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这本书第一次将所有沃辛的故事汇集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沃辛是我科幻创作的“根”。

我最早写出的科幻小说是《修补匠》，当然，那是个早期的版本。我在十九岁那年把稿子投给了《模拟》杂志。当年，《模拟》是唯一名列《作家市场》的科幻杂志，而我这辈子还没看过科幻杂志，所以只知道这一本。将《修补匠》寄到《模拟》杂志的时候，恰逢泰斗级的编辑约翰·W.坎贝尔过世。他的继任者拒绝了我的稿子，但给我回了一封鼓励信。

于是我觉得自己像是走对路了，就接着写“修补匠”系列和几个相关的故事，比如《沃辛农场》《沃辛旅店》，以及一个半途而废的长篇，讲的是沃辛的子孙最初与外界联系时发生的故事。不久以后，住在巴西的里贝朗普雷图时（我在那儿担任后期圣徒运动的传教士），我开始用业余时间写一部小说篇幅的“前传”，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具有心灵感应能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到沃辛星球上生活。在那一时期，我构思出了森卡休眠药，它那无比折磨人却又无法忆起的痛苦；构思出了首星；还构思出了怪异的星际飞船和它的飞行员詹森。当时，不管是对科学还是科幻，我的基础知识都很薄弱。我看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很显然，首星的灵感源于川陀。可我没涉猎过其他科幻小说。结果是，我费了大量功夫做无用功。最后，那部作品没有完成，因为我转而去写剧本了，完成剧本之后，我又创办了犹他谷戏目剧团。

1975年，当剧团陷入财政危机时，我重启了科幻写作。因为《修补匠》，我收到过《模拟》杂志的鼓励信，于是我拿出那部手稿重新阅读。显然，在写完那一稿后的几年里，我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于是决定推翻重写。接着，我又把二稿寄去《模拟》，却再次遭退稿，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一封鼓励信。这一回，继任编辑本·博瓦向我解释了退稿的原因。“《模拟》不刊登幻想作品。”他说，“可要是你有任何科幻作品，我很乐意读一读。”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修补匠》会被看作“幻想”作品。在我看来，故事中的所有情节都科幻色彩十足；我读过一系列泽娜·亨德森的小说，知道有关超能力的故事都该划归科幻领域。但毋庸置疑，《修补匠》有着浓郁的幻想小说色彩：中世纪的手艺，一望无际的森林，以及不明原因的奇事。我的确动过念头要重写詹森·沃辛的故事，这样一来，《修补匠》和所有其他故事都将成为真正的科幻小说。但只是想想而已，我那时没什么耐心，根本写不了长篇。我只写过一个中篇《安德的游戏》（那是我第一部畅销小说），以此当上了小说家。

不久，我再次伏案于沃辛的故事。虽然很想将它们抛到一边，却始终念念不忘：我母亲经常问我要怎么处理我那“蓝眼人”。她早就替我把那些旧手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我的打字技术算不赖，但跟她比还差得远，她每分钟能打120个单词，并且零错误。她是“水之森林”系列的第一个读者。和我一样，她也觉得那些故事蕴含真正的力量；只是，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讲述它们。

当时，我在《旗帜》杂志工作，那是后期圣徒运动（即摩尔门教会）的官方期刊。另外两位编辑杰伊·帕里和莱恩·约翰逊也在写小说。午饭时间，我们会一起去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咖啡馆吃沙拉，喝恶心又廉价的汽水，苦苦思索故事的点子，《安德的游戏》之后的大部分小说都源于那一时期的头脑风暴。就在那阵子，我开始在一些故事中投放“森卡休眠药”这个点子，像《真人秀》《沙盘游戏》《祭婴》。但这些故事没有丝毫科幻色彩，它们的主题是人，讲人如何创造，以及如何毁灭他人。

后来，本·博瓦在为巴洛奈特出版社和埃斯出版社编一部系列书，约我写一个小说收录其中。我立即就想到了詹森·沃辛的故事，于是动笔就写。我把写完的头五十来页拿给杰伊·帕里看，他告诉我说“太长了”。太长？我用五十个页码就讲完了大部分故事，再削减就不是小说，而是个提纲了！接着，我意识到，杰伊真正想告诉我的是，这个故事太像流水账了。我一直埋头于快速铺陈整个故事，每每只触及表面，从未停留足够的时间去深挖任何一个场景，令读者能融入故事中去，并喜欢上故事里的角色。

于是我放慢故事进展的节奏，重新来过，但依然无法将故事的结构塑造得饱满，因为我的写作经验只限于创作短篇。于是，在绝望之下，我重新思考整个故事，将其视为一系列中篇小说，每一篇都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结果挺不错，虽然结构上还有瑕疵。这个故事得名《天贼》，准备出版。事实上，我在与克丽丝汀·埃伦结婚的前夜才完成终稿。婚礼当天早晨，我复印了稿件，把它放到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邮件收发室，然后穿过缅因街下面的隧道，前往教堂去找我的新娘，她在等我。就因为我要把一份手稿送去邮寄，结果竟然在婚礼上迟到了几分钟，惹得她开始怀疑我们的未来。这倒也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本·博瓦提议我把在《模拟》上发表的森卡系列故事辑录在一块儿，加上几个新写的故事，编成一部新书由巴洛奈特出版社出版，于是有了《首星》这本书。老故事中有些很出色，我把它们收录了进来；但还有些既欠创意又枯燥乏味，所以，为你们好，亲爱的读者，我让它们静静地消失了。可是天知道，我创作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是我写出的最好的故事。《首星》于1975年春天出版，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跟我长子杰弗里出生的时间差不多。

《天贼》于一年后出版，巴洛奈特出版社设计的封面丑极了。令我特别尴尬的是，封面极其忠实地描绘了书中的一个场景。后来我才了解到（再次打听的结果也一样），如果，一部小说的某个场景只要一出现在封面上就足以毁掉那本书的话，那它就一定会出现在那该死的封面上！更糟的是，写文案那伙计还在封面上写下了大大的“雨果奖得主”，而事实是，在1978年，我只获得了雨果奖第二名；我得的是凤凰城世界科幻大会的约翰·W.坎贝尔奖（新人作家奖）。

那本书出版后没多久，我收到一封信，来自迈克尔·毕晓普，一位我一直很欣赏的同行，只是无缘结识。他事先为他在《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天贼》书评而道歉，那篇书评尚未面市，但已经来不及更正，他在信中这么写道；他在书评中批评我竟允许“雨果奖得主”这种不实的字眼儿出现在封面上。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他的出版商也在他的书上玩了同样的把戏，说他荣获了他并未得到的某奖云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友谊持续至今，虽然，在怎样讲好故事这个主题上，我们秉持不同意见，所以不时也会剑拔弩张。

他关于《天贼》的书评十分具有批判性，却是我及身所见最有帮助的一篇书评。他呼吁注意小说中的结构性失误，这有助于我了解自己的不足。当时我正在写第三部小说《歌唱大师》，用的还是与《天贼》相似的片段式结构；毕晓普的书评对我是个刺激，让我终于想到办法，如何将一个很长的故事捏合成整体。从那时起，我对故事结构有了实质性了解；叙述始而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一套全新的技法得以融会贯通。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用我新掌握的技巧，重写《天贼》和《首星》。

在圣罗莎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在午饭时间和埃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埃里森谈起这个话题。她建议我重写一部书，讲述和《天贼》《首星》同样的完整故事，但艺术效果要超越前作。直到1981年秋天，我才动手写作，那时我正在美国圣母大学念研究生第一学期。那段时期，我对中世纪文学兴趣正浓，也思索着怎样讲好故事、为什么讲故事之类的问题，我还读到了神奇的《失落的乡村生活》，从中了解了在动力时代之前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新书终于完成了，它就是《沃辛编年史》。在我所有的小说作品中，它具有最为复杂的结构，但主题纯粹、统一；詹森·沃辛的故事至此实现了大结局；我对它不再抱有任何遗憾，它达到了我能呈现的最好的形态。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书都已绝版。这对作家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就像父母期盼着孩子的信，可他们却不再写了。作家无比怀念绝版的书，希望能再次见到它们。我很感激托尔出版社的汤姆·多赫蒂和贝斯·米查姆，他们认同用一本书囊括《沃辛编年史》和《首星》中比较优秀的故事，以及原创的幻想故事，对我而言，后者不仅是早期创作的结晶，还是我科幻写作生涯的起点。

在写作《沃辛编年史》的过程中，最初的几个沃辛故事——《沃辛农场》《沃辛旅店》和《修补匠》——并不在我手边，因此，当我需要其中一些元素时，只能靠回忆，跟着自由演绎它们以满足新故事的需要。等到能重新回顾原作时，我发现它们与新故事是那么的不一致，以至于要使之调和的话非重写不可。我甚至做了笔记，记下哪些地方该如何修改，可最后还是决定，将它们原样收录在《沃辛编年史》里。毕竟，《编年史》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故事的逼真性；如果能将故事原样奉上，让读者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如何转变的，正好符合这本书的初衷。其中的一些变化，源自多年来我的写作技巧略有精进；还有一些，是因为随着年岁渐长，我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加深；当然，大多数的改变还是出于新书的需要，它们演变成了故事需要它们成为的样子。我相信，人类的故事无不如此，不光是虚构文学，也包括新闻、小道消息、历史记载、回忆和个人经历。我们需要故事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但我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从十几岁开始，它们就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与我为伴。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终于掌握了技巧，能如我所愿地将它们讲述出来；可一年又一年，我从未停止与它们对话。现在，我把它们讲给你听，期盼它们打动你，让你觉得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