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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复杂的人类活动，只要必须用精湛的技巧去完成，都要求有合适的智力天分和禀赋。如果这种天赋出类拔萃、成绩斐然，拥有它的人就可以称为“天才”。
我们知道这个词有多层意思，在程度和种类上都不尽相同；我们也知道有些意思让人难以界定真正的天才是什么。但因为我们无需达到哲学或语法上的精确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词的一般意思，也就是“天才”指在某个行业上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倾向。
让我们探讨一下这种天赋、这种卓越的智力倾向，详细地阐明一下，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可是，我们不能限制在对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天资最高级的天才概念进行探讨，因为天才的要领没有可以衡量的界线。我们必须做的是研究那些能共同对军事活动发挥作用的智力天分和禀赋。这些天赋集中起来看，就构成了军事天才的精华。我们说集中起来，因为军事天才的精华恰恰不只是某一种合适的天赋——比如勇气，而其他智力特征或禀赋要么没有，要么不适合用于战争。天才是各种元素的和谐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禀赋和特长会显得突出一些，但都与其他元素不相矛盾。
如果每一个士兵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军事天才，我们的军队就会出现严重的兵源不足。因为军事天才指的是某种特殊智力和精神倾向，当社会需要将其才能用到其他各种领域时，这种天才就可能很少出现在军队里。一个国家的活动范围越小，一个国家越军事化，这种军事天才的出现率就越高。然而，这只是就分布状况而言，不是就质量而言。后者取决于一个特定国家的普遍智力发展状况。在任何原始、好战的种族，勇士精神比文明民族中要普及得多。几乎每个战士都拥有这种精神。但在文明社会里，只有形势危急时才会激起全民的勇士精神，因为文明人缺乏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但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野蛮人可以充当真正伟大的指挥官，很难找到一个野蛮人可以称作军事天才，因为这需要原始人培养不出来的高级智能。文明社会或多或少也能拥有一种勇士性格，如果他们刻意培养这种性格，他们的军队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精神。拥有多少军事天才与文明程度有多高又是成正比的。正如罗马人和法国人所展示的那样，越发达的社会就产出越有才华的军人。从罗马人、法国人和任何在战争中遐迩闻名的民族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不达到高度文明程度，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智能在较高形式的军事天才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现在让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战争是危险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的第一要素。
勇气分两种：面临个人安危时的勇气和承担职责时的勇气，这种责任感不是来自外部压力，就是来自于自己的良心。这里只探讨第一种勇气。
面临个人安危时的勇气也分两种。一种是对危险无动于衷，这是缘于个人本性如此，或置生死于度外，或出于习惯。不管怎么说，这应该可看作一种长期状态。另外，勇气可来自于雄心、爱国主义精神、各种热情等正面积极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的勇气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而不是常态。
这两种勇气以不同方式起着作用。第一种已成为第二天性，更可靠一些，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造成的效果更好。第一种更可靠，第二种更让人勇往直前；第一种可以让人头脑冷静，第二种则更能鼓舞人心，但也会导致轻率盲目。至臻勇气是两种类型的结合。
战争是消耗物质和体力、制造痛苦的领域，除非我们视死如归，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遭到毁灭。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天生拥有，还是从后天训练中得来，我们都必须具备身体和精神上的力量。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些素质，哪怕只是靠常理来指导这些素质，我们也算是为战争准备到位了。这些素质通常正是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所拥有的。
如果研究一下战争对参与者的要求，我们就等于来到智能一统天下的领域。战争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往往四分之三都隐藏在带有或多或少不确定性的浓雾中。这里需要的是敏锐的判断力，娴熟的、能嗅出真相的智能。
普通智力偶尔可能识得真相，卓尔不群的勇气也有可能弥补过失，但平庸的战绩往往会暴露出智力不足。
战争是运气的领域。人类其他活动领域都不及战争领域这么依赖运气，其他领域都不可能遭到运气这个入侵者如此不依不饶、反复无常的骚扰。运气使一切变得变幻莫测，干预一切事务的进程。
由于一切情况和推测都无法确定，又有运气在到处作祟，指挥官不停地发现事情难以预料，这必然会影响他的计划或至少影响到支持那些计划的设想。如果影响力大到足以让他改动计划，他通常应该作出新的计划，但这些新的计划不能立刻得到必要的情报支持。在作战过程中，通常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没有时间重估局势，甚至来不及仔细思考。当然，新情报和对局势的重新评估通常不足以让我们放弃既定的打算，只是让我们产生疑虑。我们现在了解得更多，但更难以定夺，而不是下定决心。新消息不会一古脑地马上传过来，它们往往点点滴滴地汇聚过来，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决定，所以说，我们的头脑必须始终全副武装，才能用来去处理这些新消息。
我们的头脑在这前途未卜的无情挣扎中要想不受伤害，就得具备两种不可缺少的品质：一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拥有一种智力，能够运用内在的微光照亮通往真理的道路；二是拥有勇气义无反顾地顺着这缕微光走下去。第一种品质就是法语中的c o u pd’o e i l（慧眼），第二种就是果敢。
战争中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就是战斗。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时间和空间，这在用骑兵进攻的时代尤为重要。骑兵战要求速战速决，这首先就得对时间和空间有正确的评估，因而得到了一个只与目测力有关的名称。许多战争理论学家在使用这个名称时都采用它的狭义。但很快军事行动中的任何正确决定都用这个词来表达，比如识别出正确的攻击点，等等。于是，慧眼不仅仅指目测，而是普遍用来指洞察力。该词和它的内在涵义一样，多用于战术领域，但在战略领域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因为在战略上也常常需要当机立断。剥去比喻的意义和加诸于这个词的狭义，这个概念指的是迅速识别真理，那是一般智力做不到的，或只有通过长期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做到的。
当机立断如果成为性格特征，成为一种精神习性，是有勇气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指的不是身体上的胆量，而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在精神危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勇气。这常被称为精神勇气，因为这是来源于心智的勇气。然而，这不是智力行为，而是性情使然。智力本身并不等于勇气，我们常看到大多数聪明人都优柔寡断，因为在突发事件中，一个人往往受到感情而不是思想的控制，智力需要唤起临危不惧、在行动中坚持不懈的勇气。
从这方面看，当机立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够强时能限制疑虑带来的痛苦和犹豫带来的危险。当然，按照较通俗的说法，当机立断也是一种敢于冒险、争强好胜、敢作敢为或鲁莽冒失的习性。但当一个人有充足的采取行动的理由——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的还是错误的，他就不能被称为“果断”，这等于是站在他的位置，用他从未感受到的疑虑来称重。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是力量强弱的问题。我不会迂腐到就通常用法方面稍有不当而争论不休，说这些话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预防误解。
消除疑虑的当机立断是一种只能依靠智力激活的品质，而且要靠一种特殊的智力。当机立断所要求的素质比高级洞察力与恰当情感相结合要高得多。有些人会有处理疑难问题的敏锐头脑，有承担重大责任的勇气，但当面临困境时，他们仍感到无法做出决定。他们的勇气和智力各自为政，而不是融为一体，因此就无法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只能产生于心智活动，心智告知人们需要冒险精神，从而指挥他们的意志。这种特殊的智力排斥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压制所有其他的恐惧，成为使强者能够当机立断的力量。因此，智力平庸的人不可能拥有如我们所言的当机立断，他们也许能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但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了，那只是不假思索的行为，一个不假思索的人当然不会受怀疑的折磨。这种类型的行为时而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正如我上述所言，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昭示军事天才的存在。有些读者对那些当机立断而不惯于深思的骑兵军官有些了解，肯定会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但他们应该记住我们谈的是特殊智能，而不是出色的冥想能力。
总之，我们相信当机立断来自于特殊智力形式，来自于强者，而不是聪明出众的人。我们有更多的事例来证明这种解释。比如许多低级军官有非凡果断能力，但随着身份级别上升，他们就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他们知道要当断则断，但同时也意识到错误决定带来的风险，因为他们不熟悉此时此刻所面临的问题，头脑就丧失了原来的敏锐性。他们以前越习惯于快速行动现在就越畏缩不前，因为他们意识到令人陷入犹疑泥沼的那些危险。
讨论过慧眼和当机立断之后，我们很自然要谈到相关话题：机智。机智在战争这个风云突变的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欣赏机智，它可以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机敏应答，也可以是一种面对危险时的快速反应能力。两者都不一定非要出类拔萃不可，只要能够恰当地应付局面就行。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再作出反应稀松平常得很，但作为快速反应却能给人带来欣喜。“机智”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智力提供的快速而及时雨似的帮助。
这种杰出的品质是缘于特殊智力倾向，还是缘于处事不惊的稳定情绪，要取决于事件的性质，但两者缺一不可。机敏应答显示智慧，在突发危险面前随机应变则需要稳定的情绪。
战争气候由四个要素组成：危险、巨大消耗、不确定性和机遇。如果对它们进行通盘考虑，显然，要想在困难重重中取得安全而成功的进展，我们需要高级智力和坚韧的性格。记者和战争历史学家依情形不同而使用干劲、坚定、坚强、情绪稳定、性格力量这些措辞，这些都是英雄本色的产物，几乎都能归于一种相同的力量——意志力，适应情势而变化。不过，它们虽然密切相关，但也不尽相同，有必要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精神力量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要记住这点才能思路清晰：给军人带来精神压力的重担、负担、阻力——不管你怎么称呼，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直接来自于敌人的活动、抵抗或军事行动。敌方活动的压力首先涉及到军人的个人安危问题，而不影响到他作为指挥官的能力。比如敌人抵抗了四小时之久，而不是两小时，指挥官所面临危险的时间就变成两倍长，但军阶越高，这个因素就越小。到了总指挥官那里，它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
敌人的抵抗直接影响指挥官的第二种方式，是顽强的抵抗造成的损失和这种损失对他的责任感产生的影响。深深的焦虑感冲击着并考验着他的意志力。然而，我们相信这决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大的负担，因为他只要能把握住自己就行。问题是，来自敌人行动的其他冲击力都落在他的部下身上，会通过他们重新作用到他身上。
一个军事单位只要带着高涨的士气和热忱快乐地作战，就无需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一旦出现困难局面（这是危机时刻必然出现的），事情就不可能像上了润滑油的机器那么顺利运行。机器本身开始推三阻四，指挥官需要巨大的意志力来克服这种阻力。机器的阻力不一定就是不服从命令和争吵，尽管这在军人当中是常事。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枯竭、死伤一片的痛心惨状，这些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阻力。指挥官首先必须自己能经受得住，然后还要支撑那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希望、恐惧直接或间接地托付给指挥官的部下。当每个人的力量衰竭，不再服从本人的意志时，就得靠指挥官一人的意志撑住整个逐渐形成的颓势。他要用自己的激情在其他人心中点燃信念之火，他要用自己心中之火复苏他人的希望。只有做到这种地步才能牢牢控制他的部队，继续指挥作战。一旦失去这种控制，一旦他自己的勇气不再能复苏他人的勇气，他的部下就会把他拖进逃避危险、不知羞耻的残暴世界。指挥官如果想取得凯旋般的胜利，他的勇气和意志力就必须克服这些来自战斗的压力。这些压力随着他指挥的人数增加而变大，所以，他的级别越高，就需要越大的意志力来承受不断增长的重负。
干劲的大小随着动机的强弱而变化，不管这动机是来自理智的信念，还是来自于感情的冲动。然而没有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是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的。
我们得承认，在激发人们去作战的所有激情中，没有一种激情比为荣誉而战更强大、更持久。在德语中，为荣誉而战很不公正地与两个低级趣味的词联系在一起——“贪功”（Ehrgeiz）和“贪图名誉”（Ru-hmsucht），因而玷污了为荣誉而战的高尚性。这种高尚情操的妄用对人类犯下过滔天罪行。但追溯其根源，这种情操可列为人性中最高贵的品质之一。在战争中，如果军队死气沉沉，这种情操就像最重要的生命气息一样可以去激起军队的活力。其他情操也许更普遍、更被人敬重——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复仇精神、各种热情，但它们无法替代对名誉和荣誉的渴求。它们也许能激起军队行动起来，但不能赋予指挥官想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好的雄心。而他想要赫赫有名，就必须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它们也不能像雄心那样，让指挥官对战斗的每个细节都怀有私人的、几乎是专有式的兴趣，而只有这种兴趣能让他抓住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努力耕耘，小心播种，以期丰收。主要就是各级指挥官的这种拼搏精神，这种创意精神、干劲、竞争热情赋予了军队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走向胜利。就总指挥官而言，我们可以问问，历史上有没有过缺乏雄心的伟大将军，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想象。
坚强指的是意志对一次猛烈打击的抵抗，顽强则是指对持续打击的抵抗。
虽然两个词的意思看似相近，常常可以互换使用，但两个词存在着重大意义上的不同，这是无庸置疑的。在一次猛烈打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能来自于强烈的情感，但智慧延长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军事行动持续时间愈长，抵抗就愈从容不迫，这就是顽强的力量源泉之一。
我们现在回到精神力量或性格力量，先问问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显然，这些词不代表情绪大发作或激烈急躁的性情，这些解释扭曲了词意。我们指的是在高度紧张和感情强烈的时刻保持冷静。难道只有智力能培养出这种能力?我们怀疑。当然，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虽然有事实表明某些具有杰出智力的人的确会丧失自控力。我们认为强有力的智力胜于丰富多样的智力。但最接近事实的还是这样一种说法——自控力，也就是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的能力，是根植于性情之中。自控力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用来在强者心里保持激情不出现偏差，但又不毁灭这些激情，只有这种稳定状态才能保证智力的控制地位。我们所说的保持稳定的砝码只是人的尊严感，最高尚的自豪感和最深层的需要：一如既往地采取理性行动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强者是那种不会被激烈情感所撼动的人。
如果想想人在情感反应上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就会先找出一批不轻易动情的人，通常被称为“感情冷淡”或“感情迟钝”的人。
第二批人非常的活跃，但不过分冲动，我们知道这种人敏感而冷静。
第三批人的激情很容易点燃，兴奋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就像火药似的。最后一批人不会对小事做出反应，只会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被感动，但这种人的感情深厚强大、经久不衰。虽然强烈深厚，但含而不露。
这些气质情感的不同可能与人体内起作用的生理力量有关，并且来源于神经系统这个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个系统的一面是生理的，另一面是心理的。我们的科学知识少得可怜，我们没有义务去到那个晦涩难解的领域探幽窥秘，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些心理特征不同的人影响军事活动的方式，找出在他们当中探索强悍性格的途径。
感情冷漠迟钝的人不会轻易失态，但完全没有热情也不能称为坚强。不能否认，这种人的沉着冷静让他们在战争中占有小小的一席之地。他们动机不强，缺乏主动性，因此也不特别活跃，但他们很少犯严重错误。
第二批人的突出特点是，小事能突然把他们发动起来，在大事面前他们却不知所措。这类人很乐意帮助遭遇困难的个人，但整个民族的不幸只会使他们悲伤痛苦，不会激发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在战争中这类人不缺乏干劲或稳定性，但他们如果没有能提供所需刺激的强大智力，就不可能取得重大成就。不过，这类气质很少能与强大独立的智力相结合。
容易激动的情感通常在现实生活中无多大用处，在战争中更无价值。这种人的冲动很强烈，但持续时间短。如果这种人的干劲能与勇气和雄心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做低级指挥官倒是十分有用，这只是因为低级军官指挥的行动持续时间不长。经常一个勇敢的决定、一场激情的爆发就够了。一次勇猛冲锋只需几分钟时间，而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则需要一天时间，一次战役可能持续一整年。
变化无常的感情使他们更难保持稳定性，他们常常仓皇失措，在战场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不过，说容易激动的人不是强者，在高度紧张中难以保持情绪稳定，也不尽然。既然这类人通常具有较高贵的品质，他们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自己的自尊心呢?事实上他们常有自尊心，只是没有时间发挥其作用而已。危机一结束，他们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不过，要是训练、自觉、经历迟早会教会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收发自如，这样的话，在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镇静就会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因此，他们也能发挥出强大的性格力量。
最后，我们来谈谈情感强烈但不轻易受感动的人——这种人相比于前面那种人，就像灼热相比于一蓬火花。这类人能唤起巨大的力量，用来解除战争中阻碍行动的巨大负担。他们的情感像大部队一样移动——缓慢而势不可挡。
这批人不常像前批人那样被情感所困扰。但经验显示他们也有可能感情失衡，被盲目的激情所操纵。往往是在他们对自控力缺乏高尚自豪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在自控力不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我们大多在原始社会的伟人身上能发现这种情况，因为在原始社会里智力训练的缺乏，只能靠激情来弥补。然而，甚至在受教育的人当中，在文明社会里，人们也常被激情拖来拽去，就像在中世纪，偷猎者被拴在牡鹿身上，任由牡鹿把他们拖进森林。
我们再重复一遍：性格力量（坚强）不只在于有强烈的感情，而在于从强烈的感情中取得平衡。即使在狂暴的情感中，判断能力和纪律仍应该像船上的罗盘那样发挥作用，无论惊涛骇浪，仍在记录着最细小的变化。
如果一个人坚持他的信念，不管这信念来自于他自己还是来自于他人的观点，不管这些信念代表的是原则、态度、顿悟或任何其他精神力量，我们说这个人有性格力量，或就是有性格。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停地改变主意，是看不出有这种坚定性的。这主意不定的表现不一定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可能是他本人智力活动的结果，但这也暗示了一种特别不自信的智力。显然，一个不断改变主意的人，即使这些变化来自于他思考的结果，这个人也不能称为“有性格”的人。这种称呼只适用于观点稳定不变的人。而稳定可能是因为这些观点已经过深思熟虑，条理清楚，无需再作修改；或像惰于思考的人，没有思考的习惯，因此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最后，因为一个十分肯定的决定是建立在思考得来的基本原则之上，对观点的改变相对具有免疫功能。
纷至沓来的生动印象、情报和观点带来的疑虑，使得人类活动中没有哪一种像战争那样剥夺了人的自信心和对他人的信心，让人偏离既定的行动方针。
在可怕的痛苦和危险面前，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在这个精神迷雾中，很难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见解，改变主意成为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事。行动只能凭本能，一种对真理的感觉。因此，战争中的意见分歧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尖锐，新观点不停地猛烈冲击一个人的信念。任何镇静的态度都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新的印象太过强烈、太过生动，不断困扰人的情感和理智。
只有那些产生于深刻明察的普遍原则和态度可以综合指导行动。有关具体问题的见解只有扎根于这些原则和态度中才行。困难在于如何在事件和新观点的漩涡中坚守这些思想的产物。常常在基本原则和实际事务中存有很大的距离，难以靠一系列的逻辑推论来跨越。于是，我们需要适度的自信心，某种程度的怀疑也是有益无害的。往往需要一个必要的原则，它不是直接思维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支配思维过程的。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产生怀疑的情形中坚守自己最初的看法，决不轻言改变，除非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人们放弃它。对于经历过考验的原则，必须对其压倒一切的真实性怀有强烈的信念，而对于生动鲜明的瞬间印象，我们不应忘记它们所包含的真理只是过眼烟云的东西。在充满疑虑的关头，优先考虑我们的早期信念，坚守这些信念，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可称为性格坚强的稳定性和一贯性。
显然，性格坚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稳定的性情，大多数具有情感力量和情感稳定的人因而也是性格坚强的人。
性格坚强容易蜕变成顽固。在具体情况里，这条界线很难划分，但在理论中当然很容易界定。
顽固不是智力缺陷，它来自于不愿承认自己错了。把顽固归结于智力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智力是判断力的基础。顽固是性情方面的缺陷。顽固和对相反意见的不宽容来自于一种特殊的自负，这种自负把自动生成的智力所带来的愉悦提到高于一切的地步，并要求其他人对其表示敬意。这也可以叫做虚荣，不比虚荣好多少，虚荣只满足于面子上的风光，顽固则要求实际的认可。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一个人在反对其他观点时不是从更高级的洞察力或从更高原则的角度去反对，而是本能地反对，那么，性格坚强就会蜕变成顽固。不得不承认这个定义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能帮助我们避免把顽固解释为坚强性格的更极端形式。顽固和性格坚强有根本区别，它们密切相关，但一个决不是另一个的更高级形式。我们甚至可能发现极其顽固的人愚钝笨拙，性格中已没有多少坚强成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了指挥官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一些属性，都与智力和性情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品质有关。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对一个军事活动的特点进行研究——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它与性情无关，只与智力有关。我指的是战争与地形地势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长期的因素——我们完全不能设想一支正规军不是在一定的空间里作战。其次，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它影响所有部队的作战，有时还完全改变它们的作战。再者，从最细微的地貌特征都能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但它也能支配广阔的范围。
战争与地形之间的关系就以这些方式决定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想想其他与土地有关的行业——比如园艺业、农业、建筑业、水利工程、矿业、狩猎或林业，这些行业活动都在受限制的空间里进行，人们很快就能掌握有关该空间的必要知识。但指挥官得听从他的伙伴也就是空间的安排，对这块地方他根本无法面面俱到地侦察，因为部队会不断移动和变化，他也无法真正了解熟悉。当然，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虽然双方都被困难弄得碍手碍脚，但困难不会因为双方都有而减少。有足够才华和经验克服这些困难的人占有真正优势。再说，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困难对双方来说才都是一样的，在特殊情况下，防御者往往比对手更了解地形地势。
这个问题是独一无二的，需要一种特殊天赋才能掌握它，用方向感为之命名太狭隘了，这应该是一种快速准确掌握任何地区的地形，并使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出入的能力。这显然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行为。一部分事物由肉眼看见，一部分则由智力察觉，这中间的距离由建立在学识和经验上的猜测来填补，因而能透过肉眼看见的片断来勾勒出整体。但如果要把整体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像一幅画、一张地图那样纤毫毕现地刻在脑子里，要做到这点只能是拥有我们称为想象力的智力天赋才行。诗人或画家发现他们的缪斯还掌管着军事活动一定会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说年轻的猎场看守人需要非同寻常的想象力才能胜任这份工作，真是太奇怪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愿意承认这只是把该概念用于狭隘的范围，用于低级的工作。但不管关系有多远，他的技能仍然来自于这个自然生成的天赋，因为没有想象力的话，很难把细节构建成一幅清晰而融会贯通的画面。我们也承认好记性对人帮助很大。但记忆力究竟是单独的智力天赋，还是想象力使得记忆中的画面更清晰?这个问题无从回答，尤其因为很难想象记忆力和想象力会各自为政、互不相干。
不可否认的是，实战经验和受过训练的头脑能产生这种禀赋。卢森堡元帅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写道，在他的军事生涯的初期，他对自己的方向感没有信心，如果要他骑马走一段距离去取口令，他肯定会迷路。
这种能力的运用范围自然随着位高权重而增加。四处巡逻的轻骑兵或侦察部队应该在大路小径中轻易找到方向。他们只需要一些地标和适度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即可。但一位总司令就必须对一个省或整个国家的布局有通盘认识，道路网、河流、山脉在他的脑海里能够生动地呈现出来，他始终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认识。当然，他可以从各种报告、地图、书、公文中获取综合情报，细节可以由手下的参谋来提供，然而，如果他的方向感快捷准确，他的部署就更迅速，而且更有保障，他不至于心中无数，也可以少依赖他人。
我们把这种能力归因于想象力，不过，这位轻浮的缪斯女神能为战争做的贡献也就这么一项，在大多数军事事务中，这位女神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至此我们相信，对于人性在战争中所需要依靠的智力和精神力量，我们已经一一阐明。智力不可或缺的贡献已经是一目了然。难怪，战争虽然看上去不复杂，但除非由智力超群的人发起，不然是无法取得非凡成果的。
一旦采纳上述说法，我们就无需把包抄敌人阵地（一个采取过无数次的简单步骤）看成是高智商的表现，那些数不胜数的、类似的军事行动也跟高智力的运用扯不上关系。
的确，我们一般认为一名能干而简单的军人与善于思考的学者、与博学多才或善于发明的高智力人士正好相反。这种对照不无现实性，但单凭勇气是造就不出能干的军人的，一位合格的战斗人员也需要有头脑，会动脑筋。我们又一次必须强调，军官随着级别提高，取得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位置之后，他的干劲就会衰退，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例子了。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我们所考虑的是那种让人声名远扬的卓越努力。在每一个指挥层次都有其智力衡量标准，都有各自争取名誉和荣誉的先决条件。
总指挥官——指挥全军或整个战区的司令与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原因很简单：比司令低的级别不得不接受更严密的控制和监督，因此能够独立思考的余地要小得多。人们因此认为高智力活动只有上层需要，对其他级别的工作来说，一般智力水平就已足够。一位担子较轻的将军，一位在军队里熬白了头的军官，长期的事务性工作会使他的头脑麻木，人们常常认为他会变得墨守成规。我们钦佩他的勇武，但他简单的头脑叫我们不禁莞尔。我们不打算拥护、提升这种好人，因为这样做不会提高他们的效率，也不会让他们高兴。我们只希望实事求是，让读者知道有勇无谋的战士在战争中是不可能有辉煌成就的。
因为在我们看来，要想取得辉煌成就，甚至较低的领导位置也需要非凡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随着级别提高而提高，如果军队次一等的领导位置也要求由出色的人来担任，我们就必须识得这种能力。这些军官与博学家、精明强干的实业家、政治家相比较，也许显得头脑简单，但我们不该看低他们实用智慧的价值。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有人在一个军阶上树立了自己的名气，得到提升后，把这名气带到了他的新位置上，其实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名不副实的。如果工作负担不重，如果他能做到不暴露自己的无能，很难决定他到底该享受多大的名气。因为有了这种人，人们常常瞧不起那些较低位置上可能成绩斐然的军人。
如果要战果辉煌，每一个级别都需要发挥恰如其分的才华。但历史和后代子孙只把“天才”保留给在最高位置上的人——比如在总指挥官的位置上发挥出色的人，因为在这个位置对智力和精神力量的要求最高。
要想胜利结束一场战争、一次战役，必须对国家政治有着深刻全面的了解。在那个层次上，战略和政治合为一体，总指挥官又同时是政治家。
瑞典的查理十二不被人们视为伟大的天才，因为他有军事天才，却缺乏高远的见解和智慧，无法用他的军事天才做大事。我们也不认为法国的亨利四世有多伟大——他的战争技巧还未来得及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就一命呜呼了。死亡夺去了他能在这个高级领域施展才华的机会；他的高尚情操、慷慨性情有效地平息了内乱，但在这个高级领域里要面对更难扳倒的对手。
总司令需要快速吸收、准确做出判断的大量事务已在第一章提到过。我们认为总指挥官必须也是政治家，但不能失去将军的才干。一方面，他对整个政治局势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准确地知道利用他手头的办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战争中的情形瞬息万变、模糊不清，有大量的因素需要鉴别——大多只能通过盖然性进行评估。负责审时度势的人必须具备在每一处都能感知真相的直觉，不然的话，观点和思想就会陷入混乱，造成致命的判断失误。就这个问题，波拿巴说得恰如其分，总司令面临的许多决定相当于要用牛顿和欧拉
的天赋才能解开的数学题。
这个相当于解数学题的任务在高级智力天赋方面要求一种整体感，一种能上升到了不起的真知灼见的判断力，能够轻易取舍上千个看似不可能的事物。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对此只能望洋兴叹，如果真要去识别的话，那只会耗尽心血、筋疲力尽。然而，如果没有我们描述过的性格和性情，甚至就连最高级的占卜力、最杰出的慧眼也不具备历史价值。
真理本身不足以让人行动起来。从认知到愿意行动、从了解到能力之间要跨上一大步才行。最大的行动动机是人的情感。我们逐步认识到当机立断、坚定不移、坚贞不渝这些品质后面是智力与性情的完美结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而这种结合就是人获取强劲支持的源泉。
自然，如果指挥官的高超智力和坚强性格没有在最后胜利中表现出来，只是其他人相信他有这些素质，这也不大可能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非军事人员对军事事态的发展难以了解透彻，事件看上去都大同小异，单从对事件的叙述中不可能知道面临的困难有多大，又是如何克服的。只是不时地会从将军或其密友的回忆录，或从对历史的仔细研究中找到若干线索，是那千头万绪的图景中的某些片段。大战前冒出的大部分观点和思想冲突不是因涉及到政治利益而被刻意抹去，就是被人们忘记，仿如房子完工后，脚手架就必须拆掉一样。
最后，我们不想冒昧地对高级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就让我们声明人的智力（这个措辞的一般意义）是有差异的。如果要问哪一种智力倾向最有可能具有军事天才的素质，经验和观察会告诉我们，是喜欢探究的智力而不是富有创意的智力；是综合性的方法，而不是专门化的方法；是冷静的头脑，而不是神经质的头脑。我们在战争中往往选择这样的人，把我们的兄弟、孩子、国家的安全和荣誉托付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