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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历经八年，辗转多地，方汉奇终于读完中学，准备高考。
当时考大学的政策是，一个考生可以报考多所大学。每所大学自己命题，独立招考。如果一个考生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那么，最终去哪所大学由考生自己选择。方汉奇当年也报考了不止一所大学。如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即今天中国台北市的“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他当年报考时有一个重要原则，即收费高的学校不考虑。因为家里付不起学费，所以，收费高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尽管是名校，但也只能忍痛割爱。他参加高考时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无论报哪一所大学，必须有新闻系，如果该校没有新闻系，名气再大也不考虑，因此，没有新闻系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被方汉奇排除。
那么，他为什么只报新闻系呢？
方汉奇想做一名记者。这与他个人的兴趣有关。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当时的方汉奇，最感兴趣的职业就是“新闻记者”。
在方汉奇读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日军攻打衡阳，战况激烈，广东韶关距离衡阳不远，受到战争的威胁。方汉奇当时参加了学生会，是学生会在班级的学术委员，负责主编壁报，他主编的壁报在内容上主要报道老师和同学们所关心的战况和校内时事，在形式上除了文字还有插图，很受师生欢迎，这让方汉奇既有成就感，又喜欢上了记者这个职业。当时，《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萧乾、彭子冈，《新华日报》的名记者孟秋江等人都是他的偶像。在方汉奇心目中，记者这个职业“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不但充满了激情和挑战，而且可以到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进行采访，不但可以访问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还有机会看到公众关注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
另外，他高二时开始喜欢上了集报，经常手摩眼观各种各样的旧报，畅读一些报纸的精彩报道和犀利评论，这也在日积月累中潜移默化地增加着方汉奇对于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好感。等到面临高考报志愿时，方汉奇最喜欢的职业就是新闻记者，因此，他只想报新闻系。
当年，方汉奇高考时能够跟着兴趣走，只报新闻系，也与他父母对于儿子的选择并不干涉密不可分。这与今天我们社会中，许多父母对孩子高考志愿的选择进行“把关”形成了鲜明对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特长，理想的大学教育是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符合个人的天赋和兴趣（即以后天教育发展先天禀赋）而不是个人的天赋和兴趣要顺应或者迎合所学的专业。其前提则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兴趣所在有着一定的认识，并且跟着这种兴趣走。卢梭的《爱弥儿》作为教育学著作的经典，其中心思想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要顺应他的天性，即帮助孩子按照自然的进程健康成长，启发他自己培养自己，开启他潜在的资质而又不败坏他的天性。①（参见[法]卢梭：卢梭全集（第6卷）爱弥儿（上）》，李平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译者前言，第8—9页。）
方汉奇当年高考时能够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这是他的幸运。今天许多年轻人在高考时，却往往是认为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就报考什么专业，而将自己对该专业感不感兴趣置于脑后。这不但使许多人因为不适合自己所学的专业而学无所成，而且也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1946年7月，方汉奇与两位同学一起从汕头买舟北上，准备参加高考。
他先是去苏州参加了8月7日与8日开考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人学考试，而后奔上海于9月14日与15日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招生考试，此后又赴南京参加了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选才考试。
当时的高考实行的是“全科考试”即国文、外国语、算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都要考。方汉奇由于中学的转学次数太多，算学、物理、化学等没有学好，因此在总分上不可能考出高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两校或者由于名气大，或者因为条件好，报考人数极多，招生人数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方汉奇总分不够，没有考取。他考取的是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有意思的是，方汉奇当年其实是在已经考取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情况下，又去报考复旦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的。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至晚不迟于1946年9月10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录取的新生名单就已经确定了，那一年，共录取新生160人，其中新闻系录取22人（包括方汉奇）但该校并没有马上就把录取名单通过报纸发布。因此方汉奇当时并不知道已被录取，他在9月10日以后又参加了复旦和中央政治大学的招生考试。
1946年10月3日起，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先后在《申报》和《中央日报》刊登录取新生的名单；10月5日，复旦大学录取新生的名单也在《申报》上公布；而中央政治大学录取新生的名单，则迟至1946年12月才发布——此时，方汉奇已经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入学一个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