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神家园是通过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神话、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而获得现实性的。这就是由人的把握世界的各种“文化样式”所构成的“文化世界”——神话的世界、宗教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

我们先来谈“神话”。

神话的方式是一种“幻化”的方式，即把人和世界双重幻化的方式。在神话的幻化方式中，它既以宇宙事件来看待人的行为，又以人的情感和意愿来看待宇宙事件，从而构成了一幅神话意义的世界。比如，风调雨顺或旱涝成灾，风和日丽或电闪雷鸣，在神话的意义世界中，或是神灵的恩赐，或是神灵的惩罚，宇宙事件被拟人化为情感或意愿的表达。在神话思维中，自然事件被拟人化了，自然事件被解释为人的事件的形式。通过类比人类的动机、反应、目的、愿望和恐惧，自然事件就被设想为具有某种情感或意志的事件。这表明，在神话思维中，人的意识的概念化因素和想象力因素，均采取了“故事”（神话）的形式。而这种用“神话”的、“臆想”的原因来解释各种事件的人类意识，正是蕴育了以因果关系来说明一切的解释模式——逻辑化的理论思维的解释模式。

在神话的世界图景中，生命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是它的鲜明的底色和基调。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提出，“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神话”的最基本的特征，既不在于“思维”的某种特殊倾向，也不在于“想象”的某种特殊倾向，而是在于“情感”的某种特殊倾向，即：神话的情感背景使得它的所有作品都染上了“情感”的色彩。在神话的情感意识中，“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图腾崇拜的信念是原始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同上书，第105页。）在人的神话意识中，生命的无所归依的消失，既是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在人的意识所创造的神话世界中，自然中的万物都具有生命活动的意义，生命活动也具有宇宙事件的意义，而某个生命的消逝也具有了生命的转移或再生的意义。

我们再来谈“宗教”。

神话的方式是一种“幻化”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则是一种“超越”的方式。人类意识的超越性，在于“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人类以宗教的方式所构建的“彼岸世界”，就是人类的超越意识的作品。

人创造了宗教，创造了宗教的、想象的、与“此岸”的“世俗世界”相对待的“彼岸”的“神灵世界”。“宗教”与“神”是密不可分的。西文的“宗教”（religion）一词，出自拉丁文religare或religio,前者意为“联结”，指人与神的联结；后者意为“敬重”，指人对神的敬重。汉语的“宗”字，原意是对祖先神的尊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而汉语的“教”字，本为“上所施，下所敬”之意，“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由此可以看到“宗”和“教”与“神”的联系（参见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虽然它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但却是产生于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的双向适应关系。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人在宗教中创造了超人的“神圣形象”。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们感到对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能掌握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在对宗教的理解中，我们还必须看到，就宗教的文化价值说，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

人无法忍受自己只是浩渺宇宙中的匆匆过客式的存在，更无法忍受自己只能是无声无息、一了百了地死去。生命的无所归依的毁灭，是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在神话的意义世界中，生命活动具有了宇宙事件的意义，生命消逝具有了灵魂转移的再生的意义。宗教，它以“神”的形象使人的存在获得“神圣”的意义。宗教中的神圣形象，把各种各样的力量统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把各种各样的智能统一为洞察一切的智能，把各种各样的情感统一为至大无外的情感，把各种各样的价值统一为至善至美的价值。这样，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就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一切智能的根据，一切情感的标准，一切价值的尺度，人从这种异在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根本意义。

人创造了宗教，是为了从宗教中获得存在的神圣意义。然而，对人来说，宗教的神圣意义，却恰恰表明了人的悖论性存在：生活的意义来源于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给了宗教的神圣形象，是人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消解掉宗教的神圣意义，这意味着生活本身不再具有神圣的意义，生活失落了规范和裁判自己的最高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就是人在宗教世界中所感受的和承受的不可解脱的“矛盾”。

人所创造的宗教，是为人的存在提供意义。“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这样，宗教就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去解释“世俗世界”与“神灵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裂。马克思认为，人类以宗教的方式塑造“神圣形象”，又以世俗的方式塑造“非神圣形象”，皆根源于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体对崇高的追求，就是对群体的崇拜。被崇拜的“群体”则异化为非人的种种“神圣形象”。崇高的追求与异化的崇高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而表现为对“神圣形象”的崇拜。马克思说：“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深刻地揭示了崇高在“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现实根源。

我们再来谈“艺术”。

宗教是对“世俗的世界”的超越，艺术则是对“无情世界”的超越。“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这是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其名著《艺术的起源》中作出的论断。它提示人们从文化的起源去探寻和解释艺术的起源，人们可以从“文化”的起源中对“艺术”的起源与本质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对艺术有多少不同的理解，艺术总是为人类展现了一个审美的世界，一个表现人的感觉深度的世界，一个深化了人的感觉与体验的世界。在艺术世界中，情感体验本身获得了自足的意义。艺术使个人的感受条理化，使个人的体验和谐化，它调整和升华了人的感受与体验。艺术又使人的情感对象化、明朗化，在想象的真实中获得真实的想象。在艺术的世界中，人的生活获得了美的意义与价值。

艺术世界是美的世界，艺术创造是美的创造。艺术直接地、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艺术确证着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确证着人与世界之间的丰富多彩的矛盾关系。文学家雨果有一名言：科学——这是我们，艺术——是我。科学所要表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所表述的真理性认识需要取得人们的共识，因而是“我们”；艺术所要表达的是个体感受到的强烈的审美体验，它所表达的审美体验需要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是“我”。

作为“我”的艺术，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而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理论要通过逻辑论证来“以理服人”，艺术则要通过艺术形象来“以情感人”。艺术形象以其所具有的审美意义来激发人们的美感，因而艺术形象必须具有艺术美的典型性、理想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艺术性”。实际上，艺术并不是离开“我们”的单纯的“我”，而是以艺术的方式所实现的“我”与“我们”的对立统一。在艺术活动中，“我”是“画内音”，而“我们”则是“画外音”，即：艺术以“我”的声音发言，而艺术所表达的“我们”共同的情感与意愿则蕴含于“我”的艺术表现之中。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这个世界可以由乐谱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因此，对于艺术中的“我”与“我们”的关系，应予以辩证的理解。

艺术把人带入美的境界，是因为艺术展现了生命的活力与创造，是因为艺术表现了充满活力与创造的生命。艺术是人类超越意识的体现，艺术是生命的形式。美学家苏珊·朗格曾对艺术美作出这样的阐释：“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她还具体地指出，“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高级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现实存在）”（《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我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也认为，艺术的“节奏”、“旋律”、“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人是创造性的存在，人是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历史积淀造成人的愈来愈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情感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人需要以某种方式把内心世界对象化，使生命的活力与创造获得某种特殊的和稳定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就是创造美的境界的艺术。

艺术作为人类超越意识的文化形式，它不仅仅是“生命的形式”，也是“现实的镜子”，它以艺术形象的方式而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时代精神”。艺术，它是“时代的敏感的神经”。艺术作为时代的敏感的神经，它使艺术家的主体自我意识超越了个体意识的局限，而达到了对该时代的社会自我意识的艺术把握。人们在艺术的陶冶中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再来谈“伦理”。

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伦理”是维系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在汉语中，“伦，犹类也；理，犹分也”。“伦”字有类、条理、顺序、秩序等基本含义，继后有引申义“关系”，因而古代思想家强调对人们“教以人伦”，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亲、义、别、序、信是人们之间的最重要的“人伦”关系。“理”字本义为“治玉”，引申为分、条理、道理、规则等词义，而“分”则是指本分、职责。“伦理”二字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应遵守的规则和应尽到的职责。人的精神家园，在人类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体现在超越“小我”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

人们以伦理的方式把握世界，就形成了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以相应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为基本内容的伦理文化。在任何时代的“时代精神”中，伦理文化都具有显著的重大意义。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和伦理精神的扭曲，都会造成人的生活意义的扭曲、变形和失落。

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所引导的“我们到底要什么”与个人所追求的“我到底要什么”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价值关系中“小我”与“大我”的矛盾关系。

社会中的每个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总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随机性，似乎仅仅是依据个人的利益、欲望、需要、兴趣甚至是情绪进行价值选择。然而，透过个人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价值选择，我们会看到，个人的价值目标总是取决于社会所指向的价值理想，个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取向”某种社会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认同总是“认同”某种社会的价值规范。因此，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总是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的价值导向对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表现在个人的价值取向中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这样三个方面：其一，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内容上看，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社会正义、法律规范、政治制度、人生意义等问题，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内容的纯粹个人问题；其二，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性质上看，总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理想与现实、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等问题，而决不是与社会无关的所谓纯粹的个人问题；其三，从个人价值取向的形式上看，总是通过具有社会形式的科学、哲学、艺术、伦理、宗教等方式体现出来，而决不是没有社会形式的纯粹的个人表现。个人的价值取向所具有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表明了社会价值导向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地位和决定作用。现实生活一再告诉我们，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总体倾向，总是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导向；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困惑，总是根源于社会的价值坐标的震荡；而解决个人的价值取向的矛盾，首先必须解决社会的价值导向的矛盾。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精神家园的价值诉求。

我们现在谈“科学”。

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上述三句话，均引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人论》一书。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科学”的赞誉，也许可以集中地体现在卡西尔关于“科学”的评论之中。

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以改造世界的活动。科学作为理性和进步的事业，它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概念系统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过程。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编织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范畴之网，构成了愈来愈深刻的科学世界图景，也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愈来愈坚实的阶梯和支撑点。科学概念的逻辑体系，是以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的概念框架来理解、描述和操作研究对象，并使这些符号系统本身成为自我理解的对象。在人的精神家园中，科学是构成人的世界图景的坚实基础。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科学是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它根源于人类的共同理解和普通的认识方式之中，“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通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因为科学并不是一跃而成熟的。”（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关于科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述：从用某种臆想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进展为用某种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解释原理来概括整个自然现象领域；从以共同的经验概括而形成描述和规范实践的常识概念框架，进展为具有明确性、可反驳性和逻辑解释力的科学概念框架；从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反思，进展为针对描述和规定实践的各种规则和原理的批判。这表明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在人的精神家园中，科学解释是最富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理论支撑。

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一种体现人类智力最高成就的人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精神就是在科学活动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它集中地表现为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自我扬弃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美国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刊”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各个世纪的特征的概括，比较鲜明地显示了这些世纪的不同的时代精神，以及这些时代精神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这套丛刊把欧洲中世纪称作“信仰的时代”，这正是哲学和科学成为宗教的“婢女”的时代；它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冒险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是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在近代重新开启的时代；它把十七世纪称作“理性的时代”，这正是近代实验科学兴起、科学理性逐渐扩展和深化的时代；它把十八世纪称作“启蒙的时代”，这正是逐渐盛行的崇尚理性力量的时代；它把十九世纪称作“思想体系的时代”，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转向“整理材料”的科学，也就是建立各门科学的概念发展体系的时代；它把二十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这正是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体化的背景下，科学迅猛发展和自我反思的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的数量，比过去的两千余年的总和还要多。有人认为，截至1980年，人类社会获得的科学知识的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余年间获得的。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当前则是每3年至5年增加1倍。当前，超级计算机最快运算速度已达320亿次/秒。人们现又开始研制光学计算机，它的信息处理速度将比电子信息处理速度快1000倍，甚至有人预测快1万倍（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当代科学的认识论特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当代的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意味着由这种科学精神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的科学精神，虽然蕴含着一般的求真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但它更明显地具有“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的宽容精神，即真正的激励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它也更明显地具有“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的历史意识，这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理论思维的时代性特征，体现了人的精神家园的时代性变革。

最后，我们再讲“哲学”。

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哲学具有特殊的意义。“爱智”的哲学，是一种驰骋人类智慧探究宇宙奥秘的渴望，是一种求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渴望，是一种超越有限对永恒的无奈而实现“天人合一”的渴望。哲学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类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总是指向对确定性、简单性、必然性、规律性和统一性的寻求，也就是对“终极存在”的寻求。在人类创建的科学中，化学寻求基本元素，物理学寻求基本粒子，生物学寻求遗传基因，这不正是对“终极存在”的关怀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数学都要寻求“基本原理”，这不正是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吗？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人类意识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追求正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

人类意识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并不是超然于人类历史活动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企图通过对“终极存在”的确认和对“终极解释”的占有，来奠定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植根于对人类自身终极价值的关怀。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这种终极指向性促使人类百折不挠地求索世界的奥秘，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追寻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是人类思维在对终极存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就是对思维规律能否与存在规律相统一的关怀，也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引导人类进入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追寻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是人类思维反观人自身的存在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就是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与行为，并寻求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标准和尺度。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观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且示范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这种哲学的生活态度把人类意识的超越性实现为人类的生活活动。哲学是一种学养，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在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哲学探索中，人们会形成一种坚韧不拔的理想性追求。人类的“哲学”，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思维的无限的指向性。它永远是以理想性的追求去反观现实的存在，永远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反省历史的进程，永远是以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求去反思人类的现实。哲学，它使人由眼前而注重于长远，由“小我”而注重于“大我”，由现实而注重于理想，从而使人从琐屑细小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从蝇营狗苟的计较中解放出来。哲学是赋予人的生活以目的和意义的世界观，是“仰望星空”的“形上追求”，它永远是理想性的。它要求人的精神家园永葆理想性的追求。

哲学作为人类心灵的最深层的伟大创造，其主旨即在于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地升华。哲学给予人以理念和理想，从而使人在精神境界的升华中崇高起来。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是人们追求崇高的过程，也是使人的精神家园崇高起来的过程。 sit38dxNbWy02wS5Xyj+xfC0HuuX2wbbSaC3/ILm0d3KxPSamzTa5SZ2eU4lWF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