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本书的结尾，我们讲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孝文帝是鲜卑族人，为了能更好地统治中原，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他把首都从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南迁到了河南省洛阳市。整个鲜卑族的上层贵族都搬到南边来了。

洛阳是挺好：中原腹地、繁华世界、哪哪儿都是好玩的，但孝文帝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迁过来，原来的老家得留人，还不能留太差的人。

我们说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南进攻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这里的“游牧民族”可不是一个民族，有时是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互相谁也不服谁。好比“淝水之战”，苻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军队是由很多民族组成的。其他的游牧民族原本就不服他，所以兵败的时候变成了墙倒众人推。

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有好多个，所以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北方民族不断向南进攻，其中有些骁勇善战的，他们率先跨过了长城，占领了中原的繁华世界。前面说过，生活环境决定了民族文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要想长期待下去，就必须接受农业文明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时间一长，这些民族渐渐汉化融入了农耕文明。可是北方还有其他的游牧民族呢，那些游牧民族也想占据中原呀。

结果是，之前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也要以农业文明之力，去承受更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凶悍进攻，风水轮流转了。

北魏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孝文帝入主中原后，他还要抵御北方其他民族的南侵。因此在南迁以后，他还得在北方留下一批防守部队。这批防守部队因为驻扎在六个军镇（军事据点）里，因此被称为“鲜卑六镇”。（注意，这个时候鲜卑刚入主中原，六镇尚未汉化，六镇的士兵还都是强悍的游牧民族战士。）

这个时候，洛阳出事了。

孝文帝在洛阳搞了个很激进的“全盘汉化”。不仅语言、服饰要汉化，在制度上也要搞汉化。汉人的传统是文官治国，谁文化水平高谁就当官，孝文帝把这个制度也照搬了来。按理说这是个好政策，但孝文帝操之过急，产生了相反的后果。

六镇的军人都是草原上成长起来、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武人”，他们不懂什么诗书文化。朝廷的选官制度突然一改，六镇军人的升官渠道就被堵住了。

站在六镇军人的角度，这件事说起来非常可气：明明是我们刀尖上舔血打下了鲜卑的江山，可那些鲜卑贵族们竟然去学异族穿衣、说话，去膜拜异族的祖先。他们还以此为荣，认为这样才高贵，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当大官，我们全都不配。

这太不公平了！

孝文帝的激进汉化留下了后患。在孝文帝死后，六镇军人起兵造反，形成了以六镇军人为核心的新政权。六镇军人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军官代代世袭，也就形成一个个很有军事实力的大家族。前面说过的南方门阀贵族都是以文化起家，六镇军人则是军事贵族。

这些军事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占据了长安一代的“关陇”地区，因此又被称为“关陇贵族”。

“关”指的是陕西关中地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关中地区”就是这里。“陇”是“关中”旁边的甘肃陇山地区。“关陇”，大致相当于今天我国的甘肃省东部、陕西省中部。

这个地区可了不得，它地处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交界处，兼有两种文明的优势：

关中地区是一个盆地形的平原，农业发达，因此能供养不少人口，经济实力雄厚，这是农业文明的优势。这里又靠近游牧地区，百姓兼有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作战勇猛，这是游牧文明的优势。而且关中四面有天然的地形屏障，易守难攻，适合割据自守。

因为这些有利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关中地区常能孕育强大的军事集团，统一六国的秦国就起源于关中。中国很多王朝喜欢把都城定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也是因为长安就在关中地区的中心。

关陇贵族，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全中国的整体情况。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格局混乱之中，分裂成了南北两个部分。统治北方的是像北魏这样的游牧民族政权，统治南方的是汉人政权。

那时南方政权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些世袭的大贵族、大门阀手里，称为“门阀政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制度。

在门阀政治下，权力是靠血缘继承来的，不是靠实力选拔出来的。那么当官的就无需好好工作，也不需要干出什么政绩。不干正事了，那去做什么呢？人类除了要满足物质欲望之外，还有精神追求。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和哲学——换句话说，就是美和真理。南方的门阀贵族们最热衷的就是这两件事。他们诗文歌赋的水平当时是全国第一。上本书介绍过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他们都生活在南方。南方的贵族还热衷于研究玄学和佛学，这两门学问都属于哲学的范畴。

当官的都去研究艺术和哲学了，那谁来管理国家呢？没人管理国家，这国家怎么能好呢？

不管理国家就算了，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在不断侵蚀国家的利益。

古代中国在大部分时期都是按照户籍收税。户籍里登记了多少人，官方就按照多少人来收缴税赋。为了不让百姓脱离户籍而逃税，国家要定期清查人口。门阀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把百姓圈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给自己干活，却不让他们登记户籍。这样，门阀地主就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收入了自己的腰包。

当时南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差距不是很大，可到了南北朝末年，北方户籍上的人口数字竟然是南方的十倍。这也就意味着北方税收是南方的十倍，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南方的十倍，这两个政权要是打起来，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吗？

而且南方的门阀贵族都是热衷于诗词歌赋的文化人，他们瞧不起舞刀弄枪的武夫。所以南朝的武将和士兵地位低下，军事实力十分差劲。

北方呢，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可以说是个“山寨货”，是从南方模仿来的。比如孝文帝因为山寨得不够好，还引起了鲜卑六镇的造反。但山寨也有好处，北方政权没有南方门阀社会的那些痼疾，上文中的那些弊病都没有。一旦汉化完成了，制度反倒比南方更优越。比如北方文人不擅长写诗作画，但热衷于实用的学问。上本书介绍过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和农业学著作《齐民要术》，都是北方人的作品。显然，这些实用的学问对国家的好处更大。

国力的消涨，改变了政治的格局。

在南北方实力相近的时候，谁都打不过谁，中国只能陷入长久的分裂。随着北方政权逐渐汉化和南方门阀社会不断堕落，双方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后，强大的北方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具体担当统一重任的，便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关陇贵族。

隋朝的建立者杨坚，他的家族就是关陇贵族中最强的一支。在建立隋朝前，他是北周的重臣，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皇帝宇文赟（yūn）的皇后。

宇文赟这个人贪图玩乐，生活十分荒诞，二十二岁就暴病身亡。继承皇位的小儿子只有七岁，按照制度，国家大事由皇后杨丽华代管（小皇帝非杨丽华亲生）。可是这时的杨丽华也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因此国家大权实际上落到了杨丽华的父亲杨坚的手里。再加上自家门阀很有实力，杨坚取代北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杨坚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既熟悉汉学，精通“儒表法里”的治国秘诀，又能认清时势，认识到门阀社会的政治现状。他一边用“儒表法里”的办法治理国家，一边拉拢全国各地的门阀贵族。有了各地门阀的支持，杨坚最终消灭了南朝的汉人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新的王朝。

杨坚的父亲是“随国公”。杨坚继承父亲的爵位，在当皇帝前也是“随国公”。后来，杨坚觉得“随”字随着别人走来走去的不稳定，于是就把字里的“辶”去掉，改成了“隋”（“随”字的繁体字为“隨”）。杨坚建立的王朝，史称“隋朝”。

我们在讲“文景之治”时说过，古代的盛世大多发生在大王朝刚刚统一的时候。因为经过之前的战乱，旧的贵族被推翻，他们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被重新分配给百姓，社会的贫富差距得到极大的缓和。又因为战乱，大量的人口死亡，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缓解了。新的统治者只要采用低赋税的方式治理国家，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就可以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出现一个所谓的“治世”或者“盛世”。

隋朝初年的“开皇之治”就是这么产生的。

从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到隋朝统一中国，几百年来中国常年处于分裂的状态。各个政权之间不断交战，朝代更替频繁。时局混乱，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

即便在和平年代，百姓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南方的门阀社会里，官员们只关心艺术和哲学，不用心务实，老百姓的日子自然好不了。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不仅自己喜欢玩乐，还拉着政府高官和他一起玩。古代的“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本应该是总理朝政、统筹百官的关键人物。结果陈叔宝拉着宰相天天吟诗作乐，有些国家大事甚至让嫔妃们去处理。这么搞，国家能好得了吗？

陈叔宝喜欢诗词歌赋，他作了一首《玉树后庭花》，描写嫔妃娇媚的神态，用词香艳。作诗倒不犯法，可你作为皇帝，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写这种玩意上了，这不是祸国殃民吗？晚唐时，大唐王朝已经从强盛走向没落，国力一天不如一天。有一天晚上，大诗人杜牧听到南京秦淮河岸边的酒家里，歌女正在弹唱这首《玉树后庭花》。他一下子想到，当年的南京正是陈叔宝的故都，陈叔宝就是在《玉树后庭花》的纸醉金迷中走向亡国的。联系他自己的处境，同样的末世、同样麻木的权贵、同样的歌声又在同样的地方唱出来，这大唐要亡啊！他非常感慨，写下了著名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玉树后庭花》因此成了亡国之音的代表。

北方的百姓也好不到哪儿去。早期有各种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互相攻伐，百姓饱受战火之苦。游牧民族习惯游击劫掠，不习惯保护农业生产，因此就算暂时不打仗，百姓的日子也很苦。后来游牧民族开始进行汉化改革，但是汉化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还有反复，有时好政策还会给改回去，国家也是乱多治少。

杨坚之所以能统一中国，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问题所在：

北方政权的问题是汉化政策不够彻底。杨坚是坚定的汉化拥护者，而且还懂得“儒表法里”的统治秘诀。统一中国后，杨坚一方面大肆宣扬儒家道德，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采用严刑峻法，规范社会秩序。

南方政权的问题是落后的门阀政治。杨坚在完成统一后，采用各种手段一点点削弱门阀的势力。

门阀贵族不是靠血缘当官吗？杨坚进行改革，尝试推行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选拔官员不看家族背景，只看学问水平。

他还下大力气整顿户籍，也就是所谓的“大索貌阅”。“索”是搜索的意思，“大索貌阅”就是大规模地搜查天下的人口，而且检查时要把本人叫来，端详对方的相貌。避免百姓用谎报年龄、性别的方法逃避赋税。通过这个方法，把很多被门阀庇护的百姓重新登记在户籍上，既打击了门阀，也壮大了国家实力。

简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频，统治者犯了很多错误。杨坚统一中国后，终止了战乱，纠正了这些错误。就像“文景之治”一样，隋朝初年也符合“前一时期百姓太惨，此一时期统治者基本没犯错”的条件，因此出现了“开皇之治”。

但是在“开皇之治”的背后，国家依旧隐藏着危机：就是那阴魂不散的门阀制度。

门阀贵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到了隋朝的时候，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都属于门阀，大部分官员都出自门阀，门阀和门阀之间还互相联姻结亲，关系盘根错节，一时间不可能彻底消灭。说到底，杨坚的家族也不过是众多门阀中的一家，跟整个门阀社会相比，他自己的实力还差得太远。要想改变门阀社会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

他没完成的事业，需要他的儿子杨广继续完成。 3KDqaq+x/lFTBSnpexKRPS4ktdg9V4jg0r+SNCLPx3ryi8KEqZdVE7532b+fyb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