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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体制循着市场化方向进行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现在，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这个新步伐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新定位，预示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迎来重大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由于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化改革作为方向，因此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我国改革初期曾经实行“双轨制”，其基本思路就是：政府计划配置一部分要素，调节一部分生产和流通；市场配置一部分要素，调节一部分生产和流通。当时的争论只是谁为主的问题。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判断，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判断一直沿用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认，以及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意味着结束了过去实行的资源配置的“双轨制”，相应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市场化，大多数资源进入市场配置的系统；经济主体自由化，不仅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增长，公有制企业也能做到自主经营；金融体系市场化，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各类资本市场也同时形成；宏观调控市场化，国家的直接宏观调控对象由企业转向市场。早在2008年公布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就依据我国当时的经济市场化进展的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与测度，测度的结果是：2006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指数达到77.7%。
在此之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又有了新的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我国完全有条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更进一步，这就是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更大范围、更深的层次上发挥市场的作用。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有客观必要性。经济发展进入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资源供给无法承载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只能是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要发展。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市场机制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马克思对此的说明是：社会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有效分配的标准是每个部门耗费的劳动时间总量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现依赖于价值规律的充分作用，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
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说明是福利经济学的定律，即每一个竞争性经济都具有帕累托效率，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市场按效率原则竞争性地配置资源，能促使资源流向效率高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我国经济已经过了依靠资源投入阶段，资源和环境供给不可持续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确确实实到了向效率要资源的阶段，因此，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就显得更为迫切。
在我国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早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表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继续表述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见，整整20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定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市场经济作用的认识相关。随着实践的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产生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问题越来越显现出来。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功能仍然过于强大，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而疏于市场监管和社会服务。这意味着政府行为既存在“越位”，又存在“缺位”，导致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效率。
其次，我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一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各个地方的市场化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存在程度不同的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明显，企业在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充分，制约了市场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
再次，政府调控市场并不有效。国家调控市场的本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能够贯彻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二是贯彻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目标。而实际效果呢？一方面市场难以贯彻公平目标，收入差距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依然屡屡失控。再加上国家调控市场所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有限理性缺陷，反而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受到各种干扰而达不到效率目标。我国前几年为了控制房价政府不断调控房地产市场，但取得的效果总是相反的，就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这种政府失灵，与其达不到宏观调控市场目标，不如放开市场作用。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政府直接调节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改观，但由于体制的惯性，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某些地方的长官意志仍然盛行，资源错配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如以下案例：
2007年，喀左县领导去了一趟法国的波尔多考察，那里种植着大量的能够酿造高级葡萄酒的赤霞珠。县领导发现，喀左的纬度和世界酒葡萄产地的纬度差不多，于是认为他们那里是酒葡萄的黄金地带。因而就把种植赤霞珠酒葡萄作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重头戏。酒葡萄的品种定为能酿造高级葡萄酒的赤霞珠。种植面积达到全县22个村镇。计划到2013年喀左县种植面积达到6万亩，年产酒葡萄达12万吨。喀左当时喊出的口号是“三年再造喀左、四年内产值达到40亿”。就连生产酒瓶子、酒包装、回收酒废料的厂家都计划好了。
喀左县在没有论证过的情况下就全县大面积种植赤霞珠，而且还因此对外招商引资，结果投资人血本无归。由于这么一个拍脑门的决策，全县22个村镇的农民那几年也是白忙一场。赤霞珠从法国到了喀左为什么长不出来？法国的经验怎么照搬过来就不灵了呢？原来人家那是海洋气候，最低气温零下5度，地下冻不了。而喀左冬季的平均温度在零下十四度左右，最冷能达到零下三十度。
农民最初是不愿意种酒葡萄的，因为他们地里原本都好好地种着玉米。但是他们为了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不得不拔掉原来的玉米改种酒葡萄。因为不种酒葡萄，这地就没有了。于是农民们种起了从不认识的酒葡萄，结果因为没收成，赔了本。这一拍脑门的决策，让投资商和农民血本无归。2012年，在声势浩大中开始的酒葡萄计划，在无声无息中下了马。农民投入了却没有收入，而且浪费了劳动力。
赤霞珠在喀左县水土不服，这并不奇怪。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早就懂得这个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常识。常识为什么还会犯错？说到底还是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老问题在作祟，只想政绩、不讲规律。
资料来源：中央电视台2015年1月12日焦点访谈。
以上问题归结为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失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同过去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的区别，可以从政府与市场的调控关系中得到区分。
首先，原来的定义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这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市场在这里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而现在提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不再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市场不再是在政府调节下发挥调节作用，而是自主地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原来政府调控市场的初衷，是通过国家调控市场来实现宏观和政府目标，在国家的调控下市场实际上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在政府不再调控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时，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政府要调控宏观经济，只是调控市场运行的结果即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在这里，政府是在没有干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对其产生的宏观结果进行调控。
第三，在原来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定义中，政府需要预先调控市场，并时时调控市场。而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只要宏观经济处于合理区间，宏观调控不需要时时刻刻地进行。这就给市场作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然不排斥在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即通货膨胀率的下限，或合理区间的下限即失业率的上限时进行定向的微调节。
市场对资源配置由起基础性作用转向起决定性作用，涉及到系统的经济体制转换，因此不只是理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