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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当敌机扔下炸弹时，或者当敌人打炮时，战士们都要迅速卧倒，如果不及时卧倒，便很容易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
现实生活中也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时候，比如说“流言蜚语”、“栽赃陷害”、‘打击报复”等等，都足以毁人声誉，致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学学“匍匐前行”和“卧倒避难”的战斗艺术。
匍匐前进是一门斗争艺术
该匍匐时且匍匐，并不是无原则或者是没骨气，而是识时务的理智之举。匍匐前进是一门斗争艺术，可以在对手未曾警觉之前悄然抵达目标。
美国著名的玉蜀黍大王史坦雷先生在16岁的时候，是一家五金公司的收银员。他每天都卖力工作，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步步高升。他做起事来，永远都抱着学习的态度，处处留意，一心想把工作做得最好。他希望以此能获得经理的信任，提升他为推销员，可他万万没想到经理并不欣赏他，也没满足他的要求，而对于史坦雷来说，凭自己的现有条件，到外面去找工作也很困难。因此，他只有忍气吞声继续沉默下去以期学到更多的本事，挣到干事业的资本，希望有朝一日开创自己的事业。他这样苦干了两年，终于有了信心，也觉得自己可以单独做事了，就在这时，他又被唤进经理室遭到了一顿斥责，经理说：“老实说，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生意，我这里用不着你了。”
这一番话，对于刚进公司的史坦雷来说，无异于平地响雷．可史坦雷却平静地对经理说：“你说我无用，这是你的自由，但这并不减损我丝毫的能力，无法磨灭我的意志，看着吧！迟早我要开一家公司，规模比你的大10倍。”
史坦雷在挫折中匍匐前行，并借着这一次挫折的激励，努力上进，几年后，果然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学着用低姿态去面对生活，面对挑战吧，它能很快调整你的心态，激发你战胜挫折的精神和勇气。
1959年10月15日夜，密特朗在巴黎天文台公园遭到一伙人开枪袭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天文台公园事件。新闻界和几乎所有的左翼组织都行动起来，慰问密特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但事隔不久，10月22日，凶手佩斯盖突然露面，作口供申明这是一次应密特朗本人要求而策划的行动。转眼间，密特朗从一个无辜的被害者变成了骗人的肇事者。一时间乌云压顶，谩骂声、讥笑声、责问声像狂风暴雨般向密特朗袭来。在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为此建议取消密特朗的参议员资格。而当时密特朗却既不申辩，也不反击，他认为，对于这种经过周密策划的栽赃陷害，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暂时采取低调处理办法。
密特朗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决定暂时隐退，以退为进。平日，埋头读书，专心写作。清晨，他去朗德树林散步，呼吸那清爽而新鲜的空气，欣赏一番茂密翠绿的田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他忘掉了萦绕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并且他到中国、美国和伊朗等国家作过旅行。在中国，参观游览了不少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回国后，于1961年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该书的出版，赢得了不少读者的欣赏，密特朗的名字又重新在法国社会上传扬。在1962年1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他东山再起，终于击败戴高乐派在涅夫勒省的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竞选人让•塔耶尔，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政敌为了陷害密特朗，设置圈套，有意栽赃，使其有口难辨，密特朗以退为进，转移人们对此事的注意力，让它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淡忘，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伺机复出。密特朗正是采取这一计谋击败了对手。
应该说密特朗正是因为谙熟韬光养晦之功、曲中求直之道、低中就高之术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不求取功名不是他们的性格。但取得了一定的功名还未达到最终目标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打击。如何既要躲过打击，又要继续追逐功名呢？曾国藩做的是最出色的。攻克天京，这是曾国藩率湘军出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清政府便对这些“栉风沐雨，艰苦备尝”的功臣们进行了赏赐。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对于如此隆重的封赏，曾国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加给曾国藩兄弟二人表面上的荣耀。暗地里，曾国藩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漩涡”，这些漩涡的产生有的是由于满汉矛盾的发展，有的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天京被攻克以后，曾国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无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于东南各地，上至巡抚，下至提督。同时，曾国荃手里掌握着“精悍”的5万湘军，这无疑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天京陷落后，清政府最大的忧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国的余部，而是兵权愈来愈大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这一总体战略出发，而这一特殊的政治出发点决定了曾国藩在成功之后逃脱不了的政治命运。
在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既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故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挑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的机会，虽已升任浙江巡抚，却以尚未赴任为借口，不允许其单折奏事，此一巡抚，岂不形同虚设；夺得天京首功，本以为可以扬眉吐气，却不曾想竟然接二连三地遭严责和警告。
面对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势的曾国藩，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确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在天京陷落前的一个时期里，曾国藩已经对大功告成后如何收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当天京陷落以后，面对朝廷的猜忌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为难之举，曾国藩有了思想准备。要想善其末路，必须自翦羽翼。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规则；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此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盈保泰。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至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3—4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是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武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大惑不解，但曾国藩却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极力劝说。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5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谋．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
裁撤湘军，是昏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的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出，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真可谓是处世高手，换成任何一个人放在他的位置上都会人仰马翻，惟有他稳坐钓鱼台，靠的正是高明的处世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