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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朱元璋传的开篇，都是历数元朝的种种“罪恶”，更有一班自觉、不自觉的大汉中心主义者痛批少数民族统治的不合理，仿佛如古人仇视“牝鸡司晨”一般。
事实上，由于自秦以后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制度的大同小异，因公权力肆虐带给社会的巨大祸害，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情形也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活的时间长一点、运气好一点，“明君”出现的概率就高一点。
如果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算起到1368年元朝退出中原，其寿命虽不算长，却也不算短，而它偏偏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完全统一中国之地，既缺乏经验借鉴，也自恃弓马强盛。蒙古人是13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一股飓风，横扫寰宇、灭国无数，因此元朝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它的不够虚心上，对于统治中国之地的复杂性和难度领会得不够，尤其是对于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强化工作做得不够，最终导致最高权力的争夺激烈化、频繁化，由此导致政局严重不稳、统治质量迅速下降—但即便如此，如果出现一位“中兴之主”，元朝的寿命至少还可以再延长几十年。
元朝的统治者崛起于蒙古草原，本就粗鲁少文，对于中国所固有的这套外儒内法的统治方略揣摩得不够，如忽必烈抱着实用主义态度，斥责“科举荒诞”
，可见他对于意识形态在巩固皇权方面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而这点或许也表明忽必烈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独裁）重要性的认识尚有不足（朱元璋起初也是一度停罢科举，但终有所悟）。因为等到他想要推行科举制时，面临着来自蒙古、色目权贵的阻力，同时也是他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巨大阻力，而当国数十载的忽必烈竟未能有效突破这种阻力，元朝制度的基本格局也就这般奠定了—后世如果强调元朝“制度不立”，那便应该是指其君主专制（独裁）的不够强化，以致家天下的局面无法稳固！
清朝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最后面，帝国的辉煌是中国专制（独裁）主义的一次回光返照，戒慎戒惧、如履薄冰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比他们的蒙古先驱更为虚心，何况还有一套明朝留下的现成制度可供取法。元朝划分四等人的做法是否真实尚存疑，就算存在也不过只是一种统治手段（“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清朝也曾联合蒙古人压制汉人，因为无论种族专制还是官僚专制，本质上差别不大。
跟清朝皇帝大相径庭的是，元朝皇帝素质之低下也是导致其速亡的一大主因，他们多沉溺于酒色，而促其年寿；从忽必烈死、成宗铁穆耳即位（1295）至顺帝妥懽帖睦尔初期（1345）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元朝的政局已日趋混乱与溃烂。
怯薛制度与忽里台制度是威胁、削弱皇权的两个重要因素，加上元君的继承法混乱（朱元璋对此有所鉴戒），由此使得皇位的继承和争夺危机频发，乃至发展为弑君和大规模内战。在三十八年中，元朝皇帝竟然换了九位，可见元朝政局糟糕之一斑。
经过一番皇位的激烈争夺，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时年十四岁的妥懽帖睦尔即位，即元惠宗，后被朱元璋冠以“顺帝”之名号。少年顺帝即位之初，由右丞相伯颜掌握朝政大权，伯颜比较类似于康熙时期的鳌拜，这位蒙古武夫型权臣一度罢停科举（本来科举录取人数就不及两宋十分之一）；他还曾荒唐地提出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伯颜贪得无厌，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少年顺帝眼见国是日非、大权旁落，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中兴之志，他特意在继位的第三年，将年号改为“至元”（后来又改为至正），因为“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其恢复祖宗宏业的志向溢于言表。顺帝人小志不小，他也像少年康熙一样不甘心做傀儡，蓄谋打个翻身仗。
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子，此人少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服膺儒家文化，因此他眼见国是日非，便很想有一番作为。脱脱看不惯伯颜所为，也为此深感忧虑，他曾对父亲表示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早早弃暗投明。”
脱脱的父亲是个没主意的人，此时顺帝的周围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世杰班、阿鲁为心腹，于是脱脱与这两人深交，逐渐取得了顺帝的信任，顺帝于是委任他们三人商讨政事。在一番密谋和准备以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在脱脱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将伯颜扳倒，实现了“亲政”的理想。
至正元年(1341)，顺帝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总领军国重事。大元王朝开始了政治上一系列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大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以竭力培植国家之元气。
大兴文治的首要举措便是恢复科举，其次为修订典籍。修史乃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的大事，元初对于这一重要工作未予充分重视，也体现了忽必烈的缺乏远见；但好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宋史》《辽史》《金史》等三代前史都是在脱脱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尽管晚了一个世纪且质量也不敢恭维，但总算聊胜于无，可谓脱脱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做出的一大杰出贡献—他的名声也得以不朽！
至正十年，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实行了变更钞法亦即发行新货币的做法。不过其结果事与愿违，由于官吏贪腐败坏下的中央政府的信誉不佳，导致民间把铜钱藏起而弃用纸币，汉臣吕思诚等人曾对发行新钞提出异议，但顺帝和脱脱都是经济外行，因此一意孤行；大量新钞印行后，最终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新钞变得形同废纸，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剧了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黄河是让中国历代王朝头疼的大问题，元朝自然也不例外，如元统元年（1333）“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
，有鉴于此，至正十一年（1351）
元朝政府特意征集了数十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是件兴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官僚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总是可以化利为弊，何况元朝官吏的素质是有名的低劣（历朝历代倒是没有本质的差别）。元朝既然不重视官吏的文化素养，自然这帮家伙的道德水平也就普遍偏低，乃至于贪污纳贿毫不加以掩饰，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元末的叶子奇在其所著《草木子·杂俎篇》中对此举例道：“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革除官僚主义弊病、惩治贪污腐败必须用雷霆手段才能有效一时，但这种痼疾远非顺帝君臣所能应付，因此修河之举立马就神奇般地变成了一桩害民之举—官吏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加紧赶工，竟然不顾农时强迫百姓出工；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一时间弄得民怨沸腾，百姓的活路愈加无望，最终引爆了一场社会强震。
变钞与修河都害民不浅，当时无名氏所作元曲《醉太平》就痛砭了这一国家乱象：“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中国人历来被痛斥为“一盘散沙”，这确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正是儒表法里的政治权术所刻意经营的结果，竭力打造出一个民众高度原子化、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社会，目的就在于打破民众的组织性进而牢牢地进行控制（如实行连坐以使其互相监视、互不信任）—如果是像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下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国家，那么就算是造反，也多是局部的，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一个王朝的统治根基（中央集权也严重抑制了地方活力，不然局部动乱地方上也足以荡平）。
所谓物极必反，对人民进行强控制的中国，却出现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王朝更迭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被专制统治折磨得求生不能的民众必然揭竿而起，流沙最终被汇聚成了席卷一切的沙暴！而要增大成功的概率，革命发动前就必要有一个足够强大而严密的团体将其组织起来，东汉末张角兄弟有太平道、北宋末方腊有明教（摩尼教）、太平天国有拜上帝教等皆属此类，而元末担负此等角色的则主要是白莲教。
白莲教的得名，起源于东晋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建的“白莲社”，作为教派则开创于南宋初年的茅子元。白莲教的立教宗旨，主要借鉴了佛教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修持形式，并大量融入天台宗的教义理论，加以通俗化的改造，使之更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在组织方面，茅子元也一改以往莲社成员间的松散关系，以淀山湖白莲堂为中心，茅氏自称“白莲导师”，公然接受教众膜拜，逐渐将分散全国各地的信徒纳入其控制之下，力图使白莲教成为一个等级有序、组织严密的宗教团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信徒入教，茅子元还允许信徒们娶妻生子、在家修行，只需要遵守不杀生、不饮酒等几项教规就可以了。因此，白莲教在创立之后虽屡遭佛教正统僧人的反对，却依然迅速传播，到13世纪初时，已是“处处有习之者”了
。
官府虽然惧怕一些极端、狂热的宗教组织，但对白莲教、白云宗这两支佛教非正统教派网开一面，大概还是觉得佛教类组织的攻击性不强。在元朝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们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秘密宗教。可是有鉴于白莲教的群众基础日益广泛，已经造成社会不稳，元廷不得不一度下令“禁白莲佛事”，到元末这类禁令更为普遍。
组织和发动元末民众大暴动的是白莲教而不是明教（摩尼教）
，而黄河流域白莲教的重要领袖、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家可谓是宗教世家，韩氏的祖父就曾经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元朝政府“谪徙广平永年县”。不过韩家的传教活动不仅没有休止，反而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也越来越广，到韩山童这一代时，他已在河南、江淮间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也许正因为祖父的受难和官府的敌视，才令韩山童采取了敌视元朝的态度，加以广大教众对寻找新生、改变命运的热望，使得白莲教愈加变得火药味十足。
安徽颍州人刘福通是韩山童的重要辅佐，刘氏自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人
，他及一干人追随教主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又到处宣传说韩氏本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几句杀气腾腾的顺口溜，就是他们的教旨。