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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访问深圳的那一年
1984年1月24日。
我骑着自行车从特发总部出来返东门。途经国贸大厦：警车、警察，还有聚集的人群。这情形引起了我的好奇。人群中晃动着一个高个头的身形……那不是特发的高林副总经理吗？便凑前问：“什么事情啊？”
高林把我招呼到一边，低声说：“小平同志在深圳。市委通知清理现场，准备让中央首长到国贸顶层俯瞰特区全貌。我正在陪公安局的同志检查安全措施。小王，不要对外说啊。”
“噢。”我继续骑上自行车返回东门。
几天后，《深圳特区报》头版报道：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中央首长陪同下首次视察深圳，受到特区建设者的热烈欢迎。视察中，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委领导的汇报，登上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眺望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市容，参观了一家电子厂，访问了渔民村，了解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的确，短短几年里，深圳已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了有40万人的新型中等城市。
特区经济蒸蒸日上，孙凯峰、高林率领的特发集团功不可没。从西部宝安县城进入管理线开始，路边的加油站，蛇口的赤湾码头，进入市区前的香蜜湖度假村，特区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东门老街开发的新华楼、水贝工业区，沿盘山公路绕到沙头角、小梅沙度假村，一路向东直至出二线关口的背山面海陵园都和特发有关系，可谓业务无所不包。
不甘特发之后的市属企业还有深圳贸易进出口集团、深圳进出口贸易服务集团、深圳友谊集团、深圳免税公司、深圳物资总公司。
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应运而生。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筹建，选址在建设路1号，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由陈露任经理，蔡作幸任副经理。陈露女士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与先生一起从韶关移民深圳，外贸业务能力强，性格倔强，筹建还不到一个月，在展厅的装修风格上她就同我争执起来。两人互不相让，争着争着，陈露从经理椅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推门走了。
第二天，张西甫找到我摊开双手，“彻底撂挑子了，怎么办？同陆经理商量了，你当法人代表。”
1984年在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大会上
“我属于省外经委的人，帮忙筹办没有问题，但是兼任经理就涉及到了分成问题。”
“饲料科的利润分成不变，展销中心广东省外经委不用投一分钱，三七成，但亏损也要按比例分担，怎么样？”
“很合理啊，我马上向省里汇报。”
然而省外经委的主管领导另有考虑，认为不能接受承担亏损的风险，并提出终止饲料生意，我尽快返回广州上班的要求。这样，我就面临着要么终止饲料业务返回省里，要么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留在特发公司的选择。
我无意走回头路。
行政关系离开外经委前，外经委同特发合作的饲料业务要有个了断。我提议：算个大概数，按200万元利润分配。陆总前一天爽快地点头，第二天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有人反映，没有年终决算就分配利润，要是利润不实怎么办？”
还要等到年终决算，我有点着急。
可是，没过两天，陆总又在电话里告诉我：“不用审计了，就按你说的200万元利润分配。”
听说是负责往来账的钱会计师做了专题汇报之后，陆总改变了年终决算分配的决定。钱会计师汇报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账目很清楚：王石专项往来账上的盈余不低于300万，年底决算，省外经委应得的绝不止王石说的数。
随着一张85万元（100万，扣去15%所得税）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总算结束了“一仆二主”的尴尬角色，随即走马上任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