多害处。宋代著名爱国大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多次告诫不可贪杯，诗说：“不须饮酒径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这些古代名人深知酗酒的害处，都力勉他们的子女不要贪杯，从小就培养子女的好性情，而当他们发现孩子有酗酒的恶习时，就坚决加以制止，在没有上瘾之前就铲除了。在《晋书·陶侃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侃每饮酒有定量，常欢有余而限已竭。诊等劝更少进，低悸怀良之，曰：“年少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喻议者。”
可见陶佩每次喝酒都很有节制，即使余兴未尽或别人劝酒时都能自觉抵制，究其原因就是陶佩年青时喝酒出过毛病，陶佩的母亲对他训诫，且与他立了誓约，因此陶佩终身遵守，可见陶佩的母亲诫子节酒卓有成效。
祸苗趁小时就须除掉，不管你多么疼爱你的孩子，过错总是过错，一定要严加管教，及时纠正。现在有些孩子年纪小小就犯了罪，进了少管所，其中有不少是吸毒者，这些少年吸毒犯不是天生的吸毒者，有的只是出于好奇，有的是被人教唆，有的是贪图一时享乐，一旦吸上了毒，母亲又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因此一发不可收，渐渐地上了瘾，以至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与母亲的责任很大，在孩子出现坏苗头时不是没有发现，就是制止不力，真的应了古人所说的“两叶不除，当用斧柯”的格言，实在可悲可叹。
祸苗趁小就须除掉，但也有个方法的问题，《南史》和《保书》中都记载了张绪教育儿子张充改过的故事。
张绪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因廉洁清正，颇有才能，被齐国委任为国子祭酒，这是一个主管封建王朝中央教育机构的官名，专门教育三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对教育理论也比较熟悉，甚至有精到的研究。他的儿子张充聪明伶俐，博闻强记，深得母亲喜爱，只是由于张绪在外地做官，无暇顾及对儿子的教育，张绪的夫人又对儿子颇多溺爱，从而使张充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梁书·张充传》上说：张充年轻时，不修养德行，好逸恶劳，无所事事，整天游游荡荡，有一次，张绪请假回家乡，刚刚走到西城外，就正巧遇见张充出城打猎，只见他左手臂上擎着猎鹰，右手牵着猎狗。张充看见父亲乘的船来到跟前，便放下弓箭袋，脱下皮套拍，在江边向父亲行礼。张绪讽刺说：“你一个人又托鹰，又牵狗，同时干二件事，不觉得劳累吗？”张充跪着说：“我听说孔夫子讲人‘三十而立’，我今年二十九了，请允许我到明年一定认真改变不务正业的毛病。”张绪勉励说：“孔夫子主张‘过而能改’，你真能改过，就是我们颜之推家的子孙了。”到了第二年，张充便修养德行，改过向善，学习刻苦，很快就博览群书，尤其通晓当时号称玄书的《老子》和《周易》善于清淡，和从叙张稷一起博得了好的名声。
教子改过并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据孩子的性格、人品、文化素养、年龄及其所犯过失，因人因事而宜，甚至还要从教育者自身的特点出发。张绪对浪子张充的教育很得体，他讽刺儿子的过错，当儿子表示要明年再改过时，他没有表示不信任，而是表示理解，给予支持和鼓励，并不过份催迫，施加压力，认为果真能改，一年也不为迟，张充果然在父亲的影响下痛改前非，成为享有美誉的人。现在有很多母亲常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对孩子施加压力，当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时，就悲观失望，对孩子全盘否定，导致了孩子的逆反心理和破罐子破摔的后果。
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生活环境都很不错，但物质上的满足往往是无止境的，母亲有求必应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令人担忧的，母亲总有不能满足孩子要求的时候，那时孩子不健全的心理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常会导致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因此，为人母亲者必须记住：对待自己的独生宝贝，一要防患于未然，二要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三要讲究方法，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