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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生活向着全面小康迈进。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中期工业化向后期工业化演进，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数量增长速度减缓和质量效益水平提升的状态。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2010—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9.3%、7.7%、7.7%、7.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经济结构水平在改善与提升，继2012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之后，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狠抓廉政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实行“一带一路”战略、强化创新驱动和依法治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江苏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换挡减速期，江苏经济运行也由原来持续30多年的超高速（大约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快2—3个百分点）逐渐减缓，2010—2014年江苏经济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2.7%、11.0%、10.1%、9.6%、8.7%。基于对江苏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和国际国内环境条件新变化的分析判断，从现在起到未来一个较长时期，江苏经济发展也将与全国经济一样同步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新常态更为重要的要求。江苏经济运行质量效益在提高，经济结构在改善升级，至2014年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近些年来江苏城镇化水平每年以2—3个百分点提升，服务业比重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成长壮大，省内苏北经济加快振兴、苏中经济加快崛起、苏南经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成效。与此同时，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市场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经济结构性问题和一些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生态环境和污染治理压力较大，民生保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等。
江苏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了新的动向、机遇和困难，这是由中国和江苏的经济发展布局与长期以来自身发展的特点和阶段所决定的：
第一，从江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来看，江苏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期工业化阶段，相对于初中期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言，进入后期工业化阶段的经济体其经济数量规模的增长、扩张会趋于减缓，这是先期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形，江苏也会呈现出这样的现实情形。
第二，从江苏经济运行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看，国内经济增长换挡减速、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势必也会减缓江苏经济增长速度，省内自身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在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也会逐步放缓，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使得江苏经济发展转向中高速运行轨道。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当前国际市场对江苏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增长较之国际金融危机前显著减缓，未来呈现出的是恢复性增长特征。同时，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三，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总体上说，从现在到未来的较长时期，投资将由以往的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效应会有所减弱，而消费特别是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伴随全省全面小康的高水平实现会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其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步加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需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但并不是很快的增长轨道上。这样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正是经济体走向发达、中高端的一种状态或趋势，也是我们多年所期盼的经济增长动力组合状态。
第四，人口红利逐渐衰退。根据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十三五”期间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江苏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全国来说来得更早。这种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由此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其特别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过去30多年的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第五，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突出，制造业产能出清仍在过程之中。在坚守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同时，也导致很多行业的去产能较为温和，并未强制性地关停并转，整个市场出清的速度总体上慢于预期。PPI持续负增长，工业品产能过剩形势严峻的局面并未改观，稳增长对PPI环比的改善力度减弱，走出制造业总体供大于求的矛盾仍需一定时日。
第六，面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约束。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第七，在整体经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财政平衡将成为地方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当前中国全社会债务率约为210%，总量风险可控，但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一级地方债务规模过大。未来地方不透明债务将被有效约束，同时，在举债限额控制下，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公共预算管理，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民生投入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整体债务规模仍将上升。“三期叠加”决定了过去支撑江苏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不再具备，财政收入高增长态势将难以持续。2009年以来江苏财政总收入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增速均呈现出逐年降低的态势。这些综合原因决定了过去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再长时间地维系。
步入新常态，江苏由于全国发展布局和长期以来自身发展的特点，经济运行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一些自身所独有的特征。新常态对江苏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全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行稳致远。基于人口结构变化、资源和环境约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已经下降。中央提出逐步适应“新常态”，其核心就是作出经济增速换挡的基本判断，容忍结构调整的阵痛，杜绝大规模刺激，以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速，而是要使经济保持在中高速增长水平。另一个方面，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目的，是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在发展中使居民收入增加，生态环境改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因此，按照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可以确定一个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目标。从江苏的实际和其在全国的经济位置出发，将“十三五”期间江苏经济的增速确定在8%左右，可以摆脱高速度、紧运行的压力和氛围，使得政府、企业等各方面有趋于宽松的环境条件，以便腾出手来，使江苏经济在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中将精力集中在提高经济质量上。
第二，新常态下，江苏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将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放在更高位置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江苏发展提出重要要求：加快转型升级、做好新型城镇化、搞好生态文明，其实质是对江苏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可以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央对地方的要求主要是在保持一定增速的前提下，重点看经济发展质量。当前既要实现稳增长，同时要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对我们科学确立发展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发挥好政府服务的传统优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实现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在新常态下，我们在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发展速度缓下来，但必须在合理区间之内，质量效益必须提上去，努力以转求进、以调促优，切实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我们必须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思路，不仅在“腾”上下足工夫，更要在“换”上见到成效；要把握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立足优化存量，着力扩大优质增量，加快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要注重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打好“组合拳”，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注意防止经济惯性下滑，在有质量、有效益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快一点。
第四，当前改革从筹划期进入落实期，实现新常态下的新目标，需要通过改革红利加速释放。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能量的释放，国家系列新战略的持续实施，江苏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上江苏自己攻坚克难的创新努力，这些因素又必然会抵消经济减缓、下行的力量，起到强有力的撑托作用，为江苏经济行稳致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调节机制方面，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换、提高效能，市场作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二者的结合达到一个新的状态，会使得江苏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调节效能增强，水平提高。这同样是我们持续进行30多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期盼的，这些新变化趋势将使得江苏经济发展方式深度转变。同时，江苏将面临与其他地区之间激烈的改革竞争。各个省市都在千方百计策应中央的各项重大改革策略，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比如，广东、福建在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上先拔头筹，京津冀在区域一体化上率先迈开步伐。过去以GDP和财税增长为目标的区域竞争，将转换为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载体的竞争。定位好江苏经济在中央重大战略中的作用、在新时期发挥好江苏的传统优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江苏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基点。
第五，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新常态对江苏经济的要求，也为江苏稳增长、调结构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江苏总体上处于发达地区，但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苏中尤其是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仍较明显，这就需要在新常态下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好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共同发展。从江苏策应国家战略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沿海开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等国家区域规划的实施推进，为江苏在全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明确了定位；从省内来看，宁镇扬一体化、锡常泰和苏通经济圈、跨江融合等一系列战略，为未来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动力。
第六，经济步入新常态，要求江苏在对外开放格局上努力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江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国首屈一指，近年来在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出口仍实现了稳定增长。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在历经多年繁荣之后，已经呈现出增长缓慢、结构低端等问题，中国的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加入WTO之后十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国内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由于涉及金融安全和稳定的重大问题，无法进行简单的关停并转，需要通过“走出去”等开放视角下的策略化解国内产能。新常态下，中央层面的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进出口目标，主要包括：通过设立自贸区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并已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中国的高铁、核电、交通、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输出，以重大工程合作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以国家信用为保障力推重点项目和企业“走出去”。这对江苏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利用好自贸区经验复制、利用好江苏连云港等在“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位置，将是江苏对外开放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七，生态文明的提升，既是新常态对江苏的要求，也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他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教育、卫生、环保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数量、质量、方式及其均衡性矛盾快速上升，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滞后的供给已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
“十三五”时期，是江苏环境质量改善的速度和老百姓的需求差距最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发展的矛盾最尖锐的负重前行困难期，也是江苏环境压力有望高位舒缓、环境保护有望从临界点向转折点开始改变的重要窗口机遇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积极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好大气污染、水污染治理的攻坚战，让“碧水蓝天”成为江苏环境的新常态。
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适应新常态，还要制定引领新常态的战略。面对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必须培育新的增长优势和增长动力、新的增长结构和增长方式，去适应新常态下的增长速度。但是基本经济规律告诉我们，这必然要经历一段“旧的已去，新的还未到来”的阶段。要素驱动模式在弱化，新的增长动力还在培育过程中；旧的结构在调整，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对于新常态，“适应”是前提，“引领”是方向，在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础上积极引领新常态，才能在新阶段更好地保证江苏经济沿着正确的航向乘风破浪远行。
江苏要把握好“适应”和“引领”的辩证关系，需要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一主线，采取兼顾支撑、共同促进的思路，努力实现多重目标的有效统一，稳中求进。
第一，稳增长关键是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保底，应该是新常态经济调控的“常态”原则。新常态下的“稳增长”不完全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动用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构调整主要指新的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而这本身就是新的增长点，就是新的增长动力，理所当然会产生稳增长的积极效应。江苏围绕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着力推进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等方面已经制定了多项规划和举措，并针对“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领域制定了重点发展方向，下一步是按照这些重点领域，把积极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抓细抓实。
新的增长点还包括诸多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短板。我国前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铁公基”项目，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江苏沿海、苏北地区的铁路网络就亟待建设。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地下管道和污水处理、部分城市棚改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需要按照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对影响苏南、苏中、苏北区域间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际轨道交通项目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要及时把握中央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高铁发展重塑经济地理的重大机遇，在“十三五”期间着力解决困扰江苏多年的沿海铁路、苏北铁路建设问题。
第二，调结构的关键是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推进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努力把江苏经济建设成为中国著名的创新型经济。虽然江苏区域创新能力强，但是江苏经济目前还不是充分、显著的创新型经济。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被确立为国家战略，要借此机遇加快贯彻落实国家赋予江苏的政策，首先在苏南取得成效，进而在全省复制推广。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江苏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突破，使改革创新成为一种新常态。
创新经济应当与创业经济相结合，形成“双创”合力。中小企业是新经济的财富发动机，创业企业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各个城市都意识到创业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深圳提出要成为“中国高科技创业圣地”，上海也喊出了“打造创业之都”的口号。从本轮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的表现来看，大企业往往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弱，当前不少大企业的负债率很高，占据了大量的融资资源，却未能体现出相应的财税贡献，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贡献在增强。培育江苏的创客文化，不仅支持科技创业，还要大力支持草根创业。江苏在促进科技创业、海外人才创业等方面在全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下一个阶段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增强本土企业、本土人才等“草根”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创业者没有天然的高低之分，马云、马化腾创业之初也不是显赫的“高端人才”。通过倡导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的创业创新热情、智慧和力量，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江苏精神，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公平准入，创造机会均等，鼓励和支持广大有理想、有追求的城乡居民自主创业创新，力争在江苏成长出一批马云、马化腾式的创业人才。
第三，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需要从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两个方面精准发力。平衡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在转型升级中实现较快增长，已经成为现阶段各级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这一情况下需要强调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我们不仅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结构性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周期性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经济周期性问题。
短期政策针对的是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主要是省级层面的政策工具落实中央的稳增长部署，比如在财政政策上改革创新机制，加快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将“死钱”变“活”、“零钱”化“整”，激发存量资金的源头活水。坚决改变资金使用“碎片化”、提高使用效益，是用足用活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举措。对政府集中的社保、医保、养老、住房公积金等，都可以通过创新举措，加快流入实体经济。
长期政策需要针对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行为和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一时之“稳”，培育新的增长点、优化企业环境、增强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才是长久之稳。搞活微观的改革指向，在于完善平等竞争制度，形成有利于“市场决定”的大环境。要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新常态下，国家出台了很多优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政策举措，比如改革企业登记制度，放宽对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加快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继续推进中小企业税费制度改革；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大力发展多层次融资服务体系，强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关键还需要市场公平性的进一步改善，市场公平属于执法环节，只有做到公正执法、不偏不倚才能树立法治权威，才能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第四，重点抓好释放改革红利的若干经济改革，是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的动力之源。自江苏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部署以来，江苏在经济体制改革、民生幸福工程、依法治国等各个方面出台了重大举措，调整优化了“八项工程”的指标监测体系，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简政放权措施。对于江苏来说，实现“经济强”的目标需要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对应的改革：
一是行政体制改革。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用正面清单限制政府，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如制定出政府行政审批目录清单、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投资审批负面清单、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等。同时，还需要建立科学的监管网络和机制，适应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强政府服务，实现由“强发展型政府”向“强服务型政府”过渡。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政府规制是政府权力的延伸，江苏国有企业改革要紧紧围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以一企一策的办法抓好落地见效。具体改革的方向包括：按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鼓励通过并购重组、债转股、技改、淘汰过剩落后产能等措施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企业组织结构；通过资本证券化实现股权多元化，创造条件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切实转换经营机制。
三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展结构调整、构建基于内需的开放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目标任务的重要抓手。对于江苏来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诸多重点任务：（1）积极开展国家级城镇化试点，鼓励入选试点地区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探索更加高效、行政成本更低的设市模式，如“镇改市”。（2）优化城镇布局形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在城镇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面加强合作共赢。（3）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住房保障和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努力改善人居环境。
第五，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江苏经济工作的主旋律。民生是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适应新常态，就要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旋律，围绕民生扩大消费，围绕民生扩大投资，围绕民生发展产业，围绕民生推进城镇化。在我国，民生投入的统计除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外，还包括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等方面，后一部分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世界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统计中，类似交通运输、农业、能源乃至邮政等开支，是明确列在“经济事务开支”这个栏目下的。这些国家的福利型开支，主要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按此标准，我国的这一比例只有30%左右，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60%。
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公共财政的着力点也会有差异。但并不妨碍江苏在“十三五”期间加强民生建设的同时，明确提出增进城乡居民福利，将大幅度提升“福利型支出”水平作为公共财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三五”期间江苏加大对消费型公共品的投入，包括保障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可以增强对城乡人民的保障水平，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同时，既可以直接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也可以增强民众的消费信心，提高消费水平，有利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战略。
第六，防风险的关键是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饱和地区的政府债务性风险。房地产市场不仅是举国关注的民生问题，也因为其涉及的经济因素广泛，成为凝聚政府债务、企业债务以及各类金融风险的交会点。一方面，大量企业贷款是用土地抵押的，住户贷款是以房地产抵押的，地产需求直接带动了负债的扩张；另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若房地产价格快速下跌，则将引起预期逆转，引发债务和金融危机。和全国很多地方相似，江苏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分化，不少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销售已经显出颓势，预计在政策放松后会有所回暖，但也难回到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值得重视。短期内，江苏应当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价格为主，为在中长期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赢得时间和空间。应当在南京等中心城市大力发展“大城市—卫星城”这一城市群格局，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地铁、轻轨、高架、快速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打通城区与郊区（郊县）的明确界限。让城区人口更多地在城市外围居住，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交通、环境压力；同时，城市外围在主干交通覆盖的条件下，充分接受城市中心的经济和商业辐射，从而提升土地和房地产价值。
解决债务风险，需要平衡好省级和市县之间的发展关系。过去各地一直采用“公共财政保民生，土地出让谋建设”的发展模式，现在市、县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已经不足以支撑城市建设投资，大多数市、县的政府负债率相当高，这潜藏着巨大的债务危机。因此，重新平衡省级与市县之间的发展关系成为防范债务风险的重要思路。在政府投资方面，应逐步进行“省级加杠杆，市县减杠杆”，保障江苏投资的有效规模。在中央财税改革总体框架下，加快对省内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进行调整，通过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将省市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顺，鼓励各地区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土地、环保、交通等领域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管理方式。一方面，减少行政审批，严格控制编制规模，将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省级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减少县级承担事权的范围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