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他同时代文化水准不高、书法造诣不深的人们的有趣味书写的激赏，把我们引向对当代非名家书写的关注。在我们的生活中，还能见到类似猛参将的书写吗？在 21 世纪的今天，还有没有类似康有为所礼赞的那种“穷乡儿女造像”类型的书写和刻划呢？回答是肯定的。只要去寻访，我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不时见到类似的字迹。

大概是受了傅山和碑学的影响，以及当代西方艺术史和其他人文学科学者的一些研究（如物品文化 [material culture] 研究）的启发，我从 90 年代初便开始广泛地收集当代书写环境的视觉资料，大凡商店的牌匾、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题词、一般民众有意趣的书写刻划、报刊上的印刷体等等，我都加以关注 （图 3.1 ）。回国在各地旅行时，我常携带着照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并无预定的计划。在我拍摄的书迹中，也有不少出自普通人之手。有时候我拍下马路旁电线杆上一些用软笔写的广告，有时拍下房屋墙上的标语。这些书写虽然技法上相当稚拙（有的简直无技法可言），但常常有着出人意料的趣味。

数年前（ 1998 年或之前），我到北京做研究，曾过访住在报国寺附近的刘涛兄。离开时，他送我上车站，在胡同里见到一张被风吹雨打日晒夜露弄得十分陈旧的居民委员会的告示，颇有意趣，拿出相机就拍。一位过路的大伯见了甚是好奇，驻足观看。待我和刘兄走远，回头一看，那位老伯还站在那旧告示前仔细端详琢磨。大概他在想，为什么一张早已过时的旧告示居然被人拍照，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1998 年夏，我到苏州访问老友华人德。那时，他的宿舍楼前正是一个建筑工地。在工地的一所简易房上，我见到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施工场地，严禁入内”八个大字，颇有意思，当即拍了照。字是用红油漆写的。“严”字是个繁体字的异体，下部由一个“祘”取代了“敢” （图 3.2 ）。这个字笔划最多，但写得并不大。反之，只有两划的“入”字则是所有字中最大的一个。这种无意识造成的结构上简单与繁复的反差对比，相当有趣，又绝无造作之习。牌子上的字，笔划相当的质直。从点划的起笔收笔顿挫来看，书写牌子的人也曾用毛笔写过字。不知怎的，看到这个牌子时，我想起了当代已故名家徐生翁的书法（图 3.3 ），并思考两者的关系。这是个联想，并非谁学了谁，而是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引起我琢磨的兴趣。研究书史的人们，常喜欢在风格上找渊源，这种思路存在一个问题：它没有仔细分析，由临摹产生的风格上的近似性和书写形态上的巧合完全不同。如果说这块牌子上的字和徐生翁的书法还有些风格上的相似处的话，这种相似也不过是巧合而已。徐生翁早已在这块牌子的书写的多少年前就去世了，而书写这块牌子的人也不太可能学过徐生翁的字。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当两件书迹在书写风格上有某些近似处时，早的那件就一定影响了晚的那件。这点对我们考察和推断一些古代名家是否学过非名家的书写很重要，我在下面还要举例进行讨论。

3.2 建筑工地上写着“施工场地，严禁入内”的牌子

3.3 徐生翁对联

2002 年 12 月底，我回上海探亲和观摩《晋唐宋元书画展》。一天，坐汽车到福州路一带笔墨庄买笔墨，在浙江路站下车后，由延安东路向河南路走去，在延安东路立交桥下的路旁，我见到一块三合板，上面写着﹕“公共厕所，在弄堂，走 30 米” （图 3.4 ）。这块牌子上的书写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没带照相机，打算过一两天再来拍照。谁知，接下来的几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返美行期渐近，我开始为能否拍下那块临时性的牌子担心起来。 2003 年 1 月初的一天，天气终于放晴，坐车赶去，见牌子还在，心里放下一段牵挂，立即把牌子摄下。虽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大都市，当时我却想起了前面引过的三百多年前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中关于他访碑的那段描述，格外会心：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

这些年来，我在祖国的大地上四处寻访拍摄各种使用文字的实况，自嘲起来，像是现代的“访碑”活动。不同的是，顾炎武收集的是比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要早得多的古代金石文字，而我收集的则是和我同时代人们的书写。但是，发现的喜悦在这里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当代类似的书写遍地都是，所以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我所认为“有意思”或者“有趣味”的书写。

上海在 80 年代建了很多收费的公共厕所，一般的公共厕所在附近马路旁都有醒目的标志和指示牌，以方便居民和旅客。我所注意的那处厕所大概是新建，指示牌还没装好，管理者不愿因此影响服务和收入，临时写了块牌子告示行人。牌子上的字是用扁刷子写的，写得比较随意，油漆蘸多了，还有往下滴的痕迹（图 3.5 ）。“公共厕所”四字笔划横平竖直，十分厚重。“共”字横划的右端微微向上一挑，倒也颇有些隶书的意味。更有味道的是左边的“在弄堂”三个稍小些的字（图 3.6 ）。“在”字像行书，笔划粘连后更觉浑厚。“弄堂”二字的横划起笔有一停顿，小有油漆凝聚于此，刷子向右端移动时，由于刷中油漆下注的速度跟不上行笔的速度，留下了“飞白”的痕迹。当笔运行至右端，收笔时刷子向上侧提了一下，也造成了隶书或章草收笔达到的那种效果。由于两端都有停笔的动作，增加了书写的节奏感。这些字，很有些用短锋羊毫书写颜体行书的味道，元气淋漓，浑厚苍茫。在弄堂口的墙上，还有“公厕”两个大字，旁有一大箭头外加小字“ 30 米”，向行人指示那里有方便之处（图 3.7 ）。 “公”字仅四划，却比下面八划的“厕”字大一倍还多，真是“疏可走马”，两字构成十分有趣的章法。

在一本讨论书法的书中，谈及“公厕”似乎不是很雅。但是，我所关心的当代日常生活中非名家的书写本来就有很多类似的文字内容。其实，和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见到的、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古代的一些器皿和武器相比，我所讨论的这块牌子要“干净”得多。有多少人知道那些器皿和武器曾沾染过多少人的鲜血，后面又有多少残酷、恐怖、凄凉、心酸的故事呢？血被洗去了，泪被擦干了，“只有疼痛从不提起，被刀镞锈住／疼痛悬挂在很久以前，早已一代代地臣服”。（本书第一章所引杨小滨诗）

3.5 三合板做的公厕指示牌

3.6 “在弄堂”三字局部

3.7 写在墙上的“公厕”二字

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书写中，有时也能见到一些出自训练有素之手的字迹。也就在 2003 年 1 月，我在上海雁荡路散步时，见到一个叫元昌斋的饭馆门前放着一块招徕顾客的牌子，上面用红油漆写着“面”字（图 3.8 ）。字是繁体，用笔也很是流畅，一望便知书写者有相当的书法素养（图 3.9 ）。

在我所见到的众多当代人日常书写中，促使我拿起笔来撰写这本书的，是 2001 年我在重庆见到的一块招牌。那年 6 月，我抵达重庆，准备顺长江而下，游览三峡。在重庆与阔别十多年的老友周永健重逢。短暂的逗留期间，周兄和当时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曹建先生陪我参观了重庆的一些名胜。路过青木关时 ，公路旁一个十分简陋的理发店的招牌《娟娟发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停车拍了照（图 3.10 ）。招牌看来是写在白色的油漆漆过的三合板上（由于当时要赶路，没有仔细核实）。从字迹上来判断，这一招牌并非出自训练有素的书手。不过，和上面提到的“禁止入内”和“公共厕所”的牌子相比，“娟娟发屋”的书写多少带有一些审美创作的意识，因为它明显地受到了美术字的影响，应该就是模仿和毛笔书法比较接近的美术字来书写的（图 3.11 ）。由于书写者技术上还不是很熟练，字迹反少了美术字中程式化的那些东西。板子的长度不够，四个字写成上下两排，书写者斜角布局，以求错落变化之致。“娟娟”二字中，两个“女”字偏旁处理得又很不一样，第一个“娟”字的“女”字偏旁，第一划收笔甚是果断有力，笔划的重心在下部。横划的起笔有逆锋态势，看得出书写者想把它写好的努力。右边“肙”上面的“口”写成一圆圈。第二个“娟”字下面“月”部的横竖钩很有魏碑的意趣，它使我想起清代书法家张裕钊的用笔，其中的两点也写得厚重。“屋”字中“至”的一竖，并没有写在正中，偏左了，由于书写者控笔能力不强，笔划还出现歪曲。但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自然，没有丝毫的造作。这块招牌没有金框，没有署款，没有印章，既简单又土气，但不失质朴的意趣。至于其介于美术字和毛笔书法之间、成熟和不成熟之间的诸种特点，又为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3.8 上海雁荡路元昌斋

3.9 元昌斋前写着“面”行书大字的木板

我无意把娟娟发屋的招牌捧得很高，但它无疑属于我所说的“有趣味的书写”。如果读者您能够欣赏龙门石窟中一些相当潦草粗率的北魏造像记蕴含的趣味的话，那么，我想您应该也可以程度不同地欣赏当代人日常生活中那些有趣味的书写，那些书写也完全可能和我上面列举的娟娟发屋的招牌媲美，甚至更有意思。您如果不欣赏，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希望您能了解，从清初碑学开始萌芽以来，就有人（包括像傅山那样有成就的人）欣赏这样的书写。不管您欣赏与否，我们不应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的土地上，有着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书写，不但普通人自己不把它们当回事，研究书法的人也往往对它们漠不关心，它们在属于自己应该属于的地方，无声无息地在岁月中自生自灭。这是它们的命运！ 2IDxHp7jfEIJ7wjAswASSQATLaajsQSODSfZqyEs8wAigTpYv91ubLXHtn8H3N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