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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既讲民主又要有必要的约束，要保持母亲民主性的权威，而且坚持一贯。专家们认为，过度的纵容会导致孩子的许多不良习惯；而过度严厉、强制也会使孩子因压抑而产生许多心理障碍及反常个性。
袁惟一是江苏靖江季市镇人。他的父亲叫袁一之，是个农民。家中开了一个小饮食店。袁一之于而立之年才结婚。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孩。直到他46岁那年，才得一子，虽然后来又有一子出生，但他仍是把老四起名为“惟一”。总认为是这个惟一给他家带来了光明。所以，自此以后，袁家夫妻及家中所有的人，都是围绕惟—一人转。惟一被袁家看成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袁一之在三个女儿面前，要尽了威风，但一到小惟一面前，却是百依百顺，要啥给啥。
就在惟一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看到同桌同学拥有一个画着狐狸与乌鸦的漂亮的铅笔盒，他羡慕极了，那样子比狐狸羡慕乌鸦口中衔着的那块肥肉还要馋。回到家里，他跺着脚向父亲要钱，父亲问他：“要多少？”他说：“5元。”父亲想起头天儿子刚刚向他要去4元5角买什么球拍，便说：“爸爸又不是银行，等有了钱给你吧！”袁惟一不相信开饮食店的父亲会拿不出5元钱，于是亲自动手，翻箱倒柜，终于在父亲的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数出了油腻腻的5元钱，飞也似的向百货店跑去……晚上，父亲摸出枕头底下的布包一捏，瘪塌的，他以为是大女儿将他的钱偷去买鞋了。他一怒之下，抓住大女儿的头发，举起那满是老茧的手掌要打下去，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儿子，忽然笑嘻嘻地高举一个崭新的铅笔盒在手中晃动。正要往女儿脸上劈下去的手掌迅速地转到儿子头上，轻轻地摩挲着说：“哈哈，你这小家伙，怎么知道我的钱是放在枕头底下的？”一场大动干戈的纠葛就这样了事了。袁惟一从这里进一步了解到父亲对自己的态度。
1981年11月，县里招工。袁惟一被招进了县缝纫厂当工人，每月百把元工资。平时，在家里说一不二，有求必应的袁惟一，对这百元钱根本看不到眼里。他很快就加入了赌搏的行列。先是小赌，越赌越大，在工厂职工中造成了恶劣影响。结果，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被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出来后，他恶习不改，没有钱，就去偷。进工厂的头一年，他和工厂的一个工人深夜翻墙进入县糖业烟酒公司，偷了两箱牡丹烟，卖给烟摊，得赃款800元，就和三朋四友大吃大喝起来。母亲问他：“钱是从哪来的？”并要严厉地批评他，儿子却得意地说：“这你就别管了，要么来喝两口。”父亲也帮腔说：“这年头弄到钱就算你有本领，喝！”说着也端起了酒杯。哈——烧鸡那个香啊！大曲那个醇啊！……
1986年春天，他又同另外两个工人再次翻墙进入县糖业烟酒公司，偷了两箱“牡丹”，一箱“中华”，次日，卖给烟贩子，得赃款2500元，他自己得了1000元。
1986年11月，征兵工作开始后，袁惟一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便怀靓可告人的目的，报名参军，来到了部队。1989年元月二日凌晨，一场震惊全国的盗枪案在驻军部队大院里发生了：他与两个同谋窜进了兵器室，用气割枪撬开存放枪支弹药的两只铁皮保险柜，偷走56式冲锋枪一支，54式手枪7支，子弹540发。案情之重大，手段之恶劣，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与此同时，袁惟一也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爱护子女当然是母亲的一种本能，但是对于子女切不可溺爱，更不可纵容。对于孩子的要求满足过多，不加区分地有求必应，想干什么，就让干什么；想要什么，母亲就给买什么。对于孩子的不良行为，不教育，不批评，不引导，一味迁就，都是溺爱和纵容的集中表现。其结果必然导致孩子的任性、自私、懒惰、依赖、无法无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袁惟一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这样。如果从小就对他爱而有教，对他的不良行为进行严格的批评、引导而不是纵容，使他养成良好的品德，应当说他的这种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