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决了存货积压,资金迅速回笼。但是不得不面对赢利能力下降,市场萎缩的现实。公司面临着勉强维持还是裁员、轻装上阵的选择?
我清楚裁员是必需的选择。创建公司的本意之一就是给五湖四海来的年轻人创造一个实现价值的舞台,让员工可以充满激情实现梦想;但残酷的现实却是要把一些年轻人从舞台上轰下去。
公司被迫裁员20%。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裁员不仅使被裁员工感到痛苦,没有被裁的员工同样会受到巨大的伤害,他们怎么可能满怀激情地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努力?
我思忖:公司扩张一定要清醒地控制风险,不要因为决策的失误和为了公司的生存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裁员。
1985年,国家对计划外外汇做了新的规定:冻结企业手中的外汇,国家银行以官价收购,企业银行里留存着同等数量的外汇额度,企业获得允许使用时再用官方的价格买回外汇。在冻结外汇时,展销中心的账户上还有800万美元,官方以1∶2.8买回,批准使用时再按当时的官价赎回。这一严格得近似苛刻的外汇管理,使调汇成本上升,同时隐藏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地下调汇市场异常活跃。
一天晚餐时间。我正在海丰苑大厦一楼的一间理发店理发。
躺在理发椅上,腮帮子涂满了肥皂沫,理发师手握亮闪闪的剃刀,仔细地为我刮着胡须。透过理发师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空隙,我注视着高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同美元汇率贬值18%,从1美元兑2.8元人民币贬值1美元兑3.3元人民币。”
我感觉脖颈上如同被割了一刀!现在赎回800万美元要用1∶3.3汇价,仅此一项直接账面损失就有400万,而去年全年利润也就是500多万啊!
第二天一切照常,如同任何事也没有发生过。
我内心却感到个人前途、公司前途是如此渺茫——任何一个政策变化都可能决定你的生死。公司能不能够发展下去,市场经济能走多远?明年公司应该朝何处去?我想不清楚,更谈不上未来规划。可是,我却没有抱怨情绪,因为你所走的路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渺茫也要走下去……
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公司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展销中心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矛盾。
事情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钢结构、玻璃幕墙,由美国C.R.S设计公司设计。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
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特发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呢?财务告诉孙凯峰总经理,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元额度。
我被召进特发公司孙凯峰总经理办公室。
“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孙总慢条斯理,控制着局面。
“我要是不同意调呢?”我那意思是既不同意上调总部,也不同意无偿划拨800万美元额度。在展销中心困难的时候,将800万美元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再“高升”离开,这公司的气数就尽了。
“你不同意调拨有用吗?”孙总不动声色,“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我的手中,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为期一个月。我没有理会,公司正处在动荡之中:裁人后遗症,推销积压电器,融通外汇指标,银行贷款延期,广州、北京展销会。此时,我怎能离开?
一个月过去了。又接到一个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为期一个月。我勉强去党校报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学典礼。第三天开溜回到展销中心。
我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特发总办的彭国华把我和孙总的冲突形容为“老鼠同老猫的捉迷藏游戏”。
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变故,我找到张西甫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由张西甫任总经理,王石兼副总经理。从行政上,展销中心归属新一代公司。这样,中心与特发总部就隔着特发贸易公司和新一代公司两个层次,有点“山高皇帝远”了。
老鼠与老猫的游戏继续着。
800万美元额度仍属展销中心。但中国银行获得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