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
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先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消毒库是为返程的空车皮检疫清洗的工程。
之所以到深圳,是因为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公司),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几个工程项目经常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而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通过熟人安排,还去了趟罗湖桥边检口岸。当时罗湖桥头是“禁区的禁区”。过境的铁路客货车在桥头前要再次停下来,接受检查。一队武警战士,每人手持一根端头固定一面小镜子的金属棒,弯腰钻进路轨,借助小镜子检查车皮底盘死角,防止偷渡人员藏匿其间。偷渡客常常在笋岗车皮编组期间,藏身于车轴和底盘间的空隙,企图免检免票穿过罗湖桥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求生计和梦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企图蒙混过关,虽然有的漏网了,但大多数都被截获,甚至有人因列车的晃动掉下来丧了命。
罗湖桥头的那边,就是香港。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被清政府割让了三次。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端被割让;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又将九龙半岛北部及大屿山等岛屿和大鹏湾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止。
河对岸,香港的山影缥缥缈缈。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子席苇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岭南的黑白花纹癍蚊子格外厉害,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还有讨嫌的苍蝇,工棚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会被苍蝇占据,那密密麻麻的情形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晚饭后工友围坐在唯一的19寸电视机前,打发消磨时间。我则一个人躺在蚊帐里看书,不凑那个热闹。偶然围上去,却意外地发现工友们在观看香港台。我听不懂粤语,但那生动的画面,活泼的面孔,刺激感观的广告却让我感到新鲜、诱惑。只是看不了5分钟,就有一位工友起身,将频道调回广东省台,没过两分钟再调回香港台,就这样来回切换着。边境禁区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对工地管理者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看香港电视,而是人员失踪。清晨起来,发现少了一个或两个工友——他们投奔河对岸去了。望着工友空荡荡的铺位,我迷惑极了:为了谋生,为了发财,还是为了能自由收看香港电视台?抛弃工作,抛弃家人(或和家里人合谋),弄不好被遣送回来或搭上生命,值得吗?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壮实的农民汉子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将我载到距笋岗北站6公里、紧邻界河的皇岗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我岳父曾蹲点该村,房东就是载我做客的农民,他叫庄顺福(绰号“牛仔”),皇岗村村长。
我跟“牛仔”走进一座普通的屋子。摆设有些凌乱,灶台上是黑铁锅,用风箱、柴火烧饭,墙上挂着蓑衣。“牛仔”话不多,普通话很生硬,交谈时我常误会他的意思,至于在他家里操持的母亲和下地种田的妻子,我就更感到难以沟通了。晚上吃饭时,两位女性只是哧哧笑着往我碗里夹菜,虽无语言交流,却让我感到客家人的好客、纯朴、善良。
晚饭后,送我回去的路上,“牛仔”的车子骑得很快。还兼任民兵队长的他向我解释,他要赶回来值勤。由于皇岗村紧贴界河,是偷渡客优先选择的偷渡点。他还告诉我,村里的年轻人一大半在香港谋生,并无限制。由于历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划在界河另一侧,村民持有两边承认的“过境耕地证”自由往来。“牛仔”还说,他中学同班的同学,留在深圳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很快到了1979年夏季,深圳西部的蛇口在香港招商局主持下投入大规模开发。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海湾,开山炮惊天动地,推土机滚滚而来。仅仅一年多,一个生机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邓小平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这一点权力却催生出一整套新颖的经营理念和做法,即人们所说的“蛇口模式”。
“蛇口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
今天听起来普通的观念,当时对许多人却是石破天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