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时候,动物是人类的老师。比如说,人类通过观察老虎捕猎的动作,体会到进攻时要注意隐蔽,或装出病态,显示出无能力进攻的样子,来蒙蔽对方。尔后在对方毫无警觉和防范之时,突然出击,致敌于死地。这不止在动物界,就是在人类社会也是最厉害的一招狠棋。
不善隐蔽就会自冒被吃掉的风险
当遇到不利的情况或者对自己可能造成伤害的情况时,万万不能凭一时冲动办事,而应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隐蔽起来。切勿逞匹夫之勇,而毁坏自己的前程。
刘秀是汉朝宗室后裔。虽说祖上是南阳豪族,但到他这一代已破落了。王莽当皇帝时,刘秀还是个少年。20岁那年前后,刘秀走上社会,先是到太学学习?结交了一批朋友。直到身边的盘缠用尽,刘秀才到家乡。无奈他大哥刘缤手下的人打家劫舍,牵连到他,使他莫名其妙地在牢里吃了一段冤枉官司。
刘秀出狱不久,他的老乡李通、李轶兄弟找到他,给他看一条神秘的谶语:“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谶语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的神秘性、权威性,刘秀早就看出这个社会已经又面临着一场震荡的考验,这就是重建汉室的好机会。于是,在和李氏兄弟商议之后,征得大哥刘绩的支持,便纠集了一批人分别在新野、宛县、春陵举兵。然后,他们找到了新市、平林农民起义势力的将领王凤、陈牧等人,两支队伍实现了联合。
接着,刘秀成功地指挥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按理说,这场战役扭转了反莽势力军事斗争的被动局面,把王莽官军的主力消灭殆尽,刘氏兄弟理应受到重用。可是,刘玄和几位农民领袖竟把刘绩给杀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刘秀表现得极其冷静。他知道,这时他的命运还操纵在人家手里,还不是报仇的时候。所以当他回到宛城后,在刘玄面前连称自己有罪,说是自己没有劝导哥哥,以致犯下死罪。新市、平林那班将领本来估计刘秀会来报仇,想趁机把他也杀了,没想到他前来请罪,便不再说什么。别人来劝慰刘秀时,他也口口声声只说自己有罪,丝毫不提起他在昆阳大战中立下的战功。
刘秀简单地料理了刘绩的丧事,言谈、举止和平时一样。白天对人谈笑风生,夜里却暗中饮泣,把大半个枕头都哭湿了。他手下的冯异有一次看到了这个秘密,劝他节哀,他仍说:“不许胡言。”但冯异对他确是一片真心,对他分析说,刘玄政权已完全失去人心,如果能另拉一支队伍,大业必成。
机会终于来了。刘玄想派一个有能力的大将去河北扩充势力,宗亲刘赐建议让刘秀去。本来刘玄等人对此并不放心,但经刘赐的鼎力说服,刘秀被同意派往河北。
果然,刘秀一到河北一带,如鱼得水。他每到一地,都以汉朝重建者的身份广揽人心,同时广泛搜罗大小官吏,任用贤士,释放囚犯,因而大得人心,从而展开了中兴汉室的宏图大业。
如果刘秀不顾力量大小鲁莽复仇,则仇未报而身先死。他正是凭着韬光养晦术,坚忍等待时机,最终不但报了仇还成就了大业。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不得志的时候,也有着不如刘秀、甚至不得不逃亡的经历,但他知晓如何在充满险象中求生存并积蓄力量的韬略,最后,成就了霸业。
晋献公晚年,宠爱妃子骊姬,听信她的谗言,逼死了公子申生。为了让亲生子奚齐继承君位,骊姬继续陷害献公的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逼得重耳和夷吾不得不四处逃亡。
在重耳逃奔狄国的第五年,晋献公死,重耳和狐偃本想乘此时机回国夺取君位,但因条件还不成熟,不便行动,雄心勃勃的秦穆公为了探测重耳的动向,便派遣公子子显到重耳处去吊唁。子显转述秦穆公的话,说:“寡人听到这样的话:‘丧失国家,常在这个时候;取得国家,也常在这个时候。’虽然您庄重地处在服丧之中,可是在外流亡也不宜过久,争取君位的时机不可失掉。您还是考虑考虑吧!”重耳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思,摆出“仁爱思亲”的面孔对公子子显说:“我感激贵国君主以仁慈之心吊唁了亡命之臣重耳。我流亡在外,父亲死了不能参与葬礼,用哭泣表示哀痛,使得贵国君主为我忧虑。死了父亲怎么办?我如果怀有别的想法,就会辜负贵国国君对我的情义。”说罢,就在地上叩头,但不拜谢公子子显,哭着站起来也不和子显私下交谈。子显回国,向秦穆公报告了情况。秦穆公赞扬:“公子重耳真是个仁义之人啊!他叩头后不拜谢宾客,就是表示不愿成为国君的继承人,所以不行成年礼,他哭着站起来,就表示哀悼父亲。站起来不和客人私下交谈,就是表示他抛弃了个人私利。”
重耳在狄国寄居了12年后到达齐国,而后又潜离齐国。
到了曹国,曹国君主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长得连成一片,想看看他的光身子。有一次,重耳洗澡,共公毫无礼貌地走近他身边看肋骨。
到宋国时,宋襄公也不愿答理这位丧家流亡的公子,只送给他80匹马,打发他赶快过境。
到了郑国,郑国君主文公也不礼遇他。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招待重耳。在宴席上,成王问重耳:“公子如果回到晋国,拿什么来酬谢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托君王的福,我能回到晋国,一旦晋楚两国演习军事,我们在中原大地上相遇,我将后退90里。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宽大,我将左手提鞭执弓,右手挂着弓套箭袋,跟您应酬应酬。”重耳这番委婉的说词,实际意思是,晋楚两国交兵,我退90里以报今日之德,然后可就不能客气了,真刀真枪,决一雌雄。楚国大夫子玉看到重耳如此出言不逊,就请求楚成王杀掉他,以绝后患。成王说:“上天要让他兴盛,谁能够除掉他呢?违背天意,一定会有大难临头。”楚成王就把公子送往秦国。
有一次,怀赢捧着盛水器浇水给重耳洗手。洗完后重耳挥手叫怀赢走开。怀赢毕竟是大国君主的女儿,对此冷遇很生气,便对重耳说:“秦国和晋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瞧不起我!”重耳听后,立即发现自己行为有失检点,害怕影响秦晋的关系,妨碍复国大计,便脱去外衣,把自己捆禁起来,表示向怀赢谢罪。
公元前636年,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终于回国即位,号晋文公。晋文公经过了十九年的韬光养晦,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当初重耳若不能像老虎一样匍匐观察环境,而是像狮子一样怒吼着扑向对手,十个重耳可能都死掉了。
匍匐前进更有利于捕获猎物
欲擒故纵,出其不意,悄悄接近目标,就更容易实现你的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对手来不及准备,无从防范。你却是有备而来,最有机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下面我们看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利用匍匐前进术夺权成功的例子。
春秋时的吴国,位于长江以南,即今江苏和浙江一带,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被中原诸国称之为“蛮夷之邦”。后来才渐渐强盛起来,而终于成为列强之一。
吴国国王渚樊在位23年,临死时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公子光,却把自己的三个兄弟叫到跟前说:我死之后由大兄弟余祭继承王位,余祭之后立余味,余味之后立季礼。诸樊万万没有料到,这个遗嘱,在他死后竟酿成了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政治悲剧。
余祭在位仅仅五年便死了,然后余味继位。余味在位第九年病势垂危,他遵守早年与兄长诸樊所立的誓约,把季礼召来,要立他为王。季礼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自幼贤明,祟尚道义,通晓当时吴国正在积极引进的中原文化。寿梦临终时曾要立他为王,他却说,他上面还有三位兄长,抛开兄长而立末子,是不合道义的,坚辞不受。如今哥哥余味又要传他王位,他还是不肯接受,干脆回到自己的封地延陵躲了起来。
翌年,余味病殁,余味的儿子僚便继承了王位,成了吴王僚。公子光眼睁睁地看着本应属于自己的王位,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人所得,心如油烹,十分痛苦。然而,一位有谋略的政治家,审时度势是其重要的素质。公子光深知自己羽翼未丰,朝廷里缺少忠耿之士,手下也没有什么能人,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只能把不平和痛苦埋在心底,一切隐忍而行。
然而他不是消极地等待。一方面,公子光极力表现出忠诚于吴王僚,时时处处都在为吴国效命,以巩固自己作为三兄的地位,博得吴王僚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积极创造条件,为将来夺取王位一砖一石铺平道路。他任命心腹被离为市吏,密令他借在市场任职的方便搜罗奇能异士,以为己用。
被离将楚国的名臣、亡命江湖而落魄于要靠吹箫乞食的伍子胥推荐给公子光。伍子胥也深知,若想实现自己灭楚复仇的大计,必须依赖公子光,于是千方百计地为公子光篡夺王位的阴谋而奔走;他为公子光网罗能人异士,设谋献计,立下了汗马功劳。
楚平王死后,一时间楚国朝政混乱。楚昭王年幼.正是兴兵伐楚的天赐良机。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就在于当时机不到的时候,能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又能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加以利用。这样,当伍子胥要求公子光率兵伐楚以报家仇的时候,公子光便因势利导,与伍子胥一起密谋了一个弑王篡位的计划。其要点是,以伐楚为名,设法说服吴王僚将儿子掩余、烛庸派到前线去与楚兵厮杀;将吴王僚的长子庆忌派到郑、卫两国去说服他们一起伐楚;再将王叔季礼派到中原去搞外交。调虎离山,吴都空虚后,公子光便请吴王僚来赴宴,趁机将其刺死。这是一个十分周密而狠毒的计划。
吴王僚虽然被蒙在鼓里,却仍然十分小心。他派王宫卫兵在公子光府邸森严把守,从大门到大厅都有人警惕地戒备着。不但如此,从王宫到光邸一路上均有甲士夹道镇守,铠甲和利戟在阳光下闪烁着逼人的寒光。被邀请赴宴的官僚也多为吴王僚的亲信。
宴会开始后,气氛渐渐地热闹起来。然而所有进入大厅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公子光是这出血腥活剧里的主角,他以主人的身份,周旋于吴王僚和宾客之间。他看到宾客们的醉意越来越浓,酒兴越来越旺,警惕之心也越来越松弛的时候,便向吴王僚说:“臣脚疾发作,疼痛难忍,需用白布缠裹,方可止痛,请允许稍离片刻。”吴王僚很关心地答应了。
厨房附近有一位侍者,两只眼睛机敏地溜来溜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机会。当他看见公子光起身离开餐桌步向后厅时,便端起一个大银盘,银盘里盛着一条色香味俱佳的太湖蒸鱼,向宴会大厅匍匐而进。吴王僚的甲士认真地搜查了他的全身,才放他接近了吴王僚的餐桌。吴王僚一直在专心地欣赏着美女们的仙姿妙舞,所以连他最喜欢吃的太湖蒸鱼也没有引起注意。粗壮的侍者在放下银盘的瞬间,突然把右手伸人鱼腹之下,取出一柄匕首猛地向吴王僚狠狠地刺去。吴王僚惨叫一声,眨眼间侍者的匕首已经透过三层甲衣,深入他的肌肤。侍者又一次地猛一用力,吴王僚便血溅光府,一命呜呼了。
侍者名叫专诸,是公子光与伍子胥事先安排好的力士,吴王僚的卫兵们很快便把专诸剁成了肉泥。这时,公子光、伍子胥率领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杀出来,王宫的卫兵见吴王僚已死,士气大减,不一会儿,死的死降的降,场面渐渐安静下来了。公子光在甲士的簇拥下,对赴宴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
“吴国的王位,如果季礼不愿继承,身为诸樊长子的我,自然是正统的继承者。僚根本没有资格为王,他即位即是篡位。此刻我从篡位者手里夺回了王位,有意见的可以站出来。”
当然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异议,于是公子光率领亲信甲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王宫,诛杀了反对派,正式称王,自号吴王阖庐,一时间声震朝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是这一场场的历史斗争为现代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在各种境况里能进退自如、保全自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当敌机扔下炸弹时,或者当敌人打炮时,战士们都要迅速卧倒,如果不及时卧倒,便很容易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
现实生活中也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时候,比如说“流言蜚语”、“栽赃陷害”、‘打击报复”等等,都足以毁人声誉,致人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学学“匍匐前行”和“卧倒避难”的战斗艺术。
匍匐前进是一门斗争艺术
该匍匐时且匍匐,并不是无原则或者是没骨气,而是识时务的理智之举。匍匐前进是一门斗争艺术,可以在对手未曾警觉之前悄然抵达目标。
美国著名的玉蜀黍大王史坦雷先生在16岁的时候,是一家五金公司的收银员。他每天都卖力工作,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步步高升。他做起事来,永远都抱着学习的态度,处处留意,一心想把工作做得最好。他希望以此能获得经理的信任,提升他为推销员,可他万万没想到经理并不欣赏他,也没满足他的要求,而对于史坦雷来说,凭自己的现有条件,到外面去找工作也很困难。因此,他只有忍气吞声继续沉默下去以期学到更多的本事,挣到干事业的资本,希望有朝一日开创自己的事业。他这样苦干了两年,终于有了信心,也觉得自己可以单独做事了,就在这时,他又被唤进经理室遭到了一顿斥责,经理说:“老实说,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生意,我这里用不着你了。”
这一番话,对于刚进公司的史坦雷来说,无异于平地响雷.可史坦雷却平静地对经理说:“你说我无用,这是你的自由,但这并不减损我丝毫的能力,无法磨灭我的意志,看着吧!迟早我要开一家公司,规模比你的大10倍。”
史坦雷在挫折中匍匐前行,并借着这一次挫折的激励,努力上进,几年后,果然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学着用低姿态去面对生活,面对挑战吧,它能很快调整你的心态,激发你战胜挫折的精神和勇气。
1959年10月15日夜,密特朗在巴黎天文台公园遭到一伙人开枪袭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天文台公园事件。新闻界和几乎所有的左翼组织都行动起来,慰问密特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但事隔不久,10月22日,凶手佩斯盖突然露面,作口供申明这是一次应密特朗本人要求而策划的行动。转眼间,密特朗从一个无辜的被害者变成了骗人的肇事者。一时间乌云压顶,谩骂声、讥笑声、责问声像狂风暴雨般向密特朗袭来。在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为此建议取消密特朗的参议员资格。而当时密特朗却既不申辩,也不反击,他认为,对于这种经过周密策划的栽赃陷害,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暂时采取低调处理办法。
密特朗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决定暂时隐退,以退为进。平日,埋头读书,专心写作。清晨,他去朗德树林散步,呼吸那清爽而新鲜的空气,欣赏一番茂密翠绿的田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他忘掉了萦绕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并且他到中国、美国和伊朗等国家作过旅行。在中国,参观游览了不少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回国后,于1961年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该书的出版,赢得了不少读者的欣赏,密特朗的名字又重新在法国社会上传扬。在1962年1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他东山再起,终于击败戴高乐派在涅夫勒省的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竞选人让•塔耶尔,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政敌为了陷害密特朗,设置圈套,有意栽赃,使其有口难辨,密特朗以退为进,转移人们对此事的注意力,让它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淡忘,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伺机复出。密特朗正是采取这一计谋击败了对手。
应该说密特朗正是因为谙熟韬光养晦之功、曲中求直之道、低中就高之术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不求取功名不是他们的性格。但取得了一定的功名还未达到最终目标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打击。如何既要躲过打击,又要继续追逐功名呢?曾国藩做的是最出色的。攻克天京,这是曾国藩率湘军出战以来的最大胜利,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清政府便对这些“栉风沐雨,艰苦备尝”的功臣们进行了赏赐。曾国藩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被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对于如此隆重的封赏,曾国藩十分感激:“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战兢,何以报称。”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加给曾国藩兄弟二人表面上的荣耀。暗地里,曾国藩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是无数汹涌的“漩涡”,这些漩涡的产生有的是由于满汉矛盾的发展,有的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天京被攻克以后,曾国藩已非昔日京城中手无一兵一卒的兵部侍郎,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于东南各地,上至巡抚,下至提督。同时,曾国荃手里掌握着“精悍”的5万湘军,这无疑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天京陷落后,清政府最大的忧患,已不再是太平天国的余部,而是兵权愈来愈大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清政府必须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这一总体战略出发,而这一特殊的政治出发点决定了曾国藩在成功之后逃脱不了的政治命运。
在天京陷落以后,清政府既已开始着手限制曾国藩势力的膨胀。清政府利用湘军内部故有的矛盾,迅速提拔和扶植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以至于与曾国藩地位不相上下。当左宗棠的左系湘军与沈葆桢结成同盟,并脱离曾国藩,向其发起挑战时,清政府则大加利用。暗中支持左、沈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从内部瓦解曾国藩的势力。而对于曾国荃则竭力进行压制,不让其有抬头的机会,虽已升任浙江巡抚,却以尚未赴任为借口,不允许其单折奏事,此一巡抚,岂不形同虚设;夺得天京首功,本以为可以扬眉吐气,却不曾想竟然接二连三地遭严责和警告。
面对大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势的曾国藩,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确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在天京陷落前的一个时期里,曾国藩已经对大功告成后如何收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当天京陷落以后,面对朝廷的猜忌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为难之举,曾国藩有了思想准备。要想善其末路,必须自翦羽翼。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十分清楚“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这种古朴的变易规则;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因此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盈保泰。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至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3—4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是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武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也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荃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大惑不解,但曾国藩却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极力劝说。
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5年春,清政府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曾氏以退为进、以退护官的为官之谋.令后人不由不为之叹服。
裁撤湘军,是昏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名人的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出,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真可谓是处世高手,换成任何一个人放在他的位置上都会人仰马翻,惟有他稳坐钓鱼台,靠的正是高明的处世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